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 ：“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上）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就思想深度与学术地位来说，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霍耐特是三位标杆性人物，对于批判理论第一、二、三期的发展有着杰出贡献。如今，能否出现批判理论的第四期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暨哲学系，法兰克福，60629)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贡献，但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成员都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并非社会研究所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例如，在格律贝格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但他们奉行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些都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批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克海默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也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然而，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一期的发展。尽管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二期的发展。尽管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属于批判理论第三期的发展，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后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就思想深度与学术地位来说，阿多尔诺、哈贝马斯、霍耐特是三位标杆性人物，对于批判理论第一、二、三期的发展有着杰出贡献。如今，以第四代批判理论家正以弗斯特为学术领袖，沿着“政治伦理路向”进一步推进批判理论，然而能否出现批判理论的第四期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简介] 王凤才(1963— )，男，山东省诸城市人;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2004年，分获哲学硕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在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进入复旦大学工作;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兰克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兼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主要从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追寻马克思》、《批判与重建》、《蔑视与反抗》、《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重新发现马克思》等。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r Sozialforschung)[①]而得名，以“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闻名于世。但这三者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1923年2月3日，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阿根廷慈善家赫尔曼·威尔(Hermannn Weil，1868—1927)[②]致信法兰克福市市长,表示对反犹主义的反感，并因目睹德国对“犹太人的压迫、驱逐、抢劫”而决定捐赠“人道主义费用”(共1.2亿马克)，用于战争伤亡抚恤、建立孤儿院和其他社会救助;还准备成立由他儿子弗里克斯·威尔(Felix Jos Weil ，1898—1975)[③]担任监管人的“赫尔曼·威尔基金会”，支持创立形式上隶属法兰克福大学、实质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研究所。因威尔父子的善举，老威尔被法兰克福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小威尔被法兰克福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923年2月3日”,也因此被当作社会研究所的成立日。
实际上，早在1922年夏，小威尔就开始寻找建立“超越资产阶级科学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可能性，并邀请卡尔·魏特夫(K. A. Wittfogel，1896—1988)共同讨论创办“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问题。不过，“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纔是社会研究所的前身。1923年5月20—27日，在小威尔推动、佐尔格(R. Sorge，1895—1944)协调、柯尔施(K. Korsch，1886—1961)的理念之下，2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C. Lukacs，1885—1971)、柯尔施、波洛克(F. Pollock，1894—1970)、蔡特金(C. Zetkin，1857—1933)、佐尔格、魏特夫，以及小威尔等人，在图宾根附近的格拉贝格火车站宾馆(共产主义者F.亨讷经营)主办社会研究所第一届理论研讨班，即“马克思主义工作周”。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主题：当代危机问题研究类型;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问题。这就“为社会研究所的创办奠定了科学基石”[④]。
一、格律贝格与“三大助手”
1924年6月22日，作为德国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格律贝格(C. Grnberg，1861—1940)[⑤]出任第一任所长。但他这个所长是“捡来的”，因为第一候选人是盖拉赫(K.A. Gerlach，1886—1922)[⑥]。1922年，“左翼社会主义教授”盖拉赫来到法兰克福，并为将要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拟定了详细的研究规划，可惜未上任就逝世了。第二候选人有两个：一是迈尔(G. Mayer，1871—1948)[⑦];二是格律贝格。据说，迈尔因过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而落选，格律贝格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
义之父”纔得以当选。在就职演说中，格律贝格强调，社会研究所应该促进“对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认识”。但是，这个构想并未实现，因为他领导下的社会研究所的核心工作是：(1)继续做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⑧]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文库被视为“联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桥梁”。(2)加强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联系(1924—1928)，共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并从事哲学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⑨]这项工作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⑩]，但非政党政治而是学术意义的;而且，他们从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研究中获益。[11]
格律贝格有三大助手，分别是：波洛克[12]，格洛斯曼(H. Grossmann, 1881—1950)[13]，魏特夫。
——波洛克的最大亮点是：(1)社会研究所“永远的行政总管”。波洛克一生都与社会研究所联系在一起，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中。1923年，他以“关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后，就参与社会研究所创办，从而成为社会研究所共同创办人。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工作周”成员，而且与小威尔同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公司负责人。后来，又进入“霍克海默—圈子”，与阿多尔诺(T. W. Adorno，1903—1969)一起成为霍克海默(M. Horkheimer，1895—1973)的左膀右臂。无论是格律贝格的“前法兰克福学派”时期，还是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时期，波洛克都是社会研究所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有时是执行所长)。例如，格律贝格因患严重的“脑卒中”(1928年1月)后，他成为社会研究所代理所长;1940—1941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到加利福尼亚修订《启蒙辩证法》，他成为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回到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之后，他又担任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2)20世纪30—40年代，阐发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论是极权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的(新政治)，共同点都是用政治首要性取代经济首要性，并试图借助计划经济、国家调节行为解决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通往调节的、原则上无危机的经济体系之路，最终经济消解在技术管理行为中。这个理论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认可，从而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流观点。“波洛克的经济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给予了《启蒙辩证法》的表述以重要动能。”[14]
波洛克逝世后，欧美世界再版了其主要著作和论文。例如，《马克思的货币理论》(1923/1971[15])、《1927—1928年苏联计划经济尝试》(1929/1971)、《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文，1975)《国家资本主义》(论文，1981)、《民族社会主义有一个新秩序吗?》(论文，1981)等。与此同时，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似乎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中外学术界对波洛克的研究还差得很远，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程度。就像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所说：“波洛克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
