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全球变暖，一个被权力劫持的环境议题

以下文章来源于冰川思享号 ，作者关不羽

01公共服务的逻辑

先来讲一个小故事。

公元166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23岁。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真正掌握了权力，他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是王室和首都巴黎市民之间恶劣的关系。年轻的国王从国民的陈情书中找到了灵感——给巴黎街巷装上路灯，他认为这是一份很好的礼物，是和巴黎市民和解的最佳方式。

大臣们完全同意国王的想法，但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钱从哪里出呢？国库里的每一个金币都有用处，尽管国王受到神明保佑，却也没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好在宫廷从来不缺聪明人，钱的出处很快就找到了，只要增加一点盐税，巴黎的夜空就能亮起来。可是，结果非常糟糕，市民再一次暴动了——与增加盐税的真实痛苦相比，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需要路灯。

这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主政者并不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善意，尤其是对他或他们有利的事务方面。国王可以从路灯计划中获得政治声望；大臣可以在路灯工程中增加一些权利，可以是贪污受贿也好，也可以合法地增加官职以及相应的人事权；承包商和供应商当然是获得商业利润。至于巴黎市民，有了路灯夜间出行会更方便、安全——17世纪的巴黎可不是什么模范城市，即使没有罪犯打扰，路上的坑坑洼洼和街角的粪堆也是麻烦。

可是，路灯不会凭空出现，需要花钱，而且是不少钱。于是盐税就得增加，和任何消费一样，只有账单摆在面前时，消费者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真实需求。

人的真实需求就是这么难以琢磨。不过，如果这一场景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巴黎或布鲁塞尔，情况也许会有些不同。首先，“要路灯”会出现在媒体上，但不是请愿，而是批评——《城市缺乏夜间照明，政府为什么不作为？》《人间惨剧——八十老翁昨夜误踩粪堆跌倒不治》《女大学生夜归遭性侵，政府应该负责》。

接着，政府组织“城市夜间照明优化方案小组”，提出若干选项，比如收集萤火虫、增加火把巡夜以及安装路灯。民众热议、专家点评，市民参与之下遴选出最终方案——安装路灯。钱的问题也会处理得更精巧，既然大幅加税不受欢迎，可以缓一缓。先发行“路灯公债”，让税收痛苦变得隐蔽——金融业人士会欢迎这样做。当然更重要的是，盐税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不可取。要设计成累进税制，让富人多交一些。反正发公债的、承包路灯工程的也是他们，利润远超那几个小钱，他们会算账的。

如果还有反对的杂音，媒体还会继续抨击，诸如《反对安装路灯，公共责任感何在》。经过这样一番曲折后，路灯亮起来了，市民表示满意。

17世纪至今，“路灯和盐税”的本质没有变，但技巧提升了。对路灯的需求可以被放大，税负痛苦可以被隐蔽，决策过程显得更合理。整个过程吸引了更多社会精英参与其中，成本相应提升——当然委员会、方案设计小组的专家不会白白服务，媒体的正义之声也不是免费的。

这是一根无形的利益链条，但是参与者的动机无不纯良。利益驱动很少以赤裸裸的丑恶方式体现出来，而是经过复杂的心理活动加以正当化——没有人会拒绝在提升公共福祉的同时，心安理得挣点“小钱”。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现代政府的机构和开支就是这样越来越庞大，路易十四做梦也没有想过，他的大臣们可以从国民的钱包拿走一半多，但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做到了。

问题是，越来越大的政府需要寻找更多、更长期的“公共服务项目”，否则这台巨大的机器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这就需要意识形态专家的服务，环保主义就是一套绝妙的方案。

02环境需求和环保主义

环境需求是古老的，环保主义是现代的。

人类一直知道自己的长期生活不能离开环境支持，并不需要什么“主义”的教导。这种支持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人类需要改变自然环境、汲取自然资源，以支持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排干沼泽开发新田，砍伐森林获得木材，并非无缘无故的破坏。

