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追星刘德华并非偶然，12年后我们对她还能有几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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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还会有以后，40岁的杨丽娟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真心希望，也祝福她，以后会有更好的变化。
——遇言姐
鲁豫采访了40岁的杨丽娟，在杨父投海自杀的12年后。
小杨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鲁豫说：“谢谢你让我们来。”
聊天时，鲁豫问：“为什么脾气变没了呢？”
杨丽娟答：“这个话跟你说来，其实你也不能明白。”
鲁豫说：“我有一个答案，那个能让你发脾气的人没了。”
杨丽娟用手点着下巴，沉默着没有说话。
年轻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那段沸沸扬扬的追星往事。
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杨丽娟的——杨丽娟（刘德华粉丝）。
1992年，14岁的杨丽娟辍学；
1994年，16岁的杨丽娟做梦梦到刘德华；
1997年，19岁的杨丽娟在父母的支持下，花了9900元参加了一个香港旅游团，却未能看见华仔。
2003年，杨丽娟的父母卖掉了家里的房子，一家人搬到400元月租的房子中；
2005年，杨丽娟与父亲再次赴港，失望而回；
2006年3月，父亲企图卖肾筹措资金帮女儿赴港追星；
2007年3月25日，第三次赴港的杨丽娟终于可以同刘德华见面、合影，但刘德华未满足她单独交流的要求；
2007年3月26日，杨丽娟的父亲留下7页遗书，跳海自杀。
12年过去了，如今的杨丽娟在兰州一家超市做导购，月薪2000元左右。
采访的那天她在向顾客推销饼干，说话声音细细的，轻轻的，很有礼貌。
同事们知晓她的事情，安然淡定地回应记者：
回过头来一想，大家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她和母亲住在一室一厅的廉租房，租金很便宜，只要1000元/年。
杨丽娟的家简朴而整洁，水泥地面擦得干干净净，雪白的墙壁上没有印子，茶几和沙发上蒙着罩子。
屋里除了床铺、茶几、椅子外没有多余的家具。
没有柜子、没有书桌，也没有什么电器。
她说自己不看电视也不上网，闲暇时就用收音机听听广播。
打开手机，杨丽娟跟着音乐唱起来：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
这是一首王杰的老歌，后边的一句镜头没有放出来——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
杨丽娟的样子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平时节俭的她为了这次采访专门做了头发，还买了一件印着小狗的、打折出售的上衣。
她请鲁豫进门时的样子有点羞涩、有点可爱，说话时会微微歪一下头，恍然间仍然是一位少女。
当鲁豫请她在超市旁的商店挑一件衣服时，杨丽娟有点羞赧、有点开心，就像个收到礼物的孩子。
在整个采访中，杨丽娟始终未能说出“刘德华”这三个字。
提到他的时候，要么沉默着一带而过，要么用“那个谁”来指代。
面对这样的一个受访者，鲁豫将节奏拿捏得很好。
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质疑和责备，因为杨丽娟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她也没有一味顺着受访者的话头，因为如果那样就失去了采访的意义。
鲁豫像个姐姐一般，陪杨丽娟散步回家，去黄河边祭悼父亲，一起去听她的合唱。
当杨丽娟又开始本能地表现出偏执和反抗时，鲁豫摸着她的头，或是握着她的手，告诉她自己的看法，直到对方平静下来。
这是一种共情的态度。不认同，但悲悯。
当杨丽娟说“心愿本身不是错”，鲁豫拍拍她的手臂：
心愿本身的确不是错，但心愿是非常个人的，不能强求别人来帮你完成。
当杨丽娟说“人的一生中哪个人没有错，都会犯错”，鲁豫轻轻地告诉她：
是的，每个人都会犯错，只不过这个错误的结果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下一刻，杨丽娟落下眼泪。
鲁豫沉默着抚了抚她的后背，用纸巾帮她擦去脸上的泪水。
或许，她心里是明白的，但是父亲的死亡实在是太沉重了，她需要这些借口来换取一丝喘息。
事隔12年，遇言再看到杨丽娟时，少了几分厌恶，多了几分同情。
或许就像杨丽娟的同事说的那样：“回过头来一想，大家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贫乏的生活、无助的人生，使得杨丽娟一家三口，各自带着对自己人生的愤怒与失望，把“见到刘德华”作为终极价值的投射。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
1978年，中国确定改革开放的那一年，杨丽娟出生在甘肃省阿干镇。
杨丽娟“出名”后，《南方周末》杂志采访了一位业余时间在阿干镇拍摄纪录片的兰州警察。
他说阿干镇出现杨家这样的怪人，一点也不出奇。
阿干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地处西北、道路崎岖，镇子里的人口大量流失，剩下空无一人的苏式建筑。
