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最后的晚霞

古罗马最后的晚霞

作者：黄坚

一，

公元489年，一支东哥特军队从毫无设防的意大利东北长驱直入。

东哥特是公元四、五世纪潮水般涌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日尔曼人部落之一。当时的日尔曼部落分成东西两大块，哥特、汪达尔、伦巴德居东；撒克逊、苏维汇、法兰克、阿勒曼尼在西。由于匈奴人由东向西的猛烈挤压，西哥特人成为首批进入帝国边境的日尔曼部落，并由此奏响蛮族大迁徙的序曲。但在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蛮族对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冲击、洗劫队伍里，并没有东哥特人的身影。东哥特人一直停留在帝国东部的顿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他们曾在匈奴的挟迫下进攻东罗马，但很快就转为联合罗马抗击匈奴。在被罗马人称为蛮族的日尔曼各部落中，哥特人，尤其是东哥特人，是接触、接受罗马文明（基督教也权且算是其中一部分）最早、最深的一个。当西罗马帝国被西哥特、汪达尔、伦巴第和匈奴撕扯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最后一位少年皇帝流放坎帕尼亚，西罗马帝国的宏大帷幕缓缓闭合之际，东哥特人，直奔意大利而来了。

当时占据意大利的，是奥多亚克。关于奥多亚克，一般史书上只说他是罗马帝国的蛮族雇佣军首领，在476年废掉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从而结束了煊赫千年的“世界之国”，但奥多亚克究竟是蛮族里的哪一支，各书均语焉不详。有几本书说可能是西罗人，西罗人属何支系？是否跟日尔曼人有关？全没交待。罗素以他一以贯之的随意口吻，一带而过地说他是东哥特人。不过这都已无关紧要，另一支东哥特军队正在进入意大利，一段新的历史就要起笔开写了。

这段新历史的主人公，名叫狄奥多里克。在欧洲，我猜想他是个接近家喻户晓的人物，是许多有吸引力的故事里的主角，但这时，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年青有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的部队很快扫清了意大利境内奥多亚克的势力，然后以铁桶阵围兵当时意大利首都拉文那（拉文纳也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前的首都，罗马因数遭劫难，早已荒败，并已成为基督教的权力中心，无论从军事、经济、宗教、政治角度，都不适合再作行政首都），一围三年。直到这时，奥多亚克才来开始跟可能是同族兄弟的东哥特人谈和解，“许以共治”，隔江而治或轮流执政的意思，狄奥多里克想都没都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围城部队“和平进京”，大家相见甚欢，设筵庆贺，举杯交错；在筵席上，狄奥多里克麻利地干掉了奥多亚克，奥多亚克剩余部将也一并屠戮尽净。可见，天真地以为蛮族就没有头脑的想法是多么危险。

从此，狄奥多里克成为意大利之王。

按中国人的说法，狄奥多里克属于奉诏讨贼。当奥多亚克把西罗马帝国最后一点破布帘子式的象征也弄掉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所谓拜占廷帝国开始煞有介事地以罗马帝国唯一主人的姿态来发号施令了。这是个货真价实欲望大于能力，名头大于实质的帝国，不过它很懂得合纵连横、驱狼灭虎的道理，于是唆使狄奥多里克从潘诺尼亚（今匈牙利一带）起兵进攻意大利。狄奥多里克呢，听皇帝芝诺让自己到罗马去一趟，暗藏已久的夙愿即时点火，乡下孩子进城的热切勃然而发，十万精兵铁骑连夜拔营起寨。

从此，古罗马帝国的中心废墟上，坐落起一个哥特王国。一位来自蛮族的东哥特首领，成为罗马人的王。

——而狄奥多里克，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王。

此时的意大利，是何种光景？

历经百多年的战争耕犁，5世纪中后期的意大利，衰败得迅速而彻底。人口急剧减少，以致于不得不用法律强制规定，寡妇五年之内必须再嫁；粮食供给极度匮乏并时常中断，曾经骄奢极欲的罗马人现在已学会忍饥挨饿；生活费用奇高，货币贬值，许多家庭不得不强迫子女加入僧侣（基督教堂就是那时的免税区）；城里人不断地逃往农村以躲避战争和经济压榨。公共建筑和财产被肆无忌惮地盗取和破坏，那些让后人惊叹不已的精美雕塑群，成为天然采石场和战争中的随手兵器；狄奥多里克进军意大利途中的随军幕僚眼中所见：满地荆棘，田野大多荒芜。

但是，随着狄奥多里克统率东哥特人到达意大利，一个新的好日子破晓了。（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P148）

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怎样的新政权，且听史书记载和后人评阅。

狄奥多里克在节节胜利的时期和血气方刚的年岁收起了手中的长剑，这在野蛮人中称得上是一个少有的值得大书特书的范例。……哥特的王权在从西西里到多瑙河、从西西里或贝尔格莱德到大西洋边的广阔地区建立起来，连希腊人自己也承认狄奥多里克统治着西部帝国最美好的一片土地。（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P151，P152）

令人有轻松之感的，是从汪达尔人的肮脏历史转到最高贵的日尔曼族——东哥特人的历史，转到日尔曼征服中最高贵的人物——意大利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历史。……狄奥多里克名义上是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总督地位来统治意大利，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独立的日尔曼国王，他意图尽其力之所能，像罗马统治者一样来统治。（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P146，P148）

哥特人对意大利的征服并不意味着罗马文明的终止，在意大利人兼哥特人的王，狄奥多里克统治下，意大利的民政完全是罗马样式的，意大利享有和平和宗教自由（直到该王临终以前），他是英明强干的君主。他任命执政官，保留了罗马法和继续推行元老院制度，当他去罗马时，他首先访问的地方便是元老院。（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册，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P454）