另一方面，人类也清楚地意识到，宜居的环境需要悉心地维护。禁捕益鸟、植树封山、路不弃灰、保护河道等等，几乎所有和宜居环境相关的措施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汲取与维护最后形成的是人工环境，体现的就是特定时代、特定技术条件下人类的环境需求。18世纪伦敦的浓烟滚滚，不是伦敦市民不知道烟雾的危害，他们当然知道康沃尔郡的清新空气更为宜人。但是，他们选择留在伦敦，是有更急迫的需求，就像巴黎市民在盐税和路灯之间做出选择一样。

当工业化带来的福祉和进步满足了这些需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需求次序，宜居环境的需求上升，治理雾霾、恢复河道，很自然地发生了。而用以满足新的环境标准的资源、技术、知识，就是当年付出环境代价所换取的。

因此，最宜居的环境总是在最富裕、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而不是在穷乡僻壤的“伊甸园”。

现代环保主义并不是这种朴素自然的环境需求，而是集自然主义、禁欲主义、退化史观于一体的意识形态。这些沉渣碎石单独拿出来，充其量是一些愤世嫉俗的边缘思潮。“回到亚当和夏娃的状态”“欲望即堕落”都违反了人类的经验，乏人问津。但是，把这些沉渣碎石填入到人类的环境需求中，利用和煽动大众的焦虑情绪，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要达到这一目的，只需要几个环节。

首先把环境需求的人类主体性抽出，以“大自然”的超验本体代入，人的需求必须为“大自然的需求”做出牺牲，这种牺牲是崇高的、伟大的，拒绝牺牲就是自私自利。

其次，明确“两条腿坏、四条腿好”的敌我关系，质疑的声音不再是一种意见，而是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愚昧无知的敌对存在。纯洁的夏娃被毒蛇引诱的预设场景之下，苹果究竟有害还是无害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和验证的议题，而是敌我之间的判然立场。

第三，设定足够宏大的尺度。“万物的未来”这样超出个体经验范畴的庞大世界观，个体的感知微不足道，好与坏、是与非的决定权就成了少数“专业人士”的特权。笃信者不仅得到了救赎，而且获得了参与到宏伟事业中的成就感。

最后，加入一点末世论、献祭得救赎、狂热情绪的宗教风格，一套方便又好用的意识形态就诞生了，只等权力者发现它的绝妙价值——这可比“路灯工程”的小打小闹有意思得多。

03被劫持的环境议题

全球变暖成为新热点之前，臭氧层消失的神话曾经红极一时。制冷剂氟利昂成为了千夫所指，在政府强势干预下强制替代被推行。 氟利昂的生产技术非常成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面对标准严苛的强制替代后，大量中小企业因无法承担研发成本、专利费用或者是设备更新成本，退出了这一行业。新型制冷剂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化工巨头，价格也相应提升了——理由当然不是丑陋的垄断优势，而是为环保付出的“合理代价”。

▲南极的臭氧空洞

可是，经历了这番折腾后，还有几个人会留心臭氧层问题？事实是，当初骇人听闻的南极上空巨大的臭氧层空洞依然如故（“臭氧层消失神话”的主要证据和宣传利器），NASA给出的说法含糊其辞“臭氧层正在慢慢修复，这可能需要几百年的过程”。

这倒让人想起早期争论中，少数勇敢的科学家早已提出过观点——那个大洞的存在是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无关。但是，他们的声音太小，又声名狼藉——为氟利昂生产商的利益集团代言，为人不齿。

实际结果是，我们因为“臭氧层消失”的环保政治牺牲了一大批企业的正当利益、付出了很高的社会成本，却没有什么实质的结果——对满足人的环境需求并没有什么实质帮助。

就像古老宗教的祭祀活动一样，既然祭品已经献上，祭司们代表神明表示满意，人们很乐意假装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甚至比古老宗教的效果更好，因为祈求平息黑死病的大弥撒最终无效，会动摇笃信者的信心。解决了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环境问题，就没有这样的风险。

