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O· V·笔录》

恰若初见编者按：

之前一度想让自己的文字或者没有倾向性以免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所以聊完天还要自我否定一下，强调一下我什么都没说或者我随便说说而已不可当真，这种试图中立的立场真是害人害己痛苦不堪。

今且见鲁迅言“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终释然。

要立言，自然要自立，既然自立，自然有立场，既然有立场，自然要站在自己立场讲话或者写文章，不然就是站在自己对立面的立场说话或者写文章了，站在对方立场说话或者写文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难怪会痛苦不堪了。

要理解对方观点和立场，但是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或者不坚守自己立场和阵地，一切放弃自己立场和阵地的人都是叛徒，有些是稀里糊涂的叛徒，有些是故意而为之的叛徒。

这就是为何要观点鲜明，立场坚定，也要开篇点题，先一句话说清楚总的观点，然后分而论之，金字塔原理，无非如此。能这么做或者这么说的前提是自己预先想的清楚明白，想不明白自然说不清楚了。想明白了才可以简洁大气的一句话说完所有观点。也就是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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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O· V·笔录》全文、注释和赏析

“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于，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六月十日。

【析】 本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7月 《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本文针对“左联”解散后，“中国文艺家协会”所提出的“国防文学” 口号以及当时文艺运动存在的实际问题，正面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丰富内容，对当时“转变期”的文艺运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本文结构谨严，显示出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文章开篇即提出中心论点，指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决非 “放弃”，而是“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而后，作者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国防文学”等其它口号的关系，认为前者是一个“总的口号”，后者是“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二者可以并存，最后，作者阐明了对当时文艺批评和创作的意见，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涉及的题材必须广泛，“厂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因为这些问题都与“民族生存的问题有关”，所以只要表现了“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就“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者以对中心论点的阐述为基础，纵横开合，张驰有致，环环相扣地经纬了整篇文章的结构。由于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进行了充分论述，自然就确定了它的内涵和特质，又由于明确阐明了它对创作和批评的具体要求，这一口号的丰富内容也就得到进一步补充。全面而辩证，严密而舒展，是这篇杂文逻辑论证的鲜明特点。

作者从历史的发展来观察现实，表现了一种高屋建瓴而又辩析入微，理直气壮而又从容不迫的说理风格。他以辩证发展的眼光考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内在联系，洞察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现实同一性，从而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捍卫和坚持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这一关键问题，并对当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捎带了一枪。他站得高，看得远，根据历史经验，提醒人们注意克服批评上的狭窄化和创作上的公式化、八股化等弊端，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发展繁荣寄予厚望。因此，全文言简意赅，警策精深。

作为一篇正面阐述观点的杂文，本文不取曲笔、反语，而使用了明晰精确、简炼有力的语言。开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述，采用了一连串含义明确、简洁干脆的陈述句和判断句，阐述充分而又不枝不蔓，体现了作者的信念和信心。文章时用排比句式，语调铿锵，加强了论述的气势，如文中两组“决非……而是……”对应句式的连用，就是一气呵成，力重千钧!结尾一段又用“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针砭创作中标语口号化倾向，比喻新鲜、贴切，增强说服力，也使整篇文章显得生动活泼。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已，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

“ ‘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 ‘非也。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 《达生篇》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 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候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

“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 “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语所谓 “层出不穷” 者，大概就是 “此之谓也” 罢。

然而我也如别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样，要探检这奇境了。我于是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了。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还想找一个来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没有孩子时候的勇猛了，终于没有特地出去买。否则，从竖着各种旗帜的“文学家”看来，又成为一条罪状，是无疑的。

现在的办法，譬如半岁或一岁种过痘，要稳当，是四五岁时候必须再种一次的。但我是前世纪的人，没有办得这么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种痘，已是二十多岁，在日本的东京了，第二次红了一红，第三次毫无影响。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时候。那时也在世界语专门学校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时间内，校医前来种痘了。我是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都已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自然，这情形使某种人批评起来，也许又会说是我在用冷静的方法，进攻女学生的。但不然，老实说罢，即使原是我的爱人，这时也实在使我有些“进退维谷”，因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论，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不过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给我可以冷静的进攻。总之，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因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

