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北阳山知青生涯的点点印痕

《广雅知青阳山情》

申请表五个空格都填“阳山”

1966年夏，我是广东广雅中学高三甲班学生，考完毕业试，开始分类复习迎接高考。我早已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第一志愿北师大，依次排列的全是师范。万一考试失手就像邢燕子、董加耕那样下乡务农。然而“文革”狂潮掀起，学校停课，高考取消。“运动”至1968年秋，“老三届”面临分配。父亲吴有恒已被关进省监狱，母亲曾珍因“文革”初期受迫害患精神分裂症，也扣上“现行反革命”罪名关押。我和弟弟、三妹、四妹这四个中学生，都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按政策四人可要求去同一处，但我主张独立。广雅可去五个地方：海南、湛江、新会、增城、阳山。我找工宣队长表态：海南湛江是兵团，领工资过集体生活，不去；新会是侨乡，增城近广州，不去。听说阳山最穷常年喝粥，我去。我想，反正去哪都要吃苦，干脆一竿子插到底。父母受审查不等于子女不革命，看我行动吧！听说阳山100个名额，广雅40，某中学60，但该校家长要求另选地区，肯去的就剩广雅。我在申请表五个空格都填“阳山”，事后才知高三只有我、林碧影、何莲彬报名。我名列榜首：高三甲毛钢坚——破“四旧”时大批同学改名，我是其一。“毛钢坚”随我在阳山10个年头，1977年夏迁到湛江才改回“吴幼坚”。

1968年11月9日晚，小妹陪我将行李运回学校。大弟、大妹、二妹已分别去了海南乐东、增城派潭、海南儋县。大哥只是厂办主任却也被关进“牛棚”，姐夫父母被打成“走资派”，直接影响他在部队的前途，大姐母女在湛江日子也不好过。我这一走，广州就剩刚上初中的小妹，每月15元生活费，度过整个中学阶段。次晨，广雅科学馆旁，11位男生17位女生朗读毛主席语录后，分乘两辆解放牌卡车驶向阳山，有12位学生没来，就此与这知青集体无缘。卡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至天黑才到县城，车子从电影院前驶过， 一巨幅密镶灯泡亮闪闪的毛主席像，“忠”字赫然。我们入住江畔的县招待所，天亮才看清对岸大片低矮房屋，江上一艘艘木船相连代桥，县城一座水泥桥都没有，昨夜经过的是贯通全城唯一大路。随后28人乘车去新圩公社，在连陂乘木船过渡。社员们帮知青拿背包、盆桶，我提只浅蓝木箱，把手银晃晃。相熟后社员笑道，那时以为箱子装啥宝贝呢，没敢和你抢，原来全是书！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男友郑成波（阿波）亲手做的礼物，箱盖上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红字，是我要求他描上的。箱子架在泥砖上当书桌，我给他、给亲友的信都在箱盖上写成。

知青在新圩公社门口合影（我穿大格衣服站后排正中）

落户小山村——新圩走马田

我和初三叶凤妹被分到新圩大队第二生产队，村名走马田，全村12户。新圩算山区里的小盆地，栽种的多是水稻、玉米，平时开工路途较近，冬季农活也不算辛苦。我能吃番薯玉米，若用香芋、芥菜煲粥更是吃六七碗，所以眼看着长胖。只是由于水土不服，三个月没来月经。初时还觉得没啥，省了买卫生纸的钱，但日渐觉得身子沉重。一次进山担松枝回砖窑，越走越拖不动腿，一过磅才67斤。“三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秀嫂知道后，挖来野生的“七姐妹”（蔷薇）根，给我熬水喝调理好了。农民惯用土法治病，有次我在地里中暑，女人拿块瓦片就替我刮痧。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是猪栏，窗外是公厕，幸好光窗很小，蒙上塑料膜挡风又挡臭。最讨厌的是狗虱猖獗，社员送来稻草铺床很暖和，但狗虱咬得人浑身疙瘩。我和凤妹就把沙姜粉洒在席子底、稻草上。

秀嫂从不把我当外人。第一晚收工去她家洗澡，在厨房灶旁半截砖墙后，已摆着盛满热水的大木盆，秀嫂指指脸盆架，说毛巾在那儿，顺手掩门。那毛巾全家共用已发黑，我把自己那条丢进盆里，脱光衣服伸手去捞，滚烫！没法子，只好蹲下喊秀嫂进来，从水缸舀几瓢凉水兑。农民都知道水热才解乏，而我非要等后来吃过亏才明白。泼辣的秀嫂有个沉默寡言的丈夫福哥，这家母亲年老子女年幼，不过大女儿十二三岁已能干活，一旦队里放假让大家进山，我们四人出动割塱基草，浩浩荡荡担回家，立即堆满半屋令别家羡慕。福哥手巧，秀嫂叫他编平底竹篮给我去圳边洗衣用。圳边有水井，用竹竿代绳索，将木桶压进水里，再提水上井台，我费了些功夫才学会这样打水。

村里大人叫我阿坚，小孩叫我坚姐或坚姨。我用普通话教歌，他们听着像客家话；想用客家话读报，读了几句又变回普通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我好，老妇端详着我喃喃：这么嫩的妹子，父母怎舍得你从大城市来这里捱苦啊？评工分，最高劳动力10分，我8分，天天开工，不趁圩、不休假，出勤率数一数二。刚进村不久，某晚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小伙就递上一团东西：“坚姐你看，在动呢！”“什么？”“蜂蛹，很好吃的！”“哇——”我大惊，不敢看那蜂窝。以后又有年轻人问我敢不敢吃四脚蛇、土狗，我哪敢？不过在各种名目的大小节日里，我都尝到各家各户的酿猪乸菜、艾糍、萝卜饭、豆角饭，哪家杀猪都请我去吃顿饭。12户之中，唯独一户富农没敢请我。那老头替队里放牛，妻子比他年轻许多，和大家一道开工，见我没歧视她的儿女，就怯怯地喊“坚姐”。1969年夏实行大队核算，冬季我搬到大队部住，随同宣传队开工。元旦傍晚，我买了年画、糖果分为11份带回走马田，家家都留我吃饭，我逐家尝块肉或菜，回到福哥家实在太饱就只喝点酒。半夜吐得一干二净，胃空了心却是满的，我也有家可归了。

