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书摘要和笔记（20190721）

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做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笔者注：读到这里，感叹中国人民的勤劳，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经济依然不断发展；如果换成更先进的体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应该会更早出现才对。）

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其依借社会价值作行政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壮，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规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即与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倚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笔者注：近乎凝固的社会结构，固然可促进全国之团结，但是也几乎停滞了帝国内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的突破和萌芽，整个社会看起来是稳定，实际上也是了无生气的。）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的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的表现内向。（笔者注：人为制造的平衡初衷是为了加强控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扼杀了经济和文化的活力，扼杀了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这与朱元璋的出身和价值取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当这朝代初建立时，其组织之原则稀少，可是这简单结构之下的复杂问题，却不能得到解决。自我抑制和对人谦恕实际上妨碍了合理的争辩，每个人甚且不能将本身的利益道出。明代官僚既缺乏技术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问题，转而以争辩对付“软”的问题，于是涉及道德标准与皇位之继承。而对于朝代覆亡的责任，也以同样方式对付，亦即避坚而从柔，在各种传说之中夹杂着理智上取巧之处。（笔者注：依靠文化的力量整合与控制，在现实中一般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和具体办法，结果往往就是避重就轻以至积重难返。）——“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保守的力量做主，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笔者注：“潜水艇夹心面包”的说法是黄仁宇首先提出，在他的书里多次提到。）

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一千年来之所作所为。……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笔者注：几千年的压制，现在忽然开放与世界接轨，中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为几千年的无所作为负责，理所当然。）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它继续成长生利。——“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

它（指百日维新）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