——格罗斯曼的特色在于：(1)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参与政党政治。他出生于波兰(时属奥匈帝国)相对富裕的犹太家庭，在大学期间就参加过不同的社会主义组织，但不久成为(加利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1905年，成为(加利西亚)犹太社会民主党共同创办人和第一任执行秘书。1919—1921年，出任华沙中央统计局部长顾问(1920年，加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1年，成为共产主义主导的人民大学主席)。但1924—1925年，由于说不清的原因被监禁。1949年6月，加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但不再有重要影响。(2)作为“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代表人物”，从社会研究所早期参与者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批评者。1908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维也纳担任法官，并跟随格律贝格研究统计史、经济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即将到来的学术生涯。1922年，他到华沙大学讲授经济史、经济政策、统计学;1925年11月，移居法兰克福成为社会研究所成员，直到1933年2月25日(“国会纵火案”前两天)逃往巴黎。随着希特勒上台，格罗斯曼富有创造性的学术工作又被中断。此后，又从巴黎流亡伦敦(1936)、纽约(1937—1938)。1948年底，重新成为社会研究所成员。不过，格罗斯曼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霍克海默—圈子”的批评，他们之间无法再有合作的可能。据分析，原因不外乎三方面：一是理论取向上，与“霍克海默—圈子”反实证主义的总体理论取向相冲突;二是政治立场上，至少从1941年德国法西斯袭击苏联开始，他放弃了始于1933年的对共产国际的批评立场——这个转向，不为“霍克海默—圈子”所理解;三是性格上，与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冲突。[16] 再加上“麦卡锡主义”令他非常不舒服。所以，1949年春，格罗斯曼移居德国苏占区(1949年10月7日建立民主德国)，担任莱比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讲授“工人运动史与经济制度史”，并承担“欧洲农业国家工业化的未来前景”研究项目。
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圈子”之所以相互批评，主要原因是他们之间理论取向不同。格罗斯曼的理论支点有两个：一是鲍威尔，一是数字图式;但与鲍威尔观点不同——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利润率下降但利润值增大，资本主义“崩溃”没有绝对必然性。因而，人们必须从道德上战胜资本主义。然而，格罗斯曼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构成趋向于增加”的基本预设，认为如果全部生产一方面用于工人消费，另一方面用于资本家投资，那么资本主义就有崩溃的必然。尽管格罗斯曼对“崩溃法则”进行了复杂的逻辑论证和数学论证，但这个结论恐怕是不能为“霍克海默—圈子”所接受的。尽管如此，格罗斯曼还是给世人留下了不少论著。例如，《面对犹太人问题的无产阶级》(1905)、《西斯蒙第及其经济学理论》(1924)、《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法则与崩溃法则》(1929)、《马克思：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与动力问题》(1969)、《批判理论文集》(1971)等。不过，学术界对格罗斯曼的研究较为冷清。其实，无论是格罗斯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是格罗斯曼与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系，都值得仔细探究。
——魏特夫与其他成员的最大不同，不在于他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工作周”(1923)、进过埃姆斯兰集中营(1933)、流亡英美(1934)并加入美国籍(1941);甚至也不在于他从“德国大学生运动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员”到冷战时期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17]，而在于他是一个“中国通”。作为社会研究所成员，魏特夫主要从事东方研究，包括中国和苏联研究，也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思考。
1921年，魏特夫在莱比锡师从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何可思(Eduard Erkes,1891—1958)学习“汉学”(Sinologie)。在30年代，多次到中国考察和从事研究。例如，1932年，受德国“马克思主义劳动学校”(Marxistische Arbeiterschule)资助;1935—1937年，受“国际社会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资助。1947—1966年，在华盛顿附近西雅图“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从事中国研究。
在出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2)、《从原始共产主义到无产阶级革命：人类社会发展概略》(1922)后，魏特夫曾经设想撰写一部三卷本的著作，即“原始共产主义与封建主义”(第1卷)、“政治经济学”(第2卷)、“现代高级资本主义”(第3卷)，但只出版了第1卷(1922)。1924年，又出版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所有这些，都为他的“东方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魏特夫的“东方研究”主要是关于东方社会生产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建立在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韦伯(M. K. E. Weber,1864—1920)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批评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历史。《觉醒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与当代问题概略》(1926)探讨了宋元之间的权力斗争、经济史和社会史等问题;《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亚洲大型农业社会的科学分析尝试》(1931)是“第一部”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过程与循环过程，提出了所谓的“灌溉社会”(Die hydraulische Gesellschaft)理论;《东方专制主义：总体权力比较研究》(1957)提出了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此外，还出版了《中国经济史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的前提与基本要素》，以及《经济史的自然原因》(1932/1970)等著作;并撰写过《孙逸仙主义》(1932)、《毛泽东：中国农民的解放者抑或破坏者?》(1955)等文章。
魏特夫不仅反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集权主义的”马列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已经支配了苏联和中国;而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线决定论历史模型，主张多线发展构想，强调个体自由要素、个体责任要素的起决定作用。因而，“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持同情态度的西方学者来说，魏特夫是不能被触及的”。[18]魏特夫的理论存在着许多缺点，最大缺点在于：未能对历史上所有东方帝国进行恰当描述，因而他的理论不是万能的解释模式。不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良知使他既没有追求普遍化阐释，又不指责亚洲专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在历史学研究、汉学研究，甚至人类学研究领域，魏特夫理论都有学术性影响，但关于魏特夫与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系研究，则需要下很大功夫。
总之，社会研究所在格律贝格时期的主要成就是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以及“MEGA”数据收集、编辑出版工作，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建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可以说，这个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格律贝格时期”[19]。尽管格律贝格“三大助手”之一波洛克后来进入了“霍克海默—圈子”，他阐发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也成为了批判理论主流观点，但这属于“霍克海默时期”的成果;格罗斯曼的“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则不属于批判理论主流观点甚至是被主流批判理论家所批判的观点。当然，在格律贝格时期，社会研究所奉行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为接任者霍克海默继承和发展。
二、“霍克海默—圈子”[20]
(一)霍克海默
1930年，霍克海默来到社会研究所。1931年，小威尔建议任命霍克海默为
社会研究所所长，并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这是全德国大学第一次设立“社会哲学”教授席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创始人、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社会研究所“强势而卓越的‘家长’”。且不说他上任伊始就果断改变了格律贝格“重史轻论”的学术路向，使社会研究所走向理论批判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也不说他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21]，笼络各学科优秀人才，努力将社会研究所建成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这里只说他凭借敏锐政治嗅觉和卓越领导才能，使社会研究所“死前逃生”、“流亡残喘”、“战后重建”。
纳粹夺取政权后，法兰克福大学三分之一的教职工因种族或政治原因被解雇，德国因此失去了一大批自由—共和主义文化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早就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上任之初就准备移居国外。1932年夏，他在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了社会研究所分支机构(分析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劳动力状况)，目的是将社会研究所迁入有法律秩序的瑞士。1933年2月，社会研究所总部作为“国际社会研究协会”之分会迁往日内瓦，但这里只是他们的临时落脚地(霍克海默只有限期签证，波洛克、洛文塔尔、马尔库塞是旅游签证);在巴黎设立社会研究所办事处“巴黎高师文献中心”[22];在小威尔的资助下创办“弗里克斯·艾礼安(Felix Alean)出版社”。1933年3月13日，社会研究所被纳粹政府关闭。