名人大家的赞叹少不了溢美之词。不过，曾经的世界文明屋脊的废墟上，惊涛骇浪般的劫掠、毁灭、暴虐、迷狂过后，一位蛮族首领“文景之治”式的复兴古典文明的施政，不说标新立异于当世，与日尔曼部落中最伟大的克洛维-法兰克、最臭名昭著的哥萨里克-汪达尔、最冲动一时的阿拉里克-西哥特以及其余几支相对平庸的部落形成对照，对于熟知元史（九儒十丐）、明清替换史（扬州三日、嘉定十屠）以及诸多改朝换代故事的中国人来说，狄奥多里克的行为，怎不让人好生感叹!要知道，经过西哥特、汪达尔、勃艮第和“上帝之鞭”阿提位一波接一波马刀挥舞下的铁蹄蹂躏，曾经骄傲无比的罗马人，不论是元老、贵族还是骑士、平民，早已学会默默忍受，早已丧失了生存的基本选择权。

但狄奥多里克，宽宏大度地给近乎已是惊弓之鸟的罗马人、意大利人，复原了一个罗马帝国，尽管范围小了许多（早在奥多亚克兵变登台之前，西罗马帝国原先的几大行省，不列颠、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早已像人体四肢被齐刷刷斩断，仅剩一个意大利半岛，像是仅剩的一截头颅和上身胸部，作为西罗马帝国最后的残余象征），但却是一个地道、安宁、建设、宽容的罗马。

禁卫军卫队长、罗马省长、财务官、办公室长官与国家和皇室财务官们一起，仍继续行使着国务大臣的职务，关于司法和财政等一些较次要事务则交给7 个执政官、3个监察官和5 个行政官去管，他们全根据罗马司法制度的原则，甚至按它的形式，管理着意大利的15个区；附带有荣誉和丰厚收入的行政管理工作只能由意大利人担任；人民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服装和语言，他们的法律和习俗，他们的个人自由，更有三分之二的人还保有他们的田产。（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P153）

经过最初几年后，经济开始复苏，社会安全极好，同时代人均羡慕不已；失业有所缓和，物价得到控制，传统的竟技活动得以恢复。狄奥多里克的时代，在文化领域也是帝国时代的继续，拉丁文学有了某种程度的兴旺，鲍依修斯和卡西奥多鲁斯成为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罗马和拉文纳之外，米兰在此期间获得很大发展，成为意大利新的文化中心。

在对外政策上，狄奥多里克两手抓，一是同君士坦丁堡维持友好关系，二是以婚姻结盟来使自己在整个西部帝国范围内成为一个威严的仲裁、调解角色。为此，他全部的家庭女性资源，一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位侄女，全都派上用场，分别结亲汪达尔、勃艮第、西哥特和图林根的国王。（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意大利简史》，沈珩、祝本雄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P58）

哥特国王十分注意保存他们所征服民族的纪念物，皇家敕令一再禁止公民们自己损伤、不注意保护或加以拆毁。有一位专业建筑师，每年得200镑黄金的款项，2.5万块砖瓦，加上卢克林港口的关税收入，全拨作城墙和公共建筑的修缮费之用。对于铜铸或石雕的人或兽的形象也同样十分爱护，包括马、大象、公牛、小母牛等等，有一个专职官员保护着这些被狄奥多里克看作是装点他的王国的最高贵的艺术精品。（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P155-156）

狄奥多里克为什么要复原一个罗马？

这得让我们先来稍稍认识一下我们这位主人公。

由于笔者手边史料有限，有关狄奥多里克本人的生平事迹甚少，且东鳞西爪，各说不一，只知他本是一位东哥特王子，早年曾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当过人质；东哥特先是联匈奴搞罗马，后又联罗马搞匈奴；狄奥多里克祖上很早就信奉了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历史上著名异端之一）。由此可见，狄奥多里克虽属蛮族，却像阿喀琉斯在冥河浸过一样，早就在文明的中心深受浸染，又见惯错复杂情势中的纵横摆阖、折冲樽俎，军事、政治、宗教、外交、文化，顶极政治家的五大要素，孔子所说“文者武备，武者文备”无一不齐，辅以鼎盛之年的体力和胸襟，落魄的罗马人称他野蛮人，就只能视为一句酸语！狄奥多里克呢，想不好好当国王都难！所以，一听是蛮族，或诸如此类外在名称，就喜欢顾名思义，有这种癖好和习惯的人们啊，小心被铁打的事实拍疼你的小脸。

复原罗马，如果说这是基于狄奥多里克本人的原因，那么客观方面，有本书是这样剖析、阐释的：

在频繁出现的无政府时期，某些非意大利人司令官或统治者，要使其母国脱离帝国，并组成他们自己的独立领地，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由于他们已成为罗马人，他们就会比他们的那些罗马土生土长的前任们对那个世界性的永恒的城市保持更为狂热的忠诚。待到帝国解体，这种对罗马名称的尊崇，成了日尔曼征服者对罗马和基督教的一切东西都怀着矛盾心理的根源。

在进行征服的日尔曼首领那里，他们面对无形的罗马权力和威望，摇摆于身体力量的强大和毕恭毕敬的卑谦之间。他们觉得需要服从于被他们征服了的东西。

阿陶尔夫（西哥特人首领）承认，“他起初曾强烈希望将罗马这个名称抹掉，把整个罗马建成一个哥特人帝国，但长期的经验告诉他，哥特人由于其无约束的野蛮状态，不可能被迫遵纪守法，而废除法纪则意味着国将不国。于是他决定，用哥特人的力量来恢复和加强罗马名称的权威，以获得名望，并以他无力取代的罗马的恢复者形象而传之后世。因此他停止了战争；因此他力求和平。

