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仃洋之1.我是赤松仙子

我是偶像，一向对信众有求必应；我也是明星，引领芸芸众生前行；我也是神仙，在人间普济劝善。无论我身在何处，也无论你身处何方，只要你心有所想所思，哪怕只是你一瞬间最不起眼的动念起意，或者是你无意间无欲无求地联想起我，我都积极地回应你的祷告祈求。念我治病救人济世扶危的好，记我是修炼得道而升仙的神，人们尊称我为赤松仙子黄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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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们都不懂我。我早已羽化飞升，位列仙班，脱离物质世界和自然规律，却又主宰物质世界，掌控自然规律，我能接触、影响、控制世间的万事万事。我超出人类语言的描述范畴，既是玄幻的符号，也有具象的形体。人类是很一种奇怪的动物，他们絮烦得很。对于所有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事物，他们都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安上一个称心如意的名称，包括世间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的，时而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时而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的。如果他们看着听着摸着，或看不着听不着摸不着却感觉到了，而不知它们的名称，或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他们便有一种淡淡的窘迫、幽幽的尴尬和漠漠的歉意。应了老祖宗早就说过的话，“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你就姑且称呼我为黄大仙吧，那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名号，和阿猪阿狗概本没啥区别，又有什么关系呢？老祖宗不是也说过吗？“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也在屎溺。”道尚如此，何况乎我呢？

世纪之初，我虔诚的徒子徒孙，他们奉接我来港。其中，诚诚恳恳的道长梁仁庵最为出力。梁道长与众多志同道合的道友以行医济世救困为怀，在湾仔一带开坛阐教，扬我仙宗。很快，我的祠庙终日香火鼎盛，高朋满座，门庭若市，善信挨山塞海，所以场地渐显不足，开始逼仄起来。后来经我指引，信众另择了藏风聚气的凤翼吉地，为我兴建祠庙，就是现在位于九龙的狮子山下，龙翔道的啬色园。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的祠庙周围已是寸土寸金，高楼林立，在如潮水般坚定的信众面前，现在这块风水宝块又略显狭窄了。

无论是在广州，还是香港，我的门徒还算为我争气，一直把我良善的慈悲的心肠发扬光大，坚守我普济劝善的愿望，这一点我是满意的。不管是谁，只要来到我的祠庙，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不好的私心杂念，曾经说过什么狠毒的话语，曾经做过什么恶劣的坏事，我都既往不咎。基督崇尚忏悔赎罪，儒家提倡有教无类，释家宣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则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其实我们都普济劝善。但我不像基督那么煽情，他说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而我却偏要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宗教中，我最接近哲学；在哲学中，我最接近宗教。

人们想来，说明他们都有一颗向善的心，人们能来，说明他们已有向上的作为，我自然地公平公正无私地祝福他们。当然，那些因为世俗事务而脱不了身的人们，只在心中记我念我，我也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地福佑他们。治病救人，救难扶危，济世劝善，本来就是每一个人类应有的本能，只是有些人因为各种暂时的世俗缘由，他们选择性地忘记罢了，就像他们选择性地忘记自己也是动物一样，而我的职责无非是激起深藏在他们心中的本能，让他们去爱，去爱己而后及人。我又有什么功劳呢？

但是，热情洋溢的香港市民却把金融保卫战的胜利看成是我的个人功劳，他们将我当作狮子山的主人，他们把我当成香港精神领袖的象征，将我看成保佑香港平安幸福富有吉祥的神祇。然而，我很清楚，我受之有愧。是谁打败索罗斯等国际资本大鳄呢？不可否认，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香港政府和看好香港经济的普罗大众。当然，还有站在香港背后且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这场金融反击战，是香港回归后稳定人心的第一场艰难胜仗，是华人在国际上展示一点经济实力的大手笔，是中国准备加入WTO吹响的序曲。

