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大雅·皇矣》：周文王的另一张面孔：伐密伐崇，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诗经·大雅·皇矣》

文王与姜太公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皇矣》一诗，是一首描写周部族先祖的开国史诗。

全诗有八章，每章十二句。前四章，主要写古公亶父（太王）、王季的事迹；后四章主要写文王伐密、伐崇两场战役的事迹。《毛诗序》：“《皇矣》，美周矣。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熹《诗集传》：“此诗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一如大雅如《大明》《绵》等许多篇章，《皇矣》诗中也反复强调“天命有德”的观念，王权即神权，唯有正义的一方有资格受之：“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皇矣》一诗中，周人自信为天命所向，自认对密、崇发动的战争，不是强大后的侵略之举，而是仁义之举。

先说伐密，“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时，周的势力影响力日渐壮大大，密须人却对周不敬，并侵略阮国，攻伐共国，文王于是勃然大怒，率军攻打密国，以安定天下。《易经·同人》卦爻辞中，也记载了武王伐崇的全过程。[ 李大用，《从<易经>看周文王怎样“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人文杂志》1984年]

《皇矣》描写周人出兵伐密，气势如虎，“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郑玄：“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往侵阮国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又无敢饮食于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惊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众也。”郑玄认为周之德昭昭，威慑力甚至强大到“小出兵而令惊怖如此”，如此“德攻”近乎玄幻。

文王先伐密须国，之后伐崇，原因是崇国国君崇侯虎“不德”。《说苑·指武篇》：“文王将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对于崇的处理，周也彰显其仁义，《左传》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后伐之，因垒而降。”

《皇矣》中描写伐崇的战争场面：“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周人用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高大坚固的城墙，抓来成群的俘虏，割下他们的左耳，“是类是禡”“是伐是肆”“是致是附”“是绝是忽”，恩威并施，从而使四方邦国投降臣服。

经过文王连续几次的征伐，周的势力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

后世孔子对此大加称赞，云“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孟子也赞之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直笔：“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太史公认为，文王与姜太公，一个以修德，一个以阴谋、兵权奇计，以共图“倾商政”的目的。这种笔涉“阴谋”的说法，被后世不少儒学家所不容， 因为“在儒家眼中文武周公都是大圣人，必不会做出违反道义的事情”。[ 陈 金 霞，“ 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史记》对太公形象的再塑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月]

但历史并不是苍白的道德所书写的，文王曾经被纣王囚于羑里七年，其子伯邑考也被纣王烹杀，而他的父亲季历，又是被纣王的祖父文丁所杀害的。文王伐密、伐崇，为灭商热身，后武王经牧野之战一举灭商，可以说是两代人共同努力，一洗国仇家恨。 走出《诗经》走出这篇《皇矣》，揭下文王身上千年来“仁德”固化标签，深入历史深处，我们在古籍资料中，似乎还能发现另一张更加鲜活的文王面孔。

唐代学者刘知几《史通·疑古》，就曾颠覆前人看法，认为文王的“居心叵测，对周的正统性、正义性大加质疑。刘知几认为，此时殷为王，西伯侯姬昌正式称王，是僭越之举。以王自称，戡黎灭崇，也属无理。并且将周之事殷，比之于司马昭之于曹魏，其心可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僣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司马昭）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司马昭）之臣魏（曹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

《资治通鉴外纪》中，有声有色地记载了文王跟姜太公共谋伐密的细节：“西伯问太公：‘吾用兵熟可？’曰：‘密须氏疑于可，我先伐之。’管叔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义。’太公曰：‘先君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西伯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须。密须之人自缚其君而归西伯。”管叔提出，密须国国君是明君，伐之不义，姜太公则不管明君与否，提议先打不顺从的密须国，文王果断同意。于是周人带兵绕过阮国，避过共国，攻打密须国，密须国人见大势已去，很识趣地把自己的国君捆了，交给文王。《吕氏春秋》中有相应记载：“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而密须国被打败之后，投降于周，迁到了程（陕西咸阳市北），《竹书纪年》载：“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

伐密之战，不仅使得商的属国密须沦为周的附属国，周还收缴了一批“密须之鼓与其大路（车）”，充实了武器装备，提高了军队的硬实力。《左传·昭公十五年》中载：“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阴谋奇计，以可及获得国土、人口、军事物资这些实打实战利品的战争，与《诗经》中一书再书的“仁德”一起，构成了文王身上截然不同的两面。

回到“天命”，商人和周人都信天命，文王信“天命有德”，商纣王却未必。《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即使周人越来越强大，纣王也坚信自己是天命所授，根本不相信周人能闹出什么动静，把他怎么样。如此看来，某种程度上纣王的堕落无道，可能也跟他笃信自己是天命所授、不会被剥夺有关，因为有恃无恐，所以敢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同样是笃信“天命”，商和周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值得玩味。

参考资料： 李大用，《从<易经>看周文王怎样“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人文杂志》1984年

陈 金 霞，《“ 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史记>对太公形象的再塑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