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才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撰 自勉联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在湖南岳麓书院大门两旁的这副对联，非常骄傲的向世人宣告楚地的人才是多么的突出。从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群雄争霸所用的地名，不知什么原因被世人一直习惯的沿用至今。楚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其最强盛时期的地域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山东、上海、浙江部分地方，是各路诸侯中所占地域最多的国家。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楚这个词逐渐演变，似乎专指湖南，湖北两地。这两地在元明时期同属一地，称之为湖广。它很是争气，一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康熙三年，湖广一分为二，以洞庭湖为界划为湖南，湖北两省，到了近代，更有北风南刮之势。湖南清未自曾国藩引领，异军突起，满清四王风骚一时。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主席也曾寄居在岳麓书院，后来又多次寓居在此。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他经常屹立在对联前，面对当时灾难沉重，危机四伏的旧中国，心中充满了无数慷慨与激昴，他豪迈而自信的立下了“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伟大誓言，执意要改变振兴这个病入膏盲的世界。 在这里，他开始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进行革命宣传。从此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直至后来，这盏明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束最初微弱的灯光最后燃遍了中国大地，到处都是熊熊的革命烈火。这束光指引全中国人民离开黑暗，走向光明。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一人。 嘉靖四年，在楚国往日都城江陵，有个平时喜欢急功好义，乐于助人的好好先生，名叫张诚。有一天，他忽然在梦中，看到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光芒跌落在了自家的水瓮里，顿时照耀得四周—片光明，然后有一只白龟在光辉中，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曾孙出世了，张诚认定这个曾孙就是那只白龟降生，于是就很认真的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 “白圭”果然不负重望，聪明机俐，惹人喜爱。荆州知府李士翱爱怜其才，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够为人正直，所以帮他改名叫:张居正。后来，连湖北巡抚顾璘都认为“此子将相才也”，他更加欣赏张居正，甚至解下自已的犀带赠予张居正，并且语重心长的勉励他：“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似乎天数注定他必将大有作为。 张居正也暗自激励自己，他在十三岁时写下了“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的誓言。 嘉靖三十三年，面对严蒿掌政，祸国秧民的政治形势，心灰意冷回家休养的张居正和五六个友人从家乡出发，游南岳衡山，湘沅大地，作《游衡岳记》：“今潇湘苍梧，故多舜迹。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与？”。忆想治国有方，德高望重的舜帝当年巡视楚地的壮举，不由得感慨万千。在衡岳的高处，揽尽脚下美景，仿佛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余登衡岳，盖得天下之大观焉。”，他的报国之心油然而生。 三年后，他重政坛，他学习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直到到隆庆元年，身为侍奉裕王侍讲侍读的张居正，因为裕王正式登基称帝，而被擢升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从这时候开始，他逐渐有了伸展才能的机会。此时“南倭”已近尾声，“北虏”蒙古仍然势力猛烈，直接威胁离蒙古没多远的京师，张居正把“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为核心，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的改革方案。 张居正执政，基本上文靠吕调阳，潘季驯，庞尚鹏，耿定向，李幼孜，王篆，劳堪等。武靠谭纶，方逢时，王祟古，戚继光，李成梁，凌云翼，殷正茂，曾省吾，谢鹏举等。其中次辅吕调阳，户部尚书耿定向，兵部尚书方逢时，工部尚书李幼孜，兵部左侍郎曾省吾，吏部侍郎王篆，右都御史谢鹏举均是湖广籍楚人。