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雄回忆录》
我部有1个伙夫，在送饭时无意中发现躲在灌木丛里有敌人70余人，这群敌人在仓皇间竟自动向他投降。按部队规定，每缴一支枪，打赏10元，这个伙夫竟发了大财。(P15~16)
在河源,我军与桂军及海疆军、滇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黄团义合的阵地上,我连一排排长莫祥(我的胞弟)不幸被敌人机枪射中,即刻倒地,当时我就在他身旁。我见他突然倒下,立即跪下把他扶起,只见他脑门鲜血直流,已昏死过去,一句话也没有来得及说便离开了人间。这使我大为悲痛,泪酒衣襟。此情此景,实在令我大惊失色,不禁想起作战前夜所作的一场恶梦,梦的正是同一情景!当时我被梦吓醒后,再也睡不着了,待到天明,我想起当天必有恶战,既有不祥之兆,我便命令胞弟跟随我左右,不让他随排到前沿阵地作战,岂料他偏偏被无情的子弹击中。我是无神论者,但谁能解释这一悲痛的现实呢!
莫祥是在15年从韶关下广州当兵的,先在混成旅学兵营(班长训练营)学习,期满后出来任班长,他识的字比我多,闻说各学科成绩均不错。后来他到了我连任排长,曾表示待回粤战事结束后,便弃戎经商,谁料到却在回粤的征途中,不幸牺牲在自己兄长身旁,这年他才27岁。(P20)
到了三径,我在观察地形时,发现离我部一二公里路的地方,林虎部李易标逆军(此时李易标已投陈逆,任两旅指挥官)的三四千人正在急急行进。我心生一计,便与张旅长商量说,“敌军的装束与我们没有区别(逆军原本也是粤军,戴铜鼓帽,穿黄斜军衣,装束和我们一样),现趁天色已晚,我部可派一营人尾随敌人,敌人是不会发觉的。敌进泰美后,一定马上忙于烧饭,开赌玩乐。我营混进泰美后,即按指挥行事,将白毛巾裹头,以示区别,然后突然向敌人冲击,敌人一定会被杀得措手不及的！”张听罢大悦。我又说:“为万一计,我们可布置一营人在泰美附近制高点上,随时接应混进泰美的那一营。”张甚以为然。于是,我召陈子良、杨得胜两个营长到跟前面授机宜,他们听罢颜容顿开,认为妙极,便衔命而去。杨得胜负责尾随敌军混进泰美,陈子良负责占领泰美附近的制高点以为接应。
不出所料,杨得胜率部顺利地尾随敌军进了泰美,晚上7点多,战斗打响了,敌方登时大乱,竞相开火的,争相逃命的,乱作一团。最后,在泰美街头巷尾丢下了百余死伤敌军,以及大批枪械和物资。李易标则吓丢了魂,跳下东江泅水逃命。我命令部队随即开进泰,清理战场,然后马上转往博罗援救受敌围困的我军总司令部。增援部队除我及张民达两旅外,还有陈德平旅。围博罗之敌见我援军开到,只好退走。(P38)
我刚从石龙回穗,闻说我旅在东江缴获逆军的4000多条枪及大量弹药,在大沙头广九站被滇军无理扣留,我便忿忿不平地去找许崇智,刚好他也要找我,商议抵敌之计。我讨贼军败退回穗后,陈逆叛军乘胜追击,前锋已抵市郊石牌,石牌我军防线吃紧。而粤军大部分部队却不在广州,张民达旅又因张患病无法参战,我旅眼下便是难得的抵抗力量了。许崇智总司令知道我的来意后,马上安慰我说:“这些枪支好办,就算他们不还给你,我以后去石井如数造回给你。现在形势吃紧,你旅先开赴前线御敌吧!”
