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母亲的内疚 (zz)
做母亲的内疚
http://img17.tianya.cn/photo/2010/5/13/21521350_2224551.jpg
2010-5-11 9:59:00 BY 沈睿
(Alice Miller 1923-2010)
每个做母亲的人都有对孩子的内疚，都觉得自己为孩子做得还不够，都觉得自己还应该做得更多，都觉得自己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在给孩子的教育上犯过错误。无论这个孩子后来有多好，无论年龄多大，是刚出生，还是二十六岁多了——这是我的孩子的年龄，做母亲的，总觉得自己曾经做错了什么，或做得不够。
我做母亲的时候不到二十六岁，正是我的孩子现在的年龄。现在我看他，觉得他还是孩子，可是我当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那时我也不知道做母亲的意义是什么。生孩子之前，我想象做母亲，邯郸学冰心的步子，冰心所写的母爱是那时我读到的唯一的关于母亲的文字，我写了很多散文诗，歌颂母亲，好像母爱多么纯洁，伟大，高尚——我后来的实际经验意识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很多母爱其实自私、卑微而低劣。稿子写在稿纸上，早不知道哪里去了，大概孩子的尿布不够，特别是他粑粑一大堆的时候，我就用那些散文诗把孩子揩干净了。
等真做了母亲，面对一个时时刻刻都需要照顾的孩子，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好。所以，孩子总是生病。三岁之前，每个月他都生病，我每个星期都要请假带他去医院。上了幼儿园，他还是总生病，别的孩子一病，他就病。我没办法，还经常请假带他上医院。他就这样生着病长大了。我后来总是内疚，觉得我没照顾好他。
我因为自己带孩子累，实在没精力让孩子学这学那，所以他小的时候，除了让他学游泳，我什么都不带他去学。可是游泳课是个大灾难。我的儿子非常害怕游泳。看见他见到游泳池就跑的样子，我很生气，一次我还狠狠地打了他。我希望他勇敢，可是却用母亲的暴力对待他。我现在想起来都内疚。
我来美国了，我觉得美国的环境好，来了一年多后，就把他接来了。他来的那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我把他带到学校，英文只会说你好的他，开始上中学一年级。他是怎么磕磕碰碰地长大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去年他去听了一个讲座，讲他这样的1.5代的移民的孩子的生活和困难，成长的艰辛和痛苦，听回来后非常感概，打电话给我讲这个讲座。他经历的困惑，疑惑，我都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在中国，他在朗诵团朗诵，小嘴叭叭的，但是美国迫使他沉默，他变成了不怎么爱说话的男孩子。 做母亲的我，怀疑自己带他来美国是否做对了。
母亲节他给我打电话。我高兴地问：你是祝我母亲节快乐吗？他说不是。他接着说：“您怎么也中美国商业主义的圈套？母亲节无非是一个买东西卖东西的借口而已。我给您打电话，不是因为任何节日”。我不说话，想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几乎不通常识的激进的左翼的美国青年的。海湾石油泄漏，他打电话一边对大石油公司愤愤，一边表示环境污染快不能忍受了。他经常在他的博客上写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如何污染世界海洋的，好像是抗议我在海军学院工作一样，好像我是污染源。面对这样一个激进的环保人士，我几乎无法说话，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一个人每天在森林里走路，常常想起自己的孩子。我在哪里做错了？把他培养成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
内疚成了做母亲的印章。无论我曾经怎样做，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现实中感到挫折，我仍然从自己找原因，是否我落后了？是否我不够智慧？是否我忽视了什么？是否我没有能力给他建议？内疚像影子一样跟着每一个做母亲的人。
四月十四号，二十世纪心理学的主要人物之一，世界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阿丽思·米勒（Alice Miller1923-2010）在法国去逝。米勒是享誉世界的大心理学家。1981年她出版了著作《童年的囚禁者》（Prisoners of Childhood）一书，论述说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遭受了创伤，这些创伤是他们的父母童年的创伤的产物。我们世世代代地把创伤转移给孩子，每个孩子都因为母亲——母亲，而不是父母——的怠慢或过于爱护而有种种心理创伤。每个母亲都是罪人。米勒的理论激起巨大反响，形成学派，她的理论本身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米勒也是母亲，她并不原谅自己。谈到她自己的一儿一女，她说：“我从来没打过他们，但是我出于无知，对我的第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很不注意他，或者忽视他。意识到这点是非常痛苦的，虽说意识到这点也可以是一种解脱。”米勒的话让我叹气。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孩子已经到了我生他的年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也没有办法改正。我出于无知，有的时候不但不注意他，忽视他，还打过他，作为母亲，我怎样逃脱“母亲的囚禁”（Prisoner of Motherhood）呢？意识到这点，我也没有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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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1 9:59:00 BY 沈睿
