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蜀地之殇——张献忠
读史书于我，是一种与作者同行的穿越。因此，我习惯保持一种奇葩的仪式感。虽做不到沐浴更衣、焚香夜读，至少会找个僻静的房间，摘下手表，把手机调成静音，让自己除视觉以外的感官都暂时性地陷入休眠。
这周开始续读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由于kindle换了新账号，以前做的笔记全部丢失，这次翻到哪儿便读到哪儿。
作者写到的第五张面孔属于一位颇有争议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提到农民起义，历史课本中给定的调子是这样的：
它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类总结性的文字，高中时害我背的苦。在看完明末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生平后，我却再难以认同。
跟随着作者，我回到376年前。这是明崇祯十六年，垂垂老矣的大明王朝时日无多。按清朝的历法，这也是清崇德八年。是年九月，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驾崩，顺治帝即位。与此同时，还有着一位野心勃勃的农民领袖李自成，他刚攻下西安城，将在岁末辞旧迎新之时称帝，立国号大顺。华夏大地上堪称群雄逐鹿，一个帝国大厦将倾却无能为力的末代皇帝，一位春风得意入关来的新晋皇帝，还有一位横扫北方、势头正猛的农民皇帝。这种光景令帝王们血脉偾张，建功立业或人亡政息，都在此一举。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来说，那是“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迄无宁日”。目睹了一重又重哀事的他们，暗淡无光的眼里已无余泪可流。
值得一提的是，我查了查那几年的史料，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情。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已走向与中国并肩并超越而去的前夜。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派遣的考察队正在澳大利亚评估；英国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这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法国律师费马在一封信里写到了他的解析几何思想，以椭圆抛物面为例指出了三维函数f(x,y,z)可以用来表示一个曲面；艾萨克·牛顿在林肯郡呱呱坠地，三年以后，莱布尼兹将在神圣罗马帝国出生，他们俩将先后独立地给微积分下基础定义。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中国。正如史书所述，明末各地义军纷起，陕西、山西、河南、湖北都成为了鱼烂之地。在明帝国的末期，为什么各地的农民要揭竿而起？
一、拿起菜刀的农民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徒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建立起双重控制体系，把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织入 帝国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 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控制要强得多。
作者指出，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的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困缚在土地上的。在管理上，除了有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还从根本大大压缩了农民谋生的空间，只可种地。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
在第一章中，作者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比作一个村长。
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我们可以想像朱村长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他微微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要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这位可爱的农民皇帝恨不得像管理一个村子一样去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他怕乱，害怕社会的自由演进。他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每村每乡每人的个人信息都会登记在户口本上。子承父业，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
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朝统治者只恨没有如细腰蜂一样的毒针，否则，他们绝不惮于把农民们变成没有大脑只会劳动的青虫。正是为了强化这种控制，历朝历代才不断完善着他们的愚民统治，使得农民更加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让他们什么都怕。他们要在民众的脑髓黧注射从历朝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把整个中国的神经麻痹。换句话说，就是要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一来，他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石壕吏》
建立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万世一系”，为了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的财富来供养自己。大多数时候，中国政权对于农民征收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是远超过文书里规定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书里写到，从战国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只有在每次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的头三十年里，农民才能在温饱之后略有所余。碰上荒年，光景只会更差。可以推想，剩余的年岁里，大多数人都还是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这让我非常震惊，戳穿了所谓太平盛世，其实一篇篇都是写着吃人的历史。
