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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民师书》-苏轼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 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所作,当时苏轼63岁,从海南遇赦北归,途经广州,谢民师携带书信和作品去拜访他,受到苏轼的赞赏,后来就写了这一篇给谢民师的回信。可惜的是,第二年,一代文宗苏轼便逝世于毗陵(今江苏常州)。这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苏轼自己关于写作经验的总结,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是苏轼对于文论观点的极致,创作中的物、言、意三者的关系,要形云流水,顺其自然,不拘泥于传统。这是和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基本规律。所谓“辞达”。
做到“辞达”,要一观察,二描写。观察要细致入微,善于寻找事物的主要特征;描写要形象生动,说理要透彻明白; 才是所谓的“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才能真正做到”辞达”。
苏轼特意强调了“遣词造句”和“写作技巧”的重要性,在论证的过程中,先借用孔子对写作者的告诫“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的正面例证,说明文章构思再好,但是语言干瘪,仍旧没有生命力。又借用杨雄“以文浅易之说”的反面例证,一味用艰深难懂的雕琢之词去写文章,不深入研究观察,故意 “雕虫篆刻” ,也只是流于形式的浅陋之作。
归根结底,要想真正做到“辞达”,写文章必是“求物之妙”-“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于手”这条路才行,从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准备,见微知著,再加上写作者的艺术表达技巧,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成就“辞达”的境界。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结合苏轼在《文说》中评论自己的文章,就表达了苏轼自己在写文章时所谓“辞达”体会的真知灼见。灵感来的时候,不吐不快,直抒胸臆,坦率自然,下笔千变万化,姿态横生,不拘泥于格式。因此他的各类文章,都是因情而发,挥洒自如, 思路开阔,纵横恣肆。是他提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文风创作的自我实践, 但他绝不是盲目崇尚自然,随意奔放,而且十分尊重规律。笔势豪迈,但寄情达理;创新独特,不违反客观法度。
独创性的创作经验与体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们喜欢的苏轼,虽然一生仕途不顺,但他的乐观、豁达、豪迈的性格在他的创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给后世的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