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增：没登上珠峰，是我一生的遗憾

（10年前的一个专访，感谢史学增老师。）

史学增快60岁才拿到驾驶执照，穿行在夜晚的二环路附路上，他自言自语道：“今天警察可真多。”

他的车开得很平稳，甚至可以说，有点面。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擦肩而过时，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创造过职业摄影师登顶的世界纪录，在天山主峰托木尔峰，他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许多登山健将曾对他说：“史记者，你登顶珠穆朗玛峰，没问题。”然而，因为历史原因，他错过了登上珠峰的机会，30多年后回首往事，他感慨道：“那是我一生的遗憾。”

运气好成了职业摄影师

我生于1942年，北京人，1961年当的兵，是侦察兵，学过一点攀援方面的技巧。从部队复员回来才一个星期，被分配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当时都不知道单位在哪儿，只觉得是个好工作，很激动，以后40多年我就一直干这个了。

刚进新影，老师傅给办了一个短训班，学完以后我当了摄影助理。那时候都是老机器，摄影助理负责装胶片、捯胶片、支架子、测光、选角度等。过去没有数码，都是用胶片，很麻烦而且很贵，厂里规定耗片比为1：3.5，如果超过了，受批评不说，能不能干这行都是疑问。所以，那时拍任何镜头都要测光，生怕拍废了。先测脸后测衣服再测背景，一盘胶卷200呎，只能拍2分钟，拍一下停一下，很辛苦。

我做了1年多摄影助理，从老摄影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利用胶片，如何利用镜头，如何用光等等，这一年对我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后来文革开始了，老的摄影师都被打倒，只好让我们这些摄影助理当摄影师。

当时国内文艺、体育节目基本都没有了，大家都说：“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换言之，就靠我们新影出的“新闻简报”在支撑屏幕了。我当摄影师的时候没有摄影助理，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当时新影在全国各地有分站，我们轮流驻站。一个省有时就你这么一个人，必须独自完成纪录片的全部拍摄工作。

那时候拍纪录片不是闹着玩的，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体力上，要背机器、三脚架、胶片，有时还要背灯具，那些设备可比今天的沉多了；脑力上，当时影片的结构都是“遇到问题，学习毛选，最后解决问题”，但要想找有代表性的题材，也很辛苦。

好在地方对我们工作非常支持，当时新影比今天中央电视台的影响还大，到地方采访，经常是人们敲锣打鼓欢迎，还贴标语，都是“热烈欢迎毛主席身边来的记者莅临指导”、“欢迎毛主席身边的亲人”等等。一个县如果只有一辆机动车，也会派出来为你服务。

别人不愿去我愿去

1972年底，还在文革后期，“登山项目设置筹备组”成立，以后又升格为“登山处”，由史占春负责，他希望通过再次攀登珠峰的契机，把登山队重新组织起来。

这一次，特别强调了“为加强宣传效果，扩大政治影响，在登山过程中要拍摄3部电影”。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1960年5月24日，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上了珠峰，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但登顶时已经是晚上了，虽然带了摄影机，但无法拍摄，只好用红旗裹着毛主席的石膏像，放在顶峰。下山时赶上了黎明，王富洲他们拍了两个镜头，当时在8700米左右，他们拍摄技术不高，镜头晃动而模糊，却是那次登顶成功留下的唯一胶片证明。以后国外登山队从南坡登顶，却没有发现王富洲他们留下的物证，于是，当时国外舆论不承认中国人登顶成功。有了这次教训，登山处对此次攀登珠峰的摄影工作特别重视。

史占春这个人脑子聪明，当时是文革末期，极左思想还很严重，于是他就造势，说登山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是科学考察，这样忽悠着很多单位都感兴趣，而感兴趣的单位越多，社会上的反响也就越大，恢复登山队就越不可阻挡。

登山队初期在北京老山摩托车基地训练，后来到怀柔训练。说实话，也没怎么训练，就是吃点“登山灶”，当时是4.50元一天，比平时多一些肉类。

其实，登山算不算体育运动，我有不同看法，国外都不把登山列为体育运动项目，只是作为探险，登山与人的身体素质关系不大，越是壮得跟牛犊子似的，登山时负担越大，而那些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往往能最终登顶。

