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前，谁在北京虐杀了英国外交官的女儿

1937年时，帕梅拉才19岁。她从小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她的父亲是英国前外交官倭讷，性格古怪，因学术专著《中国的神话与传说》而闻名。

帕梅拉相貌出众，可能是白俄弃婴，从小被鳏居的倭讷收养。因性格叛逆，被几所学校劝退，只好去天津文法学校（当时著名的外国人学校）读书，却遭老校长骚扰，经倭讷大闹，老校长丢人地被解职，帕梅拉也将回英国上学。

然而，帕梅拉却被虐杀了。

帕梅拉的尸体被扔在东便门城楼下，那里被当地人称为“狐狸塔”。现场惨烈无比，杀手将她开膛，肋骨全部折断并外翻，心脏、肝脏等被割除，面部也被砍得无法辨识。

帕梅拉究竟得罪了谁？杀手为何下手这么狠？

西文媒体上刊登的帕梅拉照片。

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韩世清与天津租界名探、曾在苏格兰场（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的代称）工作的谭礼士联手调查，结果竟不了了之。倭讷只好雇私人侦探继续调查，他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真相，却无人理睬。

倭讷去世许多年后，保罗·法拉奇试图揭开背后的秘密。

保罗·法拉奇今年52岁，身高1.95米，作为外祖父，他将两个孩子的照片设为手机屏保，高兴时，会向别人展示一下。

10余年前，保罗·法拉奇在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时，看到其中提到，他邻居的女儿（倭讷与斯诺在北京是邻居）被杀，却未能破案。保罗·法拉奇感到好奇，随手查了一下相关材料，才发现还有那么多内情。恰好，他想写一本老北京文化的书，便以此案作为线索。

为收集资料，保罗·法拉奇整整花了5年时间。面对帕梅拉案，他一度感到绝望，直到偶然找到倭讷当年寄给英国外交部的调查报告，它们长期遭尘封，却条理清晰。于是，便有了《午夜北平》，它出版后迅速风靡，被《金融时报》赞为：“一半是历史剧，一半是悲剧性歌剧……法兰奇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技巧讲述了这个令人扼腕的故事。”

被老北京人称为“狐狸塔”的东便门城楼。

《午夜北平》的故事北京发生在“北平恶土”中，地处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老北京内城间，以船板胡同为中心，在当年，这里形成了一个酒吧区，既藏污纳垢，又异常繁华。即使是老北京，也很少有人记得它的曾经。

《午夜北平》采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它将侦探故事与历史叙述有机结合起来。在亚马逊上，这本书收到7000多条评价，让保罗·法拉奇感到难办的是：一半意见认为“如果能多讲点历史就好了”，另一半意见认为“多讲点侦探就好了”。

如今，帕梅拉的遗骸就在二环路下的某个地方，她未能等到正义，但她融入了历史。

曾以为中国人都会武术

问：您在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便到了上海，是什么吸引了您？

保罗·法拉奇：我曾祖父作为皇家海军的一员，参加过一战，20多岁时来过上海，回去时，胳膊上文了一条龙，所以我从小对中国感兴趣。

保罗·法拉奇

小时候常看香港电影，以为中国人都会武术，特别向往。1987年，我来中国留学，那时上海经济不算发达，原以为中国人天天吃美味的中餐，没想到学校餐厅的东西那么难吃。

在中国学校，我主要是学中文，但这里的历史课让我兴奋，里面说西方人都是坏人。毕业后，恰好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所以留了下来，但我不喜欢那个工作。我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大多数时间在上海，2014年回了英国，所以我现在中文不太好了。

我认为斯诺夫人更有才华

问：您为何想起写老北京？

保罗·法拉奇：《午夜北平》是我写的第4本书，此前我写过一些分析中国的书，还写过一本关于朝鲜的书。后来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他提到了帕梅拉案，就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发现还有这么多细节，便越来越感兴趣。

民国时，北平与上海很不一样。上海很摩登，也很自由，北平则相对封闭，有很多逃难的、饥饿的白俄人聚集在“北平恶土”，西方人认为那里体现了东方的落后，老北京人认为那里体现了西方的腐朽。

在当时是，上海已成外国人在华的活动中心，可北平是过去的外交中心，所以这里的外国人架子不倒。比如斯诺，他买了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成了倭讷的邻居。斯诺很有名，但我更关注他当时的夫人海伦，我认为她更有才能。

帕梅拉案对海伦的震撼很大，因为帕梅拉长得很像她。海伦认为，这是戴笠手下在警告她，或者干脆就是杀错了人。斯诺夫妇对共产党感兴趣，做了想多报道，且经常批评当局。

我的调查很扎实

问：《午夜北平》是一本非虚构作品，其中很多地名老北京人都不记得了，您是如何知道的？

保罗·法拉奇：非虚构写作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基础上。比如“北平恶土”，涉及的地方不太大，那里曾经很繁华，日本人占领时，外国人都离开了，“北平恶土”逐渐衰落，渐渐被遗忘了，但老报纸上有很多相关信息。

我在书中写的都是真实的，每句话都有依据。比如谭礼士乘火车到北京时，韩世清去接他，两人吸烟、闲聊。这就有两个问题：

首先，韩世清会不会说英语。调查证明，他确实会说英语。

其次，谭礼士是否吸烟。我专门问谭礼士的儿媳：谭礼士是不是当时在华唯一不吸烟的外国侦探？他儿媳说：不，谭礼士吸烟，每天至少20支，最后因肺癌去世。

如果没依据，我会把这个细节删掉。

我还写过一本《上海，罪恶之城》，我专门找了当年的电话号码本，以保证书中写的电话号码都对。在今天，这些电话号码也打不通了，但我要确保自己写的都是真实的。

写作很容易让人过于兴奋，把想象的东西加进去，读者看出一处破绽，就不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东西了。为这本书，我收集资料用了5年，真正写作只用了1年。