然而我正在气头上,觉得自已屡立战功,反而被滇军收去战利品,这口气我如何咽得下去,我便强硬地答复许总司令:“新造的枪我不要,我一定要滇军所收我的枪支,一支也不能少,否则我决不去打仗!”许总情知一下亦无法向滇军讨回我部的枪支,便苦苦地向我诉说前线的形势,样子非常焦急。许总虽说是粤军一军之长,其实并不像个军人,他亦不爱穿军服,只穿长衫,常常在司令部里大抽鸦片。有事求你时,他几乎可以跪在你面前,但无事相求时,要拜见他便十分艰难了。
我见许总不答应立即到滇军那里交涉,我便说:“我这个旅长不干了!我打仗是为了革命,如今反而被友军缴了自己的战利品,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言毕,便忿然下楼而去。(P39)
1928年1月18日深夜,长堤南园旅店我的房门突然被剧烈的叩打声震动。我在朦胧中开了门,只见几支驳壳枪张大机头正对我,同时闯进十多个全副装的警察。我登时睡意全无。来者为首的是广州警察局局长吴铁城手下的驳壳大队长何十。何十用很不客气的口吻对我说：“莫旅长,吴局长有话跟你说,请吧！”(P39~40)
囚车将我送到警察局后,我没有见到吴铁城的面,便被推上二楼,锁上脚镣手铐,戴上了一种名曰“箫”的卡着喉咙使人动弹不得的刑具。我也不知是怎样熬过这一夜的,天亮后,看到操场上一排行刑队已经排列整齐。莫非我违抗军令便该死罪?平时松松垮垮的军法,难道对我突然严厉起来?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不久,又见行刑队好像接到什么指示解散了,我才舒了口气。忽听一阵匆匆的脚步声走近前来,我困难地抬起头,来者原来是许崇智的弟弟粤军总司令部中校副官许龄筠。他看见我这般模样,马上对立在一旁的何十骂了起来:“你马上给我除了这架撑(指刑具),莫旅长是什么人?他为革命立了那么多功,你够胆如此虐待他?”何十慌忙说这是吴铁城局长的吩咐。许马上走去见吴铁城,我这才被卸下了身上的刑具。从许龄筠口中,我才知道刚才过去的几个小时,我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P40)
原来,当邹鲁知道我被捕后,马上去找孙先生,从孙口里知道我犯了“通敌罪”(这当然是别人的诬告),并知道孙先生已下了枪决的手令。邹听罢又气又急地向孙先生诉说我为革命立下的功绩,特别提到十多个月前的“白马会盟”一幕。邹说,像莫雄这样的革命党人,断不会通敌。孙先生听罢虽然有所感动,但命令已发下去,他表示很难收回。邹见事已危急,连忙走到参军处吩咐不得将命令发出,转而出门寻找营救办法,刚好碰见范其务匆匆而来,他也是为我的事赶来总统府的。马上叫他去见孙中山,并跪在孙先生面前,非要他收回枪毙莫雄的成命而不起立。然后,邹又走去联络其他人想办法。(P40~41)
范其务见到孙先生后,果然马上跪下,双目含泪,谓孙先生若不收回枪毙莫雄的手令,他绝不起身。接着范其务把他目睹我联系“白马会盟”的经过一一向孙陈述,最后,他泣不成声地说:“若孙先生枪毙了这样忠实的革命同志,以后便没有人跟你革命了！”孙先生这时已受感动,马上扶起范其务,说他立刻收回手令,但范仍不肯立起,说非要亲眼目睹孙先生收回成命才罢休。孙先生便立即着马湘到参军处将枪毙莫雄的手令收回来,当着范的面撕成碎片,范其务才欣然揩泪而起。
许龄筠说到这里,替我分析说,孙先生之所以认为我犯了“通敌罪”,完全是受了司令部警卫营营长吴泽理、吴铁城等人的蒙蔽,吴泽理等人想杀了我之后,好去接收我部存放在江门的几千支枪,于是趁许总司令被我气走,孙先生对我非常恼火时进行诬陷。
听完了许龄筠的这席话后,我摇头叹息道:“幸得各位大哥救我一命了!”