1974年，史占春要新影记者和登山队一起入藏拍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苦差事，不愿意去，我年轻时身体素质比较好，且此前去唐古拉山采访过地质队，当时海拔6100多，而我感觉很适应，没什么高山反应，那时我体重一直是118斤，很瘦，我也喜欢去全国各地转，感到这次机会难得，所以我要求去，这样我和李坤钱随登山队第一次入藏。

第一年呆了2个月

1974年4月初，我们进西藏，那时得先到西宁，然后坐汽车到格尔木，再入藏。当时大家也没什么环保意识，一路打猎一路走，还打到了原羚，许多登山队员是骑着摩托进去的，一边走一边追野生动物。

第一次入藏也没爬山，就到冰塔林附近活动了一下，我拍了很多片子。当时登山队有几十人，都是史占春给忽悠来的，来自地质学院、自然博物馆、动物园、石油系统等，大家都是来“科考”的。大家开玩笑说：“动物园来抓活的，自然博物馆来抓死的。”

当时登山队没有专业运动员，有的是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的学生，有的来自部队，史占春来自工会。第一年的影响造起来了，第二年拿到批准报告后，登山队就把这些科考人员全清除出去了，但把测绘人员搞了进来，加上后勤总共有100多人。当时说要重新测量珠峰的高度，9个观测点同时测量，力求更精准。

在此之前，世界承认的珠峰高度是8882米，1975年我国测量的结果是8848.13米，后来好像又改了。我问过专业人员，他们说这主要是计算方法不同导致的，其实8882米也很准，应该说三个数字都是对的，只是选取的参照系不一样。

第一年我拍了很多资料，到5月底我们离开西藏，加上路程，大概是2个月。按原计划，准备到1976年登顶，但，日本人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我们输给了日本人

1975年，日本人田部井淳子准备在5月登珠峰，如果她成功了，她将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为了抢在日本人的前面，登山队进入了紧张的准备中，将登顶计划提前实施。这一次，新影派出了4名摄影记者，有沈杰、彭岭、刘永恩和我。其中沈杰有残疾，负责总指挥，当时刘永恩体力最好，也最年轻，负责7600米以上的拍摄，彭岭负责6500-7600米的拍摄，我负责6500米以下。这次我们都是从成都坐飞机飞到西藏的。

在这次拍摄中，刘永恩登上了海拔8200米的营地，当时登山队安排冲顶主力桂桑在这里火线入党，刘永恩拍下了全过程，他成了当时全世界登上海拔高度最高的摄影师。但他没能最终登顶，从登山的角度来说，不登顶爬再高意义也不大。

说实话，刘永恩和我当时都有登顶的实力，然而，登山队却不让我们登顶。因为一些人怕打破垄断形成的神秘感，以此来突出他们的专业价值。他们不希望看到业余选手登顶，我们没吃过登山灶，又没经过训练，如果登上去了，他们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我在6500以下，多次要求登顶，但当时登顶是要党委会批准的。刘永恩都到了8200米，不得已还是把摄影机交给了队长邬宗岳，由他代为拍摄。邬宗岳外号叫“邬胖子”，身体比较胖，1974年入藏的时候，他的车出西宁就栽了，脑袋了还缝了几针，大家都说这叫“出师不利”，结果却偏偏安排他登顶。他体力本来就不太好，又拿着摄影机。5月5日，他离开结组，在8500米处独自拍摄，可能拍电影时需要长憋一口气，导致体力不支，发生了滑坠，牺牲在珠峰。

副队长大玛米马上组织所有队员救人，如果当时他能及时组织部分人员登顶，只留部分人员救人，其实咱们也就上去了，桂桑或扎桑就会成为世界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了。但当时安排就是那么安排的，结果抢救邬宗岳耗尽了队员的全部体力，最终无力冲顶，而且错过了最佳的登顶天气，到5月16日，日本人田部井淳子登上了珠峰，中国人与历史记录失之交臂。