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上四粒豆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时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

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

但也不能就决定我对于牛痘已经决无感应，因为这校医和他的痘浆，实在令我有些怀疑。他虽是无政府主义者，博爱主义者，然而托他医病，却是不能十分稳当的。也是这一年，我在校里教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发热了，请他诊察之后，他亲爱的说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给你送药来。”

我知道这病是一时难好的，于生计大有碍，便十分忧愁，连忙回去躺下了，等着药，到夜没有来，第二天又焦灼的等了一整天，仍无消息。夜里十时，他到我寓里来了，恭敬的行礼：

“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把药忘记了，现在特地来赔罪的。”

“那不要紧。此刻吃罢。”

“阿呀呀! 药，我可没有带了来……”

他走后，我独自躺着想，这样的医治法，肋膜炎是决不会好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就坚决的跑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医生详细诊察了一回，他终于断定我并非什么肋膜炎，不过是感冒。我这才放了心，回寓后不再躺下，因此也疑心到他的痘浆，可真是有效的痘浆，然而我和牛痘，可是那一回要算最后的关系了。

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我才又遇到了种痘的机会。那时我们从闸北火线上逃到英租界的一所旧洋房里，虽然楼梯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因四近还是胡琴声和打牌声，真如由地狱上了天堂一样。过了几天，两位大人来查考了，他问明了我们的人数，写在一本簿子上，就昂然而去。我想，他是在造难民数目表，去报告上司的，现在大概早已告成，归在一个什么机关的档案里了罢。后来还来了一位公务人员，却是洋大人，他用了很流畅的普通语，劝我们从乡下逃来的人们，应该赶快种牛痘。

这样不化钱的种痘，原不妨伸出手去，占点便宜的，但我还睡在地板上，天气又冷，懒得起来，就加上几句说明，给了他拒绝。他略略一想，也就作罢了，还低了头看着地板，称赞我道：

“我相信你的话，我看你是有知识的。”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看我的名誉，在古今中外的医官的嘴上是都很好的。

但靠着做“难民”的机会，我也有了巡阅马路的工夫，在不意中，竟又看见万花筒了，听说还是某大公司的制造品。我的孩子是生后六个月就种痘的，像一个蚕蛹，用不着玩具的贿赂;现在大了一点，已有收受贡品的资格了，我就立刻买了去送他。然而很奇怪，我总觉得这一个远不及我的那一个，因为不但望进去总是昏昏沉沉，连花朵也毫不鲜明，而且总不见一个好模样。

我有时也会忽然想到儿童时代所吃的东西，好像非常有味，处境不同，后来永远吃不到了。但因为或一机会，居然能够吃到了的也有。然而奇怪的是味道并不如我所记忆的好，重逢之后，倒好像惊破了美丽的好梦，还不如永远的相思一般。我这时候就常常想，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味觉的变钝，倒是我的失望的原因。

对于这万花筒的失望，我也就用了同样的解释。

幸而我的孩子也如我的脾气一样——但我希望他大起来会改变——他要探检这奇境了。首先撕去外面的花纸，露出来的倒还是十九世纪一样的难看的纸版，待到挖去一端的玻璃，落下来的却已经不是通草条，而是五色玻璃的碎片。围成三角形的三块玻璃也改了样，后面并非摆锡，只不过涂着黑漆了。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自责是错误的。黑玻璃虽然也能返光，却远不及镜玻璃之强;通草是轻的，易于支架起来，构成巨大的花朵，现在改用玻璃片，就无论怎样加以动摇，也只能堆在角落里，像一撮沙砾了。这样的万花筒，又怎能悦目呢?

