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中国》
一、开篇寄语
我一向喜欢以问题为导向而读书，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读这本书？始于前段时间在聊《史记》的时候，突然与朋友谈论起了“炎黄子孙”的真实本质，蓦然发现，对于中国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从何而来，到底是谁等问题，我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追问过，而我们读历史，经常会陷入到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中，对于我这样一个追求“硬知识”（ 所谓“硬知识”，是能改变你三观的知识。比如亚马孙雨林中某个原始部落有什么奇异的风俗，话题再有趣也只是个谈资而已。如果他们那种风俗能让我们获得对人性和世界本质规律的一个洞察，乃至于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或自己，那才叫硬知识。爱因斯坦说：“我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能谱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都只是细节问题。”）的人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状态，因此，许老的这本书，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再次声明，“炎黄子孙”话题只是发起读此书的契机，而非借此书重提辩论结果之事（此书也并未完全支持我自己的观点），下面开始。
二、作者简介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三、前言
中国这个地方，与欧洲、中东、南亚等地域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他这些地区，尽管曾经也出现过共同体，但却没有中国如此持久不衰，而反观中国，不仅自古延续至此，而且一直有一个坚实的核心，并以这个核心为原点，不断地外扩，又不断地内拢，且它的文化内容本身能够在不断地调适过程中更新。中国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模式的广泛进入，才自我限定为“主权国家”，但这个所谓的主权国家本身，又确实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而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的观念里，中国本身更多时候说的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它是一个没有边界概念的世界，也就是普天之下的一切所有，古人称之为“天下”。这里面存在有中国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因素，但反过来讲，又其实包含了中国人的开放心态，并没有试图把自己与世界割裂开来，我们自己就在中国这个天下里，天下都是一体的，全天下都是我们“中国人”，尽管这个天下比真实的世界要小得多。这就是体现了一种辩证性，一方面，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天下，实为井底之蛙，另一方面，这井底之蛙的看见的世界虽然小，却胸怀宇宙，把这口井当做整个世界来看待，不区分你我，一切在井里的鱼虾蟹贝，只要你认同了我的观念，咱们就可以和而不同。
相比较与其他文明，中国虽然长期以儒家为核心意识形态，但因儒家不具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有多元并存的空间（儒释道长期并存），外来文化能够纳入我之中，我也可以对外释放文化模式，它能够兼容并包，不断更新；又没有像印度一样被种姓观念而造成的阶级割裂，社会上下能够流动，易于内在的调适而不至于走向僵化不可调和。作者认为，能够长期维系中国这个复杂而庞大的共同体，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可能是经济，各地物资交换频繁，构成了庞大的市场交易网，网络之中的节点互通有无、互相依赖；第二，虽然皇权的长期统治，但从秦汉建立帝国制度以来，打破了贵族制度，阶级之间没有固化，这恰恰是出于皇权统治所出发而导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了我皇帝老儿，你们不管是官是民，都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三，中国的象形表意文字，它是一种视觉符号，能够打通因各地语言不同而造成的地域区隔，且能够保存文化本身。
整本书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通过考察其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念这四个变量如何通过共同建构、相互作用而使得“华夏/中国”作为一个“天下国家”不断发展演变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是一个没有严格地理边界，只有文化边界的国家，这是由古代中国面临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的。“天下国家”发源于商周时期，发展于秦汉时期，在隋唐时期到达巅峰，在明清时期走向衰落。她就如同一个血肉之躯，走过了一个生命的历程。
四、先秦以前的中国
我们首先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人，称之为某某人，比如汉人、中国人、乃至于我们这个人类属“智人”本身，到底是以什么为边界的？是地理位置？还是血统、基因？抑或是其他什么？如果是地理位置，那是经常变的，东北人到了海南，应该叫什么人？如果是血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北人与海南人结婚生的孩子，算哪里人？如果按文化，一样如此，人与人之间会因为互相的流动而相互影响、互相学习，在南方也能吃到东北的酸菜馅饺子。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某某人，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经过不断互动之后，在某一个时期所形成的总体相，因此，我们讨论所谓的某某，不应该以一个固化的静态为边界，而应该以运动变化的历史观去看待，看它的变化历程，而不是武断地判断一个结论。