潘多登上了珠峰

桂桑体力耗尽，扎桑受伤。这样两个重点女队员都无法登顶，而时间又不能再等了，因为一到6月珠峰就进入了雨季，不可能再登顶。这时，36岁的潘多出现了，她当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做完人流手术不久。

现代运动医学证明，做人流手术能提升女性适应力，反而有利于提高运动成绩，后来看国外的报道，才知道有些国外运动员在搞这样的名堂。当时，大家和潘多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她不算主力队员，做完人流手术归队时，大家已经进行了两次适应性行军，她直接参加了后几次适应性行军，爬的距离比别人少，此外，大家照顾她刚做完手术，就不让她负重，所以她背的东西最少。因此在冲顶时，她成了当时体力最好的女队员。

1975年5月27日，在日本人登顶11天后，潘多和其他8名男队员冲顶成功，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选手，这也很不容易。

这次冲顶有两大意义，首先是发现了当年王富洲他们登顶时留下的证据，因为王富洲他们是夜间登顶的，所以没有找到顶峰的中心点，而是到了中心点偏中国一侧100多米的地方，并把证据放在这里。后来国外运动员从南坡登顶，没有到中国这一侧来看，自然没有发现王富洲他们登顶的证据，今天，国际上已经承认他们是第一个从北坡登顶的队伍。第二是立了金属觇标，这本来是为测绘珠峰高度用的，但今天已经成了登顶的见证物。过去登顶是用摄像机360度环绕拍摄来证明，现在简单了，只要和觇标合个影，就能证明了。

在珠峰顶上的片子，是侯生福拍的，他是当年登顶的唯一的汉族队员。

60%的片子是我拍的

再登珠峰在当年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纪录片也在全国热播。值得自豪的是，其中60%以上的内容是我拍的，其他几个摄影师加起来也没有超过40%。因为我两次入藏，第一年留了很多资料，同时，我跑的地方多，珠峰6500米以下有东绒布、中绒布和西绒布冰川，登山队走的是东绒布，而这三个冰川我都跑了，所有的冰塔林我也都拍了下来，而且，我还跑了好几个观测点。

8200米以上不能拍，但队员们冲顶我却没有错过，当时我正在一个观测点，发现观测人员用的望远镜倍数很高，可以放大40倍。我就用镜头直接对着望远镜拍摄，恰好记录下队员们冲顶的瞬间。这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过去别人没发现这种办法，今后估计也没必要这么做了。

在登山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王洪宝，他的体力和技术都非常好，他负责侦查前方地形，以寻找行军路线。他离顶峰都那么近了，但上级就是不批准他登顶，急得直哭都没用。后来他成了队里的主力，没想到遇到雪崩死掉了。当年他为抢救邬宗岳，耗尽了体力，下山后我背过他，体重非常轻，瘦得就剩下骨头了。因为种种原因，他死后我连他的追悼会都没能参加，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和我住在一个帐篷的朋友，后来大多在登梅里雪山和乔格里峰（世界第二高峰，又称K2）时牺牲了。

一起去采访的新影记者有的脚趾头被冻掉了，因为他们穿的鞋太小，当时的登山靴都是鲸鱼皮做的，很重，但雪打不进去，登山要穿大鞋，脚趾头要经常抓一下鞋底，如果图轻便穿的鞋太小，就会冻伤脚趾。当时登山装备比较重，我们还要背摄影机、三脚架和胶片，就更辛苦了。不少队员非常热心，帮助我们背，但我们东西太多，所以只能“贿赂”其他队员，那时也没别的，就用人参，都是我们自己在山下买的。

