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裂的主体：90后女工沉浮于传统和现代之间

We can only change the world if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actual forces around us. If we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we need to be in it, to build from it; to truly be in it, we need to understand it.

—Ramsin Canon

摘要

本文对五位90后中国女工进行了深度访谈，文章内容聚焦在流动经验，婚恋观，互联网的使用以及未来打算四个方面。借用“主体性”的概念，作者发现年轻女工在流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并非完整统一而是被分裂的。首先，流动看起来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自我掌控感，却在另一方面因长时空的分离剥夺了他们在原有社区或原生家庭所拥有的熟悉及安全感。其次，“打工挣钱”和“远离父母”给了她们在婚恋上一定的协商能力和选择自由，但“流动”是打工的常态，使得原本可以给疏离的打工生活带来有力支持的长期而稳定的亲密关系更加难以维持。关系的破裂往往在这些年轻女孩的生命中留下巨大创伤。再次，即便互联网为她们发挥能动性创造了新的空间，也同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加剧了婚恋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最后，因为她们在老家和工作场所的双重边缘地位，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融入都变得艰难。因此，类似一个钟摆，90后女工的生命在婚姻义务和城市劳动力需求、家庭期望及都市生活方式的吸引之间，左右摇摆，进而促成了她们主体分裂的状态。

关键词：流动女工；90后；主体性；分裂

背景介绍

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官方报道[i]，中国目前有2.77亿农民工，其中33.6%是女性。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占整个农民工群体的58.4%，其中40.08%是女性[ii]。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出生于1980或1990后的打工群体。学者潘毅（2005）认为，农民工的黄金打工年龄是18-25岁。因此，最近几年劳动力市场中活跃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多为90后。

与她们的前辈相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时代变化。例如，很多90后的打工女孩对农事、农村、土地的意涵不再那么熟悉，很少再有劳作的经验。相反，她们接受了较高的教育，更容易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换句话说，新生代打工女孩出生成长在的农村社区正经历着飞速的城市化过程。其间，城乡之间商品、信息和文化的频繁交换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关系，更塑造了这些年轻女孩对于都市生活方式的想象。鉴于这些90后的中国女工正处于“显现成年（emerging adulthood stage）”的阶段（(Andy Furlong, 2009)，探索她们的生存状态就显得很有意义，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她们在个人角色及社会角色间的矛盾状态。

回顾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流动女工主体存在的讨论主要有三个视角：牺牲（sacrifice）的视角(陈佩华, 2002; 佟新, 2003)，抗争（resistance）的视角(潘毅, 2005)和发展（development）的视角(朱虹, 2008)。但这些视角一般都没有很好的区分90后的流动女工和其他年龄组的差异。

我的研究发现90后流动女工的主体性存在不能简单地归为任何一个单一的分类。正相反，她们的主体性是一个混合“牺牲”、“抗争”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基于对文中五位90后女工长达20年有余的认识、深度访谈及对她们的日记的文本分析，我尝试从四个方面深描出她们复杂的流动经历及生命故事，这四个方面包括：流动经验，婚恋观，互联网的使用，未来打算。每个人不同的打工经历呈现出她们在流动过程中经常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采用一种整合的理解视角，我将采用“分裂的主体（split subjectivity）”去概化这种两难处境。

卫报（The Guardian）, 2018.11.06, Revealed:Disney's £35 Ariel doll earns a Chinese worker 1p

告别家乡与虚幻的自我掌控感

家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很多流动女性仍然从家乡获得重要的社会及政治身份。因此重新定义她们跟家乡的关系，以及家乡和更大的城市社区的关系是一个理解她们主体分裂的重要视角。当流动女工离开家乡、更换了常住地，很大程度上她们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与之相连的身份认同(Harcourt and Escobar 2002: 9)。“家”意味着一套熟悉感。因此，流动涉及到“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是一种对于以家庭和血亲/氏族为纽带关系的集体身份认同的打破和断裂(Catharina,2005)。五位受访者中，几乎每一个都在第一次去外地打工之初忍受巨大的思乡之苦，她们的日记充满着对当时生活的不满，除了对家人及朋友的想念，还有对辍学深深的懊悔。

第一年我还没有手机，很想家。我们工厂的宿舍旁边有个公共电话亭，但你得排很长的队。这很不方便。我第一年去温州一开始的时候总是哭，那是2008年，我才16岁。（小A,2013）