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我幸而居然经历过了，我从这经历，知道了种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纪有些进步，然而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

六月三十日。

【析】 本文作于1933年6月30日，正处于国民党加紧“文化围剿”的时期。封闭书店，逮捕作家，实施书报检查制度，暗杀知名进步人士……民权保障同盟会员杨杏佛已被害，鲁迅亦传被列在暗杀黑名单之内。在这文网森严的情况下，要坚持斗争，发表文字，就必须蒙过检查官的鼻子，有一番“钻网”的功夫。鲁迅在这期间的文章大多写得隐晦曲折。这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同时也因此形成了一种意在言外、含蓄有致的美学风格。

本文以“我和种痘”的关系为主线，追述了几十年来的有关经历和见闻，从特定角度展示社会现实，世态民风;以“我”和万花筒的关系为附线，作为主线的陪衬和参照，从而把“种痘”和“万花筒”联系起来，开掘出文章深广的寓意。自然，在具体行文中，作者并没有花很多笔墨讲二者的联系和寓意，只是循着时间先后顺次，亲切自然地进述自己的见闻和经历。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忽而种痘，忽而万花筒，领着读者在自己几十年的过往经历中同游，最后水到渠成，再一语道破，戛然而止。种痘和万花筒两件事物的相互参照和联系是文章思想内核的构架，凝聚着作者的命意，形成文章的神经中枢;而与互相关的，从回忆中抠发出的具体真切的人和事则组成了文章的血肉。明确这一点是我们打开文章迷宫的钥匙。也正因为这样，本文在风格上既有《朝花夕拾》中散文的自然亲切、优美馥郁的情致，又具有一般时论杂文的含蓄精深。

作者先从种痘说起，追述种痘在中国的历史，特别引出《验方新编》中说明“洋痘”之所传入中国的原因。该书作者认为防治天花中国早有“万全之法”，只是后来失传，怀疑这种痘“洋法”不过是中国 “六道刀法”之“遗法”。这种对新事物的贬斥和排拒，正是当时一些人观察问题的遗法：不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总会从老祖宗那里找到根据，以证明并不稀奇，古已有之。这已经够荒唐了，而更荒唐的是又推论“洋痘”之所以过去不传入，是因为中国“劫数未满”，现在传入是因为洋烟(鸦片)祸害了中国人，“把那劫数抵过了”。这样的解释竟见诸堂堂的医书，真令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作者将其拉出来示众，让大家一睹传统思维是怎样的荒唐和愚蠢;又涉笔成趣，增加了文章兴味。接着便描述自己第一次种痘的经历，从一个孩子的眼中写那古怪的仪式，胖而圆的医官，听不懂的“官话”，笔触细腻真切。由种痘得到的奖励——父亲送给的玩具自然而然带出另一事物万花筒。写万花筒这段文字平实、客观、细致。因为这不是人人都熟悉的玩具，只有经过这样细而实的描写，才能给人留下具体真实的印象。同时，也是为后文写到几十年后的那个万花筒时，可以有一个具体实在的比较。

记完万花筒又回到种痘。略过第二、第三次在日本东京的种痘，重点写了最末一次在北京的种痘。写某女士因出天花而破颜的事，自己怎样被学生公推率队去种痘的事，都饶有风趣。而对某校医的记述，尤使人难忘：他给人种的痘一粒也没有出，一般的感冒断为肋膜炎，病人一躺两天却又不给药吃，口称“对不起”说是“特意来赔罪”，一摸口袋却又“阿呀呀!药，我可没有带了来……”活画出一个既无医术又无医德的医生，除了“亲爱的说话”，“恭敬的行礼”，其他什么也不能干。这些情况表明：种痘尽管传入多年了，但还未能普及，人们并不理解，就是青年学生尚且疑虑重重，临“种”脱逃，再加上实施推行种痘的又有某校医之类不讲科学，不负责任之辈，可见一有益的新事物在老中国的推行是何等艰难。作品最后所记是1932年逃难中目睹过“洋大人”劝乡下人种痘的事，以及靠做“难民”的机会“巡阅马路”买了万花筒送给孩子。作者用完全写实的手法，比较了这一个万花筒和几十年前那一个万花筒，证明其制作粗糙，功效也大不如前。至此，结束了自己同种痘和万花筒前后几十年的瓜葛，可以说画龙已成，就欠点睛了。点睛之笔是最末一段：

