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卡 4

二零一六年八月，夏末，去柏林的路上

夏末的阳光一路照耀，我滑滑手机，一个不小心就点几下“购买”，反正有卡琳在后方帮我收包裹。发发呆，偶尔在后视镜里欣赏一下自己留得快要成型的长发，目标是林宥嘉。再自拍一下发发IG。丹尼斯兴奋地跟我讲去的路上有哪几段是不限速的，特别是有一段又长又直，开起来很爽。我只听到blablabla，而且很讨厌高数公路上手机信号很差。对开车我没啥天赋，而且也不感兴趣。在德国考驾照时我花的学时超出常规的一倍还多，而且路考三次才通过。最后一次路考时考官都忍不住提醒我：李先生，前面马上进入限速30区域咯。人各有强项嘛，我的强项不在这里，理性接受。不过考完驾照后丹尼斯就时常逼着我开车。我不仅技术不上线而且还路盲又没方向感，开车同时还要看导航，这种multi task总是让我手忙脚乱。还好这次出行是有任务的，所以丹尼斯也不会让我开车。而且这车是弗兰克的新车。弗兰克是我的忘年交，也是米卡的干爹。是那种在米卡还没出生就把他放进遗嘱里的干爹。我们常跟他打趣说，你别乱花钱，把我们的遗产都给花光了！弗兰克嫌我们家那辆车太老旧，怕路上抛锚。于是他把自己新买的宝马交给我们，去把米卡稳稳妥妥地接回来。你不怕它在俄罗斯被偷掉？丹尼斯笑着问过他。那你们就飞回来咯，他说。

对了，柏林只是我们的中转站，目的地是俄罗斯在欧洲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而且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因为小孩的事去柏林。

二零一五年四月，初春，柏林

圣诞节旅行回来后，我们就萌生了想要小孩的愿望。并不是需要小孩来圆满自己的人生，而是一种从自身出发的想要付出的需求。传宗接代的想法是人类生物性的一个印证，但是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很荒谬，特别是跟男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会因为某些特质而被归为特殊，性向跟90%的人不一样，或是作为一个亚洲人生活在白人社会，或是身高不到一七零。这会让我产生一种自觉，一种诉求平等的自觉。没有人的基因是非得被传承下去的。而且世界上那么多没有人疼爱的小孩，我们愿意尽自己的努力来照顾其中一两个。丹尼斯联系了各个领养机构，也收到一些详尽的资料作为回复，但答案都是否定的。以德国为出发点的境外领养都不会考虑同性伴侣，而在德国国内领养理论上讲是可能的，但不是同性伴侣共同领养，而是其中一位作为单独个人申请，另一位在这个领养程序完成以后可以申请领养同一小孩。然而当一个人单独申请领养时，与其他异性恋夫妇竞争，其胜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很失望。丹尼斯了解到柏林有一个公益互助机构Rainbow Family，于是跟他们约了咨询时间，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

我们在周五下班后乘火车去法兰克福，在那儿搭上开往柏林的末班车。半夜两点到达柏林中央火车站，然后搭计程车去丹尼斯的朋友克劳迪娅家。她是丹尼斯年少时的酒友，两人曾一起一晚上喝了一箱（六瓶）香槟酒。完了丹尼斯执意要开车回家，于是一步一踉跄地找到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龟速开了一个时辰才到家。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酒驾过了，因为以这种速度开车若遇上警察是不可能不被拦下的。虽然已经很晚了，可是朋友十几年后再见，还是要喝香槟叙旧更新的。克劳迪娅的现任老公很神奇。他就是传说中七零年代的嬉皮士，做一份工作攒钱，觉得应该足够了就辞掉工作，然后去环游世界。钱用完了再找下一份工作，再辞掉继续环游世界，这样不断重复。直到他在五十岁时遇到克劳迪娅，闪婚后他开始做一份稳定的工作，计程车司机。他们客厅里挂着一张宽大的地图，上面用图钉标记着他们去过的地方，红色是她的，黑色是他的。他们没有一点存款，赚的钱全部用来两个人一起旅行。这打破了我对人生的既定设想，发现有一种活法，我连想都没有去想过。

我们大概睡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清早出门，外面乱风卷着细碎的雨点。四月天真是任性。搭乘有轨电车下车后，好不容易在一栋老旧的住宅里找到了彩虹家庭。一位胖胖的女士来开门，把我们让进一个陈设简单但却温暖的房间。我们坐在沙发上开始聊天。了解了情况后，她首先就直截了当地讲，目前我们收养小孩的几率几乎为零。但是有一种迂回的可能，就是收留寄养小孩。当法庭判定小孩当前的生活环境不适合其成长后，就需要把小孩从这个环境中脱离出来，并交由寄养家庭抚养。这个脱离是暂时的，最终的目标是改善其原来的生活环境，让小孩可以重回其中。不管有些父母如何不称职，小孩对他们的情感是无法割断也无法被替代的。这里法庭的任务不是要给小孩找更为合适的父母，而是以小孩最大的福祉为前提，让以前不合适的环境合适，让不称职的父母变得称职。在柏林，超过一半的寄养小孩生活在同性伴侣寄养家庭里。有些小孩的原生家庭没有能够变得可以胜任照顾这个小孩的任务，这对于小孩来说是很悲伤的，却也成就了深爱着她/他的寄养家庭，可以让小孩长时间地生活在身边，甚至完成领养手续。

在回程的火车上，丹尼斯给我讲了他遇到的一件事：

丹尼斯是萨尔州一个小城市地方法院的法官，负责刑法和家庭法案件的审理。在一个案子里，他遇到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卷宗里记录，这个小孩三岁时就打过110报警，因为被父母的互相打骂吓到。他曾为了逃离父母的争吵一个人从劳克辛坐了半小时火车到萨尔布吕克，然后再坐回去（德国火车自行上下，而且很少有人检票），那时他四岁。法官私下会在儿童房间里与小朋友会谈。当丹尼斯给他看在他们家拍的照片时，他把小手放在嘴上，每翻一张照片都会故意鼻子眼睛挤作一团，小声地惊呼：欧，太脏啦，然后张大嘴冲丹尼斯笑。在法庭上，丹尼斯代表法院再给他的父母一次机会，务必要改变小孩的成长环境。小家伙也认真地跟他妈妈讲，说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当时我想立马就把他带回家，然后好好照顾他长大，丹尼斯跟我说。

我听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但是我跟他讲，关于照顾寄养小孩，我觉得我不够强大。我不能接受小孩会在将来某个未知的时间突然离开我，而去到一个我不能百分百认同的环境。即使我知道这对于她/他的成长是最好的，我还是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