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德(R. Lynd，1892—1970)介绍，霍克海默与该校校长商讨社会研究所迁址问题，校长爽快地答应给社会研究所可免费使用几年的房子，使社会研究所总算有了立足之地。1934年9月，霍克海默、波洛克来到纽约;社会研究所大多数人员，如弗洛姆、马尔库塞、洛文塔尔、诺伊曼、基希海默，也于30年代中期移居纽约;阿多尔诺于1938年从伦敦来到纽约成为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这样，哥伦比亚大学就成为社会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中心。然而，自1938年起，因波洛克投资失败，社会研究所经费异常紧张。1939年，弗洛姆因与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尤其是与马尔库塞观点冲突，“愤而离开社会研究所，作为心理分析学家在美国从业”。[23]1940—1941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离开社会研究所到美国西海岸修订《启蒙辩证法》;随后，波洛克也来到了加利福尼亚。虽然其他人留守纽约，但研究时断时续，需要申请其他项目纔能继续。1941年，《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由《社会研究杂志》更名而来)停刊。1942—1943年，为了解决社会研究所财政问题，马尔库塞、诺伊曼、基希海默、洛文塔尔作为“德国专家”就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前身)，但仍然与霍克海默、社会研究所保持联系。事实上，这时的社会研究所已经处于瘫痪状态。[24]为了社会研究所的生存，霍克海默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争取到了“反犹主义研究项目”(Antisemitismus-Projekt)，并领导和组织该项目的研究工作。[25]
1946年10月，法兰克福市长和法兰克福大学校长致信小威尔、霍克海默，希望他们回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霍克海默、波洛克经过一年多的思考，终于在1948年4月决定由霍克海默到法兰克福办理社会研究所产权问题。1950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作为一个私人基金会运行。社会研究所原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原址因法兰克福大学扩建被占用。1951年，在原址斜对面重建社会研究所。1951年11月14日，社会研究所重新开放，霍克海默继续担任所长兼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主任，并于1953年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
1957—1958年，阿多尔诺、波洛克相继成为法兰克福大学讲座教授。这时，社会研究所成员与流亡之前的“异端讲师”不同，而是得到了友好、宽容地对待。与此同时，他们也从原来狭隘地批判实证主义，走向对实证研究的接受。例如，第一个大型调研项目是受美国人权事务局资助的实验团队[26]关于联邦德国不同群体对待政治舆论态度的调研;6000多页的调研资料，经由波洛克总结、阐释，编辑出版研究报告——《法兰克福社会学文献》(系列丛书，1955)。1962年，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出版了战后唯一的合着：《社会学：谈话与讲座》。直到1964年荣休，霍克海默一直与阿多尔诺领导社会研究所，并使之达到了鼎盛期。
2.确立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批判理论基本纲领，并通过市民社会批判、启蒙精神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推动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1931年1月24日，在“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将社会哲学确立为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并强调“‘社会哲学’( soziale Philosophie)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是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纔能够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27]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1932)中，霍克海默强调社会哲学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揭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可见，法兰克福学派跨学科研究纲领，目标是“作为整体的当代社会理论”。[28]
霍克海默不仅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还与马尔库塞一起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例如，在“批判理论纲领性文献”——《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中，霍克海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对立：首先，从理论基础看，传统理论以笛卡尔(R. Descartes，1596—1650)的《方法谈》奠立的科学方法论为基础，只研究命题之间以及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理论视为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关注包括人在内的社会整体，并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其次，从理论性质看，传统理论是超然物外的知识论，是缺乏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顺从主义;而批判理论则是批判社会的激进思想，是具有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批判主义。最后，从理论目标看，传统理论仅仅是在认同、顺从、肯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批判理论则在批判、反叛、否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以求得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29]
在《启蒙辩证法》(1947)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试图阐释，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时候，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们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30]?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批判。他们不仅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过程，而且阐明了启蒙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进步与倒退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因而断定，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工具理性批判》[31](1967)是“时代诊断的”(zeitdiagnostisch)，它的兴趣不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而是严格哲学的。在这里，霍克海默试图分析“西方文明基本概念的瓦解，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学的深刻变化”。[32]
这个时期，尽管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但侧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纯粹的自然支配批判。这样，早在生态问题成为社会问题之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就将自然支配视为资本主义组织社会的本质特征。在这里，理性分析更加前进了一步：西方文明的理性概念被看作是支配与技术理性的结合——它想把内部自然力量置于人类主体控制之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本身被扬弃，但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帮助主体获得解放。
3.给世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霍克海默逝世后,阿·施密特(Alfred Schmidt)、诺尔(Gunzelin Schmid Noerr)编辑出版了《霍克海默全集》(19卷，1988—1996)，为世人提供了一份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珍贵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931)、《〈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1932)、《科学及其危机札记》(1933)、《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1933)、《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1936)、《权威与家庭》(1936)、《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批判理论·跋》(1937);《理性与自我保护》(1942)、《极权国家》(1940)、《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1941)、《启蒙概念》(1947)、《理性之蚀》(1947)、《工具理性批判与1949—1969年笔记》(1967)、《社会哲学研究》(1972)等。
(二)阿多尔诺
如果说，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那么，阿多尔诺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和批判理论的象征。这不仅在于他培养了众多“名生”，例如，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阿·施密特、内格特(Oskar Negt)、克劳森(Detlev Claussen)、穆勒-多姆(Stefan Mller-Doohm)、克鲁格(Alexander Ernst Kluge)等人;而且在于他为法兰克福学派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著述;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对批判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定向作用。
