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人史纲》随笔

柏杨，他最出名的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书中痛斥了中国人的种种陋习与恶俗，为他赢来一个“中国最大愤青”的称号。作为一个史学家，《中国人史纲》是一部他对中国历史的综述。

今天就来谈谈对这本书的一些读后感受......

01

读完这本，从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到，数千年来底层的中国人所遭受的境遇是如此的凄惨。太平盛世下，他们苦不堪言、虽能苟且性命却毫无尊严。碰上连年战火，我们的祖先们饱受被饿死、冻死、累死、被屠杀、被活埋、被冤狱酷刑而死等等悲惨的遭遇，他们挣扎在炼狱般的国土上，想尽办法的求生却最终绝望的死去，得不到统治者们一点的怜悯。纵观整个历史，任何一次异族的入侵与屠杀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对这个民族所造成的伤害来的沉重。

02

从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到中国儒家的祸国殃民。

孔丘，儒家创始人，中国最大教派的第一代掌门人，这个门派里集合里中国封建历史上大部分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他们被称为“大儒”，如同现在的“专家教授”——执掌话语权。

这些人物大部分和他们的一代掌门人一样，懂得变通而且意志坚强，遗憾的是他们远没有孔丘那样厚道，这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个门派也集合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寡廉鲜耻且趋炎附势的人。这种人，儒家斥之为“小人”，不过他们仍然厚颜无耻的称自己为“君子”。这又导致了中国诞生了另一个名词——伪君子。

孔丘的核心思想被他的门徒宣传为“仁”，仁又可以用两个字表达——忠与恕，忠即己所欲之，推己及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尤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朴素的表达了对人权的尊重，放在几千年前，这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

据说，这些倡议一以贯之的融会在孔丘的思想里，遗憾的是，孔丘的大半生花在了推广他偏执狂似的理念上。礼仪、孝道，这些本应美好的事情，在孔丘的演绎下变的繁琐而迂腐，诸如守丧三年这种所谓孝道，当一个人父母过世，他必须三年之内不能从事生产，不能做娱乐活动，不能与妻子同房，不能洗澡，这种做法不但对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即便对于今天，这种反人性的做法也不会有任何市场。

事实上，孔丘毕生都在推广的这种东西在他的年代以及他死后的几百年里，从没有人或者一个君王愿意推行他的理念，直到汉武帝，儒家奠定了统治地位，统治者开始强制推行这种不切实际的理念，讽刺的是，中国任何一届推行儒术的帝王，从没有一个能做到儒家的要求。这很好理解，生活中你也会发现，满口道德的人，永远是那些不道德的人。

孔丘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崇古非今——所有过去的都是好的，所有今天的都是坏的，用圣人的经典，解释圣人的经典，用古人的话，证明古人的话，中国人已被命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

你可以发现，凡是进步的改革，儒家几乎全部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再没有一个成功的改革。历史往往如此，改革最大的阻力未必是那些强势的既得利益者，而是那些把持了文化和舆论根基的迂腐的奴才！纵观整个历史，凡是能在历史的积垢中痛定思痛，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改革的国家，都避免了被奴役的命运，一跃成为强国，沙俄、日本都是很好的例子，不能改革的，都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大潮中任人宰割，丧权辱国！

03

孔丘的另一个思想——尊君，也是儒家真正发迹的原因，但这个过程，令人作呕。儒家自孔丘创立三百年来，备受轻视和打击。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起打天下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喝酒吃肉，就想过去在刘邦家一样，一团糟乱。这时，儒家的机会来了，他们请求皇帝允许他们来制定朝见皇帝的礼仪——简称“朝仪”。

于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一幕就此诞生，幽深的宫廷，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传报：“皇帝驾到。”皇帝坐着辇车缓缓出现，大臣将军按官职大小排序，一一念出早已背熟的贺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大臣将军们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必须爬到地上，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自我斫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用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自甘下贱的爬在地上。

没有一个皇帝能在这种阵势下保持谦虚，刘邦立时大喜：“老天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离开来。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面面坐立，促膝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存在，帝王政体遂走向一条永远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04

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诞生于宋朝，由程颐创立，朱熹发扬光大，这个时期的儒家对道德的崇尚到达顶峰，与此同时，对人性的摧残，也到达了顶峰。比如，程颐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唱歌或者憧憬爱情，那么在理学看来，你就是不道德的人。

中国对于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到了程颐，才开始对于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女人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说出来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理学儒家的道德，都是外销品，他们自己却做不到，程颐因一句奚落而对苏轼横加陷害，朱熹与儿媳私通，与人争妓女争不过就攻击报复。这种人格分裂，言行不符的人却成为继孔孟之后的两大儒学圣人，他们的学说伴随着他们的虚伪又统治了中国近千年的历史。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活活饿死，而不许改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采取从事体力劳动，任何发明创造，更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越来越腐朽的儒家学派在摧毁了封建王朝最后一点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之后，除了“唱支山歌给皇帝听”和对老百姓宣讲“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的滚滚铁骑……”之类的前倨后恭的事情，儒家已经没有多少进步和改良的潜力了。

最后共勉一句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也是读这些历史书籍最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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