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醒来
许知远先生以其公共知识分子的视角，写作了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出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合集为《醒来》，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以至到最近的上海世博，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似乎以一个强大的形象慢慢醒来，只是在一切的歌舞升平，欢歌笑语等表象背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普通民众仍然不得不去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甚至某些人还有着危及生命的迫切危险，我不是一个愤青，从来不希望用偏激的语言去抨击社会不公，毕竟这早已经是一个呼唤理性和建设性的时代，只是当我们在不断的呐喊公平、法治的同时，当我们“享受”着GDP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时，是不是也该回过头来，俯下身子，认真思考。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未经反省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强大起来。本人试图通过自己对这一年来发生的若干看似没有关联，却共同反映着中国社会许多现实问题的人和事进行剖析，文强、王益、黄光裕，一个个被视为标本式的人物，不敢妄言可以寻求出这些事件的根源，只是希望从自己的角度，拙劣的再次复述中国醒来的问题，无论是法律的语境还是经济改革的语境，算是立此存照。
（一）
北京市一中院对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死缓的判决已经生效，他认罪态度良好，应该会为死缓的判决感到满意，因为这意味着超过一千万的受贿行为没有将他置之死地，我没有深入的去考证为何他可以免死，只是与他传奇的经历一定密不可分。一个学历史的人（中国最高学府的），成为了政客（中国政治权力核心成员的幕僚），进而成为了金融专家（掌握中国金融市场的权力枢纽），而后竟然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家（不是普通的作曲家，是可以创作交响乐的音乐家），这一切显得并不那么和谐，只是他们都集中在了王益的身上。若干的经济媒体对他有了许多的评论，评判他是枭雄，是资本市场的一只黑手，是资本市场里的教父，而这样一个资本教父的化身，多多少少反映了在中国行政垄断资源领域里，权贵勾结的普遍现象。
中国资本市场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是一个从上而下的，笼罩在行政审批和政治权力之下的产物，它为国企脱困而生，成为了企业圈钱的领地，股权分置导致长期的市场不公，二级市场流动性低，投机气氛浓厚，尽管深受诟病，但改革决心之大，政策推进之猛烈，可谓经济领域的带头大哥，而其中产生的寻租、勾结、违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正如某位金融界朋友的观点：“与金钱打交道会使人变得聪明”，的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很多一夜暴富的传奇，这些事迹无论是被渲染登上财经头条，抑或是流传为坊间秘谈，最终都无法和违规，和寻租脱开关系。
寻租，是指创造垄断的行为，人们在获取这种资源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相应的寻租成本，而这高昂的成本本身对社会而言是无益的耗损，而由于其高昂，且各种各样的“租”又以行政审批的方式出现，官与商、权与钱无形中就有了聚合的动力。王益的权力顶峰是在证监会，一个包揽着中国企业直接融资极权的部门。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资金资源本身极度匮乏,企业发展的动力，90%以上的融资依赖银行，银行的经营特性决定了融资大多流向了大企业，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这些贡献了国民经济三分之二的主力军，往往得不到充足发展的资金。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更是难上加难，银行的贷款或许可以通过地方分行审批解决，而证券上市，只有华山一条路——证监会发审委审批。上市在90年代对一般企业而言是一个奢望，因为当时上市的机会更多的留给了各地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没有皇族血脉，难登沪深板块，作为上市的企业，融得（或曰圈得）大量资金，脱困致富，继续巩固自己龙头企业的资格。但是上市资格的争夺何其激烈，以至于发审委多位官员落马，多少企业甚至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还有多少企业又在苦等之后被告知缺少条件。而王益，恰恰就是一个可以掌握企业上市生杀大权的人，不仅如此，他同时还影响着若干家证券机构的人事任命，中国的证券经营机构（即券商），盈利丰厚，皆为“金领”阶层，高管人员同时获得相应的政府官员级别，中国版“旋转门”（出自美国监管理论，指政府官员在位时为利益集团牟利而历任后在利益集团谋取高位的现象）在王益手下多次导演，最终也因此埋下过多的定时炸弹，导致东窗事发。王益编织出来的一个政商谱系我在这里无法一一还原，对于他本人的功过是非，桃色绯闻我也不愿过多赘述，只是通过王益炮制的融资案件，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政府垄断资源的控制者，我对于中国金融经济改革的实效深表怀疑。