许龄筠找来了吴铁城,当面吩咐他不得难为我,要关照好我,吩附完毕,他才离去。以后,几乎每天他都来看我。邹鲁、范其务于当日下午即来看我。以后,孙科、陈其暖、张民达等人亦经常来探望我。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侵犯广州的逆军已被豫军樊钟秀率部及时击溃。
何十这时对我的态度已完全转变,我的“监禁”竟移到了何十的房间,他自己则住到我的对面房。他对我奉若上宾,他自已吃什么我便吃什么。(P41)
值慰劳团至常平之际,蒋介石率两团装备精良的黄埔军校第一、第二教导团来到常平车站,向许崇智总司令请缨,要求参加东征。黄埔教导团是仿照苏军方式编练成的,教导团的指战员大都是川、滇、桂等地经过战斗洗礼的老兵,经验丰富。当时第一教导团长何应钦,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团、营、连各级都设有党代表,且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军事装备全部由苏联供应,步兵用的是清一色的日制三八式步枪,每连配有苏制车轮式重机关枪,每团还配有一个拥有9门75山炮的炮兵营,这在当时是一支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武装得最好的军队。(P48)
许崇智见蒋率实力雄厚的黄埔军前来助战,极其欢喜。在慰问团的花车上,许拍着我的肩膀说：“介石是参谋长,他既然来了,我拟任命他为粤军右翼总指挥,这样,就要张民达师长让出位子来了。但我素知民达与介石不和,你是否去说服张师长?”我听罢,心中甚为不悦,心想我东征军自征战以来在张民达指挥下屡战屡胜,如今断无道理撤换这个总指挥;张民达怎会愿意让出自己的位置给蒋介石,接受他的指挥呢?想到这里,我便向许总表示为难,但许仍然要我去劝说,他说:“你与张师长情同手足,我是知道的,因此由你去劝说最为合适,你不必推了。”我无可奈何,在车站月台上找到张民达,谈起此事,果然张听罢登时怒不可遏,大骂起来:“蒋介石这个‘契弟’(带有侮辱性的广州方言),就是他归我指挥,我也不要他哩,何况要我受他指挥?要他指挥我,除非打过先!”(P48~49)
我将此情况向许崇智汇报,许竟潸然泪下道:“让我跟你们去打仗,我自己当指挥吧!”于是,许打电话回广州总部,增派侍卫,有冯轶裴带一警卫团及林祥带一宪兵营前来。许宣布自兼右翼军总指挥。(P49)
许崇智在汪之后发言,说孙先生已不幸逝世,今后我革命军更要团结一致,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他竟说:“既然大家都说要服从我总司令,我宣布:今后蒋参谋长的私章盖在我的名下,与我的私章盖在蒋的名下一样,同样有效!”这番话,无疑是对不服从蒋介石指挥的我第二师官兵讲的,更是冲着张民达师长讲的。张民达闻孙先生逝世,已是悲痛欲绝,又见许崇智竟出此言,故更为悲愤。当时我在张民达身旁,眼见他气得面色陡变,我心里甚替他不平与难过。
孙先生生前与张民达感情至深,经常召他在身边工作,视为亲密战友。而张民达则对孙先生忠诚与崇敬。蒋介石在孙先生面前表现得非常的忠诚,时时处处毕恭毕敬,这使张民达十分反感。我虽然与张情同手足,患难与共,但我对蒋介石的真面目的认识,却是在蒋完全暴露以后。记得张曾与我多次谈起他仇视蒋的理由,然而我却是不以为然的。(P58)
蒋介石自到广东后,戒绝了嫖赌饮吹,捧书攻读,显得与众大为不同,一时已传为佳话。再则他在孙先生面前,往往几个钟头笔直立正,细心倾听孙先生的每一句话,甚至在许崇智面前也是如此,故颇受倚重。记得有次我同蒋一同去见许崇智,完全是私访性质的。许当时正躺在床上抽鸦片,见我们都是熟人、老部下,便叫我们不必客气,他自己也略为欠身招呼下便又躺回床上。我也就一个不客气地坐下。我回头看看蒋,他却依然笔挺站立。讲话时,他开口不离“报告总司令”，闭口不离“听候总司令指示”,煞是个维恭维谨的“可人”。蒋介石即使是在行军中,坐在轿子上也还在看书,换着别人早放下帘子睡大觉了。故此,他赢得了众多革命党人的信任,甚至尊重,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将才,况且他还有“日本留学生”的招牌作资本呢!(P58~59)
当张民达与我谈起蒋,我摆出我的看法时,张不屑地对我说:“他这是在做戏1”当然张也有他的根据,张曾对我说:“蒋介石与许崇智是拜把兄弟,在上海一起多年了,故此许对蒋信任是不奇怪的。蒋介石利用了这一信任,在军队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他看中的军官,若是向军部借钱零用,他利用职权一概给予满足,并额外加以补贴,这不是明显的收买人心吗?别看他现在戒了嫖赌饮吹,在孙先生面前恭恭敬敬,他这个样子恰恰证明他是十分伪善的阴谋家!”对张这一番话,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的,尽管我并未有被蒋收买的事。
