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赛博格、符号学与社会主义革命 ——对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的批评

卡伦·凯德拉说，赛博朋克曾一度被视为一项后现代语境下的极富想象力的事业，其基本主题是人类意识占据着电子空间，从而打破人与机器的界限。其中的“赛博朋克”也可以换成“塞博格”，这两者虽不是同一个词，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赛博朋克”与“赛博格”

“赛博朋克”首先表现为一种类似于西方“新浪潮”科幻文学运动的流派，“由一群作家发起、但却不乐意过早地贴上标签而开始的”[1]112。“新浪潮”科幻运动曾经引发国际科幻小说界的强烈震动，“新浪潮”作家努力要将科幻融入主流文学，导致科幻小说放弃自己的价值、传统，遭到一部分勇敢的年轻作家的批评；后者于是用激进的作品努力寻求科幻小说的回归，这就是最初的“赛博朋克”运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著名编辑伽德纳·多佐伊斯根据以前编辑过的一个短篇小说Cyberpunk (作者为Bruce Bethke)的篇名来命名这批作品。这是一个由英文“控制论”的前缀（Cyber）与新兴的反文化生活方式（Punk）构成的合成词：CyberPunk，就是汉语的“赛博朋克”。这个词最初充满嘲讽意味，是伽德纳·多佐伊斯对布鲁斯·斯特林等攻击传统科幻小说一帮人的讽刺，意为“电脑（Cyber）痞子（punk）”[2]，而布鲁斯·斯特林等人也揶揄地以这个名称自居，不久，这个名称便病毒似地在媒体流传开来，成为一个最时髦的词语。后来这个词还被赋予越来越多新的含义，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九十年代以来，这个词的影响持续扩大，并且进入电影、电视、音乐、体育等一切社会领域。美国作家吉布森与斯特林是当时“赛博朋克”科幻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威廉·吉布森最有名的长篇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是“赛博朋克”科幻的经典。Neuromancer这个词由neuro和mancer两部分组成。Neuro代表Nerves（神经）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而mancer代表magician（魔术师）和romance（“传奇”）。同时，它还指代书中的主人公蔡斯（Chase），一位制造了许多电脑病毒、给社会带来混乱的电脑黑客，像一个邪恶的魔术师。总体而言，吉布森科幻小说人物总是“如沙似地散居，但却由电脑网络相连结”[3]112，而且还“共有某些愤世的‘朋克情感’。”[4]112这是较早的赛博格文学。其小说还波及电视和电影，例如电视片《最高指挥所》和电影《刀锋上的奔跑者》就是“赛博朋克”电影的先声。另一个作家布鲁斯·斯特灵也有诸多代表性作品，例如《心内海》（1977）、《人造孩子》（1980）、《晶体阵点》（1985）、《蜂群人》（1982）等等，其中《人造孩子》讲述人性如何在与环境的控制、斗争中发生改变的故事；《蜂群人》讲述“机械族人”和“变形人”对文明发展的看法，总体上都体现出人类的本质将随着新的技术文明而发生改变的主题。故而赛博朋克科幻文学主要有以下特点：（1）“赛博朋克”运动不满新浪潮科幻的反技术倾向，而是重视高科技与新技术的价值，表现出典型的“硬科幻”风格；（2）“赛博朋克”关注未来社会高科技形成的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底层、边缘社会之间的对立，形成齐泽克和詹姆逊所说的未来资本主义社会新的不平等结构，常常表现灰暗、颓废的环境；而赛博朋克电影则通过数码科技，将这种极富现实感但更多源自科幻创作者主观感受的“未来现实”之末日感表现得更为直观，形成了独特的赛博朋克气质，从《大都会》开始，到晚近的《银翼杀手2049》、《阿丽塔：战斗天使》、《流浪地球》，赛博朋克电影逐渐发展出拥有特定内涵和风格的影像表达方式，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用数码媒介那种冰冷的机器时间成为冲击感官的主导力量并制造出对比强烈、压制和束缚人的存在的未来空间。人的本质进一步异化，身心分裂到极致。（3）赛博格是赛博朋克偏爱的主题。如果说一般的人工智能是将人的意识和主体性赋予机器，让机器成为人本质力量的延伸，那么赛博格则是机器对人身体的解构，是对人类中心的挑战，其二元分裂的内在本质使其成为典型的后人类主体。