任大队宣传队编剧导演兼演员

知青在公社院子里唱革命歌曲

新圩公社关心知青，凡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都有我们。虽不用干农活，但我觉得开会并不轻松，为取暖柴火熏得礼堂烟雾腾腾，人们呛咳着抹泪，我困得睁不开眼，往太阳穴涂清凉油，狠命掐大腿都不管用。在大队部开会同样犯困，甚至挑粪水下地，同伴回家拿东西让我等候，我扁担架上粪桶，坐在正中也瞌睡。开会的好处是见到知青，互通信息，还能加菜。开饭时干部们蹲在地上，围住盛肉的大盆，一声“来！”便齐齐伸筷，二声“再来！”再伸，三声“又来！”继续夹肉。知青先是谦让，后来就会把肉堆在碗边，整盆分完再享用。说实话，我们肚里也没几点油星。

春节前，大队决定成立文艺宣传队，要我担任编剧导演兼演员。我说自己是校团委宣传委员，但分管广播站、广雅团讯，不分管文工团，不会唱歌跳舞呀！对方说，广州高中生哪有不会唱歌跳舞的？何况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光荣任务。就这样赶鸭子上架，我参加了宣传队，每晚去排练。演员全是没任何基础的农村青年，女孩子还格外害羞，短袖衣也不敢穿，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手舞足蹈，简直无法想象。我只好鼓励大伙说，坚姐和你们一样是新手！我搜肠刮肚回忆“语录歌”、“忠字舞”和看过的表演，东拼西凑弄出几个歌舞，比手画脚地教他们。还加了些快板、三句半、相声之类吧，总之搞成了一台节目。那时我黑发浓密，女孩们头发稀疏，为形象整齐划一，我编辫子分五股扎紧，她们分三股还要尽量编松。不过我很快也因营养不良大量脱发了。春节后在公社礼堂表演，全队自费仿做草绿军装，破天荒登台引起轰动。探亲归来的知青问：“你什么时候会跳舞的？在学校时没见你跳过哦。”我答：“现在还是不会。”

1969年夏开始大队核算，宣传队集中住公路旁的糖寮。开头我仍住走马田，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去糖寮排练。忘了是谁替我把家里的手风琴带到新圩，由擅长指挥的许光远负责伴奏，几位男青年也耍弄起二胡、箫笛、秦琴，宣传队显得正规些了。我就那么点料，哪能继续编舞教舞呢？陈挺曾任广雅文工团副团长，我连夜去连陂大队向她请教，记得学了两晚，收获颇丰。死死记住丁字步、十字步、交叉步等步法，手肘、指掌等要领，还记住内八字、外八字、男女对换、横移、穿插、高低等队列变化。回走马田要经过大片河坝地，经过几条村，我匆匆赶路，脑中不断回放学习情景。凤妹请假回广州，屋里只有我一人。点亮油灯找出纸笔，边复习边画火柴棍般的人儿，有头有四肢，标上自己才看得懂的记号，记录陈挺教的内容。之后还要趁记忆新鲜，把第二晚要教的舞编出来，必须区分男女动作，力求队形变化丰富……白天劳动间隙，还要在脑里过电影，免得晚上一片空白，面向队员大眼瞪小眼。就这样我硬憋出一批歌舞，还创作了小歌剧等节目。那时报上不时发表毛主席语录，宣传队要敲锣打鼓到各生产队去，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宣传队主要劳动是种菜。冬天，担着萝卜、包菜去七拱公社卖，有时还担去太平公社，山区农民会买一麻袋回家。挑重担走远路我还能熬，就怕过河上又高又窄的木板桥，每次心都提到嗓子眼。宣传队吃大锅饭，有时要进山砍柴。一次下过大雪不久，全队进山担被雪压断的松枝。男青年很快每人一担走了，我却未下山就头晕脸青，不知是贫血还是饿了。女共青团员陈带把松枝加在她担子上，陪我担着小部分慢慢走回新圩。

宣传队曾带着小歌剧和歌舞参加县文艺调演。说到小歌剧《为革命种田》，顾名思义就很概念化，不过编剧的我、编曲的许光远都满腔热忱，创作是一丝不苟的。有首歌抒发知青在广州农讲所前的心情，用了四三拍子，相当好听，队员们都觉得新鲜。有段贫农大娘控诉旧社会的情节，没人肯扮演老人，我须亲自上阵。在县城礼堂演出时观众看得很投入，坐前几排的武装部官兵还振臂高呼口号。小歌剧入选汇报演出，县文工团负责化妆。坐在台下的团长、指导员怎么观察都觉得我带笑，可我明明很严肃半点没笑呀！改了又改试了再试，终于发现我嘴角上翘且较深，看来像微笑。后来用浅色油彩盖住嘴角凹痕，解决了问题。很多社员夸我“带出”农家子弟，或许是有意无意间起了作用吧。其中陈金禅被县文工团吸收，成为主力舞蹈演员。