1.阿多尔诺是“社会研究所中唯一能对霍克海默发生影响的人，并是仅次于霍克海默而与社会研究所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物”[33]。1926年，阿多尔诺与社会研究所建立了松散联系。1932年，他成为《社会研究杂志》作者群中的一员。但直到1938年，他纔成为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1940年，他成为社会研究所全职研究人员。1941—1944年，他与霍克海默合着《启蒙辩证法》。1944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霍克海默领导的“反犹主义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因为阿多尔诺的参与而得以深化。20世纪50年代，他从经验研究中抽身，致力于《否定辩证法》、《美学理论》的修订。1968年，他因不满青年学生“用燃烧弹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被讥讽为保守派，并遭受到一群女学生“弑父般地”羞辱。1969年，阿多尔诺在郁郁寡欢中客死瑞士。
2.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尔诺系统阐发了否定辩证法，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哲学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冷战背景下的经济历史条件已经明显改变;压迫机制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工人阶级不再能够作为战胜资本主义的主体。这就导致阿多尔诺重新反思批判理论的基础，并系统体现在他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1966)一书中——以否定性方式重新定义辩证法。在阿多尔诺看来，思维的原罪在于它试图清除所有外在于思维的东西，也就是主体试图吞并客体，竭力追求同一性。这样，思维就变成了支配的同谋。当然，“否定辩证法”拯救客体优先性，不是通过朴素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实在论，而是通过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思维，即“瓦解的逻辑”;[34]“否定辩证法”批判“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因为它导向以同一性为基础的观念论构想，尽管它要求克服传统哲学。由此可以说，“否定辩证法”是作为批判核心的个体主体传统终结的丰碑，为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准备了基础。[35]
“否定辩证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思想，最早肇始于《哲学的现实性》(阿多尔诺，1931)，经过《理性与革命》(马尔库塞，1941)、《启蒙辩证法》，最终完成于《否定辩证法》。因而，“否定辩证法”是阿多尔诺对批判理论的最大贡献。他强调，“否定辩证法”应该摆脱同一性的还原主义传统，“改变概念性的方向，使之转向非同一物，这是否定辩证法的关键”; [36]它必须努力“通过概念而摆脱概念” [37]，从根本上清除对概念的崇拜;“否定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非概念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从这种“否定辩证法”出发，阿多尔诺对一切体系哲学、二元论哲学、本体论哲学在内的传统同一性哲学，尤其是对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的基础本体论进行了批判;对基础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主体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了批判。当然，“对本体论的批判，并不想走向另一种本体论，即使非本体论的本体论”[38]。“否定辩证法”既不是一种方法又不是一种现实，而是意味着一种“反体系” [39]。概言之，“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为理论基础，以反概念、反体系、反传统为基本特征，以“被规定的否定”为核心，最终陷入了“瓦解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辩证法不仅没有建立、反而解构了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40]
3.为法兰克福学派留下了极为为丰厚的理论遗产。阿多尔诺逝世后，在蒂德曼(Rolf Tiedemann)、格蕾特·阿多尔诺(Gretel Adorno)、布克-莫斯(Susan-Buck Morss)、舒尔茨(Klaus Schultz)等人通力合作下，《阿多尔诺全集》(20卷23册，1970—1986)面世，这就为研究阿多尔诺提供了全面、系统、权威的数据。其中，重要的文献有：《哲学的现实性》(1931)、《论爵士乐》(1936)、《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1947)、《新音乐哲学》(1949);英文版《现代音乐哲学》(1973)、《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955)、《社会学与经验研究》(1957)、《音乐社会学导论》(1962)、《道德哲学问题》(1963)、《再论文化工业》(1963)、《否定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1970)等。
自1993年起，苏尔坎普出版社开始出版《阿多尔诺遗稿》，主要收录阿多尔诺未完成或未公开出版的著作以及讲座、谈话的整理稿，包括遗留著作片断3卷，即《贝多芬：音乐哲学》(1993)、《音乐再生产理论》(2001)、《音乐趋势：广播理论因素》(2006));哲学笔记(5卷，尚未出版);诗歌研究(1卷，尚未出版);讲座(17卷);演讲(2卷，尚未出版);谈话、讨论、访谈(3卷，尚未出版)。此外，还出版了《阿多尔诺通信集》(6卷9册)。
4.1989年，美国学者胡尔托-肯特(Robert Hullto-Kentor)提出了“回到阿多尔诺”，来概括当时的一种学术现象。实际上，“阿多尔诺”已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象征，已经成为法兰克福的骄傲。
——“阿多尔诺奖”(T. W. Adorno-Preis)。为纪念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二十年的阿多尔诺教授，1976年，法兰克福市决定：自1977年起，在9月11日(阿多尔诺诞辰)颁发“阿多尔诺奖”(三年一届)，奖励在哲学、社会学、音乐、戏剧、电影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这是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国际奖项。社会研究所成员已有三人获此殊荣：哈贝马斯(1980)、洛文塔尔(1989)、维尔默(2006)。[41]
——“阿多尔诺国际会议”(T.W.Adorno Konferenz)。1983年9月9—10日，为纪念阿多尔诺诞辰八十周年，法兰克福大学主办了“阿多尔诺国际会议”(1983)。当然，并不局限于阿多尔诺生平著述回忆，而是围绕着“否定辩证法”、美学理论、方法论、社会理论探讨阿多尔诺理论及其现实效应。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法兰克福阿多尔诺国际会议(1983)》(弗里德堡、哈贝马斯主编)。2003年9月25—27日，为纪念阿多尔诺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研究所再次主办“阿多尔诺国际会议”，主题是“阿多尔诺对同时代理论形成的现实性问题”，涉及阿多尔诺的知识论、道德哲学、社会理论、美学等。这些成果体现在《自由的辩证法：法兰克福阿多尔诺国际会议(2003)》(霍耐特主编)。
——“法兰克福阿多尔诺讲座”(Frankfurter Adorno-Vorlesungen)。这是霍耐特(Axel Honneth)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后推出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由社会研究所与苏尔坎普出版社共同主办。自2002年起，每年主办一次——并非是对阿多尔诺著作的语言学诠释，而是为了促进阿多尔诺理论在今日科学中影响，揭示他的跨学科研究在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主要思潮中的鲜活痕迹。该讲座是法兰克福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已经成为国际著名讲座之一。[42]
——阿多尔诺档案馆(T. W. Adorno Archiv)。1985年，汉堡科学与文化基金会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创建档案中心，目的是收集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成员的遗稿(但并不成功)。从1985—2002年，档案馆由蒂德曼负责。该基金会从阿多尔诺妻子格蕾特·阿多尔诺那里得到了阿多尔诺全部遗稿,从本雅明女儿诗特芬·本雅明(Stefan Benjamin)那里得到了本雅明部分遗稿(1951年，她授权阿多尔诺出版本雅明全部著作)。目前，阿多尔诺遗稿最重要部分已经处理完毕。2004年，本雅明遗稿从阿多尔诺档案馆分离出来并存放在柏林艺术科学院档案部。目前，正在编辑出版《本雅明全集(历史批判版)》(20卷)。
——阿多尔诺图书馆(T. W. Adorno Bibliothek)。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与阿多尔诺档案馆处于同一楼层的阿多尔诺图书馆，存放着整个学派(甚至学派外人物)的图书数据。
——阿多尔诺广场(T.W.Adorno-Platz)。为纪念阿多尔诺诞辰一百周年，法兰克福市将2003年命名为“阿多尔诺年”[43];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附近的一个广场改名为“阿多尔诺广场”;在广场中间设立了一个“阿多尔诺纪念碑”(在一个密闭的大玻璃箱内放置着阿多尔诺用过的桌椅、台灯，以及《否定辩证法》一书和3页手稿)。
(三)马尔库塞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与阿多尔诺的“专一”、“不介入”相比，马尔库塞的最大特点在于：(1)“善变”。在1932年(一说1933年)正式加入
社会研究所之前，曾经试图构建“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40年代，成为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又变成了“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60年代，因为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而成为了“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2)“积极介入”。如果说，阿多尔诺“不介入”或曰“思想地介入”社会现实的话，那么，马尔库塞则试图“积极介入”或曰“政治地介入”社会现实，引导青年学生“大拒绝”，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新左派运动精神领袖”。(3)强烈的乌托邦情怀。在“乌托邦的终结”讲演(1967.7)中，马尔库塞自认“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在回答雷蒙·阿隆(1972.7.23)时说，“你可以称我为一个乌托邦的人”。弗洛姆认为，马尔库塞本质上是异化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他将个人的绝望情绪表达为一种激进主义理论，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天真的、聪明的白日梦，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的、非现实的特征，并且缺乏对生活的爱。但汉语学界指出，“马尔库塞的思想，表现出他作为当代思想家的独创性;不是社会现实的建设者和辩护者，也不是人类原初精神家园的追忆者和眷念者(像他的先师海德格尔那样)，毋宁说，马尔库塞是一位面向未来的预言家”[44];“对现代人对现代社会的异化感，存在主义者只是没完没了地谈论着死亡和绝望，而马尔库塞却专注于现代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可能性。他不是缺乏对生活的爱，而是他爱得太多了，以致要通过反抗来表达它。自由和幸福，这是马尔库塞所有著作的核心，也是你和我寻求的中心。……马尔库塞最终提供的向自由和幸福的途径，可能只是一条乌托邦之路”[45]。