这也是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政策。狄奥多里克夺取意大利和西西里后，就决定放弃他的成功的军事征讨，而致力于保存和恢复传统的罗马制度，并将其行政管理留在当地人手里。……他给东罗马皇帝写信说，我们的统治将是你们统治的模仿。（埃里希•卡勒尔著《德意志人》，黄正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P32-34）

就这样，在血沫飞溅、残垣断壁、人心惶惶、末日恐惧的意大利，罗马文明的心脏地带，在经过贫穷、瘟疫、饥饿、死亡，残杀等种种蹂躏之后，罗马帝国的孓遗子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重归了一个安宁、富足、有公共娱乐的年代！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王位上的33年，让人想起中国南北朝的梁武帝。一个短暂的拨乱反正的王朝，一个风云变幻狂暴肆虐后的宁静港湾，一段昙花一现的幻觉美景，无可挽回的回光返照的最后霞光。

三、四十年光阴，足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与否，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却不过是白驹过隙、电光一瞬。历史进程中的嬗变演化，并不像史籍纪年那样截然明确，如同现实世界中的国界，也没有地图上的清晰红线，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公元476年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河界标识。存在于4—5世纪交替的狄奥多里克王朝，却正好成为古罗马文明与中世纪交接的一座小桥，无意间，它成为两座巨大历史文明碑石衔接处的一抹灰泥。而我，更愿意用最后一缕晚霞来比喻，美丽、虚幻，绚烂、短暂；太阳之前已落，长夜即将升起。

对于狄奥多里克王朝及其统治，尽管有几位史家不吝美意的称赞，但我想，不同之见难免并存。狄奥多里克带兵进入意大利，属不属于侵略者的武力占领？罗马帝国已亡，恢复亡者生前的衣着打扮，会不会是一桩丑陋的借尸还魂的无谓闹剧？会不会是中国人所说的复辟倒退？像张勋的“辫子进京”？

不管怎么说，狄奥多里克止战弭争，保障和平，恢复粮食供给，重建中断的交通道路，恢复商业贸易和一些罗马式的公共娱乐，还有狄奥多里克的宗教宽容，这些内容，后人的评价很容易众口一词。但狄奥多里克完全袭用古罗马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和体制，财务官、执政官与元老院，这些在当时或许早已是有名无实的一具躯壳，会不会就像数百年后奥托创建的那个也延续了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用伏尔泰的话说，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也不是帝国，完全只是一个波德莱尔式的向晚霞致敬和追梦，一件晚霞织成的霞帔，一声扶柩送灵者发出的长长叹息？

罗马帝国死了，谁来给死去的罗马帝国送葬？罗马人？罗马人早已自顾不暇；基督徒吗？伟大的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以鲁迅式的情感，说明自己对它的灭亡的毫不可惜。只有远道而来的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成为恺撒、奥古斯都创建的罗马帝国唯一的扶棺送行者。

直到这时，那曾经庞大无比的伟大罗马帝国的送终哀乐才真正响起。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饶你曾经地跨欧非亚，饶你曾经地中海是内湖，饶你曾经庞培、凯撒、安东尼、奥古斯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狄奥多里克，这位来自日尔曼神秘、幽深森林的蛮族首领，以一种山里人特有的纯朴和虔信，用33年的光阴，为丧尽天佑的古罗马做了最后的酡颜敛妆，皲染出罗马和拉文纳上空那最后的晚霞。

二，

在意大利执政的第七个年头，公元500元，狄奥多里克第一次出巡前帝国首都罗马。据说他受到了元老院、教士和人民的盛大欢迎，欢呼他为新的图拉真（图拉真是第一个非罗马出身，而是出生西班牙行省的皇帝，帝国疆域版图在他手上达至最大，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皇帝之一）。我现在没法判断当时的欢呼声，有多少出自真情实意。罗马公民的历史，也就是一长卷的征服史，不是征服他人，就是被他人征服。感恩是罗马人天性中所没有的，也是骄傲的罗马人所陌生的（虽然在罗马传统多神教中，罗马人有时会对某位在他们看来起了好作用的神表示感恩，但这种所谓的感恩，完全建立在让神都会恐怖的功利基础上，如果神没能达到或满足他们的期待，他们竟然会用乱石砸打庙宇，推倒圣坛，甚至把神扔到大街上，见苏维托尼乌斯著《罗马十二帝王传》。对神都如此的感恩，别说骄横的罗马人不可能把它移情到人身上，就是真移过来了，十有八九也是没人敢领教消受）。不过历经数百年的战争沧桑，骄横的罗马人也早学会了韬光养晦、见风行船。更重要的，虔诚虽然也是罗马人原先所陌生的，但这时，一种可以媲美罗马人曾经不可一世的骄横的极度虔诚，已深深扎根于罗马人的心灵。终于有一天，它要了狄奥多里克，和那个短暂王朝的命。 事实上，狄奥多里克王朝能在意大利安然屹立三十多年，除了国王在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与法制和文化维护上的出色成就，另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或缺：宗教。它让你看到，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多么像《天龙八部》段誉手中的六脉神剑，既可对人施以生杀予夺，也能置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于掌股之间。这柄无形的“六脉神剑”，就是当时方兴未艾、风头正盛的基督教。