早期的环保主义者以政府、大企业等权力者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但是当权力者发现这套意识形态在管制社会方面如此有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双方的合作一拍即合，操作模式简单方便。

环保主义者先发表危言耸听的巨大危机，然后呼吁大规模的政治力介入，然后就是社会大众的大额埋单，然后……没有然后了，下一个神话准备登场。只要下一个神话的尺度更大、引发的焦虑感更严重，大众还会关心上一次发生了什么？

“全球变暖”的问题接踵而至。配方原理照旧，只换了几味佐料，但操作上要更为精彩。

▲《冰川时代》系列电影的剧照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界主张全球气温正在变冷的更占上风，二十年后就变成了众口一词的全球气温在上升。反正地球温度一直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看过《冰川时代》的小朋友都知道。但是，人们对这一周期变化的确切原因知之甚少，如何从“大冰箱时代”回暖一直是个谜——肯定不是因为那个哺乳动物和他的坚果，但我们知道的也并不那枚坚果更多。

地球大气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并不妨碍环保专家们大胆地得出结论——人类碳排放是罪魁祸首。这是整个剧本的关键，如果变暖纯粹自然现象的话，那么人类主动干预地球气温是不可能有效的——这可比给黄河装上栏杆、给苍蝇戴上手套更不可思议。要知道，就算不考虑气温变化的复杂性，大气温度变化1摄氏度对应的能量相当于世界第二大电力生产国中国近700年的全部发电量。

让大众接受“碳排放是罪魁祸首”的结论并不难，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建构中充满了对人类自身的厌弃和仇视，人类要对所有“大自然”的“损失”、“受难”负责。这种思维之下，身怀重罪的人类必须开启更宏大的献祭行为以求得救赎。

显然，如此宏大的“全人类”的命运，只有最强大的政府才能掌控，“祭品”当然要请大众提供——这个时代的政府也没有点石成金、自行创造财富的能力，和路易十四时代没有什么两样。

那么，科学界呢？布鲁诺、伽利略们的风骨凛然，不是人类道德良心的最后防线吗？遗憾的是，即便科学家群体的道德良心真比其他社会成员高出很多——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李森科之流故意被遗忘在角落罢了。

最关键的是，阻挠政府感兴趣的事业，需要的可不只是道德良心。美国高校的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经费60%来自政府，而欧洲这一比例高达80%。在现实世界中，技术官僚和科学家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

当然，也有可能关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所有结论都是对的，毕竟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全球要么变冷，要么变暖；要么人类活动有影响，要么没有影响。每种组合方的正确率总是25%。

只是这四选一的游戏，大众从一开始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听任摆布。“神谕”颁布之后，剩下的问题是，在这场大戏中，政府做了些什么？做对了吗？

04不可靠的环保政策

权力者真有能力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吗？这是一个疑问。他们对环境科学的知识，看上去并不可靠。 受过良好教育的马克龙总统在最近亚马逊雨林火灾的演讲中，再一次把亚马逊雨林称为地球的“绿肺”。这是一个高中自然科学课级别的错误——如果依靠雨林那点产氧量，地球上所有的动物早已窒息灭亡

这个“肺”实在太小了，真正的制氧大户是海洋藻类，它们的产氧量占了总量的80%以上。这些小东西给地球供氧时，雨林甚至还未出现。

当然，也可能是马克龙总统高中时忙于和老师柏拉图式的恋情，没有注意到这个“绿肺”的知识点。这本来也不算很丢人，他只是犯了大部分民间业余环保主义者都会犯的错误。但是，作为总统阁下，这多少让人有点不放心。

更有趣的是，马克龙的发言主题——亚马逊雨林的旱季林火，每年都会发生，而且都有人为因素参与。当地土著千百年来就是在旱季烧荒种粮，雨季时生命力旺盛的丛林生态又会回到自己地盘。今年火势较大，可能烧得有点失控，救人很有必要，拯救雨林？还是省省吧。热带雨林强劲生命力，根本不是土著原始农业可以抗衡的。