马尔库塞在世时，阿·施密特就开始编辑出版《马尔库塞哲学著作》(9卷，1978—1989)，包括《德国浪漫派艺术家;早期文集》、《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基础》(1932[46])、《来自〈社会研究杂志〉(1934—1941)的文章》、《理性与革命》(英文版1941;德文版1962)、《本能结构与社会》(即英文版《爱欲与文明》1955;德文版1966)、《苏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即英文版《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德文版1964)、《单向度的人》(英文版1964;德文版1967)、《论文与演讲;论解放》(1969)、《反革命与造反;时代诊断;艺术的内向性》(1973/1975/1978)。
1979年，马尔库塞远离了政治、远离了学术，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后，“风靡一时”的马尔库塞一度“销声匿迹”。不过，在他逝世二十年后，人们又想起了这位一生都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介于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实践型理论家”。在约翰逊(Peter-Erwin Jansen)等人努力下，英语世界编辑出版了《马尔库塞文集》(1998—2007)，包括《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1998)、《走向社会批判理论》(2001)、《新左派与60年代》(2005)、《艺术与解放》(2007);德语世界编辑出版了《马尔库塞遗稿》(1999—2009，6卷)，包括《资产阶级民主的命运》(1999)、《艺术与解放》(2000)、《哲学与心理分析》(2002)、《大学生运动及其后果》(2004)、《敌对分析：关于德国》(2007)、《生态学与社会批判》(2009)。随着这些遗稿问世和研究，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证马尔库塞的“旧形象”;二是或许可以给出一个马尔库塞的“新形象”。
(四)洛文塔尔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洛文塔尔在批判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说，“没有洛文塔尔，就没有批判理论”[47]。1925年，洛文塔尔到社会研究所兼职。1930年，成为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1932年，出任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执行主编。1942—1943年，就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前身)，但仍然与霍克海默、社会研究所保持联系。像马尔库塞一样，洛文塔尔战后也留居美国。1956—1993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作为除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之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共同奠基人，洛文塔尔一生都将批判理论应用于文学、文化、社会问题研究，在文学社会学、通俗文化理论、传媒批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给世人留下了《洛文塔尔全集》(5卷，1980—1987，杜比尔主编)，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美国批判理论家。作为社会研究所的“老人”，他还为马丁·杰伊撰写《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提供了许多数据和精确回忆。
总之，“霍克海默—圈子”是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既有强势而卓越的“家长”(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象征性人物(阿多尔诺)，又有积极介入社会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社会研究杂志》执行主编(洛文塔尔)，还有永远的行政总管(波洛克)。他们不仅确定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立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而且在社会研究所体制下、在否定辩证法基础上，阐发了各具特色又内在关联的批判理论——启蒙批判理论、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非压抑性文明理论、文化社会传播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等，从而形成了以批判理论而闻名天下的法兰克福学派。
三、重要的外围人员
(一)弗洛姆
弗洛姆与核心成员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是社会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师，而且是伦理学家和“人道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1926年成为心理分析学家之后，弗洛姆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被视为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自1930年起，弗洛姆开始担任社会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48];到1939年，由于与社会研究所的各种矛盾，尤其是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加深，弗洛姆愤而离开社会研究所并从此与之决裂。但在形式上，弗洛姆与50年代的马尔库塞有相似之处：都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之间的整合。当然，他们对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的心理分析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马尔库塞坚持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进行生物主义解释，弗洛姆则创造性地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进行文化主义解释。因此，像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赖希(W. Reich，1897—1957)一样，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中的个体整合，是在个体性格结构特征深受社会影响的道路上实现的。这个观点成为弗洛姆从事社会心理学分析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弗洛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状况、被异化的人、人的心灵的基本需求、健全的社会等问题做出了独到的阐释，建构了“人道主义伦理学”。
弗洛姆给世人留下了二十多部著作。例如，《逃避自由》(1941)、《寻找自我》(1947)、《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超越幻想的锁链》(1962)、《人心》(1964)、《希望的革命》(1968)、《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等，其中，不少著作成为畅销书。[49] 弗洛姆逝世后，冯克(Rainer Funk)编辑出版了《弗洛姆全集》(12卷，1980—1999)。
(二)本雅明
本雅明于1928年与社会研究所建立了松散联系。尽管在流亡之前，他不是
社会研究所直接成员，但通过阿多尔诺与之有着间接交往。1935年起，本雅明在经济上依赖于社会研究所，但在思想观点上却与主流批判理论保持着距离：(1)既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深深迷恋犹太教神秘主义，一生都游离于弥赛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即使到后期“历史的观念”中，在历史唯物主义保护之下仍然隐藏着神学要素。(2)拒绝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分，认为任何艺术作品的等级观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艺术(包括大众传媒)都表达着现代经验技术组织内部的某种未知位置。可以说，本雅明用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取向超越了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3)在文学批评、文化批判、语言哲学、历史哲学、政治神学等领域，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观点，并给予阿多尔诺以重要影响：从概念思维转向意象展示——隐喻(寓言)、瓦解、废墟等;进步观念批判——“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与“启蒙辩证法”异曲同工;“否定神学”——“只是为了那些无望者我们纔被赋予希望”——启发了《否定辩证法》。(4)不信奉体系，只相信体验。在《未来哲学论纲》(1940)中指出，未来哲学的任务可以理解为发现或创造知识概念，通过将这种知识概念和先验意识联系起来，不仅使机械经验而且使宗教经验在逻辑上成为可能。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知识使上帝成为可能，而是意味着知识使关于上帝的经验和教义成为可能。
1940年，流亡中的本雅明在极度焦虑和极端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布莱希特(E. B. F. Brecht，1898—1956)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界造成的第一个真正损失，欧洲文化中无可替代的精华随着本雅明一起逝去了。人们失去的不仅是富有卓越才华的头脑，而且还是一颗独一无二的心灵，一个在面临灭绝危险的历史中依旧充满激情的救赎者。其实，本雅明是一个“很难归类的人” [50]——不同人赋予本雅明不同形象：“马克思主义拉比”(舒勒姆)、“远离潮流的人”(阿多尔诺)、“文学批评家”(詹姆逊、韦勒克)、“超现实主义文化批判家”(哈贝马斯)。正如阿伦特(H. Arendt，1906—1975)所说，本雅明“博学多闻，但不是学者;他所涉题目包括文本和诠释，但不是语文学家;他不甚倾心宗教却热衷于神学以及文本至上的神学诠释方式，但他不是神学家，对《圣经》也无偏好;他天生是作家，但他最大的雄心是写好一部完全由引语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和帕斯的德国人，此前还翻译了波德莱尔《巴黎景致》，但他绝不是翻译家;他写书评……但他绝不是文学批评家;他写了一部论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著作，留下一部未完成的19世纪法国的浩大研究，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我将力求说明他诗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51]
生性叛逆、经历坎坷、性格怪异、卓尔不群、思想独特的本雅明逝世后却声名鹊起，这得益于阿多尔诺、舒勒姆(G. Scholem,1897—1982)、阿伦特、蒂德曼、施威蓬豪伊塞尔(Hermann Schweppenhuser)、克劳斯哈尔(Wolfgang Kraushaar)等人，他们编辑出版了《本雅明文集》(2卷，1955)、《本雅明书信集》(2卷，1965)、《启迪：本雅明文选》(1969)、《本雅明全集》(7卷17册，1972—1989)、《本雅明书信汇编》(1995—2000);此外，《本雅明全集(历史批判版)》(20卷)正在进行中。这就为本雅明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52]