幸亏受访者都90多岁了

问：在《午夜北平》中，你做了很扎实的文献研究，但是否找到当事人了呢？

保罗·法拉奇：谋杀发生在82年前，确实很难找到当事人。我总共找到了6位，都是帕梅拉当年的同学。他们有的住在英国，有的住在加拿大。都是帕梅拉当年的同学，他们都还记得这件事，毕竟同学被杀是件大事。

找到这些人时，他们都已90多岁了，很兴奋还有人问这件事，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幸亏他们的帮助，我知道了很多八卦，都是官方信息中没有的。如果他们才60多岁的话，估计就不太好意思说了。

问：什么八卦？

保罗·法拉奇：主要是关于帕梅拉和老校长之间的私事，说他们经常在一起，大多数老人认为是老校长杀了帕梅拉，这不太可能，当时老校长回了英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书中细节经得起推敲

问：我有点好奇，书中说帕梅拉被骗到妓院中杀死，她从小在北京长大，怎么会不知道那是一家妓院呢？

保罗·法拉奇：帕梅拉那时才19岁，这是一个微妙的年龄，介于女人和女孩之间，她可能拥有一切，又可能一无所有。她太年轻了，看这么多人邀请自己，过于兴奋，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区别好人和坏人，此外，她当时喝醉了。

问：书中有一点让我疑惑，倭讷得知女儿失踪了，他到处寻找，居然从东便门走到国子监，这也太远了吧，毕竟他已72岁了？

保罗·法拉奇：倭讷就是比较壮。后来他被日军关到山东的集中营中，两次心脏发病，可他活了下来，上世纪50年代才离开北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他还是活到了89岁。

问：在《午夜北平》中，舒拉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角色，他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保罗·法拉奇：我也不知道。上海法租界警察的记录是：他可能20多岁，也可能40多岁；他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他可能是白人，也可能是东方人。这等于什么也没说。

舒拉可能是一名白俄，他以女人面目出现时，特别美丽，他以男人面目出现时，又特别英俊。他控制着“北平恶土”，可能还是历史上最大的银行抢劫案的主谋，似乎还是国民党某要员的情妇，总之没人能抓住他。

舒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我没有虚构。

写作是另一种伸张正义的方式

问：帕梅拉案最终未破，您写作时，不觉得很憋屈吗？

保罗·法拉奇：是很憋屈啊。写侦探题材，警察最终都会破案，但现实并非如此。写出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这也是对正义的一种伸张。

我特别想告诉读者：帕梅拉案发生在“七七事变”前夕，如果不是日军侵华，该案也许就破了。帕梅拉的父亲是退休外交官，有一定权力，连帕梅拉的遭遇都如此凄惨，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人命不值钱。

问：倭讷将调查报告多次提交给英国外交部，为何无人理睬？

保罗·法拉奇：倭讷还给当时英国政府写了一封信，并请英国驻法大使馆、驻墨西哥大使馆转递自己的信，都没得到回应。

英国高官在倭讷的报告上批了一句话，说：凶手可以是中国人、日本人，无论如何，不可以是英国人。

这个批语充满种族歧视。高层压力下，倭讷调查报告被忽视。因为我写了《午夜北平》，英国外交部的一些人现在对我仍很冷淡。

希望年轻人热爱老北京胡同

问：《午夜北平》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加入侦探内容，似乎就不太严肃了，您怎么看？

保罗·法拉奇：这种写法在今天欧美很流行，即用小说的手法写历史，看上去它是小说，其实是历史著作。如今读者很难静下心读历史，而犯罪故事能吸引他们。

《午夜北平》表面上是一个侦探故事，其实它在讲日本侵华战争背景下的北平。这不太好写，因为情况太复杂，此前10多个军阀统治过北平，1937年，北平换了4任市长，这让英美读者很难理解。

在今天，历史写作者要学习小说技巧。我读了老舍、穆时英的作品，看当时作家怎么写，这对我很有帮助。

好在我找到了倭讷当年的报告，足有150页那么厚，非常详细。如果没有它，我写出来的将是另一本书。

问：《午夜北平》出版已有几年了，是否找到新的线索？读者有什么新想法？

保罗·法拉奇：确有读者提供了一些新证据，非常有趣，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足以推翻书中的结论。

在我找到的当事人中，华人非常少，因为他们后来基本去新加坡、香港了，不易找到，《午夜北平》出版后，一位在牛津的华人联系了我，我去拜访了她，那时她已92岁了。她当年就生活在苏州胡同，属于“北平恶土”，后来嫁给了中英混血的先生。她家让我很震惊，外面看是标准的英式建筑，可内部完全是中式装修，俨然回到老北京。

苏州胡同还出过一位名人，就是导演、演员姜文，他说在新的电影中会提到我这本书，我很期待。

问：对于中国读者，您有怎样的期待？

保罗·法拉奇：我希望北京的年轻人能热爱北京，特别是北京的胡同，因为那是北京独有的，如果失去了，就再也没有了。

文/唐山

保罗·法拉奇：出生于伦敦，曾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出版过多部传播甚广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