除了大队宣传队活动，我还参加了以知青为主体的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是重头戏，陈挺、罗伟平、余颖华分别演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A角。我和李明分别是李奶奶、李铁梅B角。演戏是陈挺强项，感情细腻神态逼真，只是嗓音没我高亢，有时就由我在场边代唱。知青宣传队利用农闲去过很多地方演出，经验越来越丰富，不过有时也出洋相。记得一次四个人演三句半，不知轮到谁接下一句，偏偏想不起来，另三人只好反复讲：“抽他的筋来剥他的皮，我们都恨难消！”讲了两三遍那人还是“张大个口得个窿”，我们在后台笑得直不起腰。知青宣传队去县城参加调演，优于其他《红灯记》组合，被选为汇演节目，我依然在场边唱李奶奶唱段的高音部分。

奇怪的是当年记忆清晰的词曲，后来再没唱过以至遗忘。那时农民常听见我在厨房边烧火边放声唱，等到我被招进县文化局，为文工团写节目时，就不愿登台演唱了，因为我唱中音难与人配合，唱高调又吃力，不是吃专业饭的料。不过那时开了嗓子，到花甲之年我主持活动、开讲座都可以不用麦克风。至于跳舞初时觉得需要就跳，进了专业团体有自知之明就停。不料年过六旬竟喜欢即兴独舞，白云山顶峰、东方明珠下、黄河滩上、天安门广场……到处彩虹飞扬还拍视频发上网。细想想，人的潜能不可估量。记得有段时间许光远回广州探家，我拉着手风琴给宣传队员起音定调，左手指头按键打拍，右手指头上下跳动，他回来一看笑了：“哗，你毫无指法但硬是拉出曲子来！”我也笑了：“乱弹琴嘛！”

双夏大忙的悲喜趣事

新圩大队知青与大队干部合影（我在前排左一）

1969年夏收夏种（“双夏”）大忙开始时，知青已独立开伙，自留地也自己种。凤妹回了广州，我在村头厨房里，按一切从简的原则安排生活。早上收工煮一锅麦羹，把黄瓜、苦瓜、茄子等切好统统丢进去，加点盐就吃。中午收工吃剩下的半锅，同时煮好晚餐的麦羹，顶多从自留地摘些瓜菜，还是吃斋。割稻时我穿着妈妈的灰制服，下乡前已染黑，胸前、腋下常显出汗水蒸发后的盐迹，裤子也基本染黑，耐脏。稻田里不时发现田螺，社员见不多不少就给我积攒起来。下乡后找块布头都不易，我衣裤口袋布全剪下做补丁，连家里精装书的布面都拆下做补丁，衣裤袋口都缝死了，没地方装田螺，怎么办？把裤脚卷起来，一层夹几个，再卷一层又夹几个，直卷到大腿……收工回家褪下裤脚，田螺散落一地。 社员说，用铁器浸水生锈的味道能引田螺吐泥，于是我在水里放把菜刀，养几天引田螺吐净泥，就成了一顿荤菜。

为节省柴火和功夫，收工后我弯腰从门外水井提桶水，关上门在灶下哗哗洗个澡。把脏衣拿去圳边搓搓（凭票供应的肥皂用于洗澡），匆匆晾起，吃完晚餐换上布鞋就去宣传队。路过社员家，人们招呼：“阿坚，这么快就吃过了？”我一脸得意地点头。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我的腰就痛得弯不下，割稻时要讲速度又要看质量，我越急越跟不上趟，忍不住要用手背捶腰。社员说，你年纪轻轻就腰痛怎么得了？！我想蹲着割吧，腿累好过腰痛，谁知蹲着使镰刀角度不对，没割多少稻子就割伤了尾指。社员们听说我洗冷水澡、一日两三餐冷食，说怪不得呢，没点火气是不行的！赤脚医生翟广巡回医疗到村为我治疗，让我趴在床上，她先用“梅花针”刺激我腰部穴位，我却毫无痛感，再用艾条灸我腰部，问痛吗？热吗？我一概不知。灸了很久才渐渐祛除湿气，觉得腰部不再是块硬板了。翟广叮嘱我接受教训，再不能图省事搞坏身体啦。

那段时间村里发生了鸡瘟，我原先养了12只小鸡，已长到几两重，早上打开鸡笼门，它们就叽叽喳喳跑出厨房在附近觅食，傍晚会自己回到门前。可是渐渐情况不妙，收工回来在树脚竹丛间，会发现死去的小鸡。有次我抱开厨房里一整把的塱基草，底下死鸡已僵硬，吓得我手脚冰凉，勉强用锄头畚箕弄走。社员们纷纷抢在鸡毙命前吃掉，我看自家小鸡难逃一劫，也明白回天乏术。某日傍晚，翟广又巡诊路过，我忙叫住她说还有两只鸡未死，你敢劏吗？她说没问题，我就请她帮忙。我从不敢劏鸡，看翟广麻利地将病鸡放血拔毛开膛破肚，再烧红铁锅，爆香姜葱，噼里啪啦一阵响，热辣辣的炒鸡起锅了！为辟去病鸡的味道，她特地多放些盐。没煮饭，没喝酒，两人边喝麦羹边吃鸡，为自己打牙祭。当晚翟广留宿，半夜我俩都渴醒了，我没暖水瓶，走去村口厨房，舀一瓢井水回屋。喝完还是渴，而且浑身燥热。两人来到生产队禾塘，坐在围栏上纳凉。夏夜星空高远，浮云渺渺，记不起聊了些什么，该是些平和散淡的话吧。

困顿生活中的自强与互助

1970年春节，下乡一年零三个月后，我带上自己养的阉鸡、种的槟榔芋，还有分红扣除粮油后剩下的几十元，第一次回广州。为省旅店钱，在阳中学生宿舍借宿。怕睡过头，几次披衣下楼去门房看钟。熬到天蒙蒙亮，来到车站候车室，搂住行李捏紧车票又打盹。忽听广播说广州班车开始检票，一睁眼，车票没了！吓得四处找，幸好票是被风吹到另一排座椅下。上车后我就开始迷糊，直到傍晚汽车驶进广州，脑壳还撞得车窗砰砰响。在家陪小妹过完年，精打细算住了大半个月，只带一点点钱回阳山。

