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18王安石变法
原创：万册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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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幅画卷送达御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开封城外，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黄肌瘦、体无完衣。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仅能勉强糊口，吃树皮、草根，饿死只是迟早的事。
这跟《清明上河图》可完全两样。
献图的叫郑侠，郑侠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神宗皇帝潸然泪下。
其实皇帝对此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全国性的旱情已经持续了八个月之久。按照天人感应的观点，自然灾害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是上天的警示，必须有人负责。
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开始推行“熙宁变法”改革，到郑侠献图时已经五年。五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道理也很简单：他的变法加重了灾情，也使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没了希望。
不仅郑侠这么认为，还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何况郑侠还是王安石的学生，可见民愤已经很大了。
皇帝迫于压力，让王安石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
八年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卒，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
本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我们得从头说起。
宋神宗赵顼（读如须）二十岁继位，是个有志青年，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
但是他继位的时候面临的情况却是国库空虚。原因我们在上一文当中已经提到，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税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给皇帝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着：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宋神宗还发现，这时朝堂上养的一群人是一群废物，还在内讧，钩心斗角。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
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司马光，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宰相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
司马光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国家最大的隐患不在别的，就在于财力屈竭啊。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但司马光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却反对变法。在那万言书中，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司马光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执意要做江宁知府，不肯去中央工作，所以在他还没上政治舞台亮相，就已经名气很大了。
王安石是个好官，至少想做好官。嘉祐三年（1058），他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国家财政委员会具体负责收支的官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央财政，却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帝国的潜在危机。于是，王安石也给仁宗写了一封万言书：财政原本不该是问题，成为问题是因为理财无方，理财无方又因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变法。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吗？
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一见倾心。何况朝廷早已暮气沉沉。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宰相副宰相五人，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不朝，唐介不幸逝世，赵抃叫苦连天，只有王安石生机勃勃。不重用王安石，宋神宗依靠谁？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人才，但都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提议，祭天大礼后不再按照惯例赏赐官员了。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司马光说：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做到。