二、“超级女英雄”符号的建构

“赛博格”的英文是“cyborg”，由“cyb(emitic)”与“org(anism)”合并而成，音译“赛博格”，又译成“改造人”、“生化人”、“电子人”、“机器人”等多种名称。“赛博格”的概念在美国科学史和文化研究学者唐娜·哈拉维那里，发展成了能够颠覆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性别与政治秩序的全新物种。

尼尔·伊斯特布鲁克通过研究《神经浪游者》发现了传统的赛博朋克科幻文学的价值观，并不真如其名一样叛逆，相反，它显现出一种反动、保守的价值观，“与剥削性的技术、对权威的顺从和丰富的时尚紧密结合在一起”[5]20成为资本、权力和商品经济合力下的奴隶。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艺术革命，需要女性主义与赛博朋克联手。

哈拉维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丰富和发展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机交互研究而产生的赛博格概念：这“‘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他/她/它不梦想一个建立在核心家庭基础上的社群，而是呼吁一场社会关系的革命，以抗争的、乌托邦式的观念重构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头脑与身体、动物与人类、有机体与机器、公共与私人、文化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原始与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因而正在，并将进一步改变人类关于生命、死亡、现实、意识、主体和精神等一系列命题的思考和认识。”[6]50而女性主义赛博格的理想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主体，尽管它们具有多重定位，却能够在高科技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并且取得成功。”[7]21

赛博格的本质特征是杂糅、不纯粹，这意味着某种意义上西方古典真理传统的终结。福柯认为，真理“指的是没有混杂的东西”[8]276，真理是纯粹的。但在后现代社会，纯粹、单一的事物，注定要被淘汰。元语言冲突形成的解释旋涡，让每个个体都面临选择的难题，只用一种元语言或价值体系解释纷繁而多面的文化现象注定是行不通的。故而，分裂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主体生存的必要形式。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思想家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与思维的纠结，让每一个个体既是主体，又是对象，既是思想者，又是对思想着的行为的研究者。元意识思维从幕后登上前台，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舞台既缺席又是唯一在场的主角。而赛博格就像同时存在于现实世界、虚构世界的幽灵人：“赛博格是一件关于虚构和过去经历的事情，它改变了20世纪晚期算作女性经历的东西。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是虚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边界是一种视觉上的假象。”[9]206因而在此意义上，哈拉维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赛博格。赛博人既无起源故事，也无人文传统，因为跨越多种在传统看来无法逾越的界限，而变得不确定。现实中的赛博格人，并不强大，因为失去传统和确定的力量，反而有些孱弱，这与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主体形成强烈反差。根据符号学原理，符号表达意义的不在场，那么西方科幻电影中越来越多的超级女英雄符号，恰恰是西方现代生存困境中女性焦虑自我的投射。受福柯话语理论的深刻影响，哈拉维认为，“女性”和“女性主义”都是建构出来的：“身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天生被束缚。甚至没有‘身为’女性这样一个状态，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范畴，建立在有争议的性别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家长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历史经验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成果”。[10]215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者中（更不用说女性中）沿着每条可能的裂纹而生的痛苦碎片，使得女人这个概念晦涩难懂，这是一个借口来形成女性互相统治的矩阵。”[11]215如此，“超级女英雄”电影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女性和女性主义者寻找身份的敏感诉求，同时也是很多男性导演热衷创作的主题。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中很难找到强有力的女性人物形象，卡伦·凯德拉对此表示失望：“男性主义赛博朋克很像一个男孩俱乐部。赛博朋克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总是男性。”[12]21而“当女性人物真正出现的时候，她们很难超越女性的传统的固定形象。”[13]21