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向来被视为市场追捧的热点，通过多次的改革，力图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我假定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将投资者视为普通的消费者，而普通的消费者希望得到的是优质的商品，正因为如此，我继续假定证监会的发行体制改革，是力图让更多好的企业进入市场，让价格制定更加合理，让企业信息更加透明，最终使得这个市场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合适的商品，享用企业增长带来的回报；而上市公司本身也能够获得合理的估值，发展壮大，实现企业、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然而现状是怎样的呢？发行体制改革后，进行了市场化询价，定价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所有的企业依然在遵循计划经济时代的纪律-排队，提供给上市企业的机会多了，中小板、创业板都来了，但是希望上市的企业也成数量级的在增长，这样好的圈钱机会，谁不去争？排队的东西，无可厚非，面对资源的稀缺性，我们能选择的最看似公平的制度那就是排队，但是上市标准的是划定的，而且依旧有发审委的审核，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那么产品在这个高质量的审核下，在聚光灯照射下，提供给普通投资人的应该是合理估计的优质公司，可是事实是的呢？在高的发行价格之下，业绩在半年后迅速变脸，增长不再而转而亏损，最后丢给投资者一句话：买者自负（i told u that）.这是一个鼓吹市场经济的社会，只是这样的现象的背后，不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寻租之后的不公。证券发行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极有可能演变成一个“二手车市场（lemon market）”，在这个市场里劣币驱逐良币，越来越多的差企业获得上市机会，投资者开始不再相信，
最终结果是什么？监管者缺位，没有纠正这个市场应有的公正，最后就是市场萎缩，功能消退。为什么会有上百只股票跌破发行价，是市场行情不好，还是他们本来就不值这么多钱呢？为什么所谓的第一高价股造就的首富，在成交两天后，就身家缩水130亿呢？人们不再相信神话，已经擦亮眼睛了，他们不值这个价。但是中小投资者还是买单了，因为这些企业不必在乎上市后的洪水滔天，他们已经成功圈钱，至于破发、至于如何变脸，那都不可能将他们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了。
我只是以一个证券市场中最为常识的事件作为切入，随着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不再有那么多的神秘，解决经济金融改革的决心固然重要，但我们是否真的将那些目标变为现实？我们的立法和法律实效之间差距有多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王益仰仗着在证券业的巨大权力，成为了一个音乐家，在无数人的吹捧之下，走上了神坛。这是一个体制之弊，倘若行政审批权限不放松，市场化机制不切实建立，那可能不只产生一个王益，而可能是更多腐败官员的黑手伸向在我们经济改革的尖端领域。权贵的勾结，权钱的交易，自古有之，中外难免，只是一个提倡法治，公正透明的社会，设置了若干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依旧有人视若无睹，最终使得社会不公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甚至很多权贵阶层的财富就是依靠欺骗、挤占普通公民的发展权利而获得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让我们对于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规则、法律是不是出了问题。
（待续）
（一）
北京市一中院对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死缓的判决已经生效，他认罪态度良好，应该会为死缓的判决感到满意，因为这意味着超过一千万的受贿行为没有将他置之死地，我没有深入的去考证为何他可以免死，只是与他传奇的经历一定密不可分。一个学历史的人（中国最高学府的），成为了政客（中国政治权力核心成员的幕僚），进而成为了金融专家（掌握中国金融市场的权力枢纽），而后竟然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家（不是普通的作曲家，是可以创作交响乐的音乐家），这一切显得并不那么和谐，只是他们都集中在了王益的身上。若干的经济媒体对他有了许多的评论，评判他是枭雄，是资本市场的一只黑手，是资本市场里的教父，而这样一个资本教父的化身，多多少少反映了在中国行政垄断资源领域里，权贵勾结的普遍现象。
中国资本市场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是一个从上而下的，笼罩在行政审批和政治权力之下的产物，它为国企脱困而生，成为了企业圈钱的领地，股权分置导致长期的市场不公，二级市场流动性低，投机气氛浓厚，尽管深受诟病，但改革决心之大，政策推进之猛烈，可谓经济领域的带头大哥，而其中产生的寻租、勾结、违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正如某位金融界朋友的观点：“与金钱打交道会使人变得聪明”，的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很多一夜暴富的传奇，这些事迹无论是被渲染登上财经头条，抑或是流传为坊间秘谈，最终都无法和违规，和寻租脱开关系。