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首推青苗法。
有一个事实：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如果这个时候没余粮，就会饿肚子。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相当于国家农业银行以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抵押贷款。农民反正要借钱，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还低，何乐不为？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
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基本上还只能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也并不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丰收了，供过于求，谷价就会下跌，伤害农民；灾年米价飞涨，又会伤害市民。农业帝国既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便不能不管。
管理的办法，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在丰年谷贱的时候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米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粮食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和灾民难民，这就是广惠仓。
显然，常平法和广惠仓，都是用来应急的。王安石的方案，是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用来做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本金。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皆大欢喜？简直就堪称利国利民。
更何况还有实践经验作为证明。一位名叫李参的地方官在陕西任职时就试行过，王安石本人在鄞县也试行过，结果都是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好评如潮。
再看免役法。
部分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税收，便让他们当差服役，以劳力代税费。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这个就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只不过，这些人只是嚷嚷，拿不出办法。
王安石却有改革方案，办法是让民众将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钱。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约可以称之为“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农家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第四，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我们也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
所以，后来司马光还一度恢复差役法，但是对于青苗法，反对派的意见却相当一致，可谓群起而攻之。
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
我们先回到熙宁二年（1069）二月，主张保守，老成持重的富弼和锐意改革的王安石分别被任命为宰相和副宰相。这是皇帝的有意安排，也是期望。
但是结果事与愿违。
御史痛斥王安石专横跋扈，反尧舜祥和之道，用商鞅权诈之术，与民争利，祸害天下，他们请求皇帝立即撤销其参知政事的职务。这可真是重磅炸弹。
神宗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王安石不干了，提出要将御史送进大狱，皇帝也不同意。
富弼却坐不住了。深知皇帝任命的初衷，原本也是打算维护安定团结的。可惜没人体恤他这和事佬，富弼无奈，只好辞职。
司马光对皇帝说：富弼老成持重有人望，离职可惜。
宋神宗说：朕已再三挽留，他一定要走。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又与同僚不合，当然要走。
宋神宗说：爱卿是在说王安石吧？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很多人说他奸邪，恐怕批评过分了。王安石人品没有问题，只是不懂事，又固执己见。
宋神宗说：比富弼还敢作敢当的是韩琦，可惜太要强。
司马光说：韩琦实在是忠臣，虽然也有毛病。
君臣二人最后说到了吕惠卿。
吕惠卿跟宰相曾公亮是同乡，跟王安石则是老朋友。但对于此人，朝野争议很大。
于是宋神宗问：吕惠卿呢？爱卿看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不是好人。
宋神宗说：朕看他应对自如，颇有才华。
司马光说：奸臣哪个无才？吕惠卿有才，可惜心术不端。将来害得王安石身败名裂的，一定是他。
神宗默然。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听说了这段对话，估计听说了也会不以为然。事实上五个月后，司马光致函王安石，向自己这位老朋友坦诚地表达了担忧。