专制权力有一个发展规律，习惯了索取的掌权者会越来越贪婪，越来越习以为常，越来越不知民间疾苦。这种病就像癌症，侵蚀每一代王朝。在中后期，王朝的重要器官——庞大的官僚机器，会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它榨取着这个国家最后一点养分，疯狂地膨胀、分裂。与此同时，人口却越来越多，疲惫而肿大的王朝越来越疲惫、虚弱。随着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口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以下，饿殍遍野、鬻儿卖女成了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现象。
明朝末期，也依然逃不脱如此的命运。民间之惨状可以引用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依据亲身见闻，给皇帝的上书：
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稍）避人，人视之亦不为 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 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是什么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举起手中的菜刀和镰刀，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与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纲常”为敌？
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逻辑很简单：横竖是死，不愿做个饿死鬼。
这些“起义领袖”们，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实为“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已成为官府眼中的“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稀里糊涂中，竟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
于是，“起义开始了”。
二、张献忠其人
张献忠，这位出生于黄土高原的延安人，“面孔黧黑、两颊坨红，身材魁梧、剽性果侠，声如巨雷、面目微黄”，是个地道的陕北青年。祖上是军籍，也是当时被人瞧不起的贱业。关于他投身起义以前的经历，史料记载不多，只知道曾做过“捕快”和“边兵”。作者推测，他早早辍学，和村里的半大后生们厮混在一起，当上“基层警察”以后，成了个整日吃拿卡要的兵痞流氓。能够进入官府成为捕快，对于社会底层出身的他来说是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然而，他屡触纪律，最终被革职。走投无路投军，却又因不遵守军纪而犯下大罪入狱。出狱后，“穷无所归”，正值各地义军蜂起，便加入其中。
在作者看来，张献忠有一定的反社会型人格倾向，不甘居于人下；不善克制，叛逆易怒，情绪不稳定。这让我想起现在那些各式各样的“边缘人”、“怪人”。可能是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也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这样的人，会在正常社会中屡受挫折。他们或许会因为一次冲动而蹲号子，甚至一生都在牢狱中度过。
乱世则不同。“生在乱世，生逢其时”。彼时的明朝已是天翻地覆，社会陷入无序。在这个恶性竞争的社会上，“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成了悲剧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细数历朝历代建功立业的开国皇帝，他们的起点竟然惊人的相似。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从小游手好闲。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衙役们勾肩搭背，好酒又好色，没钱还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备是做贩草鞋买卖的，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结交少侠，年少争相附之”。其素质，颇像当今黑社会小头目。
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以卖鞋为业。为人彪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大宋皇帝赵匡胤，出身游民，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
从这些皇帝的传记看来，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跃成为天子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流民化的过程。正如开国皇帝朱元璋所清晰看到的，历朝农民起义，都是游民首倡。也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正是为了应对从农民到游民的转变，历朝历代才设下层层束缚。
指望这些被摘取了鳞甲和爪牙的农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剪开他们身上的条条索索，将他们放逐至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那末，会有一部分人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野性。
历朝那些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任由农民隔断先帝留下的绳索，是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成为流民。
张献忠便是一匹被放归山野间的狼。因为性情投合，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他的队伍在诸多农民义军里，也算得上是“歪瓜裂枣”。叛卒、逃卒、响马与难民一起成了张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骨干力量可以说是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
张军战斗素养高超，擅长流动作战，称得上是游击战的专家。不同于官军依赖军饷补给，张军只需一个字：抢。打到哪抢到哪，这把后勤补给的劣势转化为了行动速度上的优势。相辅相成的，每攻下一座城池，便是无尽的烧杀劫掠。
三、张献忠做了什么：四川之殇
晚明战火纷飞的大部分土地上，连一个安静的桌案都难容下。
李自成横扫中国北方，北京指日可下。索伦人抵抗清军失败，整个黑龙江流域被划入大清版图。张献忠也占领了湖南全境和江西一部，正在发愁如何对待身旁气势正盛的李自成。
异于他地的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成都平原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片太平景象。这是拜优越的地理位置所赐。“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天府之国僻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天险，因此地形闭塞的四川大部并没有受到侵扰。