虽然男友阿波有工资，但我早已明确告诉他，每月只须寄一批邮票给我，不要寄钱寄物，若结婚则重新安排。我带了很多父亲用的稿纸去阳山，每封信都写好几页，每页连边沿都写满字，再将别人来信的信封翻转使用。瓜菜自己种，粮油已到手，买盐用不了几个钱。煤油灯芯尽量拧小，或者去掉灯罩凑近看。衣服每年只做一套。春耕开始前，买12个鸭蛋自制咸蛋，再酿几斤糯米酒增加营养……这样筹划该没问题了吧？谁知到了5月，邮递员催我订下半年《南方日报》，而我几乎“身无分文”。向生产队预支是不可能的，向知青借更不行，知青们很友爱，但各有各的难处，谁也不容易。邮递员催了几次我都拖延着，总算等到徐婉玲外出开会回来。她担任大队革委会委员，成熟泼辣能干。广雅真是人才济济，读书时未能突显才华的同学，换个环境便脱颖而出。我借她的钱预交报款，嘱其不要向知青透露，她遵守了诺言。

约在1970年，我和几个知青去县城参加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半夜县医院有危重病人急需输血，罗伟平去献了300CC血。“文革”期间广州血站告急，我也曾献过血，明白通常情况下献血不算什么。但我也知道下乡后营养跟不上，知青们身体并不好。女知青似乎还较易发胖，男知青则脸色甚差。大姐在湛江中医院，收到我春节梳长辫穿大襟衫的照片，回信说感觉我在适应农村生活。她寄来当归、红枣等药材，要我炖瘦肉、鸡蛋补血。其实我因手头拮据，农民趁圩问要捎什么，都答买肥膘做油，舍不得买瘦肉。想到罗伟平刚献血，我把当归送到七队，给他炖肉汤补血。

实行大队核算某阶段，我住大队部楼下隔出的小房，白天去糖寮参加宣传队劳动。一天傍晚收工经过七队，许光远在家门口喊我过去，说罗伟平去修公路，他俩自留地青菜吃不完，说着递过满畚箕青菜。我回家才发现许光远好“狡猾”，青菜下面全是鸡蛋！我愣住了，望向不太远的七队，想去说点什么，又觉得连谢字都说不出。一切尽在不言中。许光远待人热情好客，他家位置适中，冬夜一群知青在他家聚餐，大块吃肉解馋。饭后大家聊天，我上厕所经过厨房，见盆里还有猪肉，又吃了两块冻肉，肠胃居然毫无问题。我住在大队部，喝过黄小励从崩岗坑带来的自酿玉米酒，接待过为给男友送行而借宿的她。见她刚把对方送上长途车，转身回我房间铺开信纸就写信，“少女情怀总是诗”，我这高三大姐能理解初一小妹，我也有个初一妹妹从执信中学去了海南。小励聪慧好胜，口才笔头都好，字也漂亮，同是初一的陈子元单纯可爱，父亲陈雨田又是与我母亲相熟的画家，我对她不免多些关注，像在广雅做同学入团介绍人那样。后来知青调往江英，子元愿与我同一户，也就顺理成章了。

月光下的凤尾竹……

记得还是大队核算期间，1970年我被调到12队。除参加队里劳动，还要帮大队搞宣传，农忙编印《战地快报》，公布大队决议，各生产队进度、经验，表扬好人好事，等等。有通讯员来稿，还有采编稿件。我往往规划好整个版面，在预设的框内按腹稿直接刻钢板，标题、内容、字数、字体、大小等，都随机应变。旁观者都很惊讶，赞叹说阿坚不打草稿落笔成文！其实我在学校编印《广雅团讯》几年，每月一期早已练就了这点本领。

虽说12队离大队部挺近，但工余开伙、种地、洗衣都靠自己，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走路急匆匆。我舍不得丢工分进山割柴草，也买不起柴草，只能就近解决。先是把村子四周荆棘丛陆续割倒，就地晒干后拖回厨房储存起来。后来农民说，阿坚你割清了村边的簕棚，老鹰飞来小鸡都没处躲！又说，路口掉下的簕条会刺伤脚板。是啊，我拖回厨房烧火时也容易被刺伤。此后我就改变做法，趁午休戴顶斗笠去附近山坡割草、挖柴头。坟头草长得很繁茂，我一个个坟头去割，社员说，你好大胆！数年后我从文化局抽到犁头公社做工作队，公社散会后独自走夜路回村，清明前后坟包上白纸飘飘，我瞟一眼继续走路。社员感慨道，阿坚真是胆生毛！

冬季，趁包菜便宜买很多回来，每餐切几分之一做菜，喝麦羹，吃番薯。村里小孩对新来的我很好奇，每餐都有三五个来厨房看我，半月后女人们说，自家孩子天天回家都说，坚姨吃包菜。她们说你这样节省不行，可我依旧包菜主打。我的自留地在村边河旁，那是一条沙底河，流水清澈平缓，村人都来洗菜洗衣。我种的东西很杂，瓜菜豆薯粟样样有点。最粗放的是苦麦菜，总吃不完，我常在河边洗它一畚箕，村人问来客人了？洗这么多菜？我答一个人吃。我也希望换口味，想吃玉米，走到自留地，捏捏这苞，不够硬，再捏捏那苞，好像可以，但剥开青皮瞧瞧，玉米粒还在灌浆呢，没舍得掰。瓜菜也这样，东摘一个，西摘一棵，回家“一锅熟”。知青们省下的口粮都不卖高价，一人挑一担去粮站卖“爱国粮”。