张居正在《与蓟辽总督方金湖言任事》对方逢时说:“ 明兴以来，国有艰钜之事，众所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 张居正常常喜欢以“楚人”自称，对同乡同党也习惯这样互称，虽然他用人不拘一格，没有刻意的结交党派，可是不知不觉中还是有那么点家乡观念在潜意识里。 吏部侍郎的同乡王篆为官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名播朝野，他和张居正一见如故，王篆“对军国官府大事，凡其所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张居正“对边饷马政、吏治民隐”等治国之事，总乐于咨询王篆，“无疑不问，不断不成”。王篆可以说是张居正最得力的助手，张居正临终前还把王篆作为天下英才推荐给朝廷。万历皇帝还特意把王篆的名字写在御屏上，以备急用。 张居正自从隆庆元年开始掌权任事后，就分别将在抵抗“南倭”有功的将帅纷纷移调北边对付“北虏”，其中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最为重要。 张居正与方逢时的关系最好，甚至后来爱屋及乌，张居正把方逢时的至交，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在万历三年移调进入内阁做帮手。张居正这样做，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借助张、王二家的商业能力，推行他的“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为中心的经济政策。 隆庆四年，为人“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协机宜。”的方逢时，面对匆匆来降的敌对蒙古俺答孙子把汉那吉，“诸帅畏虏，皆以为不可，方逢时独许之。戊子，至镇城，逢时盛其供帐，把汉大喜。”自作主张，盛情善待。身为总督的王崇古虽然拍手赞成，但是态度很慎重:“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精明强干的张居正立刻给他们发出书信，表示支持，由此演变出“隆庆和议”，蒙汉和好互市。以张、王二家为代表的晋商集团不负重望，居然舍近求远，深入湖广，开劈出一条新的万里商路。对于推动中原文化，物资的交流和繁荣，其影响作用之大，难以言喻。后来张居正在方逢时为母丁忧守孝三年回来后，擢升方逢时为责任重大的宣大总督，继续维护互市。充分显示张居正对方逢时的友情和信任非同一般。 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曾省吾，也是湖广同乡，又有师生之谊，张居正非常器重曾省吾的才干和学识，如终将他当作心腹知交。张居正提携曾省吾一路青云，在二十余年间官至朝中二品大员。曾省吾也为报知遇之恩，鞍前马后效劳于张居正。在张居正成功挤垮前任首辅高拱之事中立下汗马功劳，据高拱《病榻遗言》说：隆庆六年，曾省吾授意其门生、户科给事中曹大野弹劾高拱，并许以高官厚禄。曹心领神会，立即具疏弹劾高拱“大不忠”十事，使高拱陷于被动境地。 　万历元年，四川叙州土司都掌蛮叛乱，曾省吾推荐刘显率领官兵十四万出征，“克寨六十余，俘斩四千六百名，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曾省吾随后在这些地方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均田授氓，藉氓为伍，僰、莋之间，巍然一大都会也。”同时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这里推广，对四川、云南的发展迈开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万历三年六月，曾省吾因功升任兵部左侍郎。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偶感风寒，不幸去世，按例必须丁忧守孝三年，此时正值改革的重要时期，万历皇帝年仅十五岁，万历皇帝亲母李太后和太监冯保，紧急授意张居正的同乡户部侍郎李幼孜赶紧上疏，提出“夺情”将张居正继续留任改革。当时虽然有许多人极力反对，但是朝庭态度坚决，反对的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惩罚。 而祖籍湖广大治的次辅吕调阳，当时按例应该升为首辅，甚至有人到吕调阳处贺喜。然而，吕调阳并未有借此上位之心，反而向万历皇帝上疏，请求让张居正“夺情”继续留任。其他人看见他这样做了之后，反对之心消了一大半。“夺情”之事基本上尘埃落定，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也都跟随吕调阳支持“夺情”。万历皇帝很快下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张居正的“夺情”之事正式定论。吕调阳为避揽权之嫌，连上十疏称疾，终于在万历六年七月六曰致仕。 万历五年三月，张居正回乡葬父离开京城的第五天，七百余名鞑靼武士带着牛羊“来到辽东投降。辽东副总兵陶成喾认为是诈降，率军倾巢而出，击毙四百七十余鞑靼武士，自己毫无损失，万历皇帝听到捷报后大喜，立刻告谢祖宗太庙，并且升陶成喾、辽东总兵李成梁为世袭指挥俭使，蓟辽总督梁梦龙、辽东巡抚周咏升级，兵部尚书方逢时加俸。精明的张居正认为，如果是诈降，不可能毫无还手之意。在回京后的第三天，立刻派人明查秋毫，还原真相，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恩赏全部剥夺。