张献忠盯上了这里。他哪里甘心向东边的李自成俯首称臣，眼下这块与李自成接壤的土地太烫手，便决定另辟蹊径，“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天下”。崇祯十七年（1644）春，张率军溯江而上，取重庆城。
史料对破城后张军的行为只记有寥寥几笔：
“重庆城陷，王被执，夫人、世子，阖门自尽”、“自瑞王以下，死者万人”、“贼断军士臂三万七千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断臂”一词。据史料记载，这是张献忠的特别指示。由于是入川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虽然明军曾顽强抵抗，但八大王（张自称）以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剁手为戒。其实，入川后的张军常常把手掌数目当做验功标准。
欧阳直办理文案时，曾经见到以用手掌记功的记载。他说：“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
八大王剁掌，一是作为对负隅顽抗者的惩罚；二是剥夺俘虏再持兵器倒戈的可能性；三是让这些人作为活教材，把八大王的恐怖扩散出去，达到震慑四方的目的。从这点看来，张献忠确是个心狠手辣之人，而这种狠毒也确确实实能在那乱世之中有效地服众。
这些断掌的明军像瘟疫一样，把恐惧带到了四川各地。“六月，州城妇女逃尽”。“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不同于传说中广大人民总是欢欣鼓舞地欢迎起义军的到来，成都人在等待张军到来的这几个月了，受尽了煎熬。
八月初九，成都城破。与想象中的屠城不同，张献忠这次的态度是“招安”。看到原本同为流贼的李自成已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张献忠心里实在是痒痒。检讨自己的起义生涯，论武勇、智力，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只是性格急躁，图眼前痛快，缺乏长期打算。此次入川，正是要开朝立国，将四川人民化为自己的子民。
取江山易，御江山难。这位流民天子下了马，坐上宝座开始治国理政的时候，便是四川人悲剧的开始。
玩“文明”系列游戏的时候，占领一座城池后，玩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经营考验。如果是孤城一座，城池很容易叛乱。只有将四周城市都确实占领后，才能确保中心的安全。宜居度也是很重要的指标。有意思的是，建立纪念碑也会提升忠诚度。
对于入川不久的张献忠来说，他眼下面临比游戏复杂得多的问题。
首先，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初期，他只是在各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史书记载“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当做“流贼”，慑于张的威势，而非真正的心悦诚服。在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与他为敌。
然鹅，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张献忠偏偏采用了历朝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方法中最恶劣的：警察管制、暴力镇压、特务统治。这也不能苛求于他，毕竟他是个实实在在的文盲，身边的谋士又是少之又少。
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总是感觉不太自在。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后期唯知投张所好，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最终失尽人心。
同样是文盲出身，太祖朱元璋就乐于招揽人才，每到一地，必先纳贤，慢慢形成了一个知识素质、策略水平为上乘的团队。
反观八大王，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很暧昧。他虽热衷开科取士，但对于考取的人，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给个虚职，并不任用”。纵观他在四川推行的多次科举，其出发点似乎是在于亲自出题、亲笔阅卷这种考试别人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快乐。揭开他的面孔，会发现其私心在于控制书生，把心目中这些潜在的危险分子都留在身边伺候，写写公文，不许返家。
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许在家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言。
于是，与地主阶级斗争十分坚决的革命者张献忠，在统治劳动人民的手段之野蛮大大超过历朝统治者。他利用恐惧来使百姓顺从，同时身边既无出谋划策之良士，又无刚正不阿之义士，这使得他更加一意孤行，在走向人民对立面的路上越走越远。
另一个问题是吃饭问题。吃饭问题就是严重的经济问题。
入川前的张军流动性大，粮食的来源主要靠抢。“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己因之粮，不知积穑，地生之利，未间屯种”。建国后，张献忠最初依靠没收旧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充财政，当这些钱见底后，只能靠所谓的“打粮”来硬撑。“打粮”即“抢粮”，目标就是地主大户，而且有明确的指标，“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嗯，类似冰与火之歌里的小剥皮的手法），同伴俱斩”。
硬指标下了，严酷的惩罚标准也已公示。下面人自然是怀着恐惧去执行的，这种恐惧被进一步加在平民百姓头上。他们不区分地主和人民，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用火逼烤，让他供出所知道的藏粮地点。
可以看到，张献忠在四川扎根的两年多时期中，并没有采取过任何直接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而是从广大农民身上取得粮食。以往统治阶级“按土地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是成熟的、可行的，但张献忠并没有采纳，而是选择保留流动作战时期的政策，继续侵犯一般农民的利益，这无疑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农民都逃进了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另一方面，剩下的农民也受到“打粮”横行的频频侵犯，此时进行经济生产已没有意义，出现了“民遂不耕”的普遍现象。越来越少的耕地，越来越吃紧的粮仓，越来越严厉的硬指标，整个四川陷入了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游击战时期，张军曾多次给予明军重创，主要依仗其强大的骑兵部队，“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叶踔数百里”。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避免死守一隅，没有固定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因此能够避实就虚、节节取胜。
