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联省自治”
章太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包括“各省自治”、“联省自治”和“层累以成联省政府”三个阶段。“其间步骤，本分三期，有省自治而后有联省自治，有联省自治而后有联省政府。节次稍差，便为稍等”。而其基础，则是“各省自治”。具体地说，就是，“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令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其有跨越兼圻，称巡阅使或联军总司令者，斯皆割据之端，亟宜划去”。
章太炎之所以力主“联省自治”，是希图用这个办法来削弱以至取消中央集权制度。他认为，频年扰乱，都是以中央政府为其厉阶，因之，有中央政府还不如没有中央政府。中国既不能绝对无政府，则应当尽量使地方权力加强而使中央权力减轻。为此，他写道:“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攘夺一生，内变旋作，祸始京邑，鱼烂及于四方。非不预置国会，以相监察，以卵触石，徒自碎耳。今宜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武昌起义以来的政局表明，专制主义势力盘根错节，他们亟力将中央政权牢牢把持在手中，以遂其私，虽然设置了国会等等，也无奈他们何。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批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时已经据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与阶级构成的特点，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比较触及本源的回答。而章太炎在这里却归罪于中央政府自身的存在，并以为只要改为虚置中央政府，就可将问题解决，这正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他继续株守原来那一套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历史大转折的重要关头，已经丧失了正确认识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新变动的能力。
章太炎的这些论点与主张，反映了他对北洋军阀霸占中央政权的强烈不满，也表现了他同坚持在南方另立中央政权以同北洋军阀抗衡的孙中山的异趣。这些主张，正投合了那些既不愿屈从北洋军阀统治，又不想依附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的地方势力希图自保的需要。一时间，继湖南之后，四川、贵州、浙江乃至云南、广东等省纷纷宜布自治，表示响应的还有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湖南、四川、浙江、江苏、贵州等省还闹闹嚷嚷地开始制定省宪法。章太炎与这些地方军阀類繁地电信往还，颐指气使，俨然成了“联省自治”运动中运筹帷的一个中心人物。
就章太炎本人而言，“联省自治”不过是他建立“民国共和”的种种方案迭遭失败以后，希冀摆脱政治窘境的新的政治幻想。他避开了依靠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想用剥夺中央权力的办法来打击北洋军阀政的府的统治，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现提供较多的可能性。他再三坚持，“联省自治”必须以各省自治为其基础，“未有各省自治而先有联省自治，是舍实责虚也;未有联省自治而先有联省政府，则启宠纳侮也”。他要求做到:“现在之南北政府，但视以栖流所，现在之总统、总裁与未来之大元帅、非常总统，但视以僧纲丐头;现在之旧国会，但视以失业流民;现在之新选举，但视以烧香集市，废兴生灭，任其自然。总不使干预省事。”然而，想用这一办法实现所谓民治主义，一不见容于凭恃实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直系军阀，二不见容于依靠军事专制控制自己地盘而只想用“省宪”来给自己装潢一下的那些地方军阀。1921年夏，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做了两湖巡阅使，给“联省自治”运动一个沉重打击。1922年四、五月间，吴佩孚指挥直系势力同张作霖的奉系势力进行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将张作霖逐往关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打出了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以及拥护黎元洪复大总统之位的旗号，给了“联省自治”运动更大的打击。
章太炎眼看“联省自治”运动即将全军覆没，异常焦急，于是又亟力鼓吹“废巡阅使”、“撤驻防军”和“撤中央直辖军＂，并直接致电曹锟、吴佩孚，要他们“毅然废巡阅使，以兵柄还付各省，以自治还付省民”，说明非如此，则“恢复旧国会，是谓舞文:召集国是会议，是谓惑众;拥护黄陂复位，是谓囚尧;凡讲法体，皆为巡阅使作承宣官”。然而，是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要他们自行取消巡阅使，当然无异于与虎谋皮。章太炎又曾密函黎元洪，劝黎“坚卧不出，以俟其弊，速及局势不支，迫害已甚，而后勉起就之”，不料，黎元洪根本没有理，便贸然由津入京，就总统职，这更使章大炎嗟叹不已。
不甘于“联省自治”就此偃旗息鼓的章太炎，为了同曹锟、吴佩孚等人倡导的恢复“法统”相对抗，于1922年6月又提出了一套实行“大改革”以“定国本”的主张。鉴于《临时约法》中关于国家政权体制的规定以及依照《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国会、总统，现在都已成了曹锟、吴佩界等人的掌中玩物，章太炎提出，大改革，首先就要改革这三样东西。“所改革者云何?日:现行《约法》、现式国会、现式元首是。《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元首定于一尊。引生战争，此三大物者。三大物不变，中国不可一日安也。”究竟怎样改革呢?章太炎要求:一要“先由各省自制宪法，次定联省宪法”，用以取代《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草案》;二要由省议会或各法团负责制定省宪法，由省议会议员负责制定联省宪法，而后“乃设联省参议院”，用以取代“趋附势力，绝无操守，大节逾闲者”居多的现式国会;三要“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者不得擅场;集思广益，则夸诞者不容恣言，仁柔者不忧寡助”②。为了使他这里所说的大改革不至变成纸上谈兵，他在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中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将这些主张写人他们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企图用以取代当年袁世凯统治时期拟定，曹锟、吴佩孚力谋使之在国会正式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同时，他还同者辅成等人发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企图用以抵制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义。
然而，尽管章太炎左一篇宣言、通电，右一篇演说、讲词，曹锟照旧我行我素，利用贿选当上了总统;吴佩孚也照旧我行我素到处炫耀与使用武力。而章太炎所坚持的“联省自治”，这时则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联省割据”;他所津津乐道的省宪法，非但不能成为“民治”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夺利的保障”。“联省自治”运动，就章太炎原先所确定的目标而言，不能不说是彻底的失败，可是，章太炎却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并由此面觉。各省地方军与议会把他当做一面金字招牌，争相罗致与利用。章太炎非但没有因此而深感羞辱，反而异常得意，被他们的颂扬与馈赠弄得昏头昏脑，飘然起来。1922年8月，吴佩孚为了“羁縻”章氏，策动以黎元洪名义发布命令“晋授章太炎以勋一位”。章太炎明知吴用意所在。却借口“勋位用意，原系表彰过去劳绩，与现在及将来之主张绝对无关，更不能有所交换”，收受不误。1923年1月，“勋章已到，证书未来”、他还急不可耐地写信托人去催讨。1903年因“苏报案”而被拘禁时，他写过一诗，讽刺过“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发出过“浮名是锁缰”的劝告，可是，现在他自己却心甘情愿地用“浮名”这副锁缰锁住了自己，闻着牛鼎内的浓香便不顾马肝的剧毒偏要一尝了。“联省自治”明明已成了“联省割据”的工具，章太炎却继续把它看成反曹、反吴、反直的治国奇方，他本人明明已经成了许多地方军阀掌中的玩物，却还自我陶醉，以为自己有擎天回地之力，甚至不自量地声称，他若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则毅然不复推辞”，说什么“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这些事实表明，章太炎在各地方军阀势力的包围与笼络下，已经用一堵又高又厚的大墙把自己同民众隔绝开来了。
文献
章太炎与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电，申报，1921.1.6
章太炎最近致川湘粤滇通电，申报，1921.3.15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益世报，1920.11.9
章太炎复国民裁兵会书，申报，1922.5.20
章太炎复曹锟吴佩孚电，申报，1922.5.29
致黎元洪书，潘景郑藏
章太炎改革法制之新主张，申报，192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