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所闻而来？”
本土古人写的书，大抵道德说教气息太重，理趣颇多，不仅经史子部，集部也很多，板着脸，高高在上，以圣人自居；而文趣者，大多因文而摇曳生姿。志怪者，尽以孤鬼野狐题材为盛，写人状语毕肖的，言短意深，神思淼阔玄远的，即是志人者。前有裴启的《语林》，后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裴启《语林》已佚，而《世说新语》则犹如一块琥珀，供后人欣赏把玩，流连忘返……这书的魅力，如攀群峰，葱郁直立，蔚为壮观，诸山头自有其形神韵致，各不相同，而又类似仿佛；如临大泽，高简瑰奇，气蒸云梦，自将寒意和水花打在衣衫上，历历在目，又自知神往不可再得了。
《世说新语》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越读越觉得它味道醇厚，有回甘的妙处。家藏好几种版本，遇到好的版本，我仍然乐此不疲地求购。文人大多有魏晋名士的梦，以与他们深交为荣，与他们攀谈自傲。尽管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生在同一时期，他们肯定也不会搭理我这一个落魄文人，连“何所闻而来”这样的发问也落不上一句来。梦还是不由自已地继续做下去——想想也挺好的。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魏晋名士的身影时刻闪耀在后世文人心中，以炫目方式重塑了知识分子的面目，造就一种典范。魏晋风度，作为审美个体的觉醒，被后世津津乐道。而玄学成为当时的风尚，时人竞相趋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所论精到。是书以志人绘事的方式塑造了“魏晋风度”的品格。这其中，风格各异，绝不相同，既有嵇康、阮籍一类，有钟会、桓温一类，裴楷、王献之、潘安一类，石崇、王恺一类，还有王戎、和峤一类……与魏人魏刘劭所作的《人物志》相参读，十分有意思。给这些人物排排座次，也十分有趣。当然，更多是我个人的偏好与看法。第一流的，大抵与嵇康、阮籍、吕安为代表，而王羲之、顾恺之、谢安为其次，再次之为裴楷、王子猷、潘安等等。《人物志》为九品中正制的推行铺平了道路，后来九品中正制被门阀世族所垄断，渐而渐之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门阀制度。在那个名士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我们被他们的做派所敬佩和惊诧，甚至瞠目结舌。书中巨门世族无所不在的身份自我优越感俯手即是。随着朝代的更迭，士族各族兴衰，新兴的名门世族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寒门与士族之争构成了一条隐线，政治边缘人物与政治权力中心人物以及权力中心人物之间的的相诋、相誉、内斗皆随处可见，字里行间都充盈着着魏晋时期江南士族勃发的风气：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仇隙》）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太傅醉，呼王为‘小子’。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方正》）”
王羲之代表的琅琊王氏，与王述代表的太原王氏，贵为同姓，门第相当，但两族势力却互为消长。东晋时期王谢两大世族名满天下，权倾朝野，“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羲之当然看不起太原王氏，所以“素轻蓝田”。当然，王蓝田也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有“忿狷”第五则为证：“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曰：‘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史载王蓝田幼时丧父，侍奉老母使得孝名。《晋书》的《王述传》载：“母忧去职。服阕，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初至，主簿请讳。报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门，余无所讳。’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有所辞，必不受。”谁能想象，这个大度能容的王蓝田后来却与王羲之闹得水火不容的地步？在丧礼上，王右军先是“诣门自通”，主人既哭，而“不前而去”，已构成辱母，所以才会日渐发展成仇隙。以孝母闻名的王蓝田，此仇焉可不报？而司马道子酒后狂言，看似是戏谑，实则是出身自我优越感使然；王爽义正言辞地予以反击，对太原王氏家族的一种声誉维护，也是刘义庆将之收录“方正”一卷的原因。鲁迅在《论“他妈的”》中说：“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士族对庶族的轻视与偏狭之见，更是屡见不鲜，可以尝鼎一脔：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忿狷》）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方正》）”
王献之不肯与习凿齿并榻而坐，碍于习凿齿的寒门出身。习凿齿何许人也？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家族殷富兴旺，世代为乡里豪绅。凿齿年轻时颇有志气，博学多闻，以文章著称。荆州刺史桓温先召为从事，后升迁他为西曹主簿。凿齿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述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等。桓温誉之曰:“徒三十年看儒书 ，不如一诣习凿齿。”看来晋人重才干，更重门第。献之尚且如此，当时的世风就可想而知了。
陶胡奴，即陶范，陶侃第十子。其中真实原委，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云：“《侃别传》及今《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其子夏、斌复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龄羞与范为伍。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后世很多人不解，为何陶渊明不曾在《世说新语》中被着一字。据传，陶渊明为陶侃的曾孙，官至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晋宋以来，由重流品”（顾炎武语），所以宁稼雨才云：“陶侃、陶范官居要位，煊赫一时，尚受此不恭，陶渊明一彭泽小令，自然属小人之列，岂能与士族大角争胜并列哉？”陶侃由寒门一跃入名门的升迁，从而进入晋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其中甘苦自知，颇为不易：
“陶公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髢，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贤媛》）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贤媛》）”