在张献忠据地开国后，战场上的形势彻底扭转了。这股常年聚集在一起的力量被分散到四川各处镇守，就如同一把米撒入了大河里，转眼不见踪影。“贼之得势在于流，而贼之失势在于止”。
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明军的进攻，还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历史教科书上难以见到的现象出现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蜀民共起，杀伪守牧令判等官。贼所破郡县置守牧令判等官，缉捕百姓。时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杀贼。一时伪官或刺于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于水，几于殆尽
上述三个问题使得张献忠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之中，他开始憎恨这片让他失意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在他眼里，蜀人简直是“忘恩负义”。这内忧外患的光景他是受够了，他觉得成都城内处处是危险，城里的人内应外合出卖情报。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评论的：“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搬出成都城后不久，他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彻底消除内应。西方的两名传教士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屠戮成都的过程，内容之残暴，令我胆战心惊。
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尸体覆盖，“息静无声”，“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
此后，他又从郊区强迫村民们入城，补充城市人口，为军队服务。然而，他在多重打击之下屡战屡败，放弃四川的到他处东山再起的想法愈发强烈。他要把蜀地变成一片赤土，他要屠蜀。“自我得之，自我灭之，无使他人得”，留给敌人一个空壳，这居然成为了他举起屠刀的理由。
对于张献忠是否下过这样的指令，又究竟执行到了何种地步，史学界有过不小的争论。有不少人认为，满清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扭曲、夸大甚至捏造。他们认为满清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抹黑，主要因为张献忠死后，大西国所遗留的领导层成为了此后十余年间抗清战争的中坚力量，让清军吃尽苦头。从一部分史料中可以了解到，许多大西国基层官兵，甚至是骨干将领，都留下过多次劝谏张献忠不得滥杀无辜的记录。在执行中，有不少大西将领对清缴虚应了事，对百姓网开一面。
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的观点如下：
从荣县、洪雅等县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四川许多地方无可争辩地实行了“除城尽剿”的政策。他认为：“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乃免死。”具体做法是：“凡剿一处，先令地 方官清四至界，并乡导人送领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 场合龙口之状。”结果是：“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剿毕，复扒草寻穴，细搜数日乃复命。”要这样仔细是因为：“倘有漏网者，或于别处发觉，罪其领兵官。”前面提到的小秀才欧阳直，他在为张献忠部服务时，“尝见郫县解来一个逃民，审讯之后，发现系峨眉人，于是负责查剿峨眉的官 员洪都督被剥皮。”在这样严厉的政策下，各地官兵当然不敢不尽职。仅川中各县，就有十四万余人死在屠刀下。
公元2017年，随着考古队的入驻，四川张献忠沉银遗址处陆续有文物三万余件被发现。一首三百年来被编入野史、广为流传的四川民谣居然成真了：
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
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其中，发掘数量和种类居于首位的，是密密麻麻堆成小山的妇女用银耳饰，样式普通。细微处见端详，不知是否可以印证作者的观点呢？
从更长的时间上来看，除去张献忠在川的两年，四川的人口在之后连续几十年还呈现下降趋势。
作者接着考证，发现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之后连续不断地灾难。而这些灾难，或多或少都是因为张献忠而造成的。
第一重灾难为饥荒。
如前文所述，张献忠“打粮”的政策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进行，绝大多数耕地都被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张献忠部走后，饥荒无可避免，粮价大涨。
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 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于是吃人的现象出现了。文言文确实言简意赅，作者从《五马先生纪年》中摘录的那些片段，寥寥几笔，却让我心生寒意，不记录了。只是让我联想起前几周读的《温故一九四二》，在河南境内发生的那场饥荒，同样出现了人相食这样令人想想都感到生理不适的情节。
第二重灾难为“摇黄起义军”。
这是四川本地的十几股农民起义军，自称“摇黄十三家”。他们与当地官匪勾结，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武装。论规模虽不比张军，论残暴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张献忠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而摇黄军内没有军纪可言，随军小孩都可擅自杀人”。
第三重灾难来自明清官兵。
无论是南明还是清朝的官兵，到了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从老百姓那儿抢粮。
军纪败坏的明军腐败至极，甚于地方官。他们吃空额、扣军饷，抢财物、霸民女，“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
而清军虽军纪较严整，却从不惮于杀戮汉人、抢夺粮食。
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 不取，兵则但不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我也同样读到了军队抢粮的片段。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 30%-50%...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
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的，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都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这些片段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电影《一九四二》中，前来收粮的国军将领蒋鼎文曾对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说过这样一段话：