虽然我并不想于本文中过多涉及基督教的历史，尤其是基督教的教义，但为着厘清文章内容的脉络线索，必要的追本溯源在所难免。

基督教肇始于公元前后。一世纪中期，尼禄第一次疯狂迫害基督徒。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392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法令，基督教取代罗马原有的多神教，上升为国教，其它宗教一律废黜。就在基督教从被迫害者升为国教，取得对其它宗教在帝国境内的绝对胜利时，教会内部，正统与异端之争，开始了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公元4世纪初，一位名叫阿里乌斯的人，在亚里山大里亚提出他的学说。这学说后来成为基督教史上著名的异端：“阿里乌斯教派”，它受到正统教派的严厉谴责和清洗。

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人信奉的，正是阿里乌斯派。

本来，东哥特人也好，西哥特人也好，甚至克洛维的法兰克人，他们信奉基督教不为别的，就为着这么一来，证明自己成了货真价实的文明的罗马人。他们不明白、也不在意什么派不派的，不都是基督教吗？他们以为穿上制服就是警察，谁知人们说，那是保安服。而且，后来，还成了必须取缔的“保安服”。

但历史，往往充满九曲十八弯的江流回转。

这又得另起一针线头。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裂为二，分成东罗马帝国（都君士坦丁堡，又名拜占廷）和西罗马帝国（都罗马，后迁都拉文纳）。这东西两罗马，按理说是兄弟国，实际上，倒也确实像是欧洲戏台上常演的那种兄弟，你盯着我的财宝，我瞄着你的江山，一不觉意就紧卡对方的脖颈，从来别扭多过和睦。帝国之间如此，两帝国所在教会也是身行影随。484年，拜占廷与罗马两教会的领导，据说是对教义理解的差异，又闹起别扭，结果，一拍两散。从484年—519年，整整35年，大家都背过脸去，互不理睬，这就是所谓的阿卡西乌斯分裂。

这35年，差不多正好是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王位上的黄金岁月。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适逢罗马、拜占廷闹别扭，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之行，就很可能是一段写满未知与变数的旅途，一段需要重写的历史。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宗教分歧给了狄奥多里克一个天赐良机，但分歧过后，狄奥多里克这位客座国王的王位，就难保无虞了。

话说公元489年，拜占廷皇帝芝诺让狄奥多里克进军罗马，清剿奥多亚克，是早已看出狄奥多里克终非池中物，养虎身边，患莫大焉。驱虎灭狼，一则化解祸起萧墙的腋下之忧；二则便于坐收渔人之利。但看到狄奥多里克稳坐拉文纳宫殿，俨然成为一代“中兴明君”，拜占廷皇帝心头，怎么也不是滋味。蛮夷之人，终究非我族类，占据西罗马广大疆域，始终是心头恨憾之事。虽说以“我”的名义代理行事，对“我”还算客气，但终不如攥回自己手中稳当。因此，拜占廷对狄奥多里克，一直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拜占廷对狄奥多里克必欲灭此朝食而后快，那罗马和意大利人呢？他们对狄奥多里克又是怎样的想法？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又得暂且退后几步，将目光转到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基督教上，去感受一下当时的宗教氛围与基督徒的激情。因为那时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已经99%皈依了基督教，而且，虔诚非常。不透过基督教，你就不可能深入认识当时的罗马人，意大利人，也就无法理解他们对待东哥特人国王和他的王国的真实心理。

俗话说，窥一斑可知全豹，下面的故事来自史籍的确切记载。

亚里山大里亚一直是罗马帝国的文化重镇（甚至从希腊时代起），希帕莎是该城著名天文学家塞翁的女儿，她本人也是科学史不多有的女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高贵、智慧、清白。希帕莎不知自己何时触拨了同城基督教主教西里尔——当时正炙手可热的宗教权势首领，死后被敕封为天主教圣徒——诡异邪恶的心。一天，在西里尔的策划下，一群暴徒冲近希帕莎，将她拖进教堂，剥光她的衣服，用尖锐的蚝壳把她的肉一片片地从骨骼上剥掉，然后，把她还在颤动的四肢投进了熊熊的烈火。 ——这就是当时席卷整个罗马帝国的社会风气。凡是被认为不合正统教义的人士（犹太人首当其冲，灾难最深），随时可能在一群暴徒突如其来的冲袭之下被投入熊熊烈火。这种事情决不是仅仅发生在亚里山大里亚，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包括拜占廷，罗马，后来最负盛名的是西班牙，火烧活人成为一时之风尚。这就是罗素所称为“一个对公正和理性的探索抱有敌意的世界，一个迷信成灾和狂热盛行的时代”。显然，与尖利的蚝壳和熊熊的烈火相比，博学、宽厚的伯蒂先生的表述，实在是学究得太过温雅了。

这也就是狄奥多里克所处的时代，和他真心虔诚地想要成为其中一员的“文明人世界”，但偏偏地，狄奥多里克大王，在宗教意识——那个时代最为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是个十足的掉以轻心的逆行者。

狄奥多里克本人皈依基督教阿里乌斯派，但从不搞宗教迫害。（见朱锡强编著《梵蒂冈教皇秘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

在他的长时间的统治中，找不到一个意大利的正统基督教徒，不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曾改奉征服者的宗教。（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P158）

狄奥多里克的政府，对犹太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P152）

当我们尊敬的洛克先生从1685年起，不停地以书信的形式，发表他那里程碑式的宗教宽容的论述，他却没有提到，在1000多年前，一位被罗马人称为野蛮人的部落首领，在情势最为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凶险的年代，就已经那么做了，而且，做得几乎完美无缺（直到临死前的被迫功亏一篑）。

