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哪吒——现代性的“魔童”
对于我们“80后”这代人来说，小时候受动画片的影响，哪吒可算得上是孙悟空之后的第二号神话英雄人物。但为什么我们不把比孙悟空和哪吒更高富帅的二郎神排在前面呢？这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这里要谈的是有关于哪吒的身世及其一种契合现代性的形象接受。
哪吒的身世及其本土化的意义
和孙悟空的形象身世血统多元杂糅不同，哪吒的身世很明确，就是来自印度。不过在早期，有两种形象，一为天王，一为鬼王。这可能是早期佛经叙事中夹带过来的印度本土宗教的神话人物，彼时应该尚未被完全纳入到佛教护法的身份中去，所以会出现一正一邪的矛盾形象。之后，哪吒的身份又多了一重更明确的背景，就是成为原属于印度教神话，后被纳入佛教神话系统的北方毗沙门天王之子。所以，当毗沙门天王被纳入到佛教神话系统后，哪吒也就一并被纳入到了佛教神话系统中。
作为一个印度传过来的神，哪吒本身形象中的印度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比如说三头六臂，这种怪胎形象显然不类于中国传统神祗的正统形象，和印度教几个正神形象色彩很接近。
除形象之外，从精神内核上来说，哪吒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印度色彩。比如说《禅林僧宝传》中记载：“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化身于莲花之上。”虽然这段记载并没有说明“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的原因和过程，但这已经和传统的儒家思格格不入，《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种思想底色的差异，其实还是源自佛教思想本体论的差异，在佛教的身体观中的身体只不过是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集合体，说穿了就是把身体当做一个类似蜗牛壳的寄居工具，最终还是要寻求证悟真谛获得解脱，再者，在出家这样一种隔断俗缘的决断典范下，“析肉还母，析骨还父”其实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
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奇怪，哪吒不是李靖的三儿子吗？和毗沙门天王有什么关系？其实在具有民间宗教信仰知识背景的人看来，那完全是司空见惯的。李靖和毗沙门天王一人一神，一中一印，看似毫无关联，但事实上曾共存在一个时空维度中。李靖是唐朝开国功臣，死后备受民间香火，而彼时毗沙门天王的信仰也是非常兴盛，一个是武将，一个是护法神，二者在形象上原本接近，据说是李靖曾镇守一座城门名为“披沙门”，谐音“毗沙门”，于是经常张冠李戴的民间信仰渐渐就把二者混为一谈了。李靖和毗沙门天王信仰结合后，也就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托塔李天王。只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毗沙门天王改头换面变成一副中土人士模样后，转而被道教吸纳为护法神，于是哪吒也跟着父亲改换门庭，这一改换门庭后来就引发了一场伦理突破（下节再表）。
总的来说，在元朝之前，哪吒的形象偶然会在宗教典籍中一闪而过，形象并不是非常饱满，这得随着元明杂剧和小说的兴起，哪吒的故事才逐渐成型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人物形象。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哪吒主要出自两本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在《西游记》中，哪吒影响并不出彩，被孙悟空打的灰头土脸。此节人尽皆知，就不做复述了。但是哪吒在《西游记》这部“群仙汇”中的出现，却是中国神话史上的绝地天通的大事件。就此，要扯出一段很重要的题外话。
不知道关注本公号的朋友是否还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公号上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结果见如下表格：
结果超过31%的的参与人选择了“玉皇大帝”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至高神。这是一个符合我预期的结果。我当时之所以要做一个调查，是因为我认为《西游记》是构成普通中国人神话世界最为重要的“神谱”。