这几天自己心情不是很好，想找个人聊聊天，可是身边的人没一个人懂我。每天早上起床，每次下班回家，我都会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看看有没有未接电话，或者是未读短信，生怕漏掉了每一个朋友或是亲人的消息，可我每一次都是失望。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没有交集，只有每天来回的菜市场和几个手指头都能数清的亲人。说实话，我好想有人能陪我说说心里话，能有个朋友能分享我们的悲伤快乐。（小B的日记，《2012,02,09》）

从“熟人”社会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必然要遭遇一种猛烈的文化冲击。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城里人”，她们开始学习城市语言、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尝试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扮演新的社会角色（朱虹，2004）。改变往往从身体开始。正如Harcourt and Escobar（2002)所说，身体是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日常实践之间挣扎的场域。在这些90后女工少有的闲暇时间里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逛街”。从衣着打扮开始，她们逐渐拜托“土气”的标签，变得“有品位”。以前只喜欢简单帆布鞋小E，挣钱后开始买各种款式的高跟鞋。短裤短裙在老家被认为太暴露和不方便，现在她们可以脱口而出各种品牌。正如潘毅（2010:159）所讲：“打工妹在追求‘现代性’以及力求自身生活改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消费欲望，她们的消费欲望是在另外两种迫切渴望的驱使下产生的：一种是缩小与城市人之间差距的渴望，一种是追求现代女性美的渴望，即对大众传媒与通俗报刊不断现象并呈现出来的现代女性美模式的向往。”

这种变化同时重塑了流动女性在城市和老家两处的形象和地位。首先，它模糊了城乡之间的界限。通过学习普通话，隐藏乡下口音和外表的改变，当这些女孩和其他都市女性同时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不再那么轻易被辨识出是“乡下来的”。小A跟我分享了一次有趣的经历：“有一次剪头发，那个女孩说从农村出来几年后看上去和城里人一样，你如果不说没人知道你是农村来的……”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帮助流动女性抵抗城里人的歧视，使得她们在城市的日常生活更加顺畅。领完，流动重塑了这些年轻女孩在原生家庭和农村社区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们可以给老家寄钱。在打工的头三年，几乎每个女孩都把大部分的工资寄给爸妈。爸妈用这些钱或者支付弟弟的学费，或者在县城买新房。小A认为，能够给家里提供经济支持增加了她在家庭很多重大事件上的发言权。同时，她们通常被称作“见过世面”的人，因此在讨论家庭重要决议时会提供更有帮助的建议。流动重新建构了她们和原生家庭的关系，“离家越来越远”使她们重新调整了行为方式并创造出新的身份认同（Catharina, 2005)。

总结来说，一方面，流动看起来给90后女工带来了一定的自我掌控感，这凸显了她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agency and subjectivity）。另一方面，和家乡在空间上的分离也剥夺了她们的熟悉感和安全感。我用“被分裂的主体”来描述她们在城市打工的生活状态。至于消费能力，虽然“新生代打工妹”已经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 但消费赋予打工妹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较低的收入限制了她们的购买能力, 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剥夺了她们的平等“消费公民权”, 打工妹的社会身份无法在消费领域获得全新的重建（余晓敏、潘毅，2008）。所以这种由消费带来的掌控感看起来就像是转瞬即逝的幻影。

这是一场战役：流动，浪漫爱和婚姻

传统来说，在中国，新娘出嫁后通常需要搬移一小段距离加入丈夫的家庭(Wang and Hu 1996: 283; Yang 1991; Zhuang and Zhang,1996)。落后的交通设施，父系血统，对亲属关系网络的渴望都是短距离婚姻的主要因素。但是，自从国家在1980年代中期放松了流动控制，很多农村青年发现在城市有更多就业机会(Fan, 1996)。改革开放扩大了区域间发展的差距，强化了流动的推拉力，促使农村女性往更远更想去的地方移动(Fan & Huang, 1998)。这顺带就扩大了选择潜在配偶的范围，择偶不再局限在出生地。但父母仍然希望子女跟家乡附近的人结婚。我的访谈和Gaetano（2008)的研究都揭示出对象间较远的家乡距离是父母反对他们结婚的重要因素。