但罗马人、意大利人，生活在由狄奥多里克重新复原的，安宁、富足、又有了娱乐的“小罗马帝国”里的罗马人、意大利人，他们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在凝视狄奥多里克的宗教宽容？

狄奥多里克慨然加之于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宽容，对意大利狂热的正统基督教徒来说，却是令他们十分痛苦和反感的事。“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过去的灾难已被遗忘，遭受伤害的感觉，或疑心，被目前的幸福时刻衬托得更加难堪。”（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P160）

前面说过，罗马人的字典里没有感恩这个词。虽然自从瓦伦斯皇帝战死，被人“征服”的次数已是数不胜数，但罗马人的骄傲始终未泯。不管怎么说，在罗马人暗藏、含蓄的心里，东哥特人始终是蛮族，是外地人。更重要的，现在的罗马人的宗教虔诚，已经赶上他们的传统骄傲，他们决不能因为狄奥多里克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粮食和娱乐，就忘记东哥特人是异端。骄傲又虔诚的罗马人，怎能忍受一个蛮族+异端的统治？

于是，当罗马和拜占廷重新和好如初，狄奥多里克的命悬一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519年，罗马教皇何尔米斯达斯与拜占廷帝国和东方教会达成协定，裂教活动结束，帝国宫廷和教皇罗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这时，许多意大利人又转向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法兰克吞并勃艮第，夹在日益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重新对西罗马旧地野心勃勃的拜占廷帝国之间，狄奥多里克多年来第一次感到孤独，感到危险正悄然逼近。就在这时，523年，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开始执行亲正统派基督教和拜占廷政策，中断了同拉文纳的官方关系。（见萨尔瓦托雷利著《意大利简史》，第59页）

523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正式宣布阿里乌斯派异端为非法，要彻底清剿。狄奥多里克派罗马教皇去跟帝国皇帝谈判，未果。这下，狄奥多里克真的紧张起来，真的慌了（整个意大利境内，阿里乌斯派的东哥特人占不到人口的1/10，其余都是正统的天主教徒，情势悬殊，一目了然）。狄奥多里克老了，455年出生的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已经丧失青年时进军意大利的胆略与干练，而沦为东哥特人中英雄暮年的梁武帝和唐玄宗。方寸大乱的狄奥多里克唯一的招数，是无头无脑地怀疑自己人，并将他们一一下狱、处死。一直委以重任、视为知己的肱股之臣，纷纷归入叛国之名册。“有辱使命”的教皇约翰一世从君士坦丁堡一回来就下了狱，然后被生生饿死；鲍依修斯不明就里地下狱、流放，然后被活活勒死；鲍依修斯的岳父，名门贵族后裔西马库斯被提前送上黄泉路。最后，轮到狄奥多里克自己，526年，带着悔意、歉意和一丝莫名的惊恐，追赶前面几位朋友去了，同往天国或是地狱。

阿诺德•汤因比说，狄奥多里克一死，东哥特政权就一衰到底。

确实如此。

虽说如此，虽说只剩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孤儿寡母地当家掌朝，拜占廷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查士丁尼，加上最著名的军事家贝利撒留，用了20多年才最终得手，将意大利收归囊中。

当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一半已是坟墓了。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现象。东哥特意大利的毁灭，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古典式罗马城消逝而中世纪式的罗马城就出现了。（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156页）

从此，罗马、意大利、罗马帝国的各个废墟行省，整个欧洲，就结结实实地走进了中世纪，走进了漫漫千年的文明黑暗期。

最后说一句，罗马人、意大利人协助拜占廷人摧毁了东哥特这个异端王国（汤普逊书中有记述，当贝利撒留胜利的消息传开时，意大利居民自发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在许多在城市，狂怒的民众屠杀了东哥特的驻防军），但他们迎来的“正统”的日子并不长久。之后，意大利，甚至罗马，走马灯式不间断地成为一个又一个异族、异端饮马波河、台伯河的牧场，就像中国某些城市所炫耀的，成了六朝八朝或十朝古都。而所谓六朝、八朝或十朝古都，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太值得炫耀的事，因为它只不过说明这座城市六次、八次或十次被人征服，被人击破而已。意大利在狄奥多里克之后的历史，就是一部五彩斑斓的异族征服史，直到公元19世纪，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出现。

三，

历史满是转折，像极汉字笔画。生逢历史转折之际，自我顾盼或后人阅读之时，总是容易生发更多感慨和思索。

对于这一点，赫尔曼•赫塞一段话，给我留下了至深印象。

只有在两个时代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如果一个古希腊罗马人不得不在中世纪生活，那他就会痛苦地憋死；同样，一个野蛮人生活在文明时代，也肯定会窒息而死。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整整一代人陷入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中，对他们来说，任何天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感都丧失殆尽。 （《荒原狼》）

赫塞到底是诗人和最后一位浪漫骑士，短短一段话，智者的敏感、尖锐、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与文人的偏激、矫情、不合史实的夸大其词，简直是密不可分地共冶一炉。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真理总是骑在谬误的背上飞翔。

但有一个人，还就真如赫塞所言，生活在这种古希腊罗马人-野蛮人，文明时代-中世纪的交替与交错的时代，并且最终“痛苦地憋死”，他就是本篇主人公，狄奥多里克王朝的鲍依修斯。

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东哥特-意大利，正处在一个“三驾马车”的时代。古罗马文明残体、日尔曼蛮族与基督教势力，仿佛三匹力量不同、各有方向、但又紧紧缠扣的马，将古罗马帝国疆域为中心的欧洲历史，拉扯成一团乱麻。鲍依修斯，就是这团乱麻上一根脆弱的生命之线，最终被历史的车轮“车裂”而亡。