古代中国作为容纳多元宗教体系的政治文明体，其实一直以来缺乏一个明确的神话谱系，比如说我这个问卷调查，如果是一个道教信徒，他显然不会认为佛祖是最高神祗，反之亦然。而近代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可能会选择黄帝是至高神祗。而被选择最多的玉皇大帝在宋代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这种多元宗教体系共存的情况，必然导致古代中国的信仰是缺乏一个明确系统的谱系。而古代中国真正建立一套完整的神话谱系的居然是《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作为一个统一神谱的出现，在我看来更大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套完善了整全性的“中国想象”。
在中国这样一个的超大共同体内，除去儒释道的流行信仰之外，还存在着一套非主流的地方信仰体系，这些主流和非主流信仰虽然有时候存在关联，但也有非常多的系统，彼此之间互相没有统属关系。比如说妈祖这样在沿海的航运神，那她就不可能被西北游牧民族所崇拜，没有同样崇拜的神祗，也就缺乏必要的维系向心力。不仅如此，地方信仰的存在，非常容易成为地方势力反抗中央的煽动资源（虽然神祗不会说话，但是巫祝会）。《西游记》的出现，就整合了原本各自为政的信仰系统，比如说灌江口原本可能是崇拜二郎神的，是高度具有独立性的，但是出现了一个玉皇大帝之后，二郎神作为他的外甥，也就被顺理成章的统合进了更宏大的神谱中去，“听调”的二郎神服从于中央天庭，也就导致了其信徒也要尊奉现世的中央权威。在此之前，哪吒也曾经是个别地方信仰非常旺盛的民间宗教人物。
所以从政治功能的角度来说，《西游记》简直就是中国政治神话领域的一次“周秦之变”，这说法过分吗？一点也不。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它的统治维持绝不仅仅是依靠上百万家将的威慑来保证，它还必须要不断建构自己软实力形象来确保这种服从。比如司马迁就创造了一套多族系共源的身份想象，这是秦始皇之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中国奠基者”。虽然《西游记》的作者们无意去夯实“大统一”，但是客观上造成了想象的统一，弥缝了之前“中国”想象在一个神话维度中的裂缝。
政治秩序的展开是多维度多空间的，如同宪法秩序，绝不仅仅是成文法这一个维度，事实上它还存在着上帝律令或者形而上的自然法的这样的“高级法”维度的展开。一种多层次复合形象，有利于统治的稳固性（我认为现代政治秩序存在一个危机：从一个多维的长时空博弈变成单一维度的短时段博弈，可能使得秩序缺乏韧性）。
哪吒形象的现代性接受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解剖孙悟空》，在此文中，我认为孙悟空的形象被现代人喜闻乐见，广为接受的背后的原因是：
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一些列“思想—社会革命”的反抗性议题中，孙悟空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神话英雄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受到现实诉求的刺激，又重新被赋予了更为“现代”的内涵。（在浙江版《西游记》中，出现了那句雷人台词：“我老孙造反就是为了替天下英雄争一个平等和自由！”——这是1776年的费城猴？）
其实哪吒的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也适用于以上结论。不说别的，在改革开放前后，新中国动画称的上是巨制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大闹天宫》，一部是《哪吒闹海》，这当然不是巧合。
如果说孙悟空因为天生石猴，没有家庭身份的羁绊，做的是一种公域身份的政治反抗的话，那么哪吒的反抗则对私域身份的家庭反抗。要知道，曾经出现在豆瓣的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小组“父母皆祸害”的组训就是“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他们把反抗性的思想资源诉诸于哪吒这个人物形象上。对于这种现象，作为成年人来说，不是不能想象，我们也不必贸然的去做价值判断，不妨通过哪吒形象的成型的考察去理解。