8月下旬,张民达任嘉应五属督办,我旅驻扎在梅县松口。4月间,张民达挂电话给我,他说:“我有要事到汕头见许老总,你到码头等等我好吗?”当时正在发大水,张民达的船从黄塘顺流而下,很快便到了松口。水流十分湍急,船几经努力,还是靠不了岸,只见张民达站在船头无可奈何地播头,苦笑着向我招手,说道:“算了,靠不了岸,就这样啦。”我望着他渐去的身影,向他招手。谁料,这竟成了我们的诀别。张民达在乘船过韩江时,不幸船翻溺水而死。我闻讯大恸,刚失良师孙中山先生,不久又痛失益友张民达兄,令我十分悲伤。(P59)
我到了澳门,从报纸上我才知道当我十一师被缴械时,许崇智公馆也被黄埔军1个营包围。陈铭枢旅长持蒋介石的信给许崇智,谓:“公以寡断,不能整顿所部,请公暂离粤赴沪休养三个月,待所部整饬后,再请公回来主持。”信上并附赴沪的招商局船票。蒋此举大出许所料,然而许的部下已被许本人剪除干净,他只得潸泪下,无可奈何地在陈铭枢的“护送”下携家眷离穗赴沪。至此张民达先生之预言得到了证实。
但当时我还不知底蕴,乍听到许崇智下野之消息时还认为许之下野足以说明他所下令对我十一师缴械是错误的。许既下野,而我与蒋介石感情一向不差,他断不会亦认为我十一师是“反革命军队”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蒋,说明我之被缴械实属无辜。蒋也简单地回我一信,说如果我愿回穗,他亦欢迎。幸而我很快便弄清了真相。我师被缴械之时,正值许公馆被黄埔军包围,所谓许崇智的缴械命令,纯粹是由蒋伪造的,我顿时对蒋的奸诈嘴脸有了认识,当然也就不回广州了。(P64)
两个月后,我从港赴沪见许。我说:“许总司令,蒋介石这个契弟如此对待你,真是对不住你的!”许问我道:“我被蒋赶下船后,曾写一信让×x×(此人是许的心腹,名字已忘记)密交与你,告诉你蒋搞军事政变的事情,要你率兵救我,平息蒋介石的叛变,你收到这封信吗?”我说我全然不知,我被缴械时,还以为是许总司令你亲自下的命令呢!我还说我若是接到此信,必定与蒋介石打起来的。许听罢叹道:“唉,当时我就打电话给你,但电话线被割断了,故此只好写信交人密送,看来,恐怕送信的人让介石抓去杀了。”但许又说:“你们还是跟介石干吧,他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他曾上沪见过我,照样称我总司令,鞠躬敬礼,笔直立正,可见他对我还很尊重嘛!”听罢此言我深为许之昏庸暗自慨叹。以后我才知道蒋介石在许抵沪后,曾以“部下集献”的名义,给许送上20万元,还答应以后直接从军费开支项下,每月拨给许1万元。许自然乐得无官一身轻,安享丰裕的生活。(P64~65)
蒋把许总撵走后,不但粤军大权稳操在手,党、政大权亦集于一身,过了两年,待其反革命党羽整顿好后,遂趁北伐接近胜利之机,彻底地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撕下了“革命左派”的伪装。张民达先生谓此君为“大奸臣”,此语不虚,可惜我辈悔之晚矣!(P65)
部队进入江西全南县境时,已值夜晚,经过一个有几万人居住的李姓乌柏圩。此圩有一名叫李玉堂的大土霸,掌有一万几千支枪的武装,以前曾在此地缴过滇军马济、桂军黄绍竑几千支枪。我命一姓陈的副官,持我的名片拜候此土霸。土霸回复道“让我先看这个团长是何相貌,若不如意便不得入‘城'。”正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戎马疆场的人,也会遇上这种“交易”,我只得无可奈何地骑马行至其土城门前,心里忐忑不安,抬头望着这位奇怪的土城霸主。只见这个霸主在灯笼的辉映下朝我脸上看来看去,他旁边站着四个腰插双枪的青年(后来才知他们是土的公子”）,打着灯笼也在煞有介事地上下瞧我，我干脆让他们看个够,勒着缰绳也看着他们。只听得土霸连声说道:“唔,好相貌,好相貌！”就这样,我大队人马便被放入土城。(P70~71)
安顿好队伍后,土霸还设宴招待我。我真没想到,我的相貌居然在这个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宴席间,我趁杯盏之间,也留意端详了这位奇怪的霸主。心想,要是我居于他的位置,我是怎么也不会放他进城的。(P71)
在上海闲居的几年中,我接触的各方面人物很多。有一天,西南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策前来探我。我与他是老相识,记得1921年,我奉命从桂林率一营人押运物资下梧州。那时候陈策任桂林航政局长。当时广西匪患甚烈,他因事下梧州,便乘了我的船。船行至昭平县,忽遇匪徒袭击,我马上命令船只靠岸迎击匪徒。当船刚一靠岸,陈策连忙纵身跳到一岩石后,面如土色地对我说:“莫大哥,你去冲,我在这里!”我心里暗自好笑,随即指挥部队冲向匪军,敌大乱而溃。回忆往事,无限感慨。(P75)