选择伴侣和婚姻协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Shen,2016）。小C 的经历反映了这一点。即使父母强烈反对她的第一段恋爱关系，小C通过撒谎和私奔来跟父母抗衡。为躲避父母的拆散，她跟在上海工厂认识的初恋男友躲回男友的湖南老家好几个月。私奔可以被理解成抗争，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获得父母同意的策略。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充满矛盾和挣扎，不仅是跟父母，还有跟男友。小C回忆说，那时候太年轻了，想父母，看到男友老家窘迫的家境，最终放弃回到同在上海打工的父母身边。父母们自然很高兴，但小C从此陷入长时间的自我责备和懊悔中。

因为第一次的经验，小C在遇到第二个男友的时候就变得坚定很多。这个男孩的老家跟她也不属于同一个省，并且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好，无疑父母们二话没说又是反对。这一次，小C尝试主动跟父母沟通。几个月后，她怀了孕。鉴于这种情况，小C的父母不得不同意两人结婚。小C的案例中，怀孕不仅获得了父母同意结婚的许诺，也在男方家庭成为协商彩礼的筹码。小C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追求“浪漫爱”，这种“怀了孕就结婚”的案例也出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Shen,2016）。

《我的诗篇》剧照：邬霞和她的诗歌

即便看起来流动给打工女性更多空间和可能性去发挥能动性，展现主体性，它也同时给这些年轻女孩的身心带来创伤。追求浪漫爱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性。首先，婚前同居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因缺乏必要的避孕知识和过时的避孕观念，未婚怀孕很常见。如果她们的男朋友不想结婚，流产成为这些女孩的首要选择，这给她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例如，小D在一次春节回家的时候被发现怀孕了，但她的妈妈不希望她嫁给一个福建省的“南蛮子”，因为他们家在河南省。很快，她妈妈想出一个主意，既然小D刚刚怀孕一个月，如果她尽快跟家乡一个男人结婚，一切就完美了。一方面，女儿很大可能不需要去流产，另一方面，她保住了一个女儿在身边。

不幸的是，小D妈妈的愿望没有成真。确实，通过相亲，很快有个男孩跟小D订了婚。但他很快发现小D已经怀了孕并且孩子不是他的。在发生很大矛盾后，他们协商小D流产后再完成婚礼。然而，痛苦才刚刚开始。嫁进男方家庭后，婆婆看不起小D，经常对她百般刁难。丈夫婚后不久就去南方打工，因为没有感情长期冷落已经怀孕的小D。一年后，他们离了婚，小D变成了一个找不到未来方向的单亲妈妈。

总结来说，从小C和小D的不同经历可以看出，流动给90后女工带来了无法归为单一类别的婚恋体验。一方面，它呈现出这些年轻女孩挑战父权制及弱势社会地位等主流社会结构的主体性。“赚钱的能力”和“与家人的距离”使他们在婚姻问题上有相对的资本和自由与父母协商。然而，这一群体最明显的特征是流动性，这使得维持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变得困难，而这种亲密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能够为她们的打工生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正相反，新生代的流动打工者中很普遍的现象是，许多人把爱情和婚姻视为游戏。关系的破裂往往会给这些年轻女孩的生活带来创伤。因此，我认为，从婚恋角度来看，流动使得女性移民的主体性发生了分裂。

孤单的个体和被崇尚的网络：相互操纵

一项关于主要年龄段在18-35岁的流动女工的随机调查[iii]显示，相比于上一代，他们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96%的被访者有3G智能手机，80%以上的人至少每天上网一次。微信、QQ聊天或视屏，看影视剧，分享照片和视屏，购物排在他们网上活动的首位。

很多打工妹在打工过程中感到孤独和无聊，互联网在她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很多人用网络跟老家或其他城市的亲友保持联系，这对她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支持。

“那很好啊，我也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就写到空间去，朋友们看到了就会给我出出主意，心情就好多了。” (小B, 2013)

“我感觉有网络还是利大于弊吧。比如说很多老朋友不在身边，你可以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你，他们就会来联系你。”（小C，2013）

其次，一些流动女工认为网络是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尤其是对那些爱好文学和写作的人来说。小A喜欢在业余时间读书和写散文。她在网上分享了很多生命故事和思考，这帮助提升了她的自信心。

“可能网络对别人来说是为了娱乐和交朋友，可对我来说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展示什么呢，我平时不是很爱写点什么嘛，写完之后又很想得到别人的称赞和赏识······一个是写抒发感情，另一个是说抒发感情，有些不一样吧！”（小A，2013）