英美科幻大片本质上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其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主题类型上的安排和设计，都有自觉的市场导向。近年来，中国内地进口的女性主义赛博格电影也日益增多，一定程度上，这些电影不仅迎合了欧美市场，也大多受中国市场欢迎。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例如《阿凡达》中的纳美族公主、《终结者》中的莎拉，《异形2》中的埃伦·雷普莉、《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阿丽塔，都一反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传统刻板印象，以独立、超能、坚定、执着、有担当的超级女英雄形象出现。尤其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战斗天使：阿丽塔》的女主角阿丽塔，这是一个纯真少女加机器的混合体。

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原根据日本漫画家木城雪户的名作《铳梦》改编。漫画原著中女主角名叫凯莉（或加里），至于为什么要改成“阿丽塔”，据说是漫画的翻译者认为“加里”这个名字听上去太普通了，当时他脑海里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阿丽塔：火星之王》。这部苏联电影是根据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Aelita: Queen of Mars》改编，讲述战后苏联一名叫诺斯的青年人，坐着火箭船来到火星，在火星女王阿丽塔的帮助下，带领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故事。火星女王阿丽塔用望远镜观察诺斯，并且爱上了他。而在美国，阿丽塔这个名字，是由美国新闻记者、批评家、诗人本杰明·德·卡塞尔斯在1929年发行的一本书《阿丽塔：反抗机器人》中进行编辑和定义的。因此，在美国文化中，阿丽塔这个名字，意味着坚强、力量强大的女性。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也曾透露，他要寻找一位坚强女性，做电影女主角。

《阿丽塔：战斗天使》是典型的赛博朋克与赛博格电影，也是一个女性主义文本。电影建构了一个充满赛博朋克符号风格的未来社会环境，这里依然充满马克思正义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正邪二元对立的符号学深度模式。赛博格少女阿丽塔的女性成长史，就是个体与赛博朋克空间的斗争史。反抗科技与资本联合的奴役，让最底层受压迫群众获得解放，不仅是电影主人公阿丽塔斗争的使命，也是现实生活中尤其西方社会绝大多数女性追求的目的。

电影中，阿丽塔是天空之城撒冷丢弃在地面的钢铁废墟上的一截半人半机器的残体，只余一颗脑袋和半截上身，所幸还有生命特征。医生伊德将其带回家，做了康复手术，将自己已故亲身女儿的身体，缝合在了阿丽塔身上。伊德的女儿曾被恶魔杀害，他为了替女儿报仇，注册成为赏金猎人，直到遇见并救了阿丽塔，他才终于重新拾回已失去的温暖和希望。他知道阿丽塔的心脏是由反应堆所构成，里面蕴含足以驱动整座钢铁城的巨大能量，战斗是她永恒的生命。但他不愿阿丽塔重蹈覆辙，他希望阿丽塔可以像普通女孩那样成长，这个愿望与其说是为了阿丽塔，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残缺的、未了的心愿。因为他失去了一个女儿，他想重新享受作为父亲的爱与温暖。这是人之为人基本情感需求，可是在未来26世纪的钢铁城市，这一基本需求却显得极为难得和珍贵。

当阿丽塔尝到甜橙的美妙，流下第一滴感动的泪水，大声说出：巧克力就是我最爱的食物，以及愿意把心掏出来献给第一个认识的男生，也即她在这部电影中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男朋友时，阿丽塔所感受到的一切幸福快乐，都不过是我们现实中普通人所经历过的再平常不过的一切。这几乎是国外科幻大片永恒的主题，即在未来的科幻世界里，工业技术是最大的魔术，它制造了无数奇迹，却反而让个体人丧失其最基本的人性。在26世纪工业力量无穷大的时代，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人吃人现象却在空前加剧，马克思所说的“剥削现象”更加突出了，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比人类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冷酷和血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阴暗面，随着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它也在不断加深和扩大。伊德先生曾告诫阿丽塔，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因为单纯的人根本就无法在丛林社会生存。