春耕，田水冰冷刺骨，赤脚下去打冷战。我和社员一起铲田基、拔秧、担秧、插秧。男人驶牛耙田，田水里浮起指头大小的野慈菇。我知道它微苦，含淀粉，便收集起来煲粥，或单独做菜。很多小孩捉青蛙用稻草串着回家喂鸭，我想青蛙和田鸡差不多，就请小孩给我一些，帮忙剥皮斩件，我统统丢进粥里滚熟吃。不敢端详哪是头哪是脚，是荤就照单全收。渐渐地逢年节也像在走马田那样，有人送来萝卜糍、碱水糍、酿猪乸菜了。究竟是哪家送的我分不清，回家时碗已摆在灶台上，大糍粑塞满菜馅，一碗盛一只。有时不止一两碗，来自不同人家，过后小孩来取碗，我说声：“多谢你爸妈哦！”开工有人问那糍粑好吃不，我统统说好。大队会计黄河家在12队，一次他和基干民兵去打山猪、石羊，几天后我收工回家，一只大猫窜出来，我一看灶台上有个瓦钵，里面有几块骨头。后来黄河说这回没打到山猪，打了石羊，问我羊肉好吃吗？我才猛想起那是他给我尝的野味，偏偏被猫偷吃了，我不好意思直说，就说好吃得很！

夏夜，我白天割稻晚上出快报已很疲累，从大队部走回村里，四处一片寂静，家家灯光都灭了，人们全进入梦乡，而我还没洗澡洗衣服呢，过几小时又要开工。我回屋用竹篮提着衣服、毛巾、肥皂，轻轻走过村道，来到自留地旁。这儿有个高坎，长着茂密的竹丛，如同一座屏障，高坎底下，河水浴着月光流淌。我顺斜坡下去，安放好竹篮，径直走进河里，慢慢蹲下，让清凉洁净的河水浸润全身。过一会再上岸，隔着衣服用手擦肥皂，又走回河里过清。之后赶紧回到高坎下，匆匆脱湿衣换干衣，再把湿衣洗洗就回家睡觉。也有些时候嫌换衣麻烦，反正身体和衣服的汗气已洗去，就一身湿漉漉地悄悄回屋。那一刻，天知地知心知，无欲无求无邪。不知有没人暗地留意过我这位女知青，而我后来每听到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脑际便会浮现这宁谧的画面。

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派两个女军人来新圩，找我调查有关父母的问题。我23岁了，她俩不比我大多少，挺友善，还来12队看我住的环境。听说我这几年晚上去糖寮或大队部，都独自往返于村道、田间，便问，你清楚大队共有多少地富反坏右分子吗？认得出是哪些人吗？ 我答，不清楚更没去认。两人替我担心，说这很危险，至少要不时变换出行时间、路线，不让阶级敌人摸到规律加害于你。我笑笑，心想哪有功夫变换，每晚都来去匆匆。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当初在2队每晚去糖寮，路过那些农家的狗都吠，我只好装作不怕从容地走。一次大雨倾盆，我穿着雨衣在通往田间的路口走岔了，跟着小路走一圈发现不对，再到那路口就格外小心，选准小路急走一圈，发现又回到原地！第三遍终于走对了，宣传队小伙子说，坚姐你刚才遇到的就叫“鬼打墙”！还有一次深夜回村时，月光照得泥路很白，路旁庄稼被风吹得沙沙响，我发现有个男人离我不远也在走，心里咯噔一下，又继续不紧不慢地前行。说一点不怕是假的，但总不能因为怕就缩在屋里吧？

先后三次参加修筑水库劳动

我第一次参加修水库是1970年，水库名好听好记：水晶背。我、翟广、黄小励等知青和众多民兵一起，带上铺盖离开新圩，在工地附近山村借宿。每天吃完早饭就扛着锄头、铁铲，挑着畚箕、箩筐上山。一路肠胃蠕动，陆续有人离队找树丛蹲下埋“地雷”。第二天路过又有人要找地方，结果极易碰上先前的“地雷”。为避免踩到一脚屎，人们一天天偏离山路，过后系着裤腰带急慌慌追赶队伍。各连队有定额要竞赛，时间不能耽误。第二次修水库是1971年在江英公社，水库名沙坝？这次吃喝拉撒睡都在工地解决。三餐在窝棚现煮，一锅麦羹一锅番薯，人们围上前迅即见底。各自找地方坐下或蹲着吃，完了又陆续上山解决问题，一天天累积下来，山头近处已成“雷区”，一不小心就“触雷”。更狼狈的是不分男女都在这天地间自选位置“蹲点”，我多次刚蹲下就发现附近有人，只好悄悄起身往高处转移。时间久了很难找到“净地”，有时也就不能过于矜持。入乡随俗错不了，比如春耕插秧，喝麦羹一肚子水，再看着眼前田水，很快就有尿意。若个个都回村上厕所，功夫就做不赢了。于是我也学着村妇的样，甩甩沾泥的手，在田坎后面蹲下，再用竹笠挡挡……

干活拼体力有时还可以凭意志，比如在水库工地挑双担，七八十斤能挑，九十上百也就能挑，肩头压痛些、脚步沉重些，咬咬牙就能把泥送到坝上倒掉，空身回来等于歇息。比劳累难熬的是饿，头晕脚软，只盼着收工吃饭。水晶背工地最有战斗气氛，高音喇叭喊道：“民兵战士们，还有10分钟，战斗就胜利结束，加油，冲啊！”大家一听都将最后一担加满。可是，最后10分钟之后，还有10分钟，又10分钟……唉，力气都耗尽了，还要抖擞精神，难哪！幸好有些番薯干做后援，是细条连皮切碎生晒那种，本该煮熟吃，但饿起来也不洗就塞进嘴里，嚼着走回取土处。农家子弟采来山溪里的野生西洋菜，煲大锅菜汤分着吃。没油少盐的野菜汤带着苦味，但总好过没得吃啊。