鲍依修斯（480—525年）的简历，赵敦华帮他撰写得最为简捷明了：出身于显赫的罗马贵族家庭，早年在雅典学习哲学。5世纪末，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占领罗马，建立了王国。从510年起，鲍依修斯在东哥特王朝任大臣。523年被控叛国罪下狱，两年后被处死。（赵敦华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P182）

鲍依修斯名传后世，首先得于他的学者形象。据说他曾在雅典最著名的大学求学、研读18年，拥有纯正而渊博的古希腊罗马知识。他曾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全部著作译成拉丁文，并实际完成了其中部分及注释。他所写的算术、几何、音乐教材，是中世纪学校运用最广泛的教课书。他所写的神学著作，成为后来经院神学大师阿奎那重视和注释的对象。鲍依修斯还精通机械学、天文学、逻辑学和金融钱币学，并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身边所有的人，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贵族、平民还是穷人。“他的生涯和著作与当时文明的普遍衰落形成鲜明的对照”（罗素著《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马家驹等译，1992年，P170）

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人物，加上贵胄世家的徽章和王朝重臣的身份，天然地成为那个告别的时代最好的见证人和凝聚折射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鲍依修斯和“三驾马车”的关系。 为了说明鲍依修斯的贵族出身，伟大的爱德华·吉本造了一句卖弄与妙趣想象力合二为一的句子：鲍依修斯元老是加图和塔利同意视为同胞的最后一个罗马人。加图（公元前243-149年），就是那个被称为罗马共和国的原则和良心的大加图，一个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的元老院首席元老，他那著名的“必须消灭迦太基”的结束语，树立的是一个“原罗马共和主义者”形象。加图都同意认可的，自然也就是“免检产品”。塔利就是西塞罗，一个同样热情汹涌的罗马共和制的维护者，也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鲍依修斯的拉丁文全名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吉本据此说，他继承了当时的帝王都渴望能有此出身的安尼西安家族的遗产和荣誉，而他的曼里乌斯名号更使人相信，他的确是或被假定是一群曾把高卢人逐出太阳神庙，并为了共和国的纪律牺牲他们的儿子的执政官和专制君王的后代。鲍依修斯出生之时，西罗马帝国已灭亡4年，按照严格的历史纪年，他已经不属于正儿八经的“罗马公民”，而只能说是“罗马遗民”了。但他偏偏又是个正宗嫡传的罗马贵族；而且，历史还特意把他安排在由一个蛮族首领“克隆”重建的“晚霞中的古罗马”，这或多或少，也算是命运之神一个小小恶意的玩笑吧。贵族，从来是高贵与败坏的同体称谓。生逢由血腥狂暴走向迷信黑暗的世纪末，太多的所谓贵族，容易成为赫塞笔下狂躁不安的荒原狼（在中国则是张岱朱耷和《茶馆》里溜鸟的八旗），在放纵、荒谬、痛苦的命运感中踏上不归路。但鲍依修斯，却表现得截然相反。

罗素提到鲍依修斯，就说到他始终是狄奥多里克的朋友。这种说法的根据，我们不知在哪，但可以肯定的是，从510年起，鲍依修斯就是狄奥多里克非常重要的一员大臣。在13年的从政生涯里，鲍依修斯担当的，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分管文教卫体的官员，教育、艺术、天文和神学，都是他展示才华和学识的领域，他也确实做出了无损令名的成绩。事实上，不仅鲍依修斯本人是名出色的执政官，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表现不错的执政官。对于鲍依修斯的行政能力，罗素有一段这样的话：把鲍依修斯当作一位脱离当时实际的象牙之塔里的思想家，那就错了。相反，更像古时许多哲学家那样，他身处实际事务纷扰之中，显得是一位有才干而头脑冷静的行政长官。（《西方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鲍依修斯是希腊罗马文明与蛮族政治间的一根坚实而优质的纽带，当这根纽带被人为绷断时，也就象征着，整个西欧历史的航船与古罗马文明的海岸彻底断缆，迅速消失在中世纪茫茫黑夜的海面。

最后，鲍依修斯和基督教的关系。我们不得不一如既往地引用潇洒而随意的罗素博士的话：当然，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对于罗博士的这句话，可资佐证的材料在《牛津基督教史》里可以找到：

到5世纪30年代，基督教变成大多数有教养的罗马城市居民的宗教，除了极少数例外，占统治地位的上流人士全是基督徒。到5世纪中叶，罗马城市中的异教徒（包括不信教者）已所剩无几。（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64，P65）

作为一个有哲学修养的基督徒，鲍依修斯写过五篇讨论“三位一体”的神学论文（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不过基督教对于鲍依修斯来说，最深的痕迹恐怕是，他始终是一名正统的天主教徒，而他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以及东哥特族人，则是阿里乌斯异端派，所以，当鲍依修斯被处死以后，很长时间，鲍依修斯竟被推崇为被异端迫害至死的殉教烈士。历史的随意性于此可见一斑。而这貌似庄重而神圣的随意性历史的受益者，竟会是柏拉图，想起来不能不让人莞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罗马文明血脉、蛮族政治和基督教精神，仿如一种混合液体，如琥珀，紧紧凝结在鲍依修斯身上。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急剧失衡、天崩地解、高度迷狂的年代，一个注定无处可逃的心灵，鲍依修斯留存在历史底片上的精神图像，透过残篇断简，映出的竟是一幅超然万物的“纯哲学的宁静”，迥然有别于荒原狼和八旗子弟，也有别于他同时代前后的众多杰出或愚暗的心灵，无论是残余贵族，还是基督教父。既非麻木的无动于衷，也没有迸发出激情创痛的呐喊与悲愤；无辜遇死，一心追求竟然只是心如止水，让万种思虑化解如风，这是鲍依修斯最让人惊异之处，也正是那个重大而特别的历史转折年代的浓缩写照与印证。