198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终于打响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之后对中国采取新的武装侵略。开战后的一天深夜,我在刘哑佛家的地板上睡觉,突然被一阵叩门声吵醒,原来是宋子文手下两大员陆文澜、唐海安乘小轿车找上门来。进门后,他们叫我马上穿衣,并说,“老板(宋子文)有要事找你。”我边穿衣边问是什么事,他们说:“老板叫你去接张远南的税警总团第三团团长之职。”后来我才知道张远南仗着自己是“国舅”(张是宋的妻舅),得罪了陆、唐二人。陆、唐便在宋面前搬弄是非,说张远南对守备太阳庙的士兵说:“若日本仔从前面打来,你们就从墙洞中逃走。”影响极坏云云,于是宋一怒之下,撤了张的职,并以我取代之。税警第三团是实力雄厚的一个团,四五千兵中有2000多广东人,全团干部都是原第四军的旧部。我随陆、唐去见到宋后,宋又将此意思再向我讲述。待其言毕,我说道“现在国际战争之际,阵前撤职恐怕影响不好,况且张与你是至亲,这样做欠妥。我愿意在税警总团部做个参议,若第三团有战事,我便到那里去指挥,平时我可在王赓总团长身边帮帮忙。”王赓此时正在一旁,他平时对张远南也很反感,他认为撤了张职,不让张与日本人打仗尝尝苦头是便宜了他,于是附和道:“对,对!我提议由莫雄当税警总团的总参议。”宋子文同意了,我便当了税警总团的总参议。(P77~78)
第二天,王赓在徐家汇税总总部驻地召开了八大处处长会议,总团参谋长蒋汉楼亦到会,王将我向与会者介绍道:“莫总参议是孙总理的信徒,是第四军有名战将,也是宋部长的老朋友,现部长派莫总参议到我团打日本仔,你们应把莫总参议看作是我一样。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一切听莫总参议的命令,由莫总参议代拆代行。”
听罢此言,我心中暗自惊讶。谁知散会后他把所有机密文件、地图等物交付给我,他的文件袋里只剩下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及一本支票。随后,他便收拾起自己的行军床。我忙问他:“你为何把床也拆了?”他掏出了几张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同学(王是美国“西点”陆军大学的留学生)的名片,说他要去探望这些当了武官的老同学。
在驻地的花园小径上,他手搭着我肩膀,边走边说:“莫总参议,你这次来得真是好机会了。”我诧异地问:“这话从何说起?”他说:“过两天你便知道了。”(P78)
两天后,他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西装,打着时髦的领带,乘三轮摩托车到了日本租界美国大使馆。当他出来时,他又想去“礼查”英国饭店找他的前妻陆小曼。不料该饭店已为日本人据为陆战队司令部。由于王有深度近视,以致走出门口,见守卫的是日本兵时才大吃一惊,他不知所措,还要从饭店的另一面门口进去,当他发现所有门口均为日军守卫时,才恍然大悟,慌忙退出想躲藏起来,结果引起日军怀疑追捕,在“礼查”饭店厨房的案台下将其抓获。第二天,日军在他们的报刊上以特号新闻公布:“阵前俘虏国民党将军王赓!”并将王的相片登在报上。王本欲“金蝉脱壳”,逃避与日军作战,不料却落入日酋手中。(P78~79)
王赓离开税总之时,正是上海抗战正烈之际。王被抓后,宋子文为此大发雷霆,后来宋通过各种途径,与各国外交使团斡旋,好不容易才把王赓弄了回来。王被申斥一额后,锒铛入狱。王被抓事件发生后,我接到通知,即以代理税警总团长的名义参加了在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的军事会议,研究抗战部署。散会后,刚出门外,便见唐海安驾着摩托车来找我,遂一同回税总。路上,遭日机追踪扫射及轰炸,但我们终于躲过了。唐在路上将王赓被捕的全过程告诉了我,并把宋子文委我为税总总团长的手令给了我。
正式上任总团长后,我马上通知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当时,税总暂时归编蔡廷锴指挥。税总是以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借款的盐税剩余项为给养的。为避免八国银行团干涉,暂时改名为第五军独立旅。(P79)王赓是陆小曼的前夫，也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如何会是这么一个熊样？
税警总团是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掌握的武装部队,一切编制,、装备、人事,全凭宋子文的意愿行事,别人不得过问。就是蒋介石也以为税警总团不过是搞搞税警,并不介意。加之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爷,所以就连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他也不敢有所造次。
