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解释》读书摘要和笔记（20191108）
注：《文化的解释》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译林出版社初版于1999年，我读的是2014年6月版，译者韩莉。
本书是格尔茨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的精选集。该书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文化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恰当方法等问题。
本书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关于象征人类学的重要著作，直接影响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出现。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侧重修辞，常以比喻例证阐释其说，很少出之以平铺直叙，既有理论的深度，又能融气势、激情、学识和智性于一体。
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释义人类学倡导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作为一位雄辩的理论家，格尔茨以其《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述影响了人类学界内外的众多学者。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使用各种符号来表达的一套世代相传的概念，人们凭借这些符号可以交流、延续并发展他们有关生活的知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因而也是可以解释的文本，而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对每一种文化的各种指导性符号进行解释以达到能被理解的目的。
整个人类学便是围绕这一中心概念（指文化概念）而兴起的，并且一直以不断增强的关注去限定、细述、专研和包容这一概念的统属范围。（注：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就是文化，并围绕文化去调查研究。）
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
在人类学或至少社会人类学领域内，实践者们所做的是民族志——或者更准确的说，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才可能迈出第一步，以理解人类学分析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到底是什么。
作为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制度，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注：作者是符号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他是从符号的角度来解释文化的。）
民族志描述有三个特点：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此外，这类描述还有第四个特点，至少，我是这么做的：它是微观的。
典型的人类学家的方法是从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他面临的是和其他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就、社会学家等等——在更为重要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同样宏大的实在：权力、变革、信仰、压迫、劳动、激情、权威、优美、暴力、爱情、名望；……这些十足的属于人类的永恒事物，“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字眼儿”，在这种朴素平凡的情景中采取了平易可亲的形式。然而，这恰恰是优越之处。世界上深奥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
文化分析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并且，更糟糕的是，它越是深入，就越是不完全，它是一门奇特的科学：它说的最多的论断恰是其基础最不牢靠的论断；在这门科学中，想在眼下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恰是在强化你自己和他人的怀疑：你恐怕并没有弄对。然而，那些事，加上用费解的难题折磨敏感的人们，正是一个民族志学者的所作所为。
文化分析，在追寻极其深藏的乌龟的过程中，会失去与生活的坚硬表层——人在其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分层实体——的联系，失去与这些实体存在于其上的生物的和物理的必然性的联系，这种危险始终存在。（注：作者担心文化分析会走上歧路，脱离了与现实的联系，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唯美主义的纯理性的分析；文化分析不仅在应然更要在实然层面从事这样的分析才有意义，所以作者认为民族志就是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方法。）
正是社会行为的符号层次——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常识——并非是逃避生命的存在难题以寻求某种清除了情感之形式的最高领域；相反，这正是要投身于难题之中。解释的人类学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使我们得以接近别人——在别的山谷中守护别的羊群时——所给出的回答，从而把这些回答归于记载人类曾说过什么的记录中去。（注：作者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就是如实的记录与深刻的理解和解释。）——“第一章 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