让我们重温一下鲍依修斯的死亡经历。

提起鲍依修斯，人们通常都会讲到这件事。公元523年，鲍依修斯以叛国罪被判死刑，在监狱等死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哲学的安慰》。死刑犯在临刑前产生哲学性的幻想和写作激情，我相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在一年多时间，写出“中世纪不可多得的文情并茂的哲学作品，有人将它评价为‘可与柏拉图与西塞罗著作相媲美的金色篇章’”（赵敦华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就恐非常人所能为了。 鲍依修斯遭“误杀”的背景和原因，上篇文中已有说明，但这件事情具体的前因后果，只有吉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类似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故事。而且吉本叙述这故事的风格也与太史公相似，激情洋溢，口齿不清，个性鲜明。由拜占廷皇帝引发的集体肃反案在东哥特-意大利上演后，元老院一名叫阿尔比努斯的元老被指控，罪名据说是，胆敢希望使罗马获得自由。看不过眼的鲍依修斯勇敢地站出来，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如果阿尔比努斯有罪，那元老院和我本人也必然都犯有同样的罪行。而如果我们全都无罪，那阿尔比努斯便应当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鲍依修斯充满自信的辩护的结果是，他陷入了与他的当事人同罪的境地，很快被拘捕，然后被流放到意大利西北部的帕维亚。

备受后人由衷赞誉的吉本，给鲍依修斯的辞别人世，留下了这么一幅真伪莫辨的图画：一根粗绳绕在鲍依修斯的头上，然后用力收紧，直到他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被挤出来，这时用棍棒打他直到他咽气的温和的酷刑倒应该说是一种仁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P166）这究竟是吉本大师丰富的想象，还是真实的历史再现，我们实在无力知晓。总之，鲍依修斯死了，“痛苦地憋死了”。

死之前的鲍依修斯有充裕的时间，为《哲学的安慰》画完最后一个句号。这部书名充满文艺性魅力的自我告解集，是鲍依修斯至今仍为文史学者们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罗素对它照例也是毫不吝啬地赠予了文如泉涌的绝妙好词。

书中没有丝毫当代那种迷信与病态的迹象，没有罪孽的萦绕以及过分强求那不可及事物的倾向。书中呈现一片纯哲学的宁静——它是如此宁静，假如该书写成于顺境，或可被视为孤芳自赏，但该书却是著者被判死刑后在狱中写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P456）

要评判作为行政官员的鲍依修斯，需要把他放入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放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辅之于大量具体、细致、客观的事实材料；要认识作为文人学者的鲍依修斯，就绕不开《哲学的安慰》，因为除了5篇神学论文，一些译作、注释文和各种教材类小册子，《哲学的安慰》是鲍依修斯不多的原创性作品，而且，肯定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艺作品。

但我手边暂时还没有这本书，有的只是赵敦华的介绍分析和罗素的评语。为了获得一个真正“整体”性模块，我从《西方哲学史》把下面这首诗全文切割下来，尽管该诗实在有点长，但舍此再无其它较完整的原始材料。罗素说，这首诗在哲学含义方面和波普的《人论》（Essay on Man）很相似。 你如果以最纯洁的心 观看上帝的律令， 你的两眼必须注视着太空， 它那固定的行程维系着众星在和平中运行。 太阳的光焰 并不阻碍他姊妹一行， 连那北天的熊星也不想 叫大洋的浪花遮掩她的光明。 她虽然看到 众星在那里躺卧， 然而却独自转个不停 远远地隔开海洋，高高地悬在太空。 黄昏时节的反照 以其既定的行程预示出 暗夜的来到， 但那晓星则先自白昼而隐掉。 这相互的爱情 创造出永恒的途径， 从众星的苍穹之上 除去一切倾轧的根源，除去一切战争的根源。 这甜蜜的和谐 用均等的纽带束缚住 所有元素的本性 使那些潮湿的事物屈从于干燥的事物。 刺骨的严寒 燃起了友谊的烈焰 那升腾的火直升到至高之处， 留下这大块的土地没入那深处的故渊。 万紫千红的物华 在阳春发出馥郁的香花， 在炎夏产出成熟的五谷 在凉秋带来硕果累累的枝桠。 上天降下阵阵的暖雨 再为严冬把湿度增加。 举凡生活在地上的众生 都受到这些规律的滋养和育化。 当他们一旦死去， 这些规律又把它们带到各自的际涯。 彼时造物者高高坐在天上， 俨然把统驭着全球的绳缰在拿。 他作为它们的王 以显赫的权力君临着万物。 它们由他得生，蕃衍，和跃动 他作为它们的法律和法官对他们加以统辖。 凡以最快的速度 疾驰于其行程的 经常为他的大能引向后部， 有时更突然迫使它们的进程就此停住。 若非他的大能 限制它们的暴躁， 把那狂奔不息者纳入这圆形的轨道， 那至今装饰一切的 凛然的律令 怕早已破灭毁销，而 万物也将远离其太初以来的面貌。 这强有力的爱 普及于一切， 一切返本还原 寻求至善的众生。 若非爱情将 世间的事物 带回首先给予其本质的根源 世间将没有什么得以持续永远。