“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来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当时误传丁已遇害)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我幸而居然经历过了，我从这经历，知道了种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纪有些进步，然而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

意蕴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在艰难中行进，人们在缓慢觉醒中认识和接受了科学和真理，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增强了免疫力。而反动派的表演，所玩弄的种种变戏法的把戏，万花筒式的伎俩，却越来越骗不了人，“大大的退步了”，当然，图穷匕首现。赤裸裸的压迫杀戮虽然狰狞，但也从另一面宣告了道尽途穷，一无所有。

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837-840页.第 22 页（共 24 页）

林语堂先生只佩服《论语》，不崇拜孟子，所以他要让娘儿们来干一下。其实，孟夫子说过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娘儿们只会“养生”，不会 “送死”，如何可以叫她们来治天下!

“养生”得太多了，就有人满之患，于是你抢我夺，天下大乱。非得有人来实行送死政策，叫大家一批批去送死，只剩下他们自己不可。这只有男子汉干得出来。所以文官武将都由男子包办，是并非无功受禄的。自然不是男子全体，例如林语堂先生举出的罗曼·罗兰等等就不在内。

懂得这层道理，才明白军缩会议，世界经济会议，废止内战同盟等等，都只是一些男子汉骗骗娘儿们的玩意儿;他们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只有“送死”可以治国而平天下，——送死者，送别人去为着自己死之谓也。

就说大多数“别人”不愿意去死，因而请慈母性的娘儿们来治理罢，那也是不行的。林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虽说娘儿们打起仗来不用机关枪，然而动不动就抓破脸皮也就不得了。何况“东风”和“西风”之间，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总之，争吵和打架也是女治主义国家的国粹，而且还要剧烈些。所以假定娘儿们来统治了，天下固然仍旧不得太平，而且我们的耳根更是一刻儿不得安静了。

人们以为天下的乱是由于男子爱打仗，其实不然的。这原因还在于打仗打得不彻底，和打仗没有认清真正的冤家。如果认清了冤家，又不像娘儿们似的空嚷嚷，而能够扎实的打硬仗，那也许真把爱打仗的男女们的种都给灭了。而娘儿们都大半是第三种：东风吹来往西倒，西风吹来往东倒，弄得循环报复，没有个结账的日子。同时，每一次打仗一因为她们倒得快，就总不会彻底，又因为她们大都特别认不清冤家，就永久只有纠缠，没有清账。统治着的男子汉，其实要感谢她们的。

所以现在世界的糟，不在于统治者是男子，而在这男子在女人的地统治。以妾妇之道治天下，天下那得不糟!

举半个例罢：明朝的魏忠贤是太监——半个女人，他治天下的时候，弄得民不聊生，到处“养生”了许多干儿孙，把人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而他的狐群狗党还拥戴他配享孔庙，断承道统。半个女人的统治尚且如此可怕，何况还是整个的女人呢!

【析】 1933年3月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完全失败，他竟公然声称在“消灭”共产党之前“绝对不言抗日”，严禁报刊登载抗日言论，上海的《申报》副刊《自由谈》被迫于5月25日刊出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头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 ‘天下有道’，’庶人’ 相应 ‘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

8月18日林语堂在《申报·自由谈》发表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一文，说：“娘儿们专会养生，而我们的男子汉偏要开战”，“世事无论是中国是外国，是再不会比现在男子统治下的情形更坏了”，主张“把世界的政权交给娘儿们去” 吧。