登山的时候，人参是好东西，吃一口能显著改变体力，靠这个我们让队员们帮着背摄影器材，当然，我至今仍非常感激那些义务帮助过我们的队员，登山队中有不少好人。

我登上了托木尔峰

在珠峰，很多登山健将都跟我说：“史记者，你要想登顶，绝对没问题。”但人家不让我登，我也没办法，这就给我留下了很多经验，后来在登托木尔峰时派上了用场。

托木尔峰是天山主峰，海拔7435米，那是1977年，我35岁了，跟着登山队采访，心想这次一定要登顶。我就动员测绘的人员帮我说话，当时领队非常理解我们，如果是史占春，估计还玄，王富洲是个好人，他有成绩，看得开，此外他是地质大学毕业的，读书人，讲道理。后来大家开会的时候，测绘的人员一起哄，最终党委决定“如果你们能上去，就上去吧”。7435米，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职业摄影师能成功攀登上这个高度，至今在国内，我看能超过我这个记录的人也不多。

在托木尔峰，我三次历险。一次是遇到了雪崩，就从我们身边滑了过去，当时大家觉得好玩，还在那里欢呼。一想很后怕，雪崩是悄无声息的，一面山整个就倒了下去，人在不知不觉间被吞没掉，我们的营地就被雪崩掩埋了，我们幸亏早出来10分钟，如果偷点懒，早就不在人间了。此外，我还经历了一次130米的滑坠，还有一次滑坠虽然只有10多米，但离冰缝只差一米，那个冰缝深不见底，幸亏停下来了，不然也没命了。

到了海拔7000米，所有人都吃不下东西，我照吃不误，很多健将级的运动员都吸氧，我到顶都没吸一口氧。托木尔峰危险之处在于它像个鱼脊，风来了无处躲藏，后来登山队几次登顶都失败了，包括日本的登山队也在这死了人。据说是当年积雪有利于攀登，否则我们也很难成功。

那一年我年龄大了，比一般队员大10岁，甚至比有的大一倍，我的登山经验比他们多一些，不管别人怎么跑，我从山脚就是慢慢走，匀速向前，不让自己喘气，大家说：“就你还想登顶？”我也不理，结组的时候我在第一个，就是要控制速度。今天登山已经不结组了，事实证明这个不科学，当年盲目学习前苏联，其实一个人滑坠，其他三个人都好不了，反而增加损失。

最终，不紧不慢，我成功地登上了托木尔峰，在此之前，它还是一座处女峰。

被剪掉了最珍贵的镜头

我拍完《红旗插上托木尔峰》，其中拍下了大雪崩的部分镜头，这很珍贵，但当时新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自己拍的片子不能自己编，据说是从前苏联学来的。我反复嘱咐编辑人员，保留这个镜头，结果还是一剪子给剪掉了。作为废片，这个镜头被扔到垃圾堆里，让我遗憾了好久。

《红旗插上托木尔峰》最终没能公映，影片编辑到登顶时，非要插进一句“光荣属于华主席”，但所有登顶者都没说过这句话，结果，只好找到当时在山顶喊过话的刘大义，在天坛公园没人的地方，喊了两句“我们登顶成功啦，光荣属于华主席”。录音师录了几遍，然后把这话生插在片子里了。

最终，这个片子因这句生编硬造的话而没有被允许公开发行。

晚年与《动物世界》结缘

后来，我又去过长江源，我拍的《普氏原羚危急》的纪录片获得了大奖。退休后，在《动物世界》干了5年编导，刚刚退下来。

登山这个东西，我觉得体力不重要，重要的是适应力，许多人毅力也很强，但就是上不去，这在医学上叫“高山适应不全症”，我觉得，适应力是天生的。

很多人问我，登山这么危险这么辛苦，有意义吗？我在编《动物世界》的时候，看到总鳍鱼明知道上岸就是死，但它仍然要跳到岸上来，这是本能。人和动物都有扩展自己生存空间的本能，所以才会去不断突破极限。你说刘翔跑得多快和你有什么关系？奥运会的运动很多是极限运动，有什么意义？可人们还是爱看。正因为人类要不断突破极限，寻找更高意义的自我，这样才能展现自我的价值。登山被说成是“愚蠢运动”和“牦牛运动”，但人们乐此不疲，我想，如果没有这种挑战精神，人类也就消亡了。

没登上珠峰，让我遗憾终生，我至今都在想回西藏去看一看，但这个年龄，已经不可能再登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