1.新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分区Ⅰ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Ⅱ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 Ⅲ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区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大体区分为三个大板块，Ⅰ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在中纬度的中国北方，以耕作小米为主；Ⅱ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 ，以耕作水稻为主；Ⅲ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以采集渔猎再到游牧为主。此三种生产方式构成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同一类生产形态，文化面貌则基本相同，于是乎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因此，在作者看来，人类的族群的划分，往往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作为认同的文化基因。比如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需要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到了晚上则需要升起篝火，因此被称之为“狄”（意指带着狗在火边围坐的人群）；又比如夹带长弓的渔猎族群，则被称之为“夷”（意指一个人拿着弓）；再比如种植小米的人，往往刀耕火种，被称之为“烈山氏”、“神农”，周人的“周”，就和“田”字差不多。而人类始祖从非洲起源，在五六万年前进入欧亚大陆，在几万年的迁移过程之中，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分别有不同的演化，各地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如东北的红山文化、南方浙江的良渚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一些大的文化共同体在长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会对周边地区形成控制力，会逐渐抹去不同族群之间差异，进而使其形成了新的族群和认同感，因此集合成新的民族。
中国上古的历史传说，可以理解为浓缩的集体记忆。什么意思？比如五帝，其实指的是共存的不同的族群，而黄帝通过战争取得了这个地区的主导权。于是后世中国人都自以为是黄帝后人，然而，对于太昊、少昊、颛顼的记忆，晚到春秋时代，都还存留在河北、山东地方的集体记忆中。那一位与黄帝斗争最激烈的蚩尤，在传说中一直是个负面人物，可是在汉代山东地区的传说中，蚩尤还是一个“兵主”—也就是战神。
那么在历史的变迁之中，上述的几个古文化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交流融合，但却也逐渐地衰败，而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却稳定发展，取得了领导地位。夏文化，很可能就是在此基础发展起来的。
2.夏商周时期
我们常说的“五帝”系统，最早是在渤海周边的的族群，由于气候的转变而发生迁徙，有一部分南下进入汉水流域，成为后来的楚；有一部分则西移到豫皖一带。而黄河沿岸，从关中到郑州附近，一直存在一个文化，没有前面几个大文化那么昌盛，但由于黄土台塬的特殊性，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抵抗力较强，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化非常稳定，那么“五帝”系统的迁徙到黄河中游的这一支，就与原来黄河中游的这一群原住民发生了遭遇，并将其自身的文化融入到此文化之中。著名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被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是夏代的首都。文化上，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了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还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地理上，族群活动范围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运城的平原，这一个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也是夏商周的这三个复杂共同体的基地，从此之后，这片平原一直是中国的中心。
我们尧舜禹的时代，就发生在这个大型文化衰败而迁移融合的时期，也发生在这一个地区内（尧舜禹在今山西、河南地区）。尧舜禹，其实更合理的状态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权接续，而是同时并存的部落联盟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内由各自的族群实力决定了谁占主导权。这个大型的共同体，由于生产力稳定而逐渐强大，相对于中原以外的族群而言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因此可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所谓的夏，就是这样一个由大禹所建立的夏后氏所执掌的模糊政权共同体。