第三，互联网为这些年轻女孩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她们透过网络空间找到兴趣爱好相似的朋友，很多人在网上读书并加入读书小组。一些女孩也喜欢打游戏，对她们来说打游戏非但不是浪费时间，反而有助于形成强有力的朋友网络。小E在郑州工作期间拥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互助朋友圈，主要的兴趣爱好就是电脑游戏。他们形成很强的团结，用罢工和离职反击了制衣老板拖欠工资的问题。

尽管某种程度上，网络给流动女工提供了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它也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具有两面性，有些人并不能很好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小E坦言，有好几个月，她几乎每天都不工作，去网吧一待就是9个小时，和陌生网友打游戏或者聊天。有一次，她花了超过5000元买游戏装备，这成为家乡亲人指责她是“坏女孩”的证据。5000元对于农村老家的父母来说是一笔可以发挥很大实质作用的钱。那年春节她不仅没有给父母钱，还在买新衣和走亲串友等事情上需要父母倒贴钱，这使得她在面对亲戚邻里面时感到非常尴尬。

除此之外，网络带来的另两个消极影响是，加剧了亲密关系的疏离和婚姻的不稳定性。小E爱上一位从未见面的网友，他们保持线上的情侣关系一年。但当她要求见面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自己已婚且有个儿子。小E非常伤心，因为她一开始对这段关系抱有很大的希望和期待。根据小A对所在工厂的观察，她认为很多婚外情来自于网络：

“有很多婚外情都是从上网开始的，我有个同事就这样，女儿老公都有，小日子过得挺幸福，但一到上夜班就拼命跟网友聊天，比我们还热乎，还经常看着聊天内容自顾自乐呵，其实聊得在我看来也都很无聊，还经常在上面跟异性调情……”（小A,2013）

总结来说，确实，某种程度上，90后女工使用网络施展了能动性并在网络扩大的空间中表达了在流动过程中的主体性。然而，正如潘毅（2010）指出，创造欲望和匮乏是市场经济的艺术，并使人永远坠入唯恐自身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深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一些打工女孩沉迷于网络世界的原因实际上是她们对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想象和追求。因为在网络世界里施展的能动性很有限，并不能帮助她们改变社会地位及改善物质生活，Cara Wallis（2013）所持乐观态度的“不动的流动性（immobile mobility）”在我看来呈现的只能是一种分裂的主体，而不可能是完整且统一的。

留下还是回去：我的未来在哪儿

一些学者（潘毅，2010）称18-25岁是流动女性打工的黄金年龄。在中国，传统意义上，25岁是女性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到了试婚年龄。在一些内陆和传统文化更保守的村庄，25岁已经不算是结婚的好年龄。这时的女性面对两重困境，一方面，传统两性分工中，男女一旦结了婚，女性应该留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男人负责在外挣钱。另一方面，城市偏爱更加年轻的女工的身体。因此流动女工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是非常容易被替代掉的。作为打工者，意味着不再受到国家的保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是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会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潘毅，2010:12）；作为女性，正如Kay Ann Johnson（1983：9）曾经指出：“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父权-父系-父居系统也使妇女在整个家庭结构中的地位被边缘化。她们是自己出生家庭中的过客，而她们最后的归宿——丈夫的家，却又将其视为一个陌生的入侵者。”

基于这样的现实，很多90后女工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回归家庭，抑或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上打拼。因每个人所处的生命阶段不同，她们呈现出多种多样不同的处境。作为单身女性，在这样的人生转折点，小A计划回家乡的小城市发展，有机会找到合适对象的话就结婚。但她仍然记得刚开始出去打工的那几年，壮志雄心的自己期待通过努力工作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刚出来满腔热血的想闯出一片天地……，我当时就进厂了嘛，就想在那个厂好好干，干到领导最高层，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白手起家，记得我们当时的厂长小学毕业！我只想在一个地方坚持不懈，这是城市梦吗，我也不知道，哈哈……”（小A，2013）

但很快，她意识到“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跟上一代相比，实现相似的目标变得更难。更高的职位要么需要高学历，要么任人唯亲。对一个还没有初中毕业且缺乏后台的小A来说，她什么优势都没有：

“后来发现，白手起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不是我也能行的，相当困难，或许是他们赶上了好年代，前两年比较好混吧，呵呵，这样理解别人的成功，实在不应该……我现在留在这里是赚钱的需要，别的没多想······”（小A，2013）