上节说过，哪吒形象在元明之前是非常干瘪的，要随着元杂剧和明小说的兴起，哪吒这个形象才开始饱满起来。但是这种转变过程中，除了早期元杂剧中，未曾提及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的桥段，在《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两部形象定型文本中，都提到过“析肉还母，析骨还父”这一情节（成书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是今天哪吒文学形象的过渡阶段，这里就不涉及太多的文献梳理了）。原本作为佛教的一个护法神祗，在佛教体系内，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的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当哪吒变成了本土化神祗后，他这一行为，就变成惊世骇俗的尖锐矛盾。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了一遍《封神演义》中有关于哪吒身世的三章。说实话，抛开粗暴的正邪对立的人设叙事，我们会发现，哪吒这小子，根本就是个魔童，已经不能用“熊孩子”来形容了。
哪吒跑到海里去戏水，搅得龙宫不宁，一言不合打死夜叉和敖丙，龙王前来兴师问罪，原本合乎情理，但这个恶童拒不认错，跑去求援师傅太乙真人，这个老道士不仅不责怪这个蛮横的弟子，认为皆是天数使然（天数归天数，人品归人品，哪吒成为恶童，都是这个不讲道理的恶道人纵容出来的），还认为龙王上天庭告御状是“不暗事体”，传哪吒一套隐身术便于截访龙王，最后告诉哪吒，“若有事，还有师傅”。我去，简直比干爹还干爹，哪像一个道士，活脱脱一副黑社会大哥的做派。随后，龙王就被暴揍一顿（阿喀琉斯这种强盗都比哪吒讲道理）。事情还没完，哪吒又拿起弓箭，不巧射出去一箭，正毙石矶娘娘的弟子，那石矶娘娘前来讨个说法也是人之常理，结果哪吒不仅不认错，又是先出手，只是石矶没有龙王那么菜，后来又是太乙真人出手护短，灭了石矶。
从我这段扼要的情节复述来看，哪吒这个恶童最后自裁，也算是咎由自取：
只见哪咤厉声叫曰：“‘一人行事一人当’，我打死敖丙、李艮，我当偿命，岂有子连累父母之理！我今日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不累双亲。你们意下如何？如若不肯，我同你齐到灵霄殿见天王，我自有话说。”敖光听见此言：“也罢！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四海龙王便放了李靖夫妇。哪咤便右手提剑，先去一臂膊，后自剖其腹，剜肠剔骨，散了七魂三魄，一命归泉。（自裁也是太乙真人指点的作弊手段，无关本文主旨，不表）
说实话，龙王还是很通情达理的，遵守了基本的“同态复仇”原则。如果事情仅仅就此结束，“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也还是可以放在一个儒家的伦理体系中被接受，就如龙王说的，“救你父母，也有孝名”。但后面的情节就雷了。
哪吒成了游魂，又去找太乙真人，太乙真人说你回陈塘关托梦给你母亲，让他给你建一座庙，受香火三年又可重新恢复人身。回去之后就托梦给母亲，母亲醒后向李靖哭诉，李靖一听，火冒三丈：“你还哭他！他害我们不浅。常言‘梦随心生，’只因你思想他，便有许多梦魂颠倒，不必疑惑。”（父不父）李夫人不敢多言，随后几日，哪吒又来请托，夫人不为所动，结果哪吒恼羞成怒，威胁母亲：“我求你数日，你全不念孩儿苦死，不肯造行宫与我，我便吵你个六宅不安！”（子不子）李夫人只得偷偷拿银子为哪吒建立一座庙。这事后来被李靖无意中撞破：
李靖纵马径至庙前，只见庙门高悬一扁，书“哪咤行宫”四字。进得庙来，见哪咤形相如生，左右站立鬼判。李靖指而骂曰：“畜生！你生前扰害父母，死后愚弄百姓！”骂罢，提六陈鞭，一鞭把哪咤金身打的粉碎。李靖怒发，复一脚蹬倒鬼判。传令：“放火，烧了庙宇。”吩咐进香万民曰：“此非神也，不许进香。”吓得众人忙忙下山。李靖上马，怒气不息。
被捣毁了老巢后的哪吒又跑去求救太乙真人，太乙真人这个恶道士一听，又是偏帮哪吒：“这就是李靖的不是”。随即帮哪吒托形于莲花。然后的情节又让我们瞠目结舌：
真人曰：“李靖毁打泥身之事，其实伤心。”哪咤曰：“师父在上，此仇决难干休！”真人曰：“你随我桃园里来。”真人传哪咤火尖枪，不一时已自精熟。哪咤就要下山报仇。真人曰：“枪法好了，赐你脚踏风火二轮，另授灵符秘诀。”真人又付豹皮囊，囊中放乾坤圈、混天绫、金砖一块：“你往陈塘关去走一遭。”哪咤叩首，拜谢师父，上了风火轮，两脚踏定，手提火尖枪，径往关上来。
原来太乙真人赐哪吒一身法器是让哪吒去杀父亲的，真是有点脑洞大开的感觉。两人一照面，没有任何余地，当即撕逼：
李靖大惊，问曰：“你这畜生！你生前作怪，死后还魂，又来这里缠扰！”哪咤曰：“李靖！我骨肉已交还与你，我与你无干碍，你为何往翠屏山鞭打我的金身，火烧我的行宫？今日拿你，报一鞭之恨！”
......