剿绝盐枭后,税警总团的名气大了,却鼓舞了宋子文独树一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野心。美国当时也极力扶助宋子文,因此,“税总”飞快地壮大起来。其编制转眼已膨胀到拥有8个师的兵力,一色的美国装备,还聘请了由8个德国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税总”名义上分5个团,但每团足有500名战斗兵员。其编制是每班士兵14人,配备轻机枪1挺。6个班为1个排,8个排为1个连,故每连士兵有252人,相当于甲级正规军的2个连。每营直辖4个连,营部另配备2门六○炮。每团统辖3个营,总团部则另有特种兵7个连。总团部直属的还有:高炮营、山炮营、特务营、通讯营、运输营、卫生营等7个直属营,每营有1000人。除此,警卫团部的还有1个手枪连。“税总”全团合计,拥兵8万余。(P83)
随着这支武装的日益壮大,宋子文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遵照美国的意图,联系各方势力,准备“倒蒋抗日”。他曾当面叮嘱我,“要锐意整顿,放手扩编”。当时,我就在德国顾问的协助支持下在海州郊区设立了1个军官总队和1个军士总队,轮番训练下级军官和班长,加紧射击训练(时蒋介石曾在南昌举行全国军队射击比赛,各项个人和团体的冠军均为“税总”囊括)。(P83~84)
为加强宋子文的这支武装力量,美国应允给予500架战斗机［？］,并从各方面大力装备这支部队。为迎接美国的战斗机,我命于淮北云台山以西附近破土动工,修建大型飞机场,建筑飞机场的一切必需用料已从美国源源运到。此外,美国一口气运给“税总”足够3个团驻扎的新型活动木营房,地毯、电话诸物,一应俱全。这在当时中国军队里是见不到的。
宋子文还从捷克、法国等地购回了大批装甲车,以及各种新式武器,使“税总”之装备更为充实。因此,“税总”在这些方面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甲级部队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宋对我的整训工作甚表满意,但他在一纸载满表扬言词的命令中,却把我的“税总”团长职撤了。他对我说:“税警总团以后与美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你不了解美国人的性格,现在是现代化的装备和现代化的战争,像你这样还打绑脚穿布鞋已经落后了。我已经决定让你出洋考察军事,这对你以后必然大有裨益。”我自然亦具“自知之明”,历任之“税总”团长,均是美国留学生,我这个“土包子”应应急还可以,要说“现代化”那就不行了。果然,“税总”团长又由第一任总团长,美国留学生温应星重新担任。(P84)
我从宋子文手上领到出国的治装费5000元,翻译员也雇定了,护照也办妥了,但等宋一声令下,我就可以出洋了。两个月后,我向宋间出洋一事为何迟迟不予落实,他居然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对我说:“啊啊,你不用焦急嘛!”随后,他又问我是否与广州陈济棠、广西李宗仁、自崇禧、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偕等人很熟悉,我说这是当然的。他便意味深长地叫我多点与他们联系,以为未来之计。对于宋的意图,我心领神会,倒愿意为他联络各方反蒋势力而效劳。(P84~85)
1933年间,宋子文秘密往返北平几次,与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密商。张学良此时率有80多万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从东北撤退进了山海关。张与宋的感情一向不差,宋知张对蒋不抵抗日寇非常不满,于是策动与张联合倒蒋,遂一拍即合。
1933年夏秋之间某日,宋事先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铎(亦留美学生)商妥,命令驻陇海铁路以东的几万名税警团部队分乘80列火车往北京方向开出,一下子就将税警总团全部运抵郑州准备与张学良部会合,发动政变。不料由于目标大,引起了蒋介石的心腹在郑州的河南省主席刘峙的注意。刘问温应星此行是奉谁的命令,温说是奉宋部长之命。刘顿起疑心,马上打长途电话给正在保定忙于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蒋接电后,便知其中必有蹊跷,马上命令温应星:“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任何部队不得私自调动,你部火速返回驻地待命。”蒋随后又对沿铁路线的中央军作了战斗准备的指示。温见势不好,只好将部队带回苏北海州。几天之后,蒋便召宋、张到保定见他,迫令宋、张二人“出洋考察”。税警总团则由蒋另派黄埔嫡系黄杰接管改编。宋子文的打算全部落空了。(P85)如此说来，西安事变只不过是稍微推迟了一点时间发生而已。前面已经有了一次流产政变。