既然打赢了一场来之不易的硬仗，又急需提振民众士气，那该如何将无形的精神力量落到有形的庆祝上呢？在西方价值中，人们认为民间的力量应大于政府的力量，那才是健康社会，政府只不过是一个尽最大力量实现民间心愿的组织。而在东方，那怕我作为神祇，却在千年后的宋朝时代被帝国敕封为“养素净正真人”，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这尊神仙受过赵家的敕封，他们凌驾在我头上，我在无意中再一次无声地向世人证明了什么是“刍狗”。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中，华人于春节期间准备在我的祠庙举行祈福法会的想法，很快地被提上议事日程。最后，祈福法会成了民间可行可做的头顶大事。于是，政府与市民紧密地站在一起出来体现民意，董特首也为少花钱而能多办事高兴，至此，春节祈福法会便成了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说到底，谁人愿意与我为敌呢？毕竟在经济下行、楼市断供和失业大潮的基本面上，三炷清香心一片，几杯清水表虔诚，人人负担得起，至于灯、花和果就看信众各人能力了，关键在于普罗大众对香港未来是否有信心。准确地说，啬色园的香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香港底层老百姓的心声，也是香港经济最精确的晴雨表，比起在《女人不容小觑》中提出的裙摆理论还要有效。

从挫败国际游资索罗斯们的狙击，到香港经济的全面惨淡，加之近几年的移民潮影响，尽管正月初一就要举行祈福法会了，但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一个大年三十的深夜，风雨中的啬色园却是格外冷清。以前，在这善信为抢上表示虔敬的头炷香时刻，我的祠庙前总不免要排起几公里的长长队伍，祠庙中也总是人头攒动，香火不绝，轻烟袅袅。然而，现在除了园中轮流值班的安保人员和义工，冷峭阴沉的啬色园竟显得有些忧郁凄清，与几年前热闹非凡的胜景大相径庭。但是，我还是看到不少虔诚的信众出现在啬色园中，出现在我的祠庙里，我能清楚地听到善信向我祷告祈求，有保平安的，有求事业的，有问姻缘的，有求子嗣的，甚至囊括了世间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我注意到了，门口出现一个偕同妻子前来祈福的特别男子。准确地说，他暂时迷失在令人窒息的爱欲迷雾之中，这一男一女并不般配。但是，当一个男人失去了情欲，他也就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一切，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你看，那个倨傲的男人暂时屈服于自己的情欲，他小心伺候着年轻貌美的太太；女人则像女王一样，她款款地走进啬色园大门；那个高视阔步的男人踏着小碎步，他伺候在侧，为她撑着一把硕大的雨伞。虽然，在公众视野中他们看上去是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但我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景象。在新春的第一个时辰将到之际，她冒着凛冽严寒和绵绵细雨，恭敬地来到我的祠庙祈福抢上头炷香，我很是感动。特别是在金融风暴降临人心惶惶时刻，我的祠庙冷冷清清，今年差不多快门可罗雀了。这对新婚小夫妻，我并不陌生。说起来，这个装扮在礼服中的粗野男人和我还有一面之缘，那时他还是裹在襁褓中的婴儿，他家住旺角，是李建国的独子。

那是约莫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已婚几月的李建国有些焦虑，领着温顺可人的妻子跪倒在我的面前，他讲着一口标准的省城白话，轻声细语地祈祷。我听得清清楚楚，有一种少有的他乡遇故知之感慨。大约比李建国早了半个世纪，当年梁仁庵道长从省城广州奉接我来到香港，乱世中他不辞辛劳携带我的画像、灵签和药签等物抵港，最终我亲自选择在狮子山下的凤翼吉地定居。李建国字正腔圆的发音令我陪感亲切，我听得格外分明，他到我的祠庙祈求子嗣。接着，他虔敬地领着妻子给我的神像上香，然后，他神情庄严肃穆地跪在蒲团上，伏地对我三叩九拜，顶礼恭敬地自祭其身，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祭献给我。他唯恐泄露天机，像一个瞎子那样紧闭双眼，随后双手摇动签筒，求得一支百里挑一的上上签。接着，像对我低声耳语般再次禀告他的请求，然后，他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杯筊，恭敬地将杯筊往地上一掷。他几乎不敢睁开双眼，谨慎敬惧地缓慢打开眼睑，望着地上的一阴一阳的吉兆圣杯，看到我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差一点就没有按捺着心中的狂喜。然而，幸乐的心情还是在他不动声色的黝黑的脸上荡漾开去。然后，他双掌合十，又俯下身子伏在地上跪谢我的允诺。

连续三次，我都同意李建国掷杯筊的禀求，实现他三次圣杯的愿望，他求得一支上上签。第二年，李建国带着香、花、灯、水和果，他的妻子抱着虎头虎脑的李成华来到我的面前，还愿答谢我的恩赐。后来，李建国一家再也没有过来啬色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