尽管这件事情发生在方逢时刚刚上任交接兵部尚书的时候，张居正仍然对方逢时铁面无私的作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赏罚明当，乃足功惩，未有无功幸赏，而可以鼓舞人心者”《张太岳集-答本兵方金湖言边功宜详核》 方逢时升任兵部尚书时，恰遇张居正因为处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没有按例丁忧守孝，被万历皇帝用“夺情”继续留任，因而引发了朝庭中包括他的友人，同乡都对他群起而攻。面临这些强大的反对攻势，张居正给时任福建巡抚的楚人同乡耿定向说了一句名言:“苟利国家这，生死以之”。表明了他为了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决心，并且对这些对夺情表示反对的言语，表达了“况区区訾议，非毀之间乎”，极为不屑一顾的态度。 当时的浙江巡抚谢鹏举是湖广蒲圻人，离方逢时家不到十公里，他和耿定向，继续清理东南沿海倭寇余孽。早在嘉靖四十四年，谢鹏举就任江西临江知府的时候，就配合同乡方逢时指挥俞大猷、刘显在江西抗倭有功，与方逢时结成深厚友谊。万历四年二月，谢鹏举对突然侵犯东南韭山、浪冈、渔山等地的倭寇，“斩级七十三名颗，至是，按臣勘实参闻，命赏原任浙江巡抚谢鹏举银币。”之后，因功升任户部左侍郎，不久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浙江。 六部尚书中，吏部是管理和任用官吏的重要权力部门，为六部之首。户部负责民政，礼部负责教育，刑部负责法制，工部负责建设。各部的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从上述官员职能来看，在控制和稳定政局方面，无疑是吏部和兵部。 张居正执政的时期，吏部尚书是他自己，得力助手王篆是吏部侍郎。兵部尚书是他关系最好的同乡方逢时，兵部左侍郎曾省吾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两个朝庭中最有权势的部门首脑都是同乡楚人。最为有趣的是，执掌锦衣卫的指挥使刘守有也是湖广麻城的同乡，他的任职从张居正隆庆年入阁直到张居正去世，他那极为特殊的地位对张居正的帮助尤其重要，连总督仓场的户部尚书汪宗伊，也是经他提拔起来的湖广崇阳人。他的同乡在京师做官的有六十多人，大部分都是他提拔的，这些环绕在张居正身边的同乡楚人构结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他推行的改革中，各显其能，为改变当时的弊病，中兴明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对于他在朝中权利的稳固，也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勇于任事”而著称的楚人张居正，针对国家吏治衰败，经济入不敷出，他及时挺身而出，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力挽狂澜，使日趋没落的明王朝显得红红火火，被称为“救时宰相”。历史上将张居正和管仲,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并称为四大改革家。 海瑞曾评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张居正虽然处理事情手段高明，办理事情有勇有谋，但是独断专行，也后患无穷，他的选择唯有笔直向前，没有退路。他的好友兵部尚书方逢时，从他上任后不久开始，不仅仅是主持全国的军务战事，对于张居正在朝中“夺情”被人非议的时候，作为张居正的同乡好友，他的支持必定是最有力的。兵部的实际重要性在危难的时候，往往压倒性的占据首位。看到忙于张罗政事，疲倦不堪，身体每况愈下的张居正，方逢时同时也感受到了万历皇帝压抑的愤怒，反对者也在暗中较劲，蠢蠢欲动。朝庭上下隐隐约约的笼罩着，一股潜伏着的危机，正在蓄势待发，善于审时度势的他就有了致仕归隐之心。 万历九年，方逢时对日益苍老的张居正说:“人之一辈子，有生必有死。为生而筹计者，是为生计。若按年龄区分，则一岁至十岁，为生计;二十至三十岁，为家计;三十至四十岁，为子孙计;五十至六十岁，为老计;六十至七十岁以上，则为死计。从二十至六十这四十年间，营营扰扰，或为功名，或为事业。外则苦其身以事劳壤，内则苦其心以密思虑，既要想目下的周身之防，又要想将来的善后之策，总而言之是劳碌一生。现在既年届花甲，就该终老林下，为死而计了。”，张居正深有同感，终于同意他致仕回乡，方逢时因而侥幸躲过以后的劫难。而张居正自己却无可避免的在万历十年去世后，不但家人命运凄惨，他的支持者和楚人乡党一瞬间土崩瓦解，明朝又重归旧路，由强变弱。直至数十年后彻底灭亡。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谈笑间，布下雄兵百万；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他以极其微弱的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惊天传奇，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无独有偶的是，毛泽东主席手上的开国将帅，也以两广湖南、湖北的最多，以前也曾为楚地的安徽、江西也毫不示弱。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楚人“不鸣则己，一鸣惊人”的独特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