民以食为天，连基本温饱都满足不了，老百姓怎肯卖力气呢？而知青们思想单纯，总想着为革命，不会躲懒惜力。这里插一段三年后我去修大志水库的事：1972年我被招入县文化局，次年参加“斗批改”工作队，在犁头公社的隔坳生产队驻点，与队长家老少三代同吃同住。他家8个孩子女多男少，还有老母亲，连我12人开餐！巧的是本村人姓毛，队长夫妻不知我是改姓毛，高兴地让孩子们喊我“姑”，还求我收养一个女儿带回城里，我说自己未婚无条件收养。这家人口多，在厅角上摆饭桌，桌旁放床，白天当凳，晚上则是我的床。春天青黄不接，连麦羹、番薯都缺，一锅米汤稀得照见人影，米渣捞上来喂最小的孩子，半大孩子和我一样喝汤吃狗爪豆，几只辣椒切碎放点盐就是菜。整盆狗爪豆好的坏的盛在一起，夹起一颗放进嘴里，才发现味道不对，吐吧，一家老少都在吃，犹豫一下还是咽下去，不然实在没啥可吃。

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发现的化学致癌物中最强的物质之一，人若长期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会损害肝脏，发生肝炎、肝硬化、肝坏死等。阳山是肝癌高发地区，很多农民说胃气痛、心气痛，有些人至死不知霉变的玉米、花生、豆类，其实已令其罹患肝癌。我1972年到文化局后，查出是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去医院开解毒中药长期服用。我1976年春节后发现怀孕，与先生商议做掉，结果还未去医院就流产了。1979年在湛江怀第二胎也没能保住，1980年在广州怀第三胎，身体虚弱极易流产，由始至终每周两剂中药才保住胎儿。10多年后单位组织体检，发现我血液有“严重问题”，进一步验出含有乙肝抗体。医生是广雅校友，后来对我说，你的血现在很值钱，输给乙肝病人就能治病。不知何时我躲过一劫，成为“既往乙肝感染恢复期的‘健康者’”。

我住在大志水库工地指挥部，和播音员李富英睡低矮阁楼，开推土机的工人睡下铺，每晚鼾声如雷，我们伸头将他喊醒，抓紧片刻安静立即睡。水利局罗工有时搭顺风车回公社，邀我一起去食品站开小灶。站里一老职工爱喝酒吃肉，罗工就陪他共饮一盅，我也借机改善生活。过了几个月，老职工死了——一块肉堵在喉咙口，憋晕了，听说抬到公社卫生院已断气。事后有人说，他是天天吃肉，最后还吃着肉离世，很多人却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肉，命也！

开工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我身为工作队员要带头挑双担，走在路上有时会摔跤，衣裤上泥迹斑斑。走回生产队取土处，察觉社员刚才在磨洋工，见我走近才显出忙碌状。我挑担转身走远，他们又停手了。我刚“洗脚上田”，可以说“番薯屎都未屙净”，当然明白社员心态，很难上纲上线去批评他们。论“抓阶级斗争”我是缺乏力度的，虽遭工作队批评也不见改进。一次我回村动员大家上水库，逐家喊人都说等会就去。走遍全村后我独自赶路，吹风受寒呕吐一通，回到工地饿着肚子开工。这是我最憋气的阶段，因为我是上头派来的干部，不是与社员同甘苦的农民。暑假阿波从湖北来参加夏收夏种，就很受社员欢迎。他住在隔坳队谷仓里，穿着我买的文化衫晒得脱皮。十多天过去了，农民对“郑老师”赞不绝口，说要写表扬信给他那中学，还说本村民办教师放假也不帮公家……阿波离开隔坳前夜，队委杀鸡饯行，他觉得油豆腐比鸡还美味。我大妹、二妹、小妹分别去过新圩、江英、县城看望我，但没机会像波那样干农活。他看我挑起120斤稻谷走得稳稳当当，说你当知青几年确实体力大增。又说阳山苦就苦在挨饿，开工前喝四五碗麦羹饱了，等会儿撒几泡尿又饿了，几时捱得到收工？几十年后提起，他还一个劲地慨叹阳山真穷啊！

这里更穷——江英西田队

我们四人的知青户在江英大队西田生产队

我们在石头缝里栽种庄稼（此彩照是多年后知青回阳山拍摄）

从公社走小路可到我们村里（此彩照是多年后知青回阳山拍摄）

村里的泥砖房和石板路（此彩照是多年后知青回阳山拍摄）

1970年冬，根据部分知青意愿和县里部署，21位知青从新圩调到江英，我和陈子元、尹泉香、谭树荣分在江英大队西田生产队。村子周围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灰黑大石，春天桃红李白掩映着很有诗意，随便搬进城里公园绝对是美景，可惜这里穷谁有闲心欣赏？过年之前生产队无现金可分，破例让大家上后岗山砍树卖柴，可见穷到什么地步。这里干活用铁锹比用锄头多，吃玉米木薯比稻米多。村里建有一排排泥砖房，知青户在最后一排，三个女生住一间房，隔几间就是谭树荣卧室兼厨房。从村口挑水回家要上多级石板台阶，平时不算太难，一旦下暴雨我宁可接屋顶流下的“瓦坑水”，尤其他们三个都回广州时，自己就打算马虎对付。但村民说那水太脏洗衣洗澡都不行，一定要挑井水。冬天挑水更考功夫与运气，石板结冰滑溜溜，不少人摔跤把水桶跌烂。这时会有村民邀我去她家舀水用，再一起用她家脚臼捣米、捣牛筋粟、捣三角麦，做糍粑吃。她问，听说阿坚你爸妈都在坐监？我低头无语，想到已两三年没见父母也不能通信，泪珠悄悄滴在石臼里。