到了距今3700年左右，商人代替了夏后氏，建立了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该在渤海地区，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很可能也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向中原扩张之后取代了夏后氏。商王国的疆域则大于夏，超越了黄河中游，能够代表后世“中原”概念的范围。商王国主要治理各地的方式是一个“同心圆”布局，即所谓即所谓“内服”、“外服”、“五服”、“九服”等。“内服”商人本族活动的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臣服于商族的部落，大都是在商王强大的军事征服下结成的臣属关系，接受封号，表示对商王承担义务，商王承认附属国的所拥有的土地和臣民，但总体关系较为松散，商对各附属国控制力有限，各附属国除需要尽一些义务外，有很大自主权，甚至还经常与商发生战争。商通过成熟的文字系统，垄断占卜神权以强化王权。
西周本位于偏远的关中地区，是受商人号令的小国，毗邻河套地区，采取牧羊和务农两种生产方式。姬姓的周人与西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经过自身经营逐渐发展为中原以西的一个盛国，逐步具有挑战商的力量，最终通过战争取得了中原的主权。牧野之战后，周人开始考虑建都的地方，除了“大邑商”的观念之外，周人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念，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周人把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在商统治的逻辑基础上，周修改了商的内外服制度，开发出了分封制。分封制又称封邦建国，是在保证王室强大的条件下，将宗族姻亲等分派到各地，广建子国，用以巩固其统治的一种统治制度。周王把土地人民封授给诸侯，建立诸侯国。各诸侯国必须服从周王的命令，重要官职的任免要呈报周王批准。有的国君还兼任周王的卿士，以示臣服关系。
因此，“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 “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于是，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实际上所谓的“中原”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向四周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夏商周板块图。有学者认为，商人、周人的后代都把“夏”理解为“天下”和“王土”，当作“中国文明”的代名词，与“夏板块”居中的位置有关。
3.春秋战国时期
还是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化(其实人本身还是需要稳定性的，并没有好坏之分，绝大多数互相的挤压和冲突，缘起于生存环境的变化，谁也不是天生的就喜欢战斗），西周西边和北边的地区人民，开始东迁，因此关中地区一方面在冲突之中，进行了融合，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压力，迫使一部分人继续往东挤压。而此时之西周，随着数百年生产力的发展，由周制所建立的稳定的阶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下层人员累积财富逐步进入上层，这个上层建筑内部，周制已经无法调适，面临着分化的危机，在太子外家申候与犬戎的内外勾结中，西周覆灭，周平王被迫东迁，王室没落，不得不依靠东方各诸侯国，从此，东方诸国纷纷开始各种嘚瑟起来，自作主张，互相争权，遂进入春秋时代。
由于数百年的分封制的开展，周朝内部已经小国林立，但在争权的过程中，中原地区逐步整合成几个大的集团。随着齐恒公打出“尊王攘夷”口号之后，各大集团为了能够更好地获得中原霸权，一方面进行互相的博弈，另一方面则向自己的后方进行拓展以增强自身实力。所谓夷狄，并无严格界限，今虽他者，他日纳入我中，便为我者。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大势力的相互争霸，从整体上看，是将中原的势力不断地外扩的。正是在这一个乱世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终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也落实了诸夏中国的演变历程。而在此政治整合的过程之中，由于人口的高强度流动，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萌生了商品经济。文化更无须多言，众所周知，先秦诸子的思想，百家争鸣，甚至于奠定了整个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石。
ps：
华夏：“华”是华美，夏”代表的是西方的夏后氏，周人以偏居西方的小国，挑战中原的商人；他们遂攀附商代以前的夏后氏，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建立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国”乃“范围”，范围之内的地区，就是“国之中”，简化就称为“中国”。先秦时代，“中国”一词使用的定义，大致而言，“中央地区”的意义远比“中心国家”为常见。西周初年的何尊，其铸造的时期离西周取商而代之的时间不太远。何尊的铭文就用了“中国”一词以说明西周以中原为本土，而洛阳一带正是当时的核心地区。
五、秦汉时期
向内融合
中国在秦汉时期，不论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对于中国与天下这个概念，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
