政见不合，该分手吗？

“政见不合”是否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政见不合”在亲密关系中有多重要，“政见不合”的伴侣就应该分手吗？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亲密关系”常见于恋人、伴侣以及夫妻之间，它要求两人间经历长时间频繁互动，能够共享日常活动及兴趣，并产生相互影响（Levinger & Snoek 1972,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而父母与子女、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普通朋友，或是非承诺性的随意两性关系等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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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文中“政见”也不仅仅是“姓资姓社”这样简单粗暴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政见”是最广泛的关于政治的态度、情感和信仰，它既包括政治理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或基本共识，也包括在广泛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在各种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倾向和思维模式。比如情侣间争吵要不要向政府举报黑出租车并敦促其加强管理，其思维模式可能代表了非常经典的两种“政见”：左派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管理市场；而右派则支持自由市场、自发调节。在影视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比如美剧《傲骨贤妻》中，戴安娜（Diane）与库尔特（Kurt）相恋，但一人是左派、热烈拥护枪支管控，而另一人则是对枪支狂热的保守派。此外，如何看待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运动？如何看待女权主义、“米兔”运动？对待LGBTQ人群是什么态度？甚至，如何对待传统医学、转基因食品等极富争议性的议题，在本文中都可以算作广义的“政见”。

/The Good Wife/

“政见不合”是否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

观点1：不会

在一些人的感性认识中，“政见”似乎在亲密关系里越来越不重要。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正在不断地从私人领域淡出，人们不再会因为“政见”“主义”而跟伴侣划清界限，更不会再用政治标准来考量亲密关系。中国社会的政治与亲密关系曾经如影随形——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中，政治全方位挂帅，所谓“亲不亲、阶级分”，政治身份、价值观几乎成为了建立私人亲密关系的首要筛查器。相形之下，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时，中国人在私人生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富足，而“政见”也已在亲密关系中被搁置、被边缘化。

比如，不久前，在某社区一位40岁女性的征婚热帖中，她对另一半“思想门当户对，灵魂共鸣契合”的要求遭到群嘲。多数成年人对亲密关系的想象更精准地体现在此前“阿里P8”的征婚帖中——男方把自己的职业、收入、房、车、家庭等条件一一罗列，而他对女方的期待则包括：地域、年龄、性格、外貌、身材、学历、收入、对家庭的照顾意愿等，其中并没有“政见”或“三观”等考量因素。尽管人们不断地批判“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对亲密情感的侵蚀，但不得不说，用物质条件限定的亲密关系似乎日趋主流和现实。很多人在选择另一半的过程中，并不会首先想到要把“政见”作为筛选条件。

由于各种原因，尤其中国社会中“政见”的复杂性，几乎没有实证研究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来讨论政见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但2019年一项有关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婚姻满意度考量的变量包括：相貌、身材（BMI）、年龄、户籍（城乡）、健康、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做家务的时间等，其中也没有“政见”的角色。研究发现，相貌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婚姻满意度，长相姣好者更容易获得更美满的婚姻；与“政见”可能相关的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对于婚姻的满意度会随之降低。但教育与政见毕竟无法简单等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更在乎“政见”时婚姻满意度就会下降，其背后机制或许仅仅是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对伴侣的要求也更加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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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2：会

持该观点者更多地援引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和案例。在他们看来，政见会影响亲密关系，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加强。

统计数据表明，在1965年到2016年之间，美国伴侣之间政见一致的比例从74%上升到了82％，而存在明显分歧的比例则从13％降至5.8％。换言之，随着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日益严重，人们对自己党派身份的认同感不断加强，不同政见之间的对立也不断加剧，人们越来越难跟“政见不合”的人建立亲密关系。

在2016年一项研究报告中，民主党人给共和党人的平均评分为31分（0最冷、负面，100最温暖、最正面），而共和党人给民主党人的平均评分只有29分，两党对彼此的评价普遍低于政治色彩较弱的军人、宗教人士、或公务员群体。人们越来越难以想象由一个民主党人和一个共和党人组成的CP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甚至于，人们对颜值的评价都受到了政见影响。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向参与者展示了一些人的照片及其偏好的总统候选人，然后要求他们对照片中的人的外表进行评价。结果，参与者普遍认为，那些和他们有相同总统候选人偏好的人，在外表上更具吸引力。

在中国，上述关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可以“纠正”较低相貌评价对婚姻产生的负面影响——教育程度越高，人们会更不在乎伴侣的相貌。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但对很多人而言，显然还有一些物质以外的因素在影响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选择。

认为“政见不合”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的人强调，政治背景便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认为，党派身份是人们“政见”的重要指向。研究统计显示， 中共党员更倾向于选择中共党员缔结婚姻，而非党员则更倾向于寻求非党员作为另一半。也就是说，如果进行简单的二元政见划分，党员（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一致度更高的政见持有者）会更加相互吸引而走向婚姻，而非党员如果作为另一种政见持有者也会彼此感到更加契合。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党员在婚前同居的问题上更为保守。对于男性党员，婚前同居发生概率比非党员低45.1%，女性党员较之非党员则低31. 2%。