在新圩照相用我从家里带去的相机，转到江英后用黄萍儿家相机。萍儿大姐在广雅与我同班，两家父母又都在“文革”中受冲击，所以共同话题特别多。她当上公社广播员后，彼此来往更方便。四妹从海南回广州探亲，去萍儿家取相机带到江英。她跟我、萍儿从江英步行下山去青莲，在公路边拍摄了一组以远山屏障为背景的照片，我抬头挺胸双手叉腰，一副战天斗地的架势。江英没有大片田地，零散山地须分组耕种，有时两组相距很远，看日头也难判定时间，就靠队长统一指挥。他随身带只闹钟，在那组喊过来：“转朝啰——”我在这组应过去：“哎，转朝啰——” 中午“转昼”，傍晚“转夜”也如此，或许这样喊多了，我的嗓音才越发响亮？到江英后知青开会、串门等比新圩少，但有次集体行动却印象深刻。那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电影公映，知青们停工步行大半天去县城观看。大家提前到公社过夜，兴奋得很晚才睡，次晨下山走到青莲公社，又沿公路走到水口公社。下午走到县城已又饿又累，还是迫不及待买票看第一场。不知其他知青怎样，我是灯光一暗就不由自主打瞌睡。勉强挣扎着，一阵清醒一阵迷糊中，第一场放完了。紧接着看第二场，依旧阵阵迷糊，只是时间错开了，第一场漏看的画面，第二场说不定补回。记不清是否还看了第三场，次日大家坐班车回江英，继续回味电影，我只记住零星片段，而余颖华却能哼唱着音乐讲述全剧！

知青户合影

我从江英公社步行去青莲公社途中于公路边留影，高峰公社在远处群山中。

男友阿波来江英陪我过年

我1966年与暨南大学学生、华侨孤儿郑成波（阿波）相识，1968年确定恋爱关系。他去湖北教书，我去阳山务农，他比我大7岁，21岁的我表示27岁亦即1974年结婚。到阳山不久我就给县知青办写报告，申请调阿波到阳山。知青办回复未登记结婚不予照顾，于是我俩继续异地恋。这过程难免出现插曲，就说三段吧：一是在新圩走马田，社员开队长儿子和我的玩笑，叫他帮忙犁耙我的自留地，他满面通红牵牛过来，他父母对我也格外喜爱……；二是秀嫂领我回娘家桂花大队走亲戚，那儿有户人来自广州，儿子戴副眼镜很斯文，与我在村道上打了照面，几个女人和秀嫂想替我们牵线；三是在新圩宣传队期间，复员军人接到安排工作的通知，怕来不及表白就离开，托堂妹交信向我示爱……我都一一谢绝，说自己已有未婚夫。

1971年春节前夕，阿波从湖北应城来到江英。我邀萍儿、子元一起为他接风，随后她俩回广州探亲，村里人也准备过年。寒冬腊月，我俩没安排多少活动，我让他睡谭树荣的床，白天一起弄吃的，晚上则在我房间聊天。某日我俩去看水库，路遇来看望弟弟杨小杨的小斌，叮嘱我们上山注意安全。走在路上我兴致挺高，告诉波以往村里人就从这里上山。我还大声唱了几句歌，让他听山鸣谷应的效果。空身走路不累，谈笑间就到了。站在高处俯瞰，曾经人潮涌动热火朝天的工地，如今人迹罕见一片寂寥。我领着他沿公路走一遭，指指点点，这是睡觉的窝棚，那是开伙的厨房，还去看昔日的指挥部，告诉他那时水库晚上不开工，我会来找萍儿散步，她买两块红糖，两人小口小口细尝，笑说是巧克力。我和波从原路下山，因为饿和累，天黑才到家。晚上他坐在我床上，背靠泥砖墙，腿上盖着棉被，舒舒服服地聊各种话题。我侧身坐在床边，双脚到地，穿着厚裤子、尼龙袜、布鞋，脚还觉得冷。他叫我也脱鞋上床并排坐，盖上棉被就不冷了。我说那怎么行？社员听说你来了，晚上会陆续来做客，房门只是掩上，谁都可以推门进屋，看见我俩盖一张被子多不好！就这样我双脚每晚都挨冻。

除夕夜我俩吃饭喝酒聊天，愉快而安静地过了大年。第二天来做客的社员，看见窗台空酒瓶里插着桃花，都问我俩是否结婚了，我说哪呢，还要等两三年，我27岁前嫁给他。这天开始我双脚疼痛，不知是什么原因。社员知道后说，八成是受了风，要设法“驱风”。有人建议用热水泡脚，用生姜擦脚趾，我都一一照办。为了快点“驱风”，我还把姜切碎捣烂夹在脚趾缝里，再穿上尼龙袜，火烧火燎的更痛了，但我忍住巴望快点好（其实是生冻疮，越折腾越糟）。波初五要回广州看望姐姐，初四晚上社员来道别后，剩下的时间就归我俩了。往常我要小便就去谭树荣房间，但今晚脚痛加天冷，波叫我不用过去了，我问难道就在这屋角尿缸？他说那有什么？我叫他躺下用棉被蒙住头，我小心地挪到屋角打开缸盖，尽量不发出声响……我挪回床边才允许他掀开棉被，他忍不住笑道：“你们广雅女生呀——”却找不到形容词。他说明天就离开江英了，叫我上床盖着被子坐。离别在即，最后一夜，24岁的我和31岁的他，聊到深夜依然分房睡。当他情不自禁想亲热时，我说一来我俩未结婚，二来不想让人说知青闲话，还是不要越界吧。第二天我走路都难，没能送他去坐车，他安慰我说没事的，笑笑就扬手走了。我挪回屋里，只见桃花在酒瓶里开着，烟头在窗台上搁着……泪水，从脸颊无声滑落。