寻租，是指创造垄断的行为，人们在获取这种资源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相应的寻租成本，而这高昂的成本本身对社会而言是无益的耗损，而由于其高昂，且各种各样的“租”又以行政审批的方式出现，官与商、权与钱无形中就有了聚合的动力。王益的权力顶峰是在证监会，一个包揽着中国企业直接融资极权的部门。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资金资源本身极度匮乏,企业发展的动力，90%以上的融资依赖银行，银行的经营特性决定了融资大多流向了大企业，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这些贡献了国民经济三分之二的主力军，往往得不到充足发展的资金。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更是难上加难，银行的贷款或许可以通过地方分行审批解决，而证券上市，只有华山一条路——证监会发审委审批。上市在90年代对一般企业而言是一个奢望，因为当时上市的机会更多的留给了各地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没有皇族血脉，难登沪深板块，作为上市的企业，融得（或曰圈得）大量资金，脱困致富，继续巩固自己龙头企业的资格。但是上市资格的争夺何其激烈，以至于发审委多位官员落马，多少企业甚至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还有多少企业又在苦等之后被告知缺少条件。而王益，恰恰就是一个可以掌握企业上市生杀大权的人，不仅如此，他同时还影响着若干家证券机构的人事任命，中国的证券经营机构（即券商），盈利丰厚，皆为“金领”阶层，高管人员同时获得相应的政府官员级别，中国版“旋转门”（出自美国监管理论，指政府官员在位时为利益集团牟利而历任后在利益集团谋取高位的现象）在王益手下多次导演，最终也因此埋下过多的定时炸弹，导致东窗事发。王益编织出来的一个政商谱系我在这里无法一一还原，对于他本人的功过是非，桃色绯闻我也不愿过多赘述，只是通过王益炮制的融资案件，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政府垄断资源的控制者，我对于中国金融经济改革的实效深表怀疑。
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向来被视为市场追捧的热点，通过多次的改革，力图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我假定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将投资者视为普通的消费者，而普通的消费者希望得到的是优质的商品，正因为如此，我继续假定证监会的发行体制改革，是力图让更多好的企业进入市场，让价格制定更加合理，让企业信息更加透明，最终使得这个市场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合适的商品，享用企业增长带来的回报；而上市公司本身也能够获得合理的估值，发展壮大，实现企业、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然而现状是怎样的呢？发行体制改革后，进行了市场化询价，定价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所有的企业依然在遵循计划经济时代的纪律-排队，提供给上市企业的机会多了，中小板、创业板都来了，但是希望上市的企业也成数量级的在增长，这样好的圈钱机会，谁不去争？排队的东西，无可厚非，面对资源的稀缺性，我们能选择的最看似公平的制度那就是排队，但是上市标准的是划定的，而且依旧有发审委的审核，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那么产品在这个高质量的审核下，在聚光灯照射下，提供给普通投资人的应该是合理估计的优质公司，可是事实是的呢？在高的发行价格之下，业绩在半年后迅速变脸，增长不再而转而亏损，最后丢给投资者一句话：买者自负（i told u that）.这是一个鼓吹市场经济的社会，只是这样的现象的背后，不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寻租之后的不公。证券发行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极有可能演变成一个“二手车市场（lemon market）”，在这个市场里劣币驱逐良币，越来越多的差企业获得上市机会，投资者开始不再相信，
最终结果是什么？监管者缺位，没有纠正这个市场应有的公正，最后就是市场萎缩，功能消退。为什么会有上百只股票跌破发行价，是市场行情不好，还是他们本来就不值这么多钱呢？为什么所谓的第一高价股造就的首富，在成交两天后，就身家缩水130亿呢？人们不再相信神话，已经擦亮眼睛了，他们不值这个价。但是中小投资者还是买单了，因为这些企业不必在乎上市后的洪水滔天，他们已经成功圈钱，至于破发、至于如何变脸，那都不可能将他们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了。
我只是以一个证券市场中最为常识的事件作为切入，随着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不再有那么多的神秘，解决经济金融改革的决心固然重要，但我们是否真的将那些目标变为现实？我们的立法和法律实效之间差距有多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王益仰仗着在证券业的巨大权力，成为了一个音乐家，在无数人的吹捧之下，走上了神坛。这是一个体制之弊，倘若行政审批权限不放松，市场化机制不切实建立，那可能不只产生一个王益，而可能是更多腐败官员的黑手伸向在我们经济改革的尖端领域。权贵的勾结，权钱的交易，自古有之，中外难免，只是一个提倡法治，公正透明的社会，设置了若干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依旧有人视若无睹，最终使得社会不公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甚至很多权贵阶层的财富就是依靠欺骗、挤占普通公民的发展权利而获得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让我们对于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规则、法律是不是出了问题。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