“政见不合”就应该分手吗？

观点1：应该分手

首先，政见大体相符是亲密关系中双方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和社会观念的巨大差将使得彼此间难以“共享”生活，日常的互动也往往会演变成摩擦。奥尔福德基于1980年代中期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配偶之间的政见差异不会随着婚姻进程而趋同，难以在婚姻生活中消解，也更有可能成为亲密关系中的芥蒂。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回顾与前男友相处时，无可避免地回想到由于政见分歧带来的愤懑和无力，“他一批判起来根本停不下来，还旁征博引…前段时间巴黎圣母院被烧的事件，我们俩就宗教、文化和经济、社会问题争辩了整整一个下午，真的很伤神……我们现在仍然是朋友，会就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讨论，但我很庆幸的是，再也不用和他一起生活了”。

其次，真正的“政见不合”难以调和，也是难以用柴米油盐掩盖的。伴侣间能够暂时容忍的不同“政见”在政治光谱中的距离可能并不遥远，并不存在基本共识的重大冲突。而社会面临重大政治事件或者大规模运动时，当社交媒体中充斥着各方激烈对垒的观点，政治讨论几乎无可回避，显著分歧的政见此时必然暴露无遗。而人们对于伴侣的期待又非常之高，彼此间不经意流露出的分歧都会迅速引发争论升级，并进一步引发情感危机。

最后，与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不同有着本质差别的是，政治的参与和表达对人而言有独立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伴侣之间的关系只有从肉体、物质，上升到精神，形成一种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联盟，才能实现真正的“亲密”并成为灵魂伴侣。如果明知双方属于互斥的政治阵营却还要维系亲密关系，不单会为彼此的亲密关系埋下不定时炸弹，也会由于亲密关系对彼此遵从的政治价值造成伤害。所以，为什么不能干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Heidi Younger/

观点2：不应该分手

首先，在亲密关系中，政见的不同在情感上可以给彼此带来智识碰撞的乐趣。比如，佛罗里达州的Ryan Turner是共和党人，他的妻子Heather是民主党人。他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助长冲突，反而是活跃对话的源泉。 Turner表示：“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相比，政治谈话反而可以进行更有深度的讨论。”

其次，亲密关系中的“政见不同”实际上有利于打破社会中的“同温层”，帮助彼此避免政治极化。同性恋自由派艾伦·德杰尼勒斯被拍到和共和党前总统小布什坐在一起看球，并且谈笑风生。这一画面引发了大量对艾伦的批评。对此艾伦的回应是，“和另一个人无法在所有事情上保持观点一致，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和他们做朋友。当我说要对人友善，指的不只是那些和你想法一样的人，我指的是对每一个人都要友善。”

朋友之间如此，亲密关系也是类似的。人们当然可以期待在亲密关系中有一个政见相近的伙伴，但即使政见不合，也不意味着就必须放弃爱情。恰恰相反的是，通过与政见不同的人相处、讨论，人们不但能够收获更加成熟稳健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发现自我，更好地认识真实世界的复杂多元。当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周濂教授被问及是否会与他的太太、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刘瑜教授有政见上的争执时，他笑道：“她偏中右，我偏中左，搭配非常好，互相有牵制，不会让我往激进左翼发展，也不会让她往极右翼发展，且有互相靠拢的意思。”

再次，从人性而言，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追寻，是超越政治、宗教、种族等建构概念的藩篱的。人类通过政治主张等寻找同类，因此想要找到一个相同政见的人并不难——只要在同类社群内寻找即可。亲密关系则不同，亲密关系背后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情感——爱情。爱情比志同道合的“政见”更加珍贵和稀有，毕竟，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使其真正心动的人。若因“政见不同”放弃一段难能可贵的亲密关系，是令人惋惜的。

此外也有人认为，政治不应在亲密关系中扮演过多角色，甚至它应当尽量脱离日常生活场域。伴侣间完全可以规避公共议题的分歧，人们更应该去公共领域进行政见交流和讨论。亲密关系中，宜风花雪月，也宜柴米油盐，但家事和“国事、天下事”不必放在一起。用阿伦特的话来说，“生活于这样一些时代并由它们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跑到它们背后——就仿佛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已达成与他们的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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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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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llen和小布什教我的事，来自公号：假装在纽约

[10] 王昉，'与FT共进午餐：周濂'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3417?archive

[11]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p.9, 译者：王凌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C计划（C指Critical Thinking）是一家致力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机构，旨在系统提高儿童和成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机构使命：推广思辨教育，重塑公共理性。

关于C计划写作小组：C计划写作小组是由一群热爱思辨的青年学人组成的志愿写作团队。小组成员协作写作，为你呈现复杂议题的多面观察。

作者

屈玉婵

南澳大学幼儿教育硕士，研究兴趣方向：儿童哲学、STEAM和自然教育。

张宝龙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对分析向的价值论、知识论、行动哲学、科学哲学感兴趣，关注公共理性与批判性思维的推广。

吕顺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懒。

黄曼昕

C计划志愿者。

编辑

张哲，布朗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前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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