(三)诺伊曼
出身于被同化了的犹太家庭的诺伊曼，1923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学位，导师为迈耶(M. E. Mayer，1875—1923)。1920年代就与社会研究所发生了学术上的联系。1933年4月被纳粹逮捕;但很快就流亡英国，受教于政治科学家拉斯基(H. Laski,1893—1950)、社会学家曼海姆(K. Mannheim，1893—1947)，1936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作为第一批被纳粹取消国民资格的人之一，诺伊曼1936年移居纽约后加入社会研究所，曾经站在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一边。1942—1943年，与马尔库塞、基希海默、洛文塔尔一样，诺伊曼作为“德国专家”就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前身)，但仍然与霍克海默、社会研究所保持联系。1946年，参与纽伦堡审判。1948—1950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参与柏林自由大学及其政治科学系的建立并担任客座教授。1953年，被柏林自由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1954年，因车祸身亡。
作为社会研究所外围人员，诺伊曼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巨兽：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42)中提出的“极权垄断资本主义”(totalitren Monopolkapitalismus)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纳粹权力结构分析的极权主义理论。他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无国家、无秩序、无法律、无政府”的统治，是体现着社会“官僚化”(Brokratisierung)趋势的极权垄断资本主义。他指出，尽管自由主义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人权保护、人格保护、具体自由，但往往导致私人保护代替法治保护，而只有通过法治纔能有真正的个体自由，并且政治自由先于经济自由。不过，个体意志自由需要自律前提。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有内部的同构型，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制订一以贯之的游戏规则。当然，法律要以道德为基础。诺伊曼在独立的政治社会学经验研究基础上，提供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观点的洞见。
诺伊曼给世人留下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例如，《法哲学：国家与惩罚关系研究导论》(1923)、《劳动法庭判例法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1929)、《帝国劳动法庭判例基础上的谈判法》(1931)、《结社自由与宪法：工会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1932)、《巨兽：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英文版1942;德文版1984)、《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英文版1957;德文版1997)、《经济、国家、民主：1930—1954年文集》(1978)、《法治》(1980)等。尽管20世纪50年代后期哈贝马斯就提及诺伊曼，但诺伊曼著作被接受则是得益于过去三十五年间被归于批判理论，并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和法权理论;诺伊曼被视为“唯物主义法权理论的经典作家”[53]，德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
(四)基希海默
尽管基希海默很早就与社会研究所建立了学术上的联系，但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处于冲突中。因而，像弗洛姆、本雅明、诺伊曼一样，他始终是社会研究所的外围人员。1928年，基希海默作为卡尔·施密特(C. Schmitt，1888—1985)最喜欢的学生，以“关于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为题获得波恩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30—1933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主办的《社会》杂志工作，并在该杂志(1932年第7期)发表了著名的《合法律性与合法性》(Legalitt und Legitimitt)一文。1934—1937年，在社会研究所法国办事处工作，研究“惩罚与社会结构”，分析德国法西斯主义。1937—1942年，担任社会研究所法学与社会科学科研助理。1943年11月加入美国籍。此后，1944—1952年就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1952—1956年任美国国务院中欧部主任，并在美国和德国的不同大学担任教授或客座教授。
在关于魏玛共和国研究、纳粹分析、德国与中欧战后发展分析，以及“政治正义”形式与作用等方面，基希海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分析了魏玛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宪法关系、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对国家法的影响，并以不同案例研究了政治的合法律秩序与经济的道德秩序之间的张力，认为魏玛宪法不适合作为未来国家的基础。卡尔·施密特对基希海默高度赞扬：“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内部政治状况完全是由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社会’平衡结构现象支配着。这种现象也许是由鲍威尔首先看到并命名的，然后由基希海默在《政治杂志》(第17卷，1928)上发表的令人感兴趣的关于国家与宪法理论的文章中加以研究的。”[54]在同名著作《合法律性与合法性》中，卡尔·施密特说，“我认为基希海默关于《合法律性与合法性》的文章表述是完全正确的。它表明，议会民主的合法性只存在于它的合法律性中。”[55]基希海默给予卡尔·施密特以积极响应：如果将来要确定这个时期的精神构成，那么卡尔·施密特关于《合法律性与合法性》的著作就是这样一部文献——它不仅构成了可以追溯到国家理论基础的圈子，而且通过回顾表征了国家理论的基本结论。[56]
事实上，作为“左翼卡尔·施密特主义者”，基希海默与卡尔·施密特都拒绝议会主义，批评多元主义。对他们来说，在阶级国家中，议会共识是根本不可能的;“多数人体系”(Majorittsystem)与“均质性”(Homogenate)的先决条件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是议会决定政治，而是复杂的经济权力决定政治。然而，随着卡尔·施密特成为“第三帝国法学家”，基希海默与他的导师绝交。
2.在关于纳粹分析问题上，基希海默既反对“魏玛议会的共同抗议者”弗林克尔(Ernst Fraenkel)提出的“双重国家”(Doppelstaat)命题，也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观点，即纳粹政治的首要性使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常接近于诺伊曼在《巨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存在一个与国家分离的权威领域，它的政治是由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决定的。像诺伊曼一样，基希海默也认为，在纳粹中没有结构统一的国家暴力，因此第三帝国是作为“非国家”(Unstaat)出现的。在这里，基希海默强调的是，国家—社会集团及其彼此分离功能的强化。
3.在德国与中欧战后发展分析方面，基希海默指出，在去意识形态化过程中，西欧国家大多数政党相互接近，从以宗教结构或阶级结构为基础的“世界观政党”(Weltanschanungspartei)转变为“万能政党”(Alleweltspartei)，从而出现了“反对派沉沦”(Verfall der Oppsition)。这个命题被称为“大师之作”，基希海默被视为比较政党研究的杰出先驱。
4.在关于“政治正义”的著作中，基希海默讨论了法权国家被正常的规范规则或“为了政治目的而适用法律程序”的政治排斥所骗取的问题。他说：“如果法院只要求政治目的，那么政治行为领域就被拓展与被保障。政治正义的功能方式在于，群体的或个体的政治行为要受到司法审查。政治行为司法控制的目的，‘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那就要削弱他的政治对手’。”[57]
基希海默给世人留下了许多著作。例如，《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家学说》(1928)、《魏玛—然后呢?魏玛宪法的形成与当代》(1930)、《剥夺财产的限度》(1930)、《惩罚与社会结构》(合着，英文版1939;德文版1974)、《政治正义：为了政治目的而适用法律程序》(英文版1961)、《政治与宪法》(1964，新版1981)、《政治统治：国家学说的五篇文献》(1967，新版1981)、《政治、法律与社会变化》(英文版1969)、《国家功能与宪法：十个分析》(文集，1972)、《从魏玛共和国到法西斯主义》(文集，1976)等。
作为“政治分析奠基人”，基希海默以巨大创造性破解、诊断政府系统或为之奠立更好的精神。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未返回德国，而是像马尔库塞等人那样留在了美国，但其政治学与法学理论对德国政治科学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国际学术界对基希海默，像对诺伊曼一样“青眼有加”，但汉语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对他们的研究则不甚了了。除个别著作和文章涉及他们的思想观点外，至今没有系统的研究。
与弗洛姆阐发了人道主义伦理学、本雅明阐发了审美现代性理论相媲美，诺伊曼、基希海默阐发了“政治妥协理论”(politische Verflechtungstheorie)。该理论认为，社会整合过程是在社会群体之间政治交往过程中实现的，而社会宪法秩序总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普遍让步或共识的表达。因此，出于社会理论原因，他们必须抵制权力理论的中心主义倾向。这样，诺伊曼、基希海默的私人资本主义理论，就不仅是一种经验知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一条可靠的法西斯主义分析路径。它运用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来解释极权统治，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就像霍耐特所说，弗洛姆、本雅明、诺伊曼、基希海默由于共有的边缘地位而被归于社会研究所外围人员这个群体，他们在社会哲学方面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即在理论取向或主题安排上并不能相互协调。他们之间的深层关系或许在于共同超越了早期批判理论历史哲学框架的思想动机，以及克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还原论企图。[58]
