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子：土夯的骨肉

堡子在村庄正对面，一出门，眼皮一撩，就能看见。

在甘肃，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子随处可见，几乎一村一个。陇上，多干旱。风硬，刀子一样，在大地上削砍着，露出了黄土的骨头。这比风还硬的骨头上，便站立着一方方堡子，倔强，孤独、又敦厚、颓败。俯瞰着山河故地，草莽众生。

堡子筑于何时？有说清末，有说民国初期，麦村的堡子呢？似乎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在我很小的时候，老人们曾说起过关于堡子的事，但那时年幼，不求甚解。待我想知道更多时，老人们一茬茬殁了。人，终究是活不过一堆黄土的。几百年了，堡子依然站在山梁的顶端，没有消亡殆尽，阳世间，已换了几茬天，换了几茬人。

老人们说，堡子，是躲土匪的，百度上，也这么说。

老人们还说，有一年，土匪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人都拥向了堡子，深藏不露。扛长工的大曾祖父，留在村里，没有来得及跑，被土匪在脖子上砍了一马刀。整颗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只有气管儿还连着，血液四溢。大曾祖父在厨房，一手扶正脑袋，一手扯了一圈编锅盖的麦杆，缠在脖子上。继续一手扶脑袋，一手勾住墙，一跳，一翻，跃过墙头，跑了。后来，脖子上撒了云南白药，只听见肉和肉生长在一起时，发出了滋啦啦的声音。我至今还记着老人们和我坐在槐树下，他嘴里发出的“滋啦啦”的声音，像两片粘在一起的胶带撕扯开来。

大曾祖父侥幸逃脱，活了下来。我出生时他已去世好多年，我无法想象他的容貌，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大难不死的，也无法想象在一个草菅人命、血肉模糊的时代，堡子是什么样的。

关于堡子的历史，我仅知道这些。虽然它每天都会进入视线，可真是熟视无睹。

我已在人世虚度30年。细细想来，我只去过一次堡子。它真的不远。要么沿着对面的梁，顺着走，在一条岔路，朝左，再走，不远，就到了。或者下山。过沟，再爬山，一直朝上，也就到了，最多30分钟。可我竟然想不通这么近的地方，我怎么就去过一次。我们捉迷藏，我们放牲口，我们打仗，我们游逛，我们几乎旁边的麦村的每一个角落，翻遍了麦村的每一寸地皮，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多去一次堡子呢？

搞不懂。

我至今记着那次去堡子的经历。差不多快20年了吧。

应该是暮春。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地里放玉米苗。纤弱、枯黄的疫苗，蜷缩在地膜里，用削尖的竹棍，把地膜剜破，再用竹棍勾住玉米苗，一旋，一拉，就把玉米苗拨拉到了地膜外面。它们孱弱的身子，稀稀拉拉，在午后的风里，晃动着，东倒西歪，经不起风吹的样子。我们的身后是两只水桶，已空空如也，像两只眼睛，瞪着三月的晴天白云。干旱，多年未见的干旱，弥漫在西秦岭一带，尘土飞扬，田地干裂。这样的旱情已从春节持续到了三月。人们急切的盼望着一场春雨，可每天都是碧空万里，滴水不见。在持续而严重的旱情里，人们踩着盖住脚面的干土，种上了洋芋、玉米、葵花、胡麻。

旱情让五谷的出生率和成活率都降到了最低，一亩玉米，成片成片的没有出苗。我和母亲只好剜开地膜，再掏一个窝，撒进三四粒籽。进行补种。补种的窝里，按理说，都要浇水，可挑来的水，哪里够解渴，两三行下来，早已用的滴水不剩。再担，涝坝里也只有稠泥了。我和母亲坐在土堆里歇缓，眼前是白花花的地膜，落满了阳光，刺得人眼疼。远处，地埂上，站满了杏树，花落了，豆粒大的杏子，沾在枝头，因为干旱，也显得干瘪。再远处，就是灰蒙蒙的大地，罩着浮土，干旱像一只抽水机，抽干了大地的血液，到处皮开肉绽。

玉米苗已放的差不多了，我们坐着，像两块儿土疙瘩，风在吹，就化了。我们无助，我们茫然，我们干燥，我们满是忧伤。

就这么坐着时，我隐约听见梁上有所唢呐和人群的喧闹声。随身望去，一族人围着什么，缓慢前行，后面，追着一长溜小孩，像一根尾巴，拖在干枯的山路上。偶尔传来锣鼓声，让暮春的午后显得焦虑、急躁。母亲说是董村的爷（我们把村里供奉的神像叫爷），要到我们村的堡子祭山。早几天就听村里人说。旱得不行，董村人准备祈雨。所谓祈雨，好像是人们抬出神像，由穿着长袍的师公进行表演，一边说说唱唱，一边挥舞着羊皮鼓，最后还要在额头上砍几刀，鲜血直流，怪事骇人。通过这样的祭祀，请求神灵到天庭讨来雨水，普降甘露，以解旱情，救黎民于苦难之中。当然，其余还有好多繁琐的程序，不大清楚。不过祭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后来，我把母亲丢在地里，爬上山坡，跟着那支队伍走了。