唯一的电影院改成了塑料制品加工厂，这里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放过电影了。
资源枯竭、千疮百孔，背井离乡是当地人最大的愿望。
《南方周末》杂志这样写道：
最繁华的大街乍看家家关门闭户，走近你就会发现，其实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打量。
偶尔出现在街上的人，没有多少表情，嘴角向下耷着。
阿干镇的人大多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
男人不是在煤矿上伤残亡故，就是患上这样那样的职业病；
女人在家里默默守候着活一天是一天的丈夫，和在教学质量不怎么高的学校里念书的孩子。
这里的人们没有希望、没有爱情、没有理想。他们的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每天都差不多，一日长于百年。
在白天人气鼎盛的时候，尚有种苟且偷欢的气息，更多的时候，是无处安放的荒芜和绝望。
杨丽娟一家就生活在阿干镇这个2万人口的小地方。
没有机会开花，没有机会燃烧，他们想要改变命运却不知道如何入手，他们没有这个认知。
她的父亲杨勤冀是阿干镇中学的教师，出身矿工家庭的母亲陶菊英没读过书。
两个人的原生家庭都与幸福无缘。
杨勤冀的弟弟不知为何砍死了自己的母亲，陶菊英的父亲则在两次矿难中成为了残疾。
杨丽娟的父亲比母亲大了14岁，其貌不扬，性格窝囊。杨母从来不掩饰自己嫁给杨勤冀的不甘。
就在杨丽娟做梦梦见刘德华的那一年，她的父母离婚了。
离婚后的陶菊英跟过几个不同的男人。
她在那些男人家住几天，再回到杨家住几天，帮着父女俩洗衣服。
有人说陶菊英脾气上来时会打女儿，有人说父女二人对陶菊英十分冷漠，还有人说杨丽娟时不时会打骂父母。
这是一个古怪的家庭，在熟人社会的阿干镇，难免被他人指指点点。
而杨丽娟初中辍学的原因，据说是爱上了父亲的同事。
老师和家长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青春期敏感事件，她送出去的情书兜兜转转又被送回到了杨丽娟的手上。
或许是小女孩脸上挂不住，从此也就不肯再去上学了。
当年，无论是杨丽娟父亲在遗书中大骂刘德华“没人性，不是人”，“我爬也要爬到香港，让娃娃见到刘德华”；还是杨丽娟母亲那句“我佩服我丈夫和自己，我们能为孩子做到这样”，都令人错愕不已。
如今回看，这让人无法理解的偏执更像是这对夫妻对自己人生失败的愤怒。
卡在灰暗的缝隙里无法脱身，亦无力做出任何反抗或提升。
就像陶菊英说的：
我觉得来这世上是白来了一趟，我自己没过好，她爸也没过好，孩子也没过好。
这股劲头将本已四分五裂的一家人重新拧在一起，“见刘德华”成为每个家庭成员为自己定下的终极目标。
尽管这个目标是假的，是他们自己安上去的，但是他们就是坚信：要见到刘德华，我们一家就能好好生活了。
以前，遇言姐觉得诗人阿尔图尔·兰波那句名言“生活在别处”是个浪漫的说法，现在才知可以如此惨烈。
那是在2007年，杨丽娟不会上网，也不会唱卡拉OK。
出生在一片走向萧条的土地，成长在一个走向封闭的家庭，初中辍学的她始终未能搭建起三观框架。
如今鲁豫讲给她的一些话，杨丽娟也未必能全部明白。
但是她说如果一切能重来，自己一定不会再这样做了。
她将黄色的菊花撒向黄河的波涛，哭着说：“爸爸，请你原谅我。”
采访的最后，鲁豫问杨丽娟知不知道什么是私生饭。
她说不知道。
遇言姐说，私生饭跟杨丽娟终究是不同的。
时代不一样了，明星跟当年不一样了，粉丝跟当年不一样了。
而今的明星争着抢着接地气，没人敢立什么高大上的人设。
而今的粉丝隔三岔五跳墙头，反正市场从不缺新鲜的爱豆。
更有“透彻”的妹子们干脆狠蹭一把流量，热搜买起来，淘宝做起来，把自己炒热乎了重要，谁还真想着嫁给他啊。
昨天，遇言姐看到有人在网上问，如何嫁给某明星？
有答案这样写：
林志颖和他老婆，女方家里是富商+高官。
王力宏和他老婆，女方哥伦比亚大学学历。
余文乐和他老婆，女方是橡胶大王的女儿。
你想和某明星在一起，你就得对他有价值。
别妄想什么偶遇。
如果杨丽娟晚生10年，微博、豆瓣逛一逛，多来几个脑洞，她可能会找到一条其它的路子，或许不会发生如此离奇的悲剧。
如今，杨丽娟一边说着释怀，一边还是在耿耿于怀。
她问：“十几年来，有没有人真的关心过我过得还好吗？”
鲁豫说：
是这样的，每个人每天面对自己的事儿都忙不过来，不可能老想着一个跟自己离得很远的人。
但是大家听说我们来采访你，会问：
杨丽娟现在怎么样了？
你可以把好奇当作某种程度的关心。
杨丽娟支吾着说，“那个人”是否会偶尔想起这出跟他有关的悲剧？
鲁豫说：“你不觉得他很无辜吗？莫名被拽到这种情境，没有人问过他的想法。”
采访的最后，鲁豫说看到杨丽娟没有放弃找回生活的能力和尊严，还是挺令人高兴的，祝福她，以后会有更好的变化。
鲁豫用的词是“变化”，不是“成长”。
因为，不是所有错误，都可以被弥补，都可以重来一次，都可以成为养分。
人到不惑还没弄明白的事儿，那就是根本不想再弄明白了。
12年后再次看到杨丽娟，她仍然有一点被害者心理，仍然会本能地为自己辩解，仍然会说些避重就轻的话，但这一次，遇言姐少了几分厌恶，多了几分同情。
就像鲁豫说的那样，以后还会有以后，40岁的杨丽娟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真心希望，也祝福她，以后会有更好的变化。
而如今闭塞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应该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杨丽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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