16年后带着4岁的儿子重返阳山

1971年夏，我接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通知，回广州配合他们调查有关人物事件，每天步行到陵园西路军区后勤部，面对几位男女解放军干部回答问题。他们要我先学习毛主席语录，再认真回忆老实回答，晚上写成书面材料次日交。可我知道的本来就只有那么点，不能凭空捏造，所以他们花了两三个月也没啥收获。随后我独自经湛江去海南，全靠知青介绍免费坐车，在一个月内跑了徐闻、临高、儋县、白沙等地，前往多个连队看望广雅及其他中学的兵团战士。林彪事件正是在海南期间兵团战士听传达后当晚向我透露的。我知道国家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很快就赶回江英。1972年，父亲被从省监狱移送英德茶场，继续接受“群众监督”，专案组通知吴家子女，可给父母写信，“教育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5年来我第一次与父亲通信，后来还去茶场见面。与此同时，母亲也被从监狱移送到广州市干校，我和阿波炖好鸡汤去看望她。那时我已被调到县文化局搞创作，陈挺、余颖华调到文工团当导演、演员，我们做了5年同事。

1974年春节前夕，我和阿波分别从阳山、应城回广州登记，年廿八结婚，我依约把初夜给了他。知青送来玫瑰红的绸缎被面，我至今保存着。1977年我俩在湛江安家，1979年调回广州，次年有了儿子远涛。当时父母已获平反恢复名誉，父亲年事已高但仍每天上班，母亲须每天服药控制病情，曾三次入芳村精神病院。我和先生儿子陪两老度过生命中最后10余年。1984年夏，我带着4岁的儿子回阳山，并专程回新圩。我在公社招待所住定，认得我的人都说：“哎呀，看阿坚的儿子都这么大啦！”我答：“1968年到现在16年了，我儿子才4岁呢！”人们感叹道：“可不是吗，16年了呀！”

当日下午，我牵着儿子的小手，沿着走过无数次的村道，回落户第一村——走马田。进村一打听，秀嫂去看望出嫁的女儿，晚上才回家，福哥正在田里干活。热心人带我们去找，远远喊道：“福哥——来客人喽——”他走近才看出是我，既意外又开心，忙领我回家。福哥很内向，秀嫂又不在家，我干脆让他继续下田，自己带着远涛去串门。走了好几家，中老年人认出我都很惊喜。在一家客厅坐定，给围拢过来的小孩派糖果，和大人聊家常。忽听门外传来女人声音：“哎，让我看看是谁来了？”话音刚落人就进了门，叫道：“果然是阿坚啊！刚才我女儿跑回家说，阿妈阿妈，有个电头发的女人带着个男孩来了，不知是不是你平时讲的那个阿坚？” 我认出来人是当年船哥娶回的线嫂，来自三所大队的团员，当年我俩就挺要好。线嫂指给我看她5岁的女儿，我问你女儿怎会想到从未见过的我是谁？线嫂答：“村里人一直记得这里有过广州知青，不时会提起。前几天我居然梦见你回来了，第二天和别人讲起，他们还笑话我，说阿坚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无论什么风什么水都不会把她吹回来了！没想到你真回来了，梦好灵哦！”

聊得正起劲，带远涛去玩的孩子把他领回来，我一看儿子衣裤都湿了，皆因玩水太疯狂。线嫂张罗着替远涛换上村里孩子的干净衣裤，让城里娃和乡下娃继续玩耍。天黑之后秀嫂才到家，听说我带着儿子一直在等，她自豪地说：“那时阿坚说会回来看我们，我就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她非要杀鸡请我们吃饭，还拿出酒来，就像过节一样。她说16年前知青来捱苦，如今吃饭已不成问题。我说再吃不上秀嫂用嫩玉米浆摊的薄饼了，麦羹、番薯在广州也还有。酒足饭饱，该告辞了。福哥和秀嫂都说，以后再回来哟，我没敢说一定，只说有机会就回。我抱着儿子走到村口，不禁吃了一惊：10多个孩子贴墙站在屋檐下，男男女女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其中七八个还打着手电筒，一起为我们送行！我说不出话来，在手电筒交织的光柱中踏上归程。回头望，频挥手，那些纯朴的孩子仍不愿动，继续为我打着微弱的手电筒亮光。

我知道自己将越走越远，走向壮阔的世界，走向广袤的人生。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阳山，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社会大学。66岁的我写下这篇回忆录，深感好品质来自家庭、来自母校、来自阳山：独立、坚毅、自律、勤奋、俭朴、务实、热情、乐观、浪漫……它们犹如宝石，镶嵌在我1968-1977那段生命里，而最夺目的两个字，叫做——青春。

2013年10月13日重阳

手捧毛主席语录，肩扛翻地铲土的工具——带脚蹬的锹在田头留影。

知青们在上山下乡30周年时重返阳山与县委书记合影。

作者简介：吴幼坚，原广雅中学高三甲班学生。1968年11月到阳山县新圩公社新圩大队走马田生产队落户，1971年初迁往江英公社江英大队西田生产队。1972年任阳山县文化局创作员；1977年任交通部广州航道局湛江工程处政工干事；1979年7月－2008年5月，历任《广州文艺》杂志校对、编辑、副主编，《源流》杂志副总编辑。晚年投身彩虹事业，为创建多元开放包容和谐社会发挥余热。新浪博客：三色堇吴幼坚http://blog.sina.com.cn/3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