万千的弟兄正在奔赴前线，谁知一个月后，我还能带回来多少呢？灾民正在挨饿，士兵不吃饭也会挨饿。你是省政府主席要考虑民众，我是战区司令也得考虑战场和士兵。我说句不怕得罪主席的话：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第四重灾难是瘟疫。
亡者既多，无人处理，任其腐烂，成了疫病的天然培养基。
《蜀碧》记载：“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 大几如斗；有马眼瘟，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
第五重灾难是虎灾。
关于1942年的河南灾情，我和老哥有过一段争论。老哥始终不肯相信，灾区尚有狗存活的情况下，那么多人怎么会活活饿死呢？
而在明末的四川，我又读到了这一现象。尸体遍地之际，野狗突然多了起来，数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让人惊异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长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现了大批老虎。经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闲庭信步。
张献忠走后，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只，或者一二十，爬楼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闻，让人难以置信。我从内江逃出的那个夜晚，四次见到老虎。坐船在叙南行走时，看见沙洲上大虎成群。过泸州，岸上虎数十，鱼贯而行。这些虎吃人吃够了之后，遇到活人，专以咬死为务，杀戮之后扬长而去。
张军是走了，留下这五重灾难，又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继续折磨着川人。读到这里，我想起去年暑假在成都街头漫步时体验的那种惬意自在的体验，不禁有种怀疑人生的错觉。人究竟是种怎样的物种，有这般的生命力，这般的忍耐力，这般的乐观，这般的忘性。
四、农民起义的诸多问题和局限性
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能看得出是他人格的缺陷使然。而把这种人格缺陷放大，给这盆火浇上热油的其他因素，也值得我们反思。
在本书作者看来，素质问题，是历朝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阿喀琉斯之踵。
归纳起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的命运，不过四种：
一是大事未成，却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之中。这是历史中绝大多数起义首领的结局；
二是据地称王一时，流血流汗掀翻了旧王朝，战斗成果最终却被贵族们夺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绿林首义，豪杰纷起，结果却是把宗室刘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岗寨程咬金们虽一时做了皇帝，最终还是被谙于统治术的前贵族唐王李氏收服；
三是距一统天下只差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于酒色，最终亡国，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
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动，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黄巢。
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们大都在无“余粟”、“余力”、“余智”的条件下长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因此，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目光短浅、见解狭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时之勇，缺乏一个大政治家治国理政必需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千百次农民起义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个人最终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走上了皇位。
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是对张献忠的统治最精确的概括了吧。就连历朝最严酷的统治者，在他面前都得甘拜下风。从某种层面上看，这位素质低下的领袖还是有自己的策略的。就像他幼年时所目睹的，对非理性的恐惧根植于人性之中。于是，他拒绝理性，他的策略就是暴力。
底层社会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也是农民起义引人注目的特点。
底层社会里物资极度贫乏，饥饿是每天必须解决的功课。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阔的大道理，不需要什么“终极理想”、“人道关怀”之类的思想奢侈品，更无法谈什么“人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每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第二天的早饭在哪里。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被张献忠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绿林英雄们无一不崇尚权谋诈术。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后成功。张献忠“为人最狡”，在他的起义生涯中三次受抚，又三次复叛。他心狠手辣，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毫无信义可言，最后退出四川时，居然把刀对准自己人，不惜使用欺骗手段清洗手下的川籍士兵。
底层文化对于物质的欲望是不加掩饰的。在《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二在赞美王伦治下的梁山时说：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在上山为寇前，他们想到的更多的也许不是济贫，而是劫富。
查尔斯·威尔伯说过：“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 作者认为，底层文化缺乏基本的形而上的东西，不可能给中国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相比之下，倒是正统文化里，包含了一些超越性的因素，比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五、农民起义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作者认为，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其作用，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