这诗确实长了点。

《哲学的安慰》采用的是散文和诗构成的对话体形式，鲍依修斯自称时，用散文；哲学女神的回答，则借以诗歌。上面这首诗，大概就是哲学女神的回答。坦率地说，这不说是首十分糟糕的诗，也确实算不上一首精彩动人的好诗。它和中国宋朝的那些说理诗非常接近，读之味同嚼蜡，读后兴昧索然，通篇是些哲学理念的堆砌，不用读完，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了。如果以这首诗为标尺，加在鲍依修斯和《哲学的安慰》一书上的众多溢美之词，实在有点浪得虚名。也许，这首诗并不是其中的佳作，况且翻译也在添乱，让人遗憾，脾气不好的简直会发火（单是那些变化无常的人称代词就让人丈二金刚）。何兆武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还是我五叔的朋友，我现在身边的一套《西方哲学史》，就是何先生送给我五叔的），但《西方哲学史》中的瑕疵，实在不只一处。上面提到的波普的《人论》，恕鄙人学疏识浅，我只知道卡西尔的《人论》，我衷心祈愿这不会是个恐龙级的笔误。

相比之下，赵敦华笔下的《哲学的安慰》，要有吸引力和魅力得多。无论是谈命运的不幸和变幻无常，还是天命决定和人的自由选择，谈恶的来源和智慧的关系，这些纯哲学或说是纯神学概念的话题，即使对当代人而言，也依然有因人而异的生动感染力。比如，针对鲍依修斯指出，人生的命运与自然的秩序都是同一的，它们支配着万事万物的流逝往复，不依人的愿望停驻于某一处（浮士德的理想）。命运女神如是说，“如果你对所失去的有所报怨，如果不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失去，我还能行使我的权力吗？睛天后面是阴霾，鲜花与收获的季节过后是雨露时节，大海有权平静地微笑，也有权在风暴与巨浪里咆哮。我岂能因人的贪得无厌欲望而固守恒常。恒常不是我的本性，我的本性是场不停的游戏：我的轮盘快速飞转，高兴地把低者抬高，让高者降低”。一叶知秋，能写出这样句子的人绝非浪得虚名，“居长安也易”，可见没在雅典白混18年。赵敦华据此分析到，鲍依修斯从命运无常的本性中悟道，一切依命运降临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追求的幸福是“这样一种善，人一旦获得它，就不再有进一步的欲望。它是善中之至善，包含着一切善”。显然，官职、名誉、门第、财富、享乐都不是至善，它们会引起更大的欲望。只有美德才是人通过自己追求、不依赖命运即可获得之幸福。熟悉希腊罗马哲学的人看得出，这一结论在斯多噶和新柏拉图学说里随处可见，但联想到鲍依修斯的人生遭际，这个结论也完全可以视为鲍依修斯本人的发现和感悟，它与鲍依修斯的命运水乳相融，成为照耀他命运旅途的指路航灯。凭籍这一哲学之光，鲍依修斯找到了人生的安慰，他可以安然上路了。至于后来的多事之人，从《哲学的安慰》一书中，看出鲍依修斯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或是一位基督徒，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早已是无关痛痒的皮屑无趣之事。

从鲍依修斯为阿尔比努斯铿锵有力的辩护短语中，清晰地透露出鲍依修斯见义勇为、仗义执言的性情中人禀性，依稀闪现着西塞罗当年的风采。但一朝被下狱，自知难逃一死，鲍依修斯反倒泰然处之，力求心平气和。我们从《哲学的安慰》书中和其它史籍里，见不到鲍依修斯对于狄奥多里克，对于不公之命运的狂躁与愤疾。自问自答的化解方式，重现了苏格拉底的精神风貌。这一点颇能引人联想，古希腊罗马文明第一位哲学大家，粗略地算，始于苏格拉底；而鲍依修斯，正好处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蛇梢末端。虽然俩人在哲学史的影响天殊地别，但就他们的赴死心态而言，也算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了。

平心而论，在西方文化史中，鲍依修斯并不是一位有着独创性的思想者（罗素博士那些偏爱有加的溢美之词，只能从罗博士的主观角度去理解，而不宜从鲍依修斯的客观实际去认识。稍有眼光的人，即使从赵敦华引介的内容也能看出，鲍依修斯的文学才华有限，思想的个性力度与深度，更是止于重复前人的话语，以今人之视野面对，多少散发着一丝平庸的酸腐之气。但就鲍依修斯所处的时代而言，他至少没有堕入荒唐、疯狂、迷信的时代漩涡，他还是一个清醒、理性的古典文明式文人学者，在一个极端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全面笼罩、扭曲人性的年代，这已是难能可贵）。从哲学角度说，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从基督教神学而论，鲍依修斯的才华和贡献，远远无法跟他之前的安布洛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相比肩。严格地说，鲍依修斯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文学作家。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掩盖鲍依修斯在文化史的地位和意义。如前所言，这地位和意义有一多半拜他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所赐。当狄奥多里克以他卓有成效的文治武功，为古罗马帝国唱响送行的挽歌，鲍依修斯则以最后一位古典式文人学者的形象，作别了整个希腊罗马文明。浅浅淡淡的晚霞，是古典文明最后的明眸和灰烬。数百年后，当伟大的文艺复兴曙光晨曦初现，意大利、法国等西欧人文主义者从深埋地下的灰烬中，重新抖露出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荷马等全部的古典宝藏时，其中有一条若隐若现、若断若续的细细灰线，就是鲍依修斯当年留下的。

200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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