王安石当然不会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因为此刻的吕惠卿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条例司工作事无大小，王安石都要跟吕惠卿商量；变法需要的奏折和文件，也都由吕惠卿起草。
变化如火如荼进行，司马光被皇帝留下来继续做翰林学士。
熙宁三年的二月初一，韩琦在河北上书，状告王安石派遣提举官强制推行青苗法，无论贫富一律命令借款，就连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摊派，显然与扶危济困、抑制兼并的立法精神相悖，因此建议尽快召回各路提举官，改青苗法为原来的常平法。
神宗接到奏折感慨万分。他对宰辅们说：韩琦可真是忠臣啊！身在外地而心忧王室。朕原本以为此法利民，没想到害民如此！城市居民要什么青苗钱嘛！也要强贷？
王安石却跳起来说：城市居民有什么借不得？只要他们自愿贷款，那钱贷给谁不是贷？
这就是强词夺理了。宰相们似乎也都站在韩琦一边。王安石见情况不妙，马上向皇帝交请假条，称病不朝。
皇帝也马上想到了司马光。实际上，神宗早就想要重用此君了，只不过王安石一直反对。
不过现在王安石既然病了，那就不必再听他的，司马光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没想到司马光却说：只要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行青苗法，否则我就不干。
君臣二人相持不下，王安石却上班了。谁知道王安石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条例司驳斥韩琦的奏折。
接下来宰相曾公亮，赵抃，司马光等都宣布辞职。
王安石是那种为了主义和主张可以放弃一切的人，其中就包括生活情趣和个人享受，也包括私谊和朋友。比如富弼和欧阳修。富弼是王安石的老上级，欧阳修则是他的大恩人。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口碑也很好。
可欧阳修申请退休时，王安石却说：这种人在一郡就害一郡，在朝廷则害朝廷，为什么要留？富弼被贬，他更是恶狠狠地说：富弼仅仅降职，便宜他了！
次年的熙宁三年，王安石的重要工作之一也跟去年相同，跟占领了舆论阵地的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做斗争。而皇帝陛下对“天下纷纷”显然已经十分恼火，极不耐烦。
言谏和监察官员也不识好歹，他们集中火力炮轰条例司、攻击青苗法。谏院长官李常就向皇帝报告，某些州县发放贷款不出本钱，却强迫民众还利息。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则不但全盘否定改革，还跑到中书省大吵大闹。
王安石当然不能让他笑下去，很快奏请皇帝将张戬贬到湖北公安去做知县。至于李常，王安石的办法是要求他说出无本贷款州县的名字。此人打死不说，结果丢官。
靠着诸如此类的办法，王安石横扫千军如卷席，只用几个月时间就让御史台和谏院为之一空，朝廷也变得安静。
两个月后，也就是熙宁三年十二月，把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王安石，跟韩绛一起被任命为宰相。现在王安石面前已经没什么像样的对手。韩绛对他从来就是忠心耿耿的，两位副宰相冯京和王珪则被他和他的手下看作橡皮图章和签字机器。
王安石俨然成为独裁者。
但太过安静一般都是下一波爆发的前奏。在熙宁五年（1072），在紫宸殿上，谏官唐坰突然冲到神宗皇帝面前。
皇帝只好吩咐：有事就先到后殿等着吧！
唐坰回答：臣今天的话，要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说。说完，趴在地上不肯起来。
皇帝只好将他召到御座前，唐坰则掏出一个大卷轴，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始宣读他的长篇大论。
神宗赶紧打住：奏折留在这里，爱卿可以退下了。
唐坰却说：臣今天要弹劾的是朝中大臣，必须为陛下当面陈述，当面核实。
然后，这位谏官居然回过头来大吼一声：王安石，到御座前面来听参！
王安石猝不及防，不知所措。
唐坰说：陛下面前尚且如此，在外面不知有多跋扈！唐坰滔滔不绝历数王安石的种种不法和罪过，一共六十多条。而且，每说到一件事，他就要对皇帝说：请陛下宣谕王安石，问他臣说的到底是假是真？
王安石狼狈不堪。其他人更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最后，唐坰竟忘乎所以地指着御座说：陛下如果不听臣的忠言，这个位子只怕坐不久了。
所有人都呆若木鸡，吓白了脸。
唐坰郑重其事地趴下来向皇帝行了大礼，然后一个人跑到东门外待罪。
紫宸殿內鸦雀无声。
实际上唐坰后来并未受到严重处分，只不过被贬到广州去做军需官。积怨总是要爆发的，只看什么时间，什么方式。
事实上，王安石受辱之后，就向神宗提出辞职，神宗的挽留则几近低三下四。没有疑问的，是王安石不得人心。
不妨再提供一个旁证。据说，神宗皇帝曾询问宫中宦官，没想到宦官们齐刷刷跪下来泪流满面地说：官家圣鉴！如今祖宗家法被抛弃，王安石所作害民很深。臣等明知祸从口出，却也不敢不说。愿陛下罢免王安石，就算把臣等流放到天涯海角也无怨无悔！
神宗皇帝不由得一声长叹。
不难看出，王安石已经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就连同一战壕中人也开始离心离德。
麻烦起于市易法。
市易法就是市场贸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实施。它基于一个事实：京师各大财团操控物价，在物流畅通时压价买进，囤积居奇，待物质匮乏之日，再高价卖出，害得市民叫苦连天。因此，朝廷设立常平市易司，将市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平价买进平价卖出，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这个建议被神宗皇帝采纳。
王安石政府则在开封设立了市易司，也就是“批零兼营的国家百货总公司”。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保障人民生活。
可惜，市易司很快就出了问题。
负责人吕嘉问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操控物价的赚钱机器。也就是说，过去有人垄断市场盘剥小商小贩和城市居民，现在也一样，只不过剥削者由各大财团换成了帝国政府。