毋庸讳言，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尤其是“霍克海默—圈子”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1)来自非马克思主义阵营。例如，波普尔(K. R. Popper,1902—1994)、达伦多夫(R. G. Dahrendorf，1929—2009)、阿尔贝特(Hans Albert)[59]、霍尔莫则(G. Rohrmoser，1927—2008)[60]等人，将阿多尔诺完全否定实证主义的态度指责为“概念帝国主义(Begriffsimperialismus)。(2)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例如，卢卡奇(C. Lukacs，1885—1971)指责批判理论家“将现实苦难视为开胃酒”，是一种浪漫主义知识分子视角;认为批判理论描述了资产阶级观念论的一种形式，它与政治实践没有内在联系，并从革命运动中孤立出来。因而说，阿多尔诺始终没有离开教化之路，50年代以后又陷入了“严重的保守主义”。阿多尔诺同意卢卡奇关于“艺术是知识媒介”的观点，但将反映论视为“顽固不化的庸俗唯物主义”。(3)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人。例如，哈贝马斯、维尔默、霍耐特等，以及虽属早期社会研究所成员，但不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格罗斯曼。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试图建立关于批判理论的垄断阐释，一方面被批评为“不宽容”——对本雅明、埃利亚斯(N. Elias，1897—1990)、哈贝马斯的恶劣态度，以及对滕尼斯完全不同于主流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态度——他们真正愤慨的并不是压迫，而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优势。
尽管有着来自或意识形态或学理方面的批评，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还是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在欧美、拉美、亚洲(包括中国)等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追随者、传播者、研究者、阐发者。著名人物有：(1)古兰德。192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阶级斗争—圈子”成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论坛》杂志主要成员。1929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932年，《莱比锡人民之声》执行主编。1933年起，《社会研究杂志》作者。1941—1945年，社会研究所成员。1950—1954年，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所长。1962—1972年，达姆城高等技术学校政治科学教授。代表性著作有《当代工人阶级斗争》(1925)、《马克思主义与专政》(1930)、《今日无产阶级行动》(1931)、《联邦德国政治科学》(1952)、《权力形成要素》(1952)等。(2)迈辛克。1923年，到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1928年，在盖罗夫(Wilhelm Gerloff)指导下，以“19世纪法国农业经济条件与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农业纲领”为题获得博士学位。1942—1948年，社会研究所工作。代表性著作有《为破坏而演练：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反犹主义研究》(英文版1949;德文版1959)。迈辛克将1871—1914年的政治反犹主义视为工业企业通过德国当局实施的灭绝犹太人的精神先决条件。(3)博克瑙(F. Borkenau，1900—1957)。出身于奥匈帝国官员家庭，早年学习、研究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21年，加入德国共产党(KPD);1929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被开除出党。1930—1933年，得到社会研究所资助，研究“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思想”。1946年，担任马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后来，以自由作家身份生活在巴黎、罗马、苏黎世。代表性著作有《从封建主义世界观到资产阶级世界观》(1934)。(4)古姆佩茨(J. Gumperz，1898—1972)[61]。1923年，参加了“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工作周”。自1929年起，跟随波洛克学习、研究国民经济学，以“北美工人状况”为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波洛克助手。1932年，成为《社会研究杂志》作者。1934—1941年，社会研究所成员。代表性著作有《世界革命类型》(合着，1947)。
(全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第158—176页)
[①] “社会研究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叫法，例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Das Frankfurter Institut fr Sozialforschung，1923—1934);(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ISR)，Columbia University，1934—1949);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Das Institut fr Sozialforschung (IfS) an d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t，1950—)。
[②]赫曼恩·威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奠基人。大约在1910年，他拥有60条船的运输船队、3000员工，被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谷物商之一”。
[③] 弗里克斯·威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创办人。1919年，因参加革命性政治活动被图宾根大学注销博士学籍。后来，以“社会化”为题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④] http://de.wikipedia.org/wiki/Institut_f%C3%BCr_Sozialforschung
[⑤] 格律贝格，又译格律恩堡，德国—奥地利社会学家，维也纳大学国家法学教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在出任所长之前，曾与波洛克共事过;与霍克海默是青年时期的朋友。阿德勒(M. Adler，1873—1937)、鲍威尔(O. Bauer，1881—1938)、伦纳(K. Renner ，1870—1950)、希法亭(R. Hilferding，1877—1941),都是他的学生。
[⑥]盖拉赫，德国社会学家，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 Tnnies，1855—1936)的学生。
[⑦]迈尔，德国历史学家、恩格斯传记作家。
[⑧]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由格律贝格于1911年创办，1930年停刊，前后出版15辑。
[⑨] 1924年2月20日，匈牙利哲学家福加拉西(B. Fogarasi，1891—1959)致信梁赞诺夫(Д. Рязанов，1870—1938)，谈到社会研究所的组织人事问题：一是与法兰克福大学之间相对自由的关系;二是集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1924年8月20日，社会研究所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商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公司，以及“MEGA”档案馆。
[⑩] Hermann Korte:Einfhrung in Geschichte der Sozialogie (Wiesbaden:VS-Verlag, 2006), S.137.
[11] Rolf Hecker:75 Jahre Frankfurter Schule - Die Grnberg-Epoche,
in: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msg/bln.politik/y0K9-RgJQF8/dP4qY3mGGtEJ
[12] 波洛克，犹太厂主的儿子，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13] 格罗斯曼，德国—波兰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在社会研究所的时间：1925.11—1933.2、1948底—1949年春。
[14] http://de.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Pollock
[15] 1923/1971即原版1923年，再版1971年，下同。
[16] http://de.wikipedia.org/wiki/Henryk_Grossmann
[17] 1951年8月，魏特夫向美国有关部门告密，说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诺尔曼(E. H. Norman,1909—1957)是共产主义者，导致后者自杀。后来，魏特夫格尔为此事公开道歉。(Vgl.Udo Witzens, Kritik der Thesen Karl A. Wittfogels ber den hydraulischen Despotismus mit besonderer Bercksichtigung des historischen singhalesischen Theravāda-Buddhismus(Heidelberg:Ruprecht-Karl-Universitt Heidelberg, 2000), S.27.
[18] http://de.wikipedia.org/wiki/Karl_A._Wittfogel
[19] 1999年，柏林“MEGA”编辑出版资助协会主席、德国经济学家黑克尔(Rolf Hecker)撰文《法兰克福学派—格律贝格时期》，盛赞格律贝格在“MEGA”资料收集、编辑出版问题上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合作(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只是早期社会研究所的贡献，不能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格律贝格时期”的贡献。因为，这时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和批判理论奠基人是霍克海默而非格律贝格。
[20] “霍克海默—圈子”，狭义是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H. Marcuse，1898—1979)、洛文塔尔(L. Lwenthal，1900—1993)、波洛克等核心成员;广义还包括弗洛姆(E. Fromm，1900—1980)、本雅明(W. Benjamin，1892—1940)、诺伊曼(F. L. Neumann, 1900—1954)、基希海默(O.Krichheimer, 1905—1965)等外围人员。在这里，笔者用的是狭义。
[21] 《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r Sozialforschung)第1辑(莱比锡，1932);第2—7辑(巴黎，1933—1938) ;第8—9辑更名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纽约，1939/1940—1941/1942)。
[22] 负责人霍尼希施海姆(P. Honigsheim，1885—1963)，德国社会科学家、德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
[23] Emil Walter-Busch: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M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2010), S. 28f.und S.117.