(Alice Miller 1923-2010)
每个做母亲的人都有对孩子的内疚，都觉得自己为孩子做得还不够，都觉得自己还应该做得更多，都觉得自己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在给孩子的教育上犯过错误。无论这个孩子后来有多好，无论年龄多大，是刚出生，还是二十六岁多了——这是我的孩子的年龄，做母亲的，总觉得自己曾经做错了什么，或做得不够。
我做母亲的时候不到二十六岁，正是我的孩子现在的年龄。现在我看他，觉得他还是孩子，可是我当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那时我也不知道做母亲的意义是什么。生孩子之前，我想象做母亲，邯郸学冰心的步子，冰心所写的母爱是那时我读到的唯一的关于母亲的文字，我写了很多散文诗，歌颂母亲，好像母爱多么纯洁，伟大，高尚——我后来的实际经验意识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很多母爱其实自私、卑微而低劣。稿子写在稿纸上，早不知道哪里去了，大概孩子的尿布不够，特别是他粑粑一大堆的时候，我就用那些散文诗把孩子揩干净了。
等真做了母亲，面对一个时时刻刻都需要照顾的孩子，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好。所以，孩子总是生病。三岁之前，每个月他都生病，我每个星期都要请假带他去医院。上了幼儿园，他还是总生病，别的孩子一病，他就病。我没办法，还经常请假带他上医院。他就这样生着病长大了。我后来总是内疚，觉得我没照顾好他。
我因为自己带孩子累，实在没精力让孩子学这学那，所以他小的时候，除了让他学游泳，我什么都不带他去学。可是游泳课是个大灾难。我的儿子非常害怕游泳。看见他见到游泳池就跑的样子，我很生气，一次我还狠狠地打了他。我希望他勇敢，可是却用母亲的暴力对待他。我现在想起来都内疚。
我来美国了，我觉得美国的环境好，来了一年多后，就把他接来了。他来的那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我把他带到学校，英文只会说你好的他，开始上中学一年级。他是怎么磕磕碰碰地长大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去年他去听了一个讲座，讲他这样的1.5代的移民的孩子的生活和困难，成长的艰辛和痛苦，听回来后非常感概，打电话给我讲这个讲座。他经历的困惑，疑惑，我都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在中国，他在朗诵团朗诵，小嘴叭叭的，但是美国迫使他沉默，他变成了不怎么爱说话的男孩子。 做母亲的我，怀疑自己带他来美国是否做对了。
母亲节他给我打电话。我高兴地问：你是祝我母亲节快乐吗？他说不是。他接着说：“您怎么也中美国商业主义的圈套？母亲节无非是一个买东西卖东西的借口而已。我给您打电话，不是因为任何节日”。我不说话，想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几乎不通常识的激进的左翼的美国青年的。海湾石油泄漏，他打电话一边对大石油公司愤愤，一边表示环境污染快不能忍受了。他经常在他的博客上写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如何污染世界海洋的，好像是抗议我在海军学院工作一样，好像我是污染源。面对这样一个激进的环保人士，我几乎无法说话，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一个人每天在森林里走路，常常想起自己的孩子。我在哪里做错了？把他培养成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
内疚成了做母亲的印章。无论我曾经怎样做，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现实中感到挫折，我仍然从自己找原因，是否我落后了？是否我不够智慧？是否我忽视了什么？是否我没有能力给他建议？内疚像影子一样跟着每一个做母亲的人。
四月十四号，二十世纪心理学的主要人物之一，世界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阿丽思·米勒（Alice Miller1923-2010）在法国去逝。米勒是享誉世界的大心理学家。1981年她出版了著作《童年的囚禁者》（Prisoners of Childhood）一书，论述说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遭受了创伤，这些创伤是他们的父母童年的创伤的产物。我们世世代代地把创伤转移给孩子，每个孩子都因为母亲——母亲，而不是父母——的怠慢或过于爱护而有种种心理创伤。每个母亲都是罪人。米勒的理论激起巨大反响，形成学派，她的理论本身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米勒也是母亲，她并不原谅自己。谈到她自己的一儿一女，她说：“我从来没打过他们，但是我出于无知，对我的第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很不注意他，或者忽视他。意识到这点是非常痛苦的，虽说意识到这点也可以是一种解脱。”米勒的话让我叹气。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孩子已经到了我生他的年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也没有办法改正。我出于无知，有的时候不但不注意他，忽视他，还打过他，作为母亲，我怎样逃脱“母亲的囚禁”（Prisoner of Motherhood）呢？意识到这点，我也没有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