敌人的疯狂屠杀,更激起了红军的英勇反击。蒋介石呕心沥血地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陡遭惨败,红区越来越发展壮大。
1934年10月初,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江西的10月,庐山已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牯岭,这是一个墟场,坐落在1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圩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牯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此刻在这里召开的是策划第五次“围剿”苏区的绝密军事会议。200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我跟他们大都是老相识了。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杨永泰负责布置会议的具体事项。江西省主席、行营第一厅厅长熊式辉也负责会议的布置工作。(P97)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第五次围剿计划名曰“铁桶围剿”,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国民党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这个包围是有严密的能署的,地图上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码的格子,哪个部队或单位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并按规定上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并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等,这些都有极为周密的布置。(P97~98)
一俟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7-8华里,每推进1华里(0.5公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6个月便能进逼到红都瑞金,而红都四周届时将竖起800重铁丝网,8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这是何等惊人!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不但设有大量的碉堡,布置地雷阵,而且将如发现突然情况时立即调拨部队的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运行线路都布置得详详细细,无一遗漏,为实施其计划,已有100辆美国军用十轮卡车运到南昌,并随即分配到各部待命。
作为“铁桶围剿”的前奏,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俟包围圈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这里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P98)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我想起了前两个月的一件事。我在德安看到大量铁丝网运到,友邻部队及我部的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数十数百的美国大型军用新卡车也开来了,我怀疑将会有一次大的行动,于是,我向一个曾在我部下任连长,现已是南昌行营少将军械处长的李英豪打听虚实。他用诡秘而又肯定的口气对我说:“这次围剿不同以往,有颜色给红军看的,定然会致红军于死地!”随后我便将李英豪这番话,以及我对局势的动向看法与刘哑佛和卢志英说了,我说:“红军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但这次围剿来势凶猛,红军还是易地为宜吧?”卢志英同志淡然一笑,说道:“我们红军离不开江西的,江西的民众是水,红军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我们不管怎样,都要在江西坚持下去。”我想,若是他们知道这其中的巨大阴谋,恐怕是不会有笑容的了。(P98~99)