政治上，先秦时期，中国，还仍然泛指中原地区，国之中，与天下并不完全等同，到了秦朝统一统一之后，秦始皇已经将中国确定为相当于天下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来讲，秦朝疆域主要是所管辖的四十五个郡内，在这个边界之外，秦人并没有太多的认识，总体而言，虽然此时中国与天下还是有所界别，但是他们认为，中国之外的部分，也仅仅只是天下的边缘部分，而此时中国之疆域，已经远远超出先秦时期中原的概念。对于所谓的秦人与汉人，其实就是在外人对秦朝疆域以及汉朝疆域内的人们的叫法。而由于秦汉都开始执行郡县制度，与分封制度有很大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管理上，从人员分类上就已经变成了两个概念，分封制时期，人们之间是按照族群种姓划分边界的，也就是说，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但在郡县体制下则不同，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子民，族群这种拟血缘的关系共同体已经解散，而人员之间边界体现于地区与地区，比如你是某某郡人，我是xx郡人，而非你是赵人，我是楚人了。
但是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其实在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虽然以血缘共同体的族群界限分明，但人才的流动性却极大，尤其是当时的士人，广泛树立的是一种天下观，我虽为楚人，但胸怀天下，我的才华是拯救天下苍生的，哪个国家能够唯才是举，我便欣然往之，是为天下之格局。
经济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体疆域内互通有无，形成了即大且密的经济网络，汉代五铢钱的广泛使用，更使得这张经济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以至于不论政治上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由于经济网络的严丝合缝，不可分离，使得历史中国始终具备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而在思想文化上，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了战国时期，各家思想在碰撞过程之中，也逐渐修正消融。秦朝通过执行法家思想，快速地强大国力，得以一统，而所谓法家，其实主要指的是一批战国时期具体施行国政的一整套管理学思想，法家也受到儒家和道家等各家的思想而成，荀子就是儒，弟子韩非子则为法。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使得各家之言有了共同载体，《吕氏春秋》也是集大成者，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把宇宙天地人纳入一个大系统之中，另外，汉朝的察举制，广招天下英才，人才的流动和聚集，极大地推进了思想与讯息的流通的聚拢，形成了庞大而聚焦的网络。
如上所言，政治上，人人皆为皇朝子民，权力一插到底，经济与人才选拔制度这两张紧密的大网大力得提高了聚合力，思想相互交汇融合，通过统一文字、独尊儒术的手段，形成了外儒内法的主流政治思想体系。因此，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整个中国逐渐趋向于融为一体。
向外扩张(融合）
北方，主要对抗和融合对象是匈奴。匈奴，主要指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开始也是散落各地的族群，在不断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游牧帝国。军事上，秦以前（包括秦）主要以抵御为主，采取的抵御形式就是修建长城，汉开始，建立驻防基地，到了汉武帝时期，一方面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强盛，一方面驻防基地经过长期积累，具备了战略条件，对匈奴进行了主动的出击。到了东汉时期，则是花钱收买乌桓和鲜卑人来对付匈奴，虽然短期内非常凑效，但此也正是东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两家成为了东汉的两个强大敌人，董卓所代表的凉州军阀，就是这样畸形地生长出来的。这里其实你可以发现一个历史规律：就是你让谁守门，最终谁就是敌人。你花钱让谁为你解决安全问题，最后谁就是你的安全问题。满清崛起，是这个规律。再往前看，周朝人东迁，从西周变成东周之后，让秦国人帮助看守西大门，结果秦灭了东周。古罗马广泛使用北方蛮族的雇佣军，结果北方蛮族毁灭了罗马帝国。都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经济上，通过丝绸之路与匈奴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往来关系，中国获得了大量的物品和财富。通过战争和经济的冲突与交流，人种、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
南方，汉廷的扩张并没有对匈奴那般费力，一个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北方中原居民，他们和原来的居民混合居住。原来居民在战国楚、吴、越的统治之下，已经吸收相当程度的中原文化。汉代完成对这地方的全部控制，得到了早到移民的帮助。而移民主要是源自经济上的互通，并通过人员的交流，将中原的相对高的文化渗透南方，起到了相当程度的同化作用。
总而言之，秦汉时期的中国，能够融合成一个坚实的整体，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软实力”和科技、医学、工艺技术、制造生产的各类“硬实力”，这些软硬实力，使中国的各个方面能力超过四邻，并长期维持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以此形成一个圆心，向内广纳百川，向外辐射万里，将东亚这片辽阔土地，纳入到天下之范畴。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
众所周知，东汉之后，庞大的汉帝国崩溃，形成三国魏晋的局面，然后进入长期“五胡乱华”的南北朝。在这一段四百年的分裂期间，中国经历了衰变和重整；分裂结束，隋唐统一，中国又成为了天下国家。