在经历了失望以及意识到即将25岁后，小A决定回到家乡，并不再拒绝亲戚邻里间频繁的相亲介绍。

“在家待的时间太少了，每天都过这种机械化的生活……而且这些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外面，从来没个什么人陪，孤单了，寂寞了……五年了，我都得到了什么，四处漂流……我从来没在家乡工作过，如果我决定回去了，可能也是好事儿，可以照顾家人。”（小A，2013）

2016年，小A在家乡市区找了份工作，半年来参加了好几次相亲，但没有一个她认为合适结婚的对象。因为不想应对家乡纷繁复杂的亲戚邻里关系，以及对小城市工作的不满，她很快辞职去了省会城市。经历过8年的流动打工生活后，小A显然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接近曾经工作过的北上广一线城市的青年群体。即便流动的打工生活对她的身心造成了创伤，她也一直怀念与家乡那份联结带来的熟悉和安全感，并尝试重新获得在原来的“熟人社会”所具有的优势。但遗憾的是，最终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真正回归故乡。乍一眼看起来，继续外出是她的主动意愿，实际上这是因为她在家乡和城市的双重边缘地位下的被动选择。

对于已婚的90后女工，情况有所不同。通常来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她们面对着留在家里带小孩还是继续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挣奶粉钱”的两难处境，她们很容易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要求之间，在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潘毅，2010）。对于很多新生代的流动女性来说，考虑到现实的经济压力，她们倾向于把孩子留给老家的父母，自己则继续在城市与丈夫一起打拼。

“女儿出生后，我在我老公安徽的老家跟公婆一起住。不久后我就必须得离开她去上海。我每天都很想她，但我没有选择，生存压力太大了。你知道的，现在养一个孩子很贵。但最近我正在计划回去，因为我女儿要上小学了，过去6年，公婆帮我带女儿，现在女儿要上学了，需要监督，该是我的责任了。”（小C,2017）

小C只是年青一代已婚流动女性的缩影。这些年来，作为“家户策略（Jacka,2006）”，公公婆婆越来越认识到媳妇在外打工挣钱的能力，所以他们鼓励年轻夫妻一起去城市打工，自己则帮忙在老家带孩子。从某种角度上看，90后女工获得了一些“福利”：不用直面丈夫老家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家务劳动的减少，以及在家务决策上更多的发言权等等（Shen, 2016）。

但获得是在付出代价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福利”并不是“天上掉馅饼”。因为中国目前的政策，城市并不负担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导致他们缺乏可以将孩子照养在身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环境。当孩子放在老家成为了留守儿童，很多流动女性在漫长的打工生活中长期忍受思念孩子的痛苦。并且，在传统父权文化中，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照料下一代的义务。一旦需要一位家长回家的时候，女性通常是第一选择。不管她们是不是比丈夫赚得多，她们都得放弃工作回家里。

一句话总结，家庭新的经济分工虽然给90后女工打开了一定的空间去发挥能动性和表达主体性，这样的空间是及其有限的，因为她们在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中处于双重边缘的位置。

结语

很多学者认为主体性（subjectivity）容易跟另一个词能动性（agency）混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实质意涵的区别，但又相互影响。能动性指的是透过实践行动（act）做出影响和改变的能力，强调对自我生活的掌控（(Ortner，2001：78)。主体性更多强调的是个体对自我和周围所处环境的认知和理解(Knights and McCabe，2000：423)。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研究方法，透过流动经验，婚恋观，互联网的使用以及未来打算四个方面证实了90后打工女孩儿在流动过程中发挥能动性（exert their agency）的事实。但她们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状态却只能用“被分裂（split）”来形容，因受社会结构的压迫和社会政策的排斥，她们的自我感知不可能是完整且一致的（complete and coherent）。当然，这样的状态就一如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你、我、ta。

[i] The report on China’s migrant population, ‘peasant workers’, was released on November 28, 2016 by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ational Bureauof Statistics, 2016).

[ii] The date released by the Project on Migrant workers of the NewGeneration in 2012.

[iii] The survey on the media usage patterns of migrant women was conducted in 2016 by Half the Sky Public Educ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labor NGOs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refers to areas such as Shenzhen, Guangzhou (including Panyu), and Dongguan that have a concentr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s.

注：本文已发表，公号转载需先申请。

原文发表链接如下：

https://rowman.com/ISBN/9781498574259/Women-Social-Change-and-Activism-Then-and-Now.

Liu, T.T. (2018) The split subjectivity of female migrants born in the 1990s in China. Lexington Books: Women, Social Change and Activism: Then and Now. Chapter 8,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