“李靖休想今番饶你！不杀你决不空回！”
就我们现代人看来，哪吒这样的行为都有点惊世骇俗，那就更不要说这个故事情节发生还是儒家意识形态至上的明代。正如哪吒在追杀李靖过程中，李靖遇到二儿子木吒，对此事的看法也是完全站在父亲这一边：
哪咤把翠屏山的事细细说了一遍：“……这个是李靖的是，是我的是？”木咤大喝曰：“胡说！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哪咤又把“剖腹、刳肠，已将骨肉还他了，我与他无干，还有甚么父母之情！”木咤大怒曰：“这等逆子！”
好，大致的情节摘录即到此。这里我们就要探究哪吒和李靖的身份伦理冲突的背后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从封建社会——豪族社会——平民社会三个形态阶段逐渐演变过来，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每下愈况，古代司法体系中，对于子女的财产保护逐渐开始倾斜。虽然我没有查阅过相关的研究，没有太多材料可以提供大家做具象的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个结构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就可以发现，无论哪个社会，生存资源越垄断越集中，等级关系就越分明，而生存资源越分散，交换越多，人际关系的互相依附度也就越低，在这个意义上哪吒这种激烈反抗家庭的身份伦理的行为，就可以在晚明这种商业逐渐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
根据小说情节，哪吒之所以敢于对李靖作出如此决绝的行为背后，是因为他的生存存在充分的依仗，那就是无条件撑他的师傅太乙真人。如果没有太乙真人，哪吒所有狂傲的资本都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在晚明一个商业化相当繁荣的社会，人获取生存资料的渠道也随之丰富。原有的家庭关系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这种儿子忤逆父亲的行为也开始产生萌芽，形成一种伦理突破，这才有了哪吒这个具有现代性的“魔童”的出世。
到了清末民初，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其实就是因为“父不父”，所以他才“子不子”，最后愤而将矛头转向对他形成社会压力里的儒家伦理。而巧合的是，吴虞出生地程度距离哪吒信仰的发源地江油之间只有130多公里，所以我们不妨戏称，吴虞是哪吒的转世灵童。而到了今天，类似于吴虞这种父子绝伦的家庭冲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就更屡见不鲜了。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角度，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的展开，即使没有外来价值的输入，它也完全可以具有内生性：人性基础不变，交换发达，丰富资源获取手段，那就会自然的衍生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现代性（这里不对“现代性”做定义，但是个人主义肯定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 简单的结论
对于哪吒这个文学形象所包含的现代性面向，包括类似的家庭伦理冲突，我完全无法去做出一个价值判断。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忤逆的儿子，但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特殊性的状况，让我拿一个普遍的价值理论去粗暴评判，这断然是行不通的。再者，社会演化趋势下，价值伦理始终是要被碾碎的，我就算是反对，100年后，我也早已消散于历史长河之中，一时的态度，绝对阻挡不了社会演变所伴随的伦理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