民怨沸腾却不难想象，神宗皇帝也不能不管。他询问王安石：听说市易司把所有生意都抢了，百货物价飞涨，请问做何解释？
王安石矢口否认，他说：如果陛下总是被小人蒙蔽，又总是听信谗言，变法岂能成功？
三朝元老文彦博却忍无可忍，不断抗议。
王安石反唇相讥。结论不言而喻。四月二十六日，文彦博被免职。
但这绝不是王安石的胜利，尽管此后的朝廷又变得鸦雀无声。可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沉默更不等于臣服。老天爷也表示不满。熙宁五年十月华山山体崩塌，熙宁六年七月开始不再下雨。
王安石知道利害关系，他清楚一旦后退就会全盘崩溃，只能硬邦邦地顶回去。
场景又回到开篇，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王安石的学生、安上门监郑侠呈上了他的难民图，引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眼泪，这就彻底浇灭了宋神宗心头的烛光。
神宗皇帝的眼神开始变得阴冷。御前会议上，神宗痛斥市易法祸国殃民，完全违背改革初衷。
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免去宰相职务，回到江宁担任知府。他留下的工作，将由宰相韩绛和参知政事吕惠卿主持。这一安排当然是为了保证五年来创立推行的新法，不至于因为王安石的罢免人亡政息。事实上，韩绛和吕惠卿也没有辜负厚望，改革成果在他们手里得到了精心呵护。
但王安石是万万想不到，最后真正一刀捅进他心窝的不是别人，正是吕惠卿。
王安石连遭打击，吕惠卿却高歌猛进。他发明了一种新法，叫手实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民众申报财产，由官府核实后换算成市值，然后征收财产税。隐瞒部分经举报查明全部没收，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奖励举报的人。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平民百姓家中翻箱倒柜，搜刮一遍，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都要登记注册，牛、马和狗更是难逃法网。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于是大家便都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好。韩绛也受不了吕惠卿的跋扈，据说还发现此人图谋陷害王安石，便秘密奏请皇帝将老搭档召回。
王安石确实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间是熙宁八年二月十一。
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廷里流传了吕惠卿陷害王安石一案。据说吕惠卿曾经上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但经过朝廷彻查档案，结论是：王安石根本就没写过那样的信，吕惠卿也没有出卖他。
但反目为仇是真的。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读如乓）一直对吕惠卿很不顺眼，于是乎，造了一个吕惠卿向富农借钱买地的事。但经过御史调查报告，没有这回事，吕惠卿被冤枉。这只能说只能说是王雱坑爹了。
于是吕惠卿向皇帝提出辞职，说：王安石和王雱父子已被小人包围，自己危在旦夕，只能选择离开。
于是，当神宗出示吕惠卿奏折时，王安石也如五雷轰顶，只能如实报告做手脚的事自己并不知情。不过当他得知这是儿子干的蠢事时，其恼怒也可想而知。弄巧成拙的王雱愧对父亲，更是急火攻心，终于一病不起。不久王雱病故，时年三十三岁。
战友反目，爱子去世，谁能承受这双重的打击？王安石在又坚持了四个月后，离开相位和京师，再也没有回来。
元丰八年（1085），神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八岁。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恨透了新法。继位的哲宗年龄不到八岁半，垂帘听政两个月后，太皇太后就调整了中央政府的班子，司马光做了宰相。
司马光也当仁不让。一个月前，他的主张还只是对新法进行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现在却全面否定变法，指控青苗、免役、市易和其他新法都是肆意妄为，不符合先帝本意。
高太后如释重负，复辟派也一片叫好。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也进展顺利。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著，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都回到了京师。
司马光却犯错误了。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废的废，该留的留，该纠偏的纠偏，可以改良的改良。比如免役法。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罢。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目瞪口呆。他说：怎么，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说完，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
连苏轼也看不下去了，在政事堂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我苏轼说话了吗？
范纯仁则一声长叹：又来了个王安石！