[24] http://de.wikipedia.org/wiki/Institut_f%C3%BCr_Sozialforschung
[25] 社会研究所许多成员，如迈辛克(P. W. Massing，1902—1979)、古兰德(A. R. L. Gurland，1904—1979)、阿多尔诺、洛文塔尔等人，都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在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桑福德(R. N. Sanford,1909—1996)领导的“伯克利公共舆论研究团队”(Berkeley Public Opinion Study Group)的合作中，用F—量表(F=NZ)测量以权威人格为中介的投射问题的态度和特征。1950年，以《权威人格》为名出版。借助于权威人格(个体参与或支持纳粹运动)研究，社会研究所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26] 这个团队共有1635人，分为151个小组。在小组讨论中，参与者可以讨论敏感问题。例如，犹太人驱逐问题、德国人犯罪问题、占领者权力问题、民主国家形式问题。这是德国第一次经验社会学研究，并使德国学院派社会学打上了批判理论的烙印，但“结论是令人沮丧的。大量数据表明：他们只是防止共同犯罪，以及对民主的矛盾态度”。
[27]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3, Hg. von Alfred Schmidt ( Frankfurt/M.: Fischer Verlag, 1988), S.20.
[28] Max Horkheimer, Vorwort des ersten Heftes der Zeitschrift fr Sozialforschung. 1, Jg., DH. 1/2, 1932, S. I.
[29] Vgl. Max Horkheimer,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 2005), S.205-259.
[30] Max Horkheimer/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rung，(Frankfurt/M.:Fischer Verlag, 1988), S.1.
[31] 长期以来，由于受英语世界的影响，汉语学术界认为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是英文版《理性之蚀》之德译本+霍克海默的“战后文集”;或者说，它就是霍克海默的“战后文集”。实际上，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就是英文版《理性之蚀》之德译本;而英文版《工具理性批判》与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过是霍克海默“战后演讲录音，即1949—1969年笔记”之选集。换言之，英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是一部“伪”《工具理性批判》。参见王凤才：“《工具理性批判》与《理性之蚀》关系考”，《国外社会科学》5(2014)。
[32] 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d.6, Hg. von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M.: Fischer Verlag, 1991), S.434.
[33]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多尔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胡湘译。
[34]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 1975), S.148.
[35] http://de.wikipedia.org/wiki/Frankfurter_Schule
[36]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 1975), S.24.
[37]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 1975), S.27.
[38]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 1975), S.140.
[39]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 1975), S.10.
[40] 王凤才：《阿多尔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5(2002)。
[41] 历届“阿多尔诺奖”得主是：社会学家、哲学家埃利亚思(N. Elias,1897—1990)，社会学家、哲学家哈贝马斯，哲学家安德斯(Gnther Anders，1902—1992)，指挥家、作曲家吉伦(Michael Gielen)，文学家、社会学家洛文塔尔，指挥家、作曲家布列兹(Pierre Boulez)，电影导演戈达尔(Jean-Luc Godard)，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n)，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作曲家利盖蒂(Gyrgy Ligeti，1923—2006)，哲学家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作家、电影制片人克鲁格，哲学家、文学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
[42] 2014年6月4—6日，笔者有幸全程参加了“法兰克福阿多尔诺讲座2014”，对“讲座”有了较多了解和较深理解。“讲座”并非只讲阿多尔诺，而是可以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东西。例如，“伦理暴力批判”(J.巴特勒)、“来自远方的自我观察—统一国家中的托克维尔、韦伯、阿多尔诺”(奥菲，Claus Offe)、“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伊卢兹，Eva Illouz)、“自由与责任—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莎士比亚—自由、美与仇恨的界限”(格伦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影像行为理论”(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社会学与社会批判”(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作为艺术的哲学—黑格尔与现代影像艺术”(皮平，Robert B.Pippin)、“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主义承受的危机”(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文化价值—不平等的文化进程”(莱蒙特，Michle Lamont)(Vgl.http://www.ifs.uni-frankfurt.de/doc/adorno_vl.htm)
[43] Theodor W. Adorno zum 100. Geburtstag, frankfurt-interaktiv.de, abgerufen am 20. Juli 2012.
[44] [美]马尔库塞：“序言”，《审美之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李小兵译，第4页。
[45] 程巍：“自序”，《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页。
[46] “1932”是指原出版时间，下同。
[47] Gregor-Snke Schneider: Keine Kritische Theorie ohne Leo Lwenthal. Die Zeitschrift fr Sozialforschung (1932-1941/42). In：Alfred Schmidt/Michael Jeske(Hg.), Philosophie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Bd. 5. (Bern：Peter Lang Verlag， 2014).
[48] 在社会研究所期间，弗洛姆参与了最早的研究项目“工人与职员调研”(1930—1931);后来，以《1929年的德国工人》(1980)美国出版;在魏斯(F.Hild Weiss)协助下，制订了关于“权威与家庭研究”表格(1936)。
[49] 例如，《逃避自由》从1941—1961年英文22版，中文有多个版本，仅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印数就达7万多册;《爱的艺术》从1956—1970年被译成28种文字，仅英文版就销售150多万册，德文版超过40万册，中文版多个译本, 仅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印数就达6万册;此外,像《寻找自我》、《健全的社会》、《占有还是生存》等，都是一版再版。
[50][英]霍华德·凯吉尔：《视读本雅明》(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第3页。
[51][德]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张旭东、王斑译，第23—24页。
[52] 本雅明的许多著作已经被译为中文，如《德国悲剧的起源》(1928)、《单行道》(1928)、《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三稿：1935、1936、1939)、《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935—1939)，等等。
[53] Franz L. Neumann. In: Gisela Riescher (Hg.): Politische Theorie der Gegenwart in Einzeldarstellungen (Stuttgart：Krner Verlag, 2004), S. 347.
[54] Carl Schmitt: Wesen und Werden des faschistischen Staates, in: Positionen und Begriffe, 1940, S. 124–130, hier S. 127.
[55] Carl Schmitt: Legalitt und Legitimitt (Berlin: Duncker &Humblot, 2005), S. 14.
[56] Vgl. Otto Kirchheimer, Verfassungsreaktion , Die Gesellschaft, IX, 1932, S. 415ff.
[57] Otto Kirchheimer, Politische ,Justiz. Verwendung juristischer Verfahrensmglichkeiten zu politischen Zwecken (Neuwied：Luchterhand Verlag, 1965), S. 606.
[58] 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第71页。
[59] 阿尔贝特，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批判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着有《批判理性与合理性实践》(2011)等。
[60] 霍尔默则，德国社会哲学家，“里德学派”(Ritter-Schule)的代表人物，着有《批判理论的贫困》(1970)等。
[61] 古姆佩茨，美籍德国社会学家、记者、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