与《月球探险》、《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的宏大叙述不同的是，《阿丽塔：战斗天使》像许多赛博朋克电影一样，将视角从外太空、宇宙转向人内在自我的建构。阿丽塔的自我重建，经历过多次否定的过程，最后才成长成绝对独立、自由、超能的终极主体。战斗这种先验价值，已经与她的生命、灵魂、心脏结合在一起，成为牢固不破的行动纲领。阿丽塔曾经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变得四分五裂，最后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身体，却又被养父要求做一个平凡少女。而平凡少女的悲惨处境，在电影中虽然得到了夸大，但无疑也是现实的譬喻。有能耐的人，都在天空之城撒冷居住，没有能耐的奴隶、loser、垃圾、废物，则住在地面的钢铁之城，时不时还为争夺少有的返回撒冷的名额，互相残杀。钢铁之城就是地狱，而撒冷，则象征人类救赎的天堂。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却依然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只有通过不断地与剥削阶级斗争，才能取得当家作主的权力。这也是以郝景芳《北京折叠》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折射出来的现实意义。齐泽克在分析电影《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说过一句话：“电影的确很好地渲染了在我们的全球资本主义中，统治精英内部的那种对抗：即国家及其机器与追求进步到自我毁灭的地步的大企业之间的对抗”[14]，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阿丽塔：战斗天使》。杰拉尔德·A·科享曾列举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的六个特征，分别是：“（1）它构成社会的多数；（2）它生产社会的财富；（3）它构成社会中的被剥削者；（4）它的成员是社会中的贫困者”[15]以及“（5）在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无所有；（6）它可能且会参与社会的革命转变。”[16]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赛博格电影中以另一种方式重现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平凡少女，当然是贫困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只有通过推翻新的剥削阶级，新的大同、和平社会才能实现。但平凡人的能力太有限，所以像阿丽塔这样的超级女英雄，是众多平凡人意志集合的化身，也是整个人类希望所在。阿丽塔的信念是：只有与邪恶做斗争，才能真正拯救善。与现实整个西方社会的反恐行为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电影中的道德信仰，更是整个人类正义行为的基础。阿丽塔心中的怒火和信念，又有谁理解？哪怕是像伊德先生这么有文化、有能力的人，他也拒绝帮助阿丽塔成为她自己。那么想象一下，现实中正义行为的实施，该受到多大的阻力，而最令人失望的，恐怕还是这个阻力竟然来自同胞、战友或亲人。孤独是一切英雄的宿命。未来的世界，更接近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而因为新的资本与技术的压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也是必然。总之，科技和资本不能解放全人类，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改变、推翻剥削制度。哈拉维说：要“构建一个忠实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政治神话”[17]149 ，那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电影中的“新女性”神话。