我们来到堡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进堡子。堡子里种过地，耕耘过，一脚踩下去，虚土能湮埋脚面。从堡子里看，四周围墙多有塌陷，成锯齿状，并不太高。山门大敞，像一张嘴，永远豁着。堡子有半块打麦场大，里面空无一物，只有正中间，横卧着一块石碑。村里的孩子说，这块碑下，压着一条白蟒蛇。真的吗？不知道，反正谁也没有见过，但大家都说得言之凿凿，我们也就信了，权当真的有吧。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们都被大地上的神秘传言所裹挟，所拿捏，带着无限的惶恐和无限的兴奋，游荡在村里。是因为听说了堡子里有蟒蛇，心里惧怕，我们才没有再去过堡子吗？我也不知道。

来祈雨的人，把神像稳稳地坐在地上。好像有龙王爷、黄爷。龙王爷，面红耳赤，长须飘飘，怒目圆睁，怪吓人的。皇爷，是女性，涂脂抹粉，面若满月，两腮饱满，倒是慈善。人们抬起石碑，立稳。我们期待的白色蟒蛇并没有出现。有人说，它化成一缕烟，飘走了，我们肉眼凡胎，看不见。我们走了，他还会回来。

我们围成一圈，看着师公嘴里叽里呱啦唱着，转着圈，脚下尘土飞扬，犹如腾云驾雾。他们手里高举羊皮鼓，敲敲打打，铁环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当啷声，像雨打铁盆，不绝于耳。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好像杀了一只公鸡，好像放了很长一串鞭炮，好像还焚香点蜡，把膝盖跪下去，插进土里，朝苍天磕了头。其余的，我实在无法想起，毕竟很久远了。

临走时，我趴在堡子的墙边，在塌陷处，看了看外面。外边，远处是麦村，蜷缩在半坡上。南边，是稠泥河，河水冲刷而成的川道，显得低沉、遥远，不知去向。堡子正下方，一边是垂直的悬崖，高高挂着，让人眩晕。沟底是黑森森的树林。一边也是陡坡，再下去，才是一台台田地。站在堡子，抬眼望去，视野开阔，四周风吹草动，尽收眼底。干硬的风从豁口吹进来，像巴掌，扇着脸，生疼。现在想来，如此陡峭险峻的山势，真是易守难攻。在冷兵器时代，人们封堵堡子的大门，便可相安无事。即便遇到进攻，用石块也能击退。我想，祖先们为了寻找夯筑堡子的地方，定是把村子周围的山梁踏遍了。综合各种因素，这里应该是麦村最适合筑起堡子的地方了。

谢谢堡子，曾挽救村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堡子就没有我们。

蹲在西秦岭莽莽群山额头上的堡子，就这样，经历着风吹日晒、岁月侵蚀，一点点矮下去，瘦下去，但依然用最后的骨骼守望着麦村，守望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它像一个老人，在时光深处，盘腿而坐，缄默不语，它空荡荡的胸膛内，如谜一般，藏着汹涌的往事。只是这些，我们再也无从知晓了。

好多年过去了，我站在村口，远处是堡子。它蹲在山顶，早已没有矗立之势。它的周围，是坡，再往下，是修成台阶的梯田，以前，大多种麦，便于驮运。现在则一律荒芜了。它在荒芜之上，愈加荒芜。它终将用残垣断壁，为乡村往事呈现供词。可谁在乎这些呢？

从外婆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去看看堡子。向看看二十年后，它颓败下去的样子，也想看看童年时代的那个祭山的午后，是否还会与此刻重合。

我沿着山路，蹒跚而行。路上，早已荒草丛生，无处落脚。曾经被人们的和牲口踩得油光闪亮、寸草不生的乡间道路，现在早已面目全非，野草横生。走着走着，前面我想应该会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堡子，但没有了。大量密密实实的酸刺和洋槐树封锁了去路，连一只兔子容身的空隙都没有。加之酸刺扎人，难以近身，再无别路可走。我深陷草木深处，寸步难行。前面，不足一里路，便是堡子了，它近在眼前，可我难以抵达。我难以抵达的，除了此刻，它荒芜已久的身躯和心胸，还有他曾经在历史的某一页留下的往事，事关我的祖先存亡。

我终究没有抵达堡子，我永远也无法抵达真正意义上的堡子。我拍了几张照片，撤退下来，铩羽而归。

如今，堡子依然在村子对面，30年了，在我印象里，似乎一成不变，但我知道，岁月，在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改变着它的细节，就如同岁月改变着万物的细节，我们难以觉察罢了。

堡子。自土匪消亡的时刻起，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藏身、抵御，已埋入烟尘。它虽然还是麦村的一部分，但它仅仅是堡子了。

它还会更长久的存在下去，把无意义进行到底。它和我们一样，来自黄土，在这阳世，用土夯的骨头走一遭，最后长眠与黄土，成为黄土。只是比我们走的缓慢罢了。

摘自《散文》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