鲁迅先生于本月21日以署名虞明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本文，针对林的文章，指出现在的统治者是“实行送死政策”来治国平天下的，“所以文官武将都由男子包办”。争吵和打架是女治主义国家的国粹，即使让女界来统治世界，天下也仍旧不得太平，耳根更是一刻儿也得不到安静。现在世界的糟，不在于统治者是男子，而在于这男子在象女人般地统治，打仗不彻底，且认不清真正的冤家。犀利地讽刺了当局在外敌入侵，国土沦失之际，“绝对不言抗日”放任真正的冤家，而御内镇压共产党。即所谓“以妾妇之道治天下，天下那得不糟!”并举出“半个”例子，明朝太监(半个女人)魏忠贤的可怕的统治，一来说明以妾妇之道统治的可怕，二来表明本文谈的乃为“风月”，再者引读者联想“何况还是整个的女人呢!”，如慈禧的统治，不仅民不聊生，且国破家亡。历史，在以妾妇之道治天下的当局统治下重演，天下岂有不糟之理。

本篇看似对林语堂文章的调侃，实则是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像 《准风月谈》 里的文章一样，表面上谈“风月”，骨子里鼓“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联想奇特，且具幽默讽刺特色。人道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匕首和投枪，其实又何尝不是暗器，猛、准、狠，一样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840-841页.第 23 页（共 24 页）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

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 ‘门罗主义’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人们没有关系的他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里的林希隽先生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

“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

“沉默，金也。” 有一些人，是往往会 “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 “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 “散文”(Prose) 的意思： 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 “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 ：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 “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 “制艺”，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 “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 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但这并不是矛盾。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也正是这意思。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但这未免 “无所不谈”，太不“严肃” 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析】 1934年3月，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文中提出： “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 此后，该刊第三期又刊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征文来稿十五篇，在这次讨论中，有人对战斗的杂文持否定态度，要求作家致力于创作“伟大的作品”。这种讨论固然表达了人们对于伟大作品出现的期望，但是 “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于是就有了1934年8月30日《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就此问题的看法和《现代》杂志九月号“文艺独白”栏中的林希隽的《杂文和杂文家》一文的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林希隽承接半年前的那场讨论，“以为中国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 ‘杂文’，所以倘不是 ‘作家之自甘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林希隽在文中还对杂文给予嘲弄和鄙薄。鲁迅的这篇文章，即是针对浅薄得“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 林希隽的攻击的反驳。

与《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正面论述杂文的作用，特点与地位，对攻击杂文的“邵施杜林之流”只是以极为鄙弃的态度加以嘲讽不同，这篇文章对林希隽攻击杂文的种种谬论，是从各个方面给以具体的批驳的。文中首先批驳林希隽关于“杂文”“容易下笔”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指出，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接着提到林希隽自己的对杂文表示鄙弃的文字，略加点评，即揭露出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的马脚： 即为当局帮闲捧场。文章从林希隽的话中引申出他的看法，“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来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 范围要有限制。”然后指出其实质 “就是 ‘制艺’，普通叫 ‘八股’”。也就是为统治帮闲，捧杨，服务，这里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

在揭出了林希隽的“文学观”的实质在于为虎作伥之后，又以此为反证，引出：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 ‘文学观’ 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 ‘杂文’; 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 ‘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 ‘投机取巧’，‘客观上’ 大有必要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杂文不仅不容易做，而且极有存在的必要，林希隽对杂文的攻击，是徒劳的。

这篇文章涉及到的文章观点非止林希隽一人。“半年前” 的争论，浑人的观点，《现代》九月号 “文艺独白”栏中的其它几篇文章、新月派等等，但重点却是针对林希隽的。原因在于相比较而言，林希隽的观点较为系统，危害性更大。至于浑人的观点虽然有其荒谬之处，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所以作者只是举出其观点，即显出其荒谬，不用更多的文字去批驳。对于其它有关反对杂文的言论，因其零散，也只一带而过。至于几年前的新月派，这里是旧事重提随手一击。不过，对于表现这篇文章的思想，也有其妙处，即是指出，林希隽对杂文的攻击，实际上也并不新鲜，几年前新月派已经使用过了。