其中，陶侃以坩鲊饷母之事众说纷纭，刘孝标在其注中云：“吴司徒孟宗为雷池监，以鲊饷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后人因孟假为此说。”明张九韶赞曰：“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因而被后世尊为“四大贤母”之一。至于侃母截发延宾的事，《晋书﹒陶侃传》则云：“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 ”陶侃一步登天，看似风光无限，但在名门士族中备受歧视，始终无法受以“青眼’。由于其出身，一个长江上游的土著，进入东晋权力机构，融入长江中下游“建康”为主体的文人政客群体，平定陈敏、杜弢、张昌起义，又作为联军主帅平定苏峻之乱，立下赫赫战功。《晋书﹒陶侃传》云：“王敦深忌侃功。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硃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为荆州”，从而彻底丢掉了他苦心经营的荆州之地。幸亏亲家周访从旁相助，侃才勉强保全性命，黯然南下广州。《晋书》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六云：“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设盛馔以饯之。”至于侃被轻视的明证之一，正是出自于《世说新语》：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容止》）”
温峤强加给陶侃“溪狗”的骂名，千古士人尽知。至于“溪狗”之辩：李慈銘《越缦堂日记》第五册云：“前代人呼江西人为鸡。高新郑见严介溪，有‘大鸡小鸡’之谑，常不解所谓。按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齐武帝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問谐之曰：‘卿家人语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在《豀》条中论证“江左名人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后来学人多以陈寅恪所断为定评。但近来，也有不少人非议此说。从《晋书•陶侃传》及《列女传》中可知，陶氏“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 陶侃父陶丹为吴国扬武将军，其母湛氏则为豫章新淦人，为陶丹之妾。与“五溪之说”相悖，陶侃不可能是所谓的“溪族”。 干宝《晋记》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最早的关于“溪族”的记录始自于《魏书﹒僭晋司马叡传》：“巴、蜀、蛮、獠、谿、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谿”，魏晋南朝史书也多作“溪”、“奚”或“傒”。今人周一良在《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中，认为魏晋时期的“溪族”生活在南境诸州，多以渔钓为业，并认为东晋名将陶侃即是溪族人。陶侃是溪族人的论断，传承于其师陈寅恪之说。魏晋时期，“五溪”向被视为蛮荒之地，多蛮夷聚居，其中就有溪族，故有“五溪蛮”一说，但是并不包括鄱阳，也不包括庐江之浔阳。于是，关于“溪狗”之说又变得扑朔迷离了。其实有可能，陶侃出生于九江溪族与汉族相交接的地方，“溪狗”变为地域歧视的一种扩大化，正如同余嘉锡所云：“南朝士夫呼江右人为傒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又云：“永嘉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者……吴人薄之，亦呼‘伧楚’。别目九江、豫章诸楚人谓‘傒’。”此种论断，还是颇为中肯的。 个人升迁的路荆棘密布，而又收效甚微，有没有什么讨巧的捷径呢？那就从根本上，即从血统上侵入士族基因，彻底来个大换血，也就是改换门庭。这样的例子在《世说新语》中也能找到，比如“贤媛”中的这则：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既然收录于“贤媛”，足以说明作者对络秀的做法还是非常认可的，即使“为妾”。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种门第观念的根深蒂固。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攻击“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成为了曹氏胎来的把柄与丑态。所以曹氏家族崛起平地惊雷，影响深远，人才体制选拔制度的根本改变带来的人才济济，一度给曹魏带来极大繁荣。随着曹丕“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标志着庶族上升道路的迅速被堵塞，士族重掌政治权力的话语权。这种改观，随着隋唐的科举制度的确立才被彻底打破。而其中出现的许多奇闻异事，尽都保存在《世说新语》这种类书中，成为后世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由其言行遥观其神貌，正如书中那段尽人皆知的段子：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
宋苏轼《苏轼诗集》卷十六《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以诗戏问》诗曰：“寄声问道人，借禅以为诙。何所闻而去？何所见而回？”空谷足音不断回响……我能问谁呢？问嵇康？阮籍？还是裴楷？王徽之呢？魏晋以后，文人多爱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而又自诩羡慕魏晋名士，空谈之风绵延不绝，打压的风气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也算是发扬光大了。不过是江南士族的身份换成了精英、专家、教授一类的。近来知识分子也多爱谈及魏晋名士，谈论《世说新语》一书，但我总忍不住想起来林黛玉戏谑贾宝玉的那句话——“呸!你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一个银样蜡枪头”。好一个银样蜡枪头！而《世说新语》这样的类书也不复再现，至于以后的仿书续书倒是不少，自成一个完整系统，一些颇为可观，颇具影响，如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王谠的《唐语林》、明何俊良的《何氏语林》及王世贞的《世说新语补》、清王晫《今世说》及夏敬观的《清世说新语校注》等等，但是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已不复存在，“魏晋风度”遂失。即使形虽在，神已逝，其中佳者片言只语，仅得其精神的万分之一。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二日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