把林火视为灭之后快的大敌，也是民间业余环保主义者常见的错误，甚至以热心环保著称的加州政府也是如此。长年执行错误政策导致森林积累了过多的可燃物，是2017年加利福尼亚森林大火的主要原因。 林火对雨林并没有什么致命伤害，巴西总统不得不在各国政要的压力之下，投入了救火经费一亿美元，只是换来几天耳根清净，冲入旱季的雨林灭火，和送死有什么区别？几天后，雨季到来，灭火免费，顺便恢复往昔郁郁葱葱的光景。

近十年间里对雨林产生严重威胁的倒是玉米乙醇和甘蔗乙醇。这些用来替代石油制品的“生物燃料”需要规模化、工业化的大规模种植，才是侵占雨林的祸首。而这些雨林杀手的扩张又和另一位大人物关系密切——比尔.克林顿，第四十二任美国总统。

克林顿当政时期，大规模补贴了玉米乙醇等的植物燃料，这是他制造繁荣的政策之一，也确实“挽救”了中西部农业。被政府补贴喂肥的农业企业大量接手中西部农场，产生了可观的效益，为克林顿主政期间的增长数据做出了贡献。“大力推行生物燃料”又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南美巴西等国有样学样，生物燃料和雨林争地的悲剧开始了。

遭殃的可不只是雨林，还有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大片北美粮田改种燃料后，引发了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贫困的粮食进口国家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主要受害的是非洲。

克林顿显然没有意料到这样的后果，意图良好但结果悲催是政治家身上最常见的现象，毫无意外——这是制定环保政策另一个问题，这样尺度宏大、影响复杂的决策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范围？哪怕是公认的明智之士，依靠最好的智囊团队，依旧力有未逮。而一点点出乎意料的影响，有可能就是严重的后果。

付出的代价意外沉重，人类并没有获得什么可以替代石化燃料的清洁能源。玉米乙醇生产的能耗比是1：1.5，也就是说投入1份能源只有1.5倍的回报，而石化燃料的能源产出效率是其三倍。考虑到能源生产的环境损失，“生物燃料”到底有多大环境贡献，实属可疑。

但是，农田里的生物燃料有效地降低了能源生产和粮食生产的效率，是一个明确的事实。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生物燃料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低调地调整为补充性质。最近川普总统又开始大规模补贴玉米乙醇，这次倒是没有多少赞歌，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他只是找个理由给农民发补贴，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环保主义和政治的联姻可以产下很多想象不到的产物。前几年，有一种“农产品本地化”的环保理论在英国变得时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进口农产品的长途运输会消耗更多能源、制造更多碳排放，应该鼓励本地人食用本地食品。首先遭殃的是新西兰的进口肉类，一度销量大减。

可是，通过周密的计算很容易发现，这是个错误的理论：由于新西兰的畜牧业条件更好、生产效率更高，同等产量投入的能源远低于英国。而且，远洋运输的单位重量能耗比也远低于火车、汽车的近距离运输。“农产品本地化”一点也不环保，只是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所幸的是这一次没有被上升到政府的公共政策。

这些荒唐的环保政策或出于知识储备不足，或因为预见能力不够，都没有产生良好的结果——没有满足任何环境需求，却付出了意料之外的代价。更为糟糕的是，环保政策如此轻易地出台，却很少有决策者承担责任，甚至很少受到批评。

05环保主义的后果

▲邦迪农场事件的主角克利文·邦迪

2014年4月美国发生的邦迪农场事件震惊全球，荷枪实弹的农场主对抗美国联邦司法系统。而事件的起因是环保。1992年政府试图征收邦迪家的农场，建筑太阳能发电站，遭到邦迪父子的拒绝。