这篇杂文写作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抓住论敌观点的破绽，加以评点，使其显示出内在的矛盾，突出其荒谬。如引林希隽攻击杂文是“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那一段文字后，评点和嘲弄说：“沉默，金也，有一些人，是往往会 ‘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过这例子。”然后对其关于散文的定义加以分析说： “他的 ‘散文’ 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 ‘骈散’ ‘整散’ 的 ‘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 (Prose) 的意思：胡里胡涂”。以自己尚“胡里胡涂”的理论为标准去攻击批评杂文，岂不可笑! 因此，在 《且介亭杂文·序言》 中，鲁迅说他 “还不到 ‘一知半解’ 程度”，并不仅仅是挖苦!

引用林希隽攻击杂文的语言，而将其拆散重新组合后而成为反驳他的利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文章突出的战法。尤其是指出：“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虽然自名为 ‘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其实也正是‘杂文’”。以杂文来攻击杂文，无论结果怎样，都使林希隽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窘境。接着，文章以替林希隽解嘲的口吻说：“但这并不是矛盾。用 ‘杂文’ 攻击 ‘杂文’，就等于 ‘以杀止杀’。”“但这未免 ‘无所不谈’ 太不 ‘严肃’ 了。”这样就是抓起林希隽的手来打他自己的脸，由此产生一种奇特的反讽的美学效果。

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841-843页.第 24 页（共 24 页）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 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这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这也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 “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

但文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文人，于是他只好说现在已经下掉了文人的招牌。然而，招牌一下，文学观也就没有了根据，失去了靠山。

但文人又不愿意没有靠山，于是他只好说要“弃文就武”了。这可分明的显出了主张“为文学而文学”者后来一定要走的道路来——事实如此，前例也如此。正确的文学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

【析】 本篇杂文未发表，根据手稿，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934年10月废名(冯文炳)在《人间世》第13期上发表 《知堂先生》 一文，对周作人的立身行事 “隐士” 文学观颂扬备至。文中还认为，文学不是宣传。

鲁迅先生因此作文，针对“文学不是宣传”等的错误文学观进行批评、强调文学的宣传作用，“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其实这种议论“如今已觉不新鲜”，是“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如今却还得重提。

在文中鲁迅先生强调指出了文学的社会效果：“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 ‘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文学自有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是逃避现实，不合时代需要的; 鲁迅主张针锋相对斗争到底。于社会“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可是，弄文舞墨的人谁又愿意做 “废物”或“寄生虫”似的文人呢。于是有人称“忽然觉得不懂文学”，“已经下掉了文人的招牌””弃文就武”了。“但文人又不愿意没有靠山，于是他只好说要 ‘弃文就武’了。这可分明显出了主张 ‘为文学而文学’”。

废名曾著有《竹林的故事》、《桃园》。他早期的作品尚具一定的进步意义。后来沉浸于佛经典籍，寻求“同乎自然”的意境，刻意模仿周作人式的闲适冲谈的文风，追求朦胧的意趣。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就指出废名“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他的 《知堂先生》一文，就是“吞吞吐吐的文章”。

30年代初，沙汀送 《煤油大王》给鲁迅指正，鲁迅批评“有废名气”。可见对废名作品的倾向，是不满意的。鲁迅先生是反对并要加以批评的。

本篇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对方的论点，在其作品中找出论据，并从“废名”这个笔名生发出去，指出凡文学必然具有社会性。进而得出结论：“正确的文学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即所谓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鲁迅先生早在1928年4月写的《文艺与革命》中就已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

废名的《知堂先生》文中说：“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也就是承认文学仍然具有宣传的作用。这就可能是鲁迅对许广平说“不要”发表的原因。然而鲁迅先生在此文强调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

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843-8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