后来,这个巨大的阴谋果然被我不幸而言中了！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反共军事头子个个气势汹汹,磨拳擦掌,纷纷赌咒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绝共产党。
这次会议的文件有高高的一大叠,足有一二公斤重,其中除了包围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等等外,还有蒋介石的语录及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
散会后,我将这些文件装到一个大公文包里,然后便匆匆下山。(P99)
当我踏进司令部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我也顾不上吃饭,马上吩咐左右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即刻唤到我办公室,待他们到后,我便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花了约一个小时功夫,当他们大致看完后,他们三人交换了眼色,刘哑佛开口问我:“大哥,你说怎么办?”我说:“还有怎么办的,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他们听罢,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P99~100)
随后,他们便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幸而他们干得都很漂亮,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
后来,项与年同志在外地不幸被捕,他为了保护我,并没有说自己是莫雄的参谋,后又幸得地下党同志多方营救,越狱逃跑。为了逃避敌人的耳目,他用砖头敲掉了四只门牙,化装成乞丐,通过了重重封锁,历尽艰险,花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延安。
自项与年同志去南昌约两个星期,也就是198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撤出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抗日根据地。(P100)此乃莫雄对中共的最大贡献。
余汉谋不耐烦地说:“莫大哥,政治上的东西你不懂,这些要犯放不得,你不要理这样的事了！”我见一时难以说动,只好告辞。过后我又找到副司令徐景唐,徐是余总的拜把兄弟,与我有多年交情。徐虽然不明白我要放这些共产党“重犯”用意何在,但碍于面子,还是答应与我一同上司令部找余总。见到余后,徐景唐说:“莫县长要求放了这廿几个人,总司令你就放了吧!”余见人情难却,也不好太悖我意,便答应了。他在我呈的公文上签字:“准予全部释放。”余总签上名后,对我说:“这些高级共产党你不能放出去,让他们在你的司令部当兵吧。”我当然一概应承。我刚退出司令部,又被余叫回,说是要我参加他的一个宴会。在这个宴会上,余又喝醉了。此君酒醉必哭,只见他醉醺醺地哭着,对我喃喃地说:“莫大哥,为什么不陪我……饮番杯?”
第二天我赶回南雄,将剩下的24名中共同志全部释放了，并送了钱给他们作剃头、洗澡等零用。数日之间,他们已各奔东西,杳无踪迹了。但我县政府的那位承审员黄仲宏,却终日提心吊胆,向我打了多份报告,谓乡间父母年老多病,亟需其回乡侍奉汤药。自那些“重犯”获释后不及一周,他也不待我批准,擅自告长假走了,再也没有回南雄。
说来也怪,我在释放“重犯”前所释放的几百名中共同志,此事并无请示余汉谋,事后也没有向他汇报,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不会不知道,但他一直没有向我查究。另外,寄押这几百名“战俘”的那些部队的部队长,事后总会知道我把这些人全放了,但居然一直没有人向我追究。人们担心的一场灾难,并没有降临。(P114)
以后我曾有几次机会到韶关见余汉谋。有一次余与张发奎和我边喝茶边谈笑,余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莫大哥,有人告你是共产党啊!”我呵呵大笑道:“两位,你说我像不像共产党?”他们连声说道:“不像不像,共产党怎么会有几个老婆?哈哈哈……。”他们还说一接到特务送来的“状纸”,他们随手就将它扔进字纸箩。(P130~131)
——以上为《莫雄回忆》正文
下区时,我们保持八路军的作属,对群众秋毫不犯,途中人烟稀少,居民点常距一二十里,我们常自备水壶。惟有去大余的途中,冬令时节,常有小贩于路边茶亭摆卖糯米黄酒,供路人饮用。一小缸黄酒,置于慢燃的谷壳上温着,喝上一两碗,肚里热乎乎的,身子顿时暖和许多,精神为之一振,顶着凛烈的山风继续上路。(P205)这种粤北的地方风情，现在还有吗？
——郭大同《南雄的战斗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