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儒学之殇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至。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为《诗经》开卷第一篇诗文，国人视为男子追求女子的情诗典范。可是前一段时间自己重新翻看《诗经》时，却有一些异样的想法。《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大致来说，最早为西周初期，最晚至春秋中叶，历时五百多年。后世所习《诗经》乃是汉初毛苌、毛亨修订的，《毛诗序》中对《关雎》的评价为“......乐得以淑女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先不说其评价是否属实，我们可以从《诗经》所诞生的背景来看一下这首诗究竟讲的什么内容。

根据一些资料上显示，商代甲骨文上记载的“百姓”（百生），是那时的奴隶主，也就是贵族。《周礼·地官·质人》：“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郑玄注：“人民，奴婢也。”《左传·昭公七年》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荀子·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里的庶人又称庶民，社会地位在士之下。虽然这些资料时间跨度略长，但是依稀可以得出周朝之前的阶级层次，王—公—大夫—士—庶人（庶民）—人民（奴隶）。而“君子”在那个时候的是具有社会地位意义的。很多先秦典籍中都可以看出“君子”实际上指的是统治阶级，与之相对应的是被统治阶级的“小人”。《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了解这些后反过来再看《关雎》，诗中“君子”是怎么表达对“淑女”的追求呢？诗文最后两段写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可见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君子”。然后看整部《诗经》的内容，《大雅》、《小雅》是贵族诸侯宴享朝会时的乐歌；《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国风》确实不太一样，有一部分是吟诵爱情，劳作，民情的作品，但是其内容也描写了许多社会上层建筑，华美的车饰，精致的衣服，弓马骑射。

《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从这个层面上再看《关雎》，“君子”与“淑女”究竟指的是普通男女之爱，还是文士借此“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按照汉代王逸的观点，他在《离骚序》中写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后世也多以“香草美人”比喻忠贞贤良之士。所以我大胆做一个推测，《诗经》最初是一部下野文士对统治者做的礼教文籍，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在道德层面上能够自我约束，不至于做出有害庶民的举动，这些本来就是给执政者看的，书中所记载的君子与女子的故事实际上描写的是执政者与文士（或武士）之间的关系。《礼记》中记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对于当时的庶民来说，《诗经》是没有真正意义的。只不过后来经孔子等儒家学派的发展，赋予“君子”道德上的含义，才使得《诗经》中的内容似乎真正变成反应民情的著作。但是这样看来，《国风》中大部分内容就过于女性化，似乎都是由妇人所作，“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如何如何，忘我实多。”“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其在版屋，乱我心曲。”“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如此语句，不胜枚举。汉代以后，《诗经》成为《五经》中的一部分，这种男欢女爱的解读，成了国人最初的罗曼蒂克，也间接影响了民众的情感观念。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服务于执政者。周朝前期的一些官吏是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官、师一体。西周末年，各分封国实力提升，周王室权力丧失，诸侯为了争夺资源和领地明争暗斗，社会动乱。而原来在周王室供职的一些官吏也纷纷下野，流落各地，成为私学的“师”。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是这些人的后代或者继承者。所谓儒家、墨家的“家”可能暗示与个人或者私人有关的意思。对于诸子百家的由来在汉朝刘歆的《七略》中就有体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吏管......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等等，而清朝的章学诚、章炳麟大大发挥了刘歆的理论，而近代学者对其进行了修正，但是也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不管是那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学说最初源自于统治阶级，而又服务于统治阶级。与最初在庙堂中的那些礼仪，历法，法理不同的是，他们在过去的种种规则内增加了很多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之间关系的思考，并通过各种论证，赋予了这种关系的合理性，因而产生仁义，道德，律法等思想内容。

因此，诸子百家在其理念上都有关于政治的论述，无论是孔子的“仁礼”，墨子的“兼爱、非攻”，老子的“无为”，孟子的“王、霸”，法家的“势、法、术”都是为了帮助执政者更好的治理国家。各家最初的思想是具有社会性的，统治性的。但是儒学有一点最为独特，它的理论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就是所谓的“君臣父子”关系，只要中央集权的家国族制度不被瓦解，儒家学说就不会灭亡。并且儒学作为贵族政治的哲学，它既维护了“君子”（执政者）与“小人”（庶民）的区别，又否认“君子”和“小人”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来判定，而是根据“德才”。这种理论堪称完美，在维护了统治者的地位的同时，又在理论上支持了新兴贵族的崛起。而礼教作为儒学的核心技能，可以帮助新兴贵族彰显其特殊身份。所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其地位始终稳固。当然，儒学的兴盛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外部条件上保证传统伦理制度不被破坏，否者就不再适用。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朝代更迭，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冲突不断，悲观主义泛滥，这样就导致老庄学说和佛学等出世思想兴起，直接促进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的发展。

自唐代末期儒学中兴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正统思想流派直到今天。虽然新的儒学已经吸收了佛道思想，成为了具有一定普世价值的哲学理念，但是其根本功用还是为了帮助学者致仕，而后治世。《大学》中的“三纲领”讲的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还有“八条目”：“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通过一系列的自我改造，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能够“平天下”。由此推断出一个假设，大部分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国人都有做官的理想，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不是学习的唯一目的，却是他们的原始动力。这个假设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官僚主义作风，比如说普遍的上位者心态，即使是平民也可以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外物，自我的价值和意义从何而来。在这个方面上道家和佛学提供了帮助，当一些文士官场失意或者社会黑暗，找不到人生理想的时候，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寄情山水，一种是求助于佛道。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沉迷于老庄思想，借此避世，在“道”与“禅”中寻找内心的安宁。而儒家弟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发展出新的学说，理学和心学。从而摆脱传统的社会哲学，产生系统的个人哲学。

按照朱熹的说法，“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万事万物内部皆有一个“理”可循，而“理”与“器”之间以“气”相连，“理”主导“气”而生万物。万物的性质不同皆是因为其中的理不一样。而个人所禀受的理不同的，所以每个人的禀性也不同。而“心”作为我们发现自身“理”的工具，也是由“理”和“气”结合而成的，但是需要我们不断参悟万事万物中的理，来不断磨练，已达到“明心见性”。心学的观念却主要体现在“心既理”上，陆王学派以“立乎其大”、“格物致知”而后“知行合一”方能达到人生的圆满状态，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的“理”都存在于个人心中。而要达到圆满状态需要先摆脱一切的干扰，建立心既是宇宙的观念，纳万物于一心。然后在为人处世之间实时关注自己的内心，站在至善的立场上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理念，并按照自己的良知的指引去行动，用这样的方式去逐渐消除私欲，最终达到圣人的状态。

其实儒学发展到心学和理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文化思想上的进步，儒学不但可以治世，也可以像宗教一样寄托个人信仰。但是清朝的儒家弟子却要正本清源，摆脱程朱、陆王的影响，重新研习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这种复辟的直接结果就是心学与理学核心思想的没落，和文化与社会上的保守主义。而后随着西方思想和哲学传入中国，原本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地位变得式微，甚至有“隐于世”的趋势。而中国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基于当代社会现状，并且可以指导个人生存生活的哲学思想。

假如，程朱、陆王的人文主义思想可以结合以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哲学理念或许可以给现代中国社会指明一个恰当的发展方向，也能帮助国人在纷杂繁复的生存环境中找到精神上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