至此，各种新法基本上都废除净尽，但这绝不等于戏已演完。要知道，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的人，也认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真心拥护变法的就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只要时机成熟，便会卷土重来。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驾崩。亲政的哲宗皇帝既要刷存在感又要出窝囊气。这就必须跟垂帘时代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的最佳方式当然莫过于重启熙宁新法，而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则是章惇。
第二年，哲宗宣布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先帝神圣的遗志。
其实平心而论，凡事有利有弊，新法和旧章恐怕都有问题，因此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有道理，共同错误则是行事太急用力过猛。如果章惇能够吸取前人教训，抛弃门户之见，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团结一切力量稳步进行调整，事情也许还有救。
可惜，这并不可能。
章惇回到开封，就像当年的司马光一样，被沸腾的民意和情绪裹挟，年轻时的狠劲也冒出来了。为了彻底否定哲宗亲政之前的政治，居然咒骂太皇太后，堪称面目狰狞。对待司马光他们，就更不会心慈手软，大体上是活着的统统罢官，死了的追夺赠谥，甚至还提出要将司马光和吕公著开棺暴尸。
如果说，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可调和，是主义之辩再加意气用事，那么，章惇和他之后就是权力斗争再加你死我活了。
中国古代的经济改革，几乎都会进入一个怪圈，就是想法和初衷都是为民而设，但最后会都执行走样，反而成了腐败和敛财的手段，加剧了社会矛盾。
比如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的设想并不错，考虑也算周全。农民贷款是自愿的，地方政府不得强行摊派。还贷的时候，愿意还钱就还钱，愿意还粮就还粮，还粮按照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计算。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允许在下一个收割季节再还，不得催要。
可惜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是明令禁止的强行摊派在各州县盛行，以至于朝廷不得不派出巡视员检查，发现违令官员立即通报。然而强行摊派屡禁不止，就连根本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这种农业贷款。
神宗想不通。他问司马光，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听到的普遍反映，都认为青苗是良法，只是用人不当。
司马光说：依臣之见，法亦不善。
宋神宗说：已经三令五申不得强贷了呀！
司马光说：严格执行自愿贷款的原则，结果没有任何人来借钱，不摊派，地方官怎么完成任务？怎么获得朝廷的嘉奖呢？
青苗贷款在中央是政策，到了他们那里就是政绩。他们也很清楚，虽然宋神宗和王安石都说贷款不能勉强，其实内心深处是希望青苗法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贷出很多钱收回很多利，民众还表示感恩戴德，只不过后者可以造假，前者必须当真。
这就不能由着民众自愿。相反，越是不想借钱的，反倒越要逼他们借，因为不想借钱的都是大户人家。中央又规定不得亏损。那么请问，地方官不强行摊派又怎么成？
各地的贷款也有指标。尽管从理论上讲，指标由地方上自己确定，但是不想表功邀宠的又有几个？熙宁四年十月，就有个地方官不顾实际情况报了四十万，幸亏被有良知的副职奏请皇帝制止，这才没害得当地民众倾家荡产。
遭遇灾年延缓还贷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执行。熙宁七年旱情那么严重，催款官吏却仍然似虎如狼，民众要缴纳的除了青苗债，还有免役钱。如果不是郑侠献图，使皇帝下达暂停追缴的诏令，不知多少民众要家破人亡。
改革的政策，就这样变成了恶魔。
然而根本原因还是政府做了不该他们做的事。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由多家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司法独立的民事法庭解决纠纷，朝廷不过宏观调控，事情会这么不可收拾吗？
可惜，商业银行和司法独立，当时都不可能。
市易法的问题也一样。
市易务不但是政府机构，还同时是企业银行，可以向商人发放抵押贷款，利息也是百分之二十。这就等于是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当观众，完全是胡来。如此违背经济规律和管理原则，不妨碍经济发展才怪。
王安石却死不悔改。
执迷不悟也不奇怪，因为他崇尚国家主义，当然会相信政府万能。熙宁二年七月，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这是他的第一项改革，核心内容则是将宫廷和衙门需要的用品，由地方供奉改为官方采买。原因是老办法太混乱，要用的东西送不来，没用的又堆积如山，地方上负担也重。苏轼却不赞成。他说：由官员用公款购买物品，肯定会不是名牌不买，没有回扣不买，还能指望节约开支？
这才真是清醒的认识。
可惜，苏轼并未能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安石的梦实在太宏伟也太美好，为国为民，堪称菩萨心肠。为此，他不惜霹雳手段，哪怕哀鸿遍野，地主富农和中小企业破产。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王安石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实践。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机制出了问题。不改则烂，变法则乱，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眈眈，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