三、社会主义革命“新女性”神话的诞生及延续

赛博格的学者们，所期望能够带来一场政治艺术上革命的“强有力”女性主体，早在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革命电影中就出现了。将其中的“新女性”形象与21世纪以来西方后人类电影中的“超级女英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女性主体建构与符号意义生成方面有惊人一致。赛博格女性主义重构女性主体的理想，最终依然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和实现。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尝试建构的是一种超我、全新的革命主体。从民国时期的“新女性”到新中国“十七年”的“铁娘子”，再到“文革”期间的“女闯将”，女性的自然性别意义被逐步消减，并极力突出其建构性的 “人工”特征。从建构意义上看，革命“新女性”与女性主义赛博朋克的“超级女英雄”都是对自然意义上女性身份的否定，其目标都在于克服由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贫与富、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建立新型、理想、让主体充分解放的社会。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中，“超（男）人”般的“新圣女战士”与西方女性赛博朋克中的超强电子人，真可谓是“异质同构”。特别典型的是“文革”电影中的人物，例如《海港》 ( 1972) 里的方海珍、《龙江颂》 ( 1972) 里的江水英、《春苗》( 1975) 中的田春苗、《小将》 ( 1975) 中的杨波，通过着装、面容、身形等外在符号的中性强调，将自然意义上的女性特征隐藏甚至祛除，构成了一个不分男女、大同的影像世界。个体至少在符号表征上，与塑造他们的革命先验意识达成了一致。甚至，“文革”电影中的革命新女性，对性别的超越是乃先在的，已不需要成长历程，故而其符号化意味更突出。在样板戏电影《杜鹃山》中，当“新女性”柯湘闪亮登场时，她让敌人如临大敌，纷纷后退。镣铐在身的柯湘一袭白衣，目光坚毅，凌驾于敌人的目光之上。柯湘出场之前，其受伤被捕的传说，便是一种苦修的暗示，而其出场时的在身镣铐，则更显示了强烈的受虐/牺牲的倾向，白衣更是其坚贞不屈的象征，她是一个用意志和精神战胜了情感和肉身的圣女战士。作为一个新女性，柯湘获得的群众认同，来自她对于身体现实的无限克服，“其对于性别、阶级桎梏的双重超越，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美学的最高典范之一”[18]。

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中的新女性形象通过有效的符号运作，将新女性塑造为 一个神话，使其超脱历史、欲望，成为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符码，并影响观众的价值立场与份认同。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在凸现女性解放之现实性的同时，也掏空了女性作为个体人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君临一切的超级菲勒斯的意识形态幻象。而西方后人类电影中的“超级女英雄”形象，也大多成为超越一切的终极主体，反应了对绝对自我精神的追求，不依赖任何事物，成为完全自主、独立、有能耐的个体，最终成为神话。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革命因其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而获得现实与未来的二重属性。未来性就是乌托邦特征。这与女性主义赛博格的目标一致，但资本主义社会很显然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裂主体”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在电影《银翼杀手》、《阿丽塔：战斗天使》、《攻壳机动队》、《终结者》等影片中，即便是在未来时空，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与被剥削二元对立空间依然没有消失。赛博格是后人类主体，也是“奇点”（singularity）时代的艺术之一。詹姆逊认为它是全球化经济的产物，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詹姆逊认为，理解后现代文化或奇点艺术，最终要以经济为旨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艺术审美的变迁。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全球化经济的上层建筑。那么奇点艺术，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表现，这在电影中有生动的表现。电影有全球化的工厂、资本，有对土地的掠夺，人类毁坏了自己的家园——地球，已经开始了对火星上土地的开拓与征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到后人类的时代，而复制人的身份危机，正是人类主体危机的反应。“奇点”艺术电影，给予了我们很多思考与启发。根据谭力勤的观点，目前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奇点艺术初级阶段”[19]13技术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已经有了很多实例。而小说和电影，对“奇点世界”的想象则走得更远，例如今年上映的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头号玩家》，对“未来世界”的表述，符合奇点艺术发展的逻辑。在这个世界，人类与机器、现实与虚拟的世界已经模糊，人们可以任意装扮不同身体，扮演一系列不同角色。只是，这部电影的预言，并不像谭力勤先生这样乐观，我们看到了游戏世界新的霸权和欺压，即詹姆逊说的，奇点艺术产生的基础——经济因素其中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个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在科幻电影中的突出表现就是“赛博朋克”。

女性主义赛博朋克与社会主义具有“天然”的“异质同构”关系。所谓“异质同构”，依据的是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间可能存在相似的内在结构，从而产生一定感应。女性主义赛博朋克与社会主义革命，女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其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故而可以用“异质同构”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紧密团结合作才能既实现女性的最终解放又实现全人类社会的解放。也只有真正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但现实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体，尤其电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却是一个充满各种张力的复杂文本。用福柯的话来说，主体的本质不是先天的，也非一成不变，对主体的研究要解读其形成的生产机制，通过祛魅而看清主体与符号意义生成的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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