政治上，由于东汉时期刘秀施行儒与吏合体，儒生进入官僚体制之中，官吏们也都普遍修习儒学，二者逐渐融合绑定为一体，产生了士大夫阶级，本来儒学机理是可以制衡皇权的，但因儒生们逐渐进入官僚系统后，本身即是儒也是官，逐渐通过儒家思想以维护统治，无人坚守儒家思想，只为自己的功名利禄，从个体而言，短期内获得了利益，从长期的整体性来看，反倒使得自身的地位逐渐失守，对于官僚系统而言，皇权进一步势大，逐渐开始了专制统治，官僚系统失去了制衡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察举制的广泛推行，地方豪族逐渐崛起，逐渐成为了实质上的贵族。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中央与地方之间逐渐失去了平衡，地方慢慢成为独立的单位，一旦中央发生权力真空，全国将分崩离析。东汉末年，内忧外患，内部外戚与宦官争权，外部董卓联合外族雇佣兵集团，东汉走向了灭亡。经过三国鼎立，魏晋四百年，外族与汉族在不断地冲突与斗争之中充分的融合、互相渗透，难分彼此。
文化上，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建立了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论，到了东汉，儒学逐渐由经世致用转变为考证训诂，虽然看起来更显繁荣，但却失去了本身的活力（儒学的根本在于发挥政治效能，而非纯搞学术）。随着政体的分崩离析而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急需在精神上寻找依靠，而不论是儒或道，一方面不具备排他性，能够容忍外来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其本身缺乏宗教性，都只是知识分子的治世之学，难以抚慰普罗大众的心灵，进而如佛教等信仰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以至于后来宋朝汉人为夺回儒家的半壁江山，生出理学，此为后话。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是政治上混乱的四百年，颇似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在文化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发展，却又与春秋战国略有区别，春秋战国之乱，乃中原内部之乱，或者说是因乱而后整合而形成后来汉人之疆域，因此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中国内部文化之冲突，而魏晋南北朝之乱世，乃是在更大范围上之乱，此之乱，产生几个效果，1.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在人种上呈现出更大范围的融合，在人种这个概念上，并没有所谓纯种的中国人或者是汉人了，大家都是杂交水稻，难分彼此；2.外来的宗教融入中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并相互渗透学习，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复杂化；3.不仅是向内进行了融合，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也因人口迁徙而向四面八方进行了辐射，进一步影响整个东亚。
七、隋唐时期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东土大唐。隋唐帝室是北周将领的后代，这是一个胡汉杂交的家族。由于自身血缘的杂交性，导致了唐朝帝室在思想观念上的开放性，其无论在思想、文化、制度、经济等诸多方面，都非常开放包容，在这一点上，与汉朝有所区别，汉朝主要体现的一种从上到下的坚实性，而唐朝则体现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外部四方的延伸性。我们来看看从诸多方面的体现。
思想上，我们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里讲过，各路宗教性思想涌入中国，尤其以印度的佛教为主，佛教在中亚等地区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到了中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具体原因前面论述过，主要是儒道的包容性较强和宗教性较弱，一方面不排他，一方面佛教又具备抚慰普通民众的作用。而佛教到了中国，结合儒道思想发展出了禅宗和净土宗等汉传佛教，反过来道家思想也结合佛教等诸多宗教思想，发展成了道教。唐代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研习佛家思想，儒家思想倒是步入了低谷。而此时，整个中国，思想上五花八门，各类宗教都觅得一席之地，形成了“众教合一”的局面，因此唐代的思想，体现出一种宏大的气象。
文化上，不论是日常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服饰、艺术品等等，都体现了胡汉的充分交融，一方面有魏晋四百年的各族充分融合的基础，一方面也是唐朝帝家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原因。
政治上，唐太宗不仅是中国大皇帝，还是草原帝国的“天可汗”，东亚的日本、高丽领袖，都具有唐朝的地方官职的官衔。而中国的官僚体制中，也是胡汉结合，著名的安禄山，就是混血“杂胡”，节度使也都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在唐朝国力鼎盛时期，这种开放性体现为和平相处的繁荣景象，在末期国力衰败后则就体现出重大的安全隐患。
经济上，由于政治疆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互相融合，人员流动性大，胡汉互相之间和平相处，商业也自然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网络更加地紧密和宽广。
总而言之，中国这个天下国家，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浴火重生之后，表现出更具有生命力，更巅峰的状态，用作者的话说，依据佛家的成、住、坏、空概念，汉朝如果是天下国家的“成”，唐朝则是天下国家之“大成”，在唐朝之后，是“住”的阶段，达至巅峰，后面只能保持延续乃至逐步走向衰变。
八、宋、辽、金、西夏时期