由于繁殖力强，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致命问题。在每个王朝建立之初，人口会迅速增长。在王朝中期和晚期，国家部分地区的人口会达到当时生产条件下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而历朝大型农民起义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大清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但作者也指出，可悲的是，尽管每次大规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牺牲多少换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西欧农民那种“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一般总是在几十年之内即丧失殆尽，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
中国的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但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
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以想见一斑。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
经过一轮农民起义的夺权，我们往往发现，新政权下的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
作者谈到，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
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
书中一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清朝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最。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纵观多场农民起义，可以发现，“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总结起来，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六、战争时代的“恶”的相似性
关于张军对川人所犯下的诸多暴行，书上记录了不少细节，我不想记录在笔记里了。
让我震惊的是，其中的许多情节，读起来和侵华日军对我同胞的所作所为惊人的雷同。我想，不谈民族大义，只是闭上眼去感受、猜想那些犯下恶行的“刽子手”们的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都会觉得这当中有人性的因素。
这些围在炸婴儿的油锅前大笑的人，可能几个月前还在田里劳作。如果那个时候你在田间与他路遇，他会对你憨憨一笑，局促地给你让路。如果你是个过客，到他家借口水喝，他会热情地让你进屋，说不定还会尽地主之谊，从园子里摘几个黄瓜让你尝尝。然而，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中国社会最老实本分的农民角色，转化为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暴徒。也许是一场天灾让他破产，也许是一次仇杀让他逃离家乡，也许他是被路过的农民军烧了房子，挟裹而来。命运改变一个人，就像魔术一样不可思议。
就像心理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暴力确实能给人带来快感。这种快感还很容易上瘾。军事生涯是艰苦、紧张、枯燥的，折磨俘虏、放纵暴力甚至是许多军队里唯一的娱乐。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记载，日本军人在华烧房子烧上了瘾：“有的士兵就这么说：‘队长，我不见火灾就睡不着，今晚上也让我烧它两三幢吧！’”战场往往使人丧失人性，不仅仅是日本人。
明末的那些起义的农民们，用握惯了锄头的手，笨拙地握住了武器。雪亮的刀锋让他们感到新鲜和刺激。
刀锋割断了土地系在他们脚上的镣铐，让他们突然感觉到难以承受的自由，身体轻飘飘地，像是要飞上天空。这些淳朴善良逆来顺受的农民突然变成了人们所不了解的一个种群。他们的生活完全靠暴力来维持，抢财宝、抢粮食，也抢衣服、抢女人，抢完之后还要放一把火，称为“放亮儿”。暴力使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看上了哪个女人，只需把刀往她的脖子上一架；他们想要哪件财宝，只需用刀指一下它的主人。原来不敢想象的大户人家精美内宅，他们进去了，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坐卧糟蹋。从来没有穿过的绫罗穿在了身上，沉甸甸的银子塞满了口袋。刀枪的收入显然比锄头迅速得多，也丰富得多。我们可以想象起义者们燃烧的激情。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猪狗不如。暴力使他们头一次获得了远远大于期望的权力与尊严。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的领袖，攻城略地，打家劫舍，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刻都似狂欢。即使第二天死去，也心甘情愿！他们发现了暴力的乐趣。
从心理学上解释，一方面极端的忍耐力，一方面极端的对非理性暴力渴望，正是一个扭曲人格相辅相成所表现两面。在明末农民们顺从的表情下，仇恨和恶毒早已日积月累成深潭。一旦那些束缚的绳子被剪断，压制在人性最深层的险恶、野蛮以及报复欲望喷薄而出。在失去理智的那一刻，就连这些世界上最驯良的人都会变成了最凶恶的一群。历史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给了他们“公平”，完成了他们的心理舒张。然而，在这短暂的爆发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又一轮、长达几百年的禁锢和心理摧残。
七、读后
这是《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一个章节，我反复读了三遍，不得不感叹于作者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那种能穿针引线地讲故事的能力。作者不止步于堆砌史料，他乐于表态，把自己的态度不藏不漏地表达给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中的主观判断非常多。总有种当小说看又太严肃，当史书看又不够严谨的不安。但话说回来，读有态度的历史故事书，对我这种明知自己阅历浅薄又懒得翻开史料钻研的取巧者来说，已经是向前一大步了。
听一段沉痛的历史，看一张狰狞的面孔，感谢作者带我一起体验了场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