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贾谊的悲剧人生
西汉前期政论文的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两个人都很有思想，很有文采，但都是悲剧人物。我们单说贾谊。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前 200——前 168）是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一生活了 33岁，经历了高后（吕雉）和文帝（刘恒）两个时期。但其政治生涯主要是在文帝时期。
贾谊是一位青年才俊。高后五年（前 183年），贾谊 18岁，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出类拔萃，才华横溢，得到河南郡守吴公赏识。高后八年（前 180年），高后吕雉死，代王刘恒被拥立为帝，即汉文帝。文帝元年（前 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向汉文帝推荐贾谊，文帝就把贾谊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以为可以在政治舞台上施展个人才华、实现理想抱负了，但实际上等待他的却是悲剧的命运，而且这种命运陪伴了他的一生。
汉朝的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次当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别人还没有应答，甚至一些有资历的老臣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贾谊就首先发言，而且对答如流，这让许多人感到尴尬和不满。不到一年时间，贾谊就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论政事的官员），更引起其他大臣的嫉妒。文帝二年，贾谊针对现实给文帝上《论积贮疏》，强调重视农业生产，积贮粮食，预防饥荒，被文帝采纳，这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贾谊还帮助汉文帝修改和订立了许多政策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但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实行，尤其是让列侯到各自封地的主张，触动了周勃等功臣元老和权贵的利益，长期积压的怨气都借此爆发出来，在种种诋毁面前，文帝不但不主持公正，反而将贾谊贬到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这是贾谊走向政治舞台后第一次大的挫折和打击，他感到人生的孤独和失望。他南行途经湘水时，想起了战国时代沉江自杀的屈原，颇有同病相怜之感，就写了一篇《吊屈原赋》，作品中写道：
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独离此咎兮。
这篇作品，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既表达贾谊对屈原遭遇的同情，也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也可以说借屈原的影子写自己的不幸遭遇。
贾谊到长沙后，虽远离政治中心长安，但对朝廷大事仍然非常关注。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还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贾谊在长沙向文帝上《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而吴王刘濞控制地区离皇帝较远，也难以禁止。因此，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一片衷心不被理解，他在政治上再次受挫。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处。鵩(fú)鸟就是猫头鹰，当地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西京杂记》说“长沙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郁闷，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借与鵩鸟的对话表达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事沦桑的感慨，并以老庄思想来宽慰自己：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
政治上遭到同僚的嫉妒、诋毁，遇到文帝的不理解、不支持，使贾谊陷入深深的悲怨之中。一切无可奈何，也就在这种境遇之中，他把生死看透，祸福看透，荣辱看透，人生看透，从中得到自我解脱。
汉文帝七年（前 173年），文帝又把贾谊从长沙召回长安。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贾谊，但并没有咨询国家政治大事，而是询问有关鬼神的事情，听得还很入神，一直谈到半夜方止。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写了一首诗批评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
文帝征召贾谊回长安后，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并没有委以重任。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贾谊虽在诸侯国，但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虽说基本稳定，但也面临许多问题，如《汉书·贾谊传》所说：“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国家外部，是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矛盾，内部是各种制度还不完备，尤其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贾谊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多次向文帝上疏，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 173年）所上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一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真是盛世危言，见识超前。他还根据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眼前的危险，向文帝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主张在原有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贾谊作为政论家政治眼光、政治见解的集中体现，当别人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贾谊却独自忧虑，高瞻远瞩，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只有少数人清醒的时候，真的就很危险了。
文帝八年（前 172年），文帝封淮南王刘长的四个儿子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上疏给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他的一腔悲愤无处诉说，他的担忧好像成为多余的了，这是贾谊政治上又一次遭到挫折和打击，可以想到，贾谊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助。
文帝十一年（前 169年），梁怀王入朝，骑马摔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深深自责，心情十分忧郁，处于人生的最低谷。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心为文帝出谋献计。梁怀王没有儿子，按例他死后封国就要撤销。当时文帝的两个亲子儿刘武为淮阳王，刘参为代王。贾谊上疏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并且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梁国封地北到黄河，淮阳封地南到长江，如果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这次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后来吴楚七国之乱，梁王刘武坚决抵御，可见贾谊的这个建议确有先见之明。
但是，好运不长。文帝十二年（前 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当年他才 33岁。
作为出色的政论家，贾谊的散文富有气势和力量，除以上所提到的作品外，还有大家最熟悉的《过秦论》，旨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提供借鉴，颇有纵横家的遗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全文引用，可见其重要性了。
贾谊是一位悲剧人物，他有才华而被人嫉妒，他的理想抱负与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他的超前眼光不被现实所认可，他的忧国情怀不被现实所接纳，最终以悲剧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悲剧一生，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的问题。《汉书·贾谊传》赞引刘向语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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