本来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可是，“好巧不巧”，邦迪家的农场发现了一种珍稀的乌龟，从此麻烦不断——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分子生物学应用在生物分类学后，发现新物种不是什么新鲜事，说不定明天你我家后院也会冒出个珍稀保护动物。

既然是珍稀物种，那得按照《1973年濒危动物保护法》办。这就意味邦迪家的放牧必须达到联邦标准，花了几十万美元后，毫无悬念地不达标——令人不解的是，邦迪家族早在1877年就迁徙至此，人龟相安无事多年，却在被官方发现后突然变得娇气起来了？这神奇的乌龟进化出了能够理解联邦土地政策的环保主义基因？

▲警方出动直升机

联邦当局管不了那么多，根据相应的环保法规，放牧限制令、罚款接踵而至，罚款数额高达120万美元。邦迪家族当然“拒绝”缴纳——实在缴纳不起。2014年4月7日当局出动了出动9架直升机和200多名警察，当场没收了牧场当中饲养的400多头牛，由此引发了一场警民对峙的大戏。

这不是个案。2016年发生在俄勒冈州的农场主占领联邦一处动物保护区的总部大楼以抗议联邦政府对当地一对牧场主父子的法律处罚。当地联邦管辖的“动物保护区”征收当地农场主的土地遭到拒绝后，从此这家人就开始走向了违反环保法规、屡教不改被罚款的错误道路……

这是“羊吃人”的现代环保版，只是主角换成了乌龟、青蛙或其他什么珍稀物种，除了人以外都受到保护。发生的规律是：当联邦当局需要你的土地时，你就不环保了。这类案件最好的结果就是在舆论压力下不了了之，正常的司法途径几乎无法避免失去土地的结果。因为有资格在法庭作证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环保领域的专家。那是个小圈子，包括了环保相关法律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环保主义赋予了联邦政府予取予求的权力。

美国农场抓牛夺产的事件只是环保事件中戏剧性的场面，那些看上去花团锦簇、光鲜亮丽的成就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疑问。

2018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越煤电，占总发电量比例已超40%，其能源结构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但是，光鲜背后是德国人正在支付世界最贵的电费，接近法国的两倍（法国有近一半比例的核电），是美国的三倍多，甚至高出资源绝对匮乏的日本三分之一。而且，根据德国政府的能源计划，不久的将来“清洁能源”将会取代煤电，这将意味着什么水平的电价呢？

也许会是这样的光景：德国成功地出口大量新能源设备，中国可以向德国出口大量搓衣板和蒲扇。最终，连中国的蒲扇也得是纯手工制作，因为义乌人也用不起电了。

德国的燃油税也居高不下，尾气排放标准更是高到离谱。德国多家车企被发现存在柴油车尾气检测造假问题，却有被逼做贼的苦衷。德国政府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一面高调处罚涉事企业和人员，另一面交通部门表态，还是倾向于用激励政策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征税，但具体怎么做还没想好。汽车制造业曾经是德国工业成就的骄傲，正在忍受什么样的苦涩？

高到不切实际的环保标准，必然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这绝非秘密。但是，谁敢在德国挑战环保主义？绿党的支持率登顶；政府的环保支出快速攀升，2018年的增幅更是达到了23%；环保产业已经是200万人就业的庞大规模，这还没有计入“清洁能源”等环保分支。德国确实是一个环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和经济影响力三位一体统治，没有留下质疑者的空间。

无人质疑并非不可疑。这样高度集中投入大量资源的“环保政策”到底满足了什么样的环境需求？比如，继续大幅提高昂贵的清洁能源比例，是不是德国人民的真实需求？所谓环保产业，如果缺乏真实需求的支撑能走多远？

法国人给出了答案。2018年11月17日，是法国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28万人参与，最终2人死亡，169人被逮捕。马克龙宣布放弃这一增税计划（其实，德国的燃油税要比法国更高）。

“要路灯、还是降盐税”的古老问题，不会在沉默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