在作者看来，宋的时期，乃是中国的“住”的阶段，这个所谓的住，指的是中国这个天下国家而言，甚至已经临近住与坏的边界上，就是走下坡路了。当然这个所谓的下坡，并不是指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水平高低，而是作为天下国家的这种“包容性”，逐步丧失。下面简单说一说。
我们中国历史，至少汉人的历史，宋这个时期，就单单指的是宋国，但其实，同一时期，还存在着辽、金、西夏等帝国，为多国并立的状态，并没有统一，但你光从这个历史概念上，就完全可以体会到，我们自己就已经把自己画地为牢在宋国的地界之内，所谓的辽、金、西夏等，乃是外族，这一点是与唐代的大开大阖、来者不拒不同的。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力夺取的政权，他担心手下大将们拥兵自重，威胁到自己的政权，于是杯酒释兵权，官僚制度上重文轻武，大步削弱武将的权力，军事上体现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况，如此，宋朝的军事实力，较之于辽、金、西夏，是比较弱的，但宋朝经济发达，以金钱换和平，从收益与成本的角度上来看，短期来讲，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但长期来看，一个不具备拳头的弱者，你腰包越鼓，就越危险。
二、由于佛家的入侵，导致儒释道三分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原汉人，开始寻找自我的文化核心，于是开始大力发展儒学，也就是以朱熹和二程为代表的理学，而他们也确实不负众望，把儒家文化硬生生拔高了一个层次，可以解释世间万物，乃至宇宙终极，因为儒学本身主要涉及的只是政治和伦理学范畴，而理学通过格物致知，从万物中悟出真理，再去解释政治和伦理，万象具包。一方面极大地发展了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划清了自身与他者的边界，逐渐进入自我文化的封闭状态，唐代的那股子融合劲慢慢消去。
因此，从宋朝开始，中国这个天下国家的模式，无论是政治性的疆域统治上，还是民族的划分，文化的边界，都进入了自我保护的状态，天下国家开始进入下坡，当然说的是这个模式本身，而不是论好坏。
九、元明清
很遗憾，时间不够了，这三朝一并论之吧。
唐朝是天下国家体系的巅峰，从此以后，这个体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以至于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不但不具有天下体系的包容性，反而陷入了封闭和僵化的状态。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在文化上，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失去了开放和包容的气度，转而走向封闭和保守。这种现象起源于宋朝。
在政治上，明清时期皇权过于强大，导致社会陷入僵化，失去了应对变化的弹性，这种现象起源于元朝。
我们先说文化。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一套极其严密的思想体系。它有两个核心观念，一个叫做“天理”，也就是万事万物的终极依据。无论是自然界的四季交替，还是人世间的君臣父子，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叫做“天理”。我们今天还在说的“天理良心”、“伤天害理”等等，其实都是程朱理学在语言上的遗留。
另一个观念叫做“道统”。理学家们相信，中国的学问就是汉人的学问，这种学问的核心叫做“道”，这个道从上古时期的尧舜开始，代代相传，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就叫做“道统”。“道统”是区分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主要标准。
你看，程朱理学的这两个核心观念，刚好反映了它的两个特征。“天理”反映了它的“严密性”。如果把程朱理学比作一张覆盖一切的大网，万事万物都是这张网上的网眼，也就是“目”；“天理”就是提网的网绳，也就是“纲”。纲举目张，整个社会都被“天理”规定好了，你按天理的规定去做就行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弹性。
“道统”反映的是程朱理学的“保守性”。儒家学者发明“道统”这个词，是为了强调汉人文化的独特性，用汉人的文化去对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风格从此就从开放恢弘，变为内向保守。
程朱理学是在宋代形成的。宋代并不是一个天下国家，它只是东亚大陆上多国体系中的一员。和宋朝并立的辽、金、西夏等国，都对宋朝虎视眈眈。宋朝在这种压力下，失去了唐朝那样的自信，转而强调汉族文化的特殊性，希望能把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区分开来。于是他们对中国文化重新进行“提纯”，程朱理学就是提纯以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从石墨变成了金刚石，虽然看上去更加纯粹和严密，但也失去了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的空间。
这种文化上的保守导致了对外关系上的封闭。16世纪以后，明朝开始实行海禁，不再鼓励海外贸易和移民，使中国开始落后于全球化的大潮。明清两朝，中国在对外科技交流上逐渐滞后，对于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也无法像唐朝那样，对其加以吸收和转化，最终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我们再来说政治。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开始向皇权专制的方向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打破了皇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平衡，官僚系统完全成为皇权的附庸和奴仆。明朝还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为皇权服务。宦官当权在汉朝和唐朝都曾经出现过，但只有在明朝，宦官才作为皇帝的代表，拥有了随时随地监视官员的权力。
明朝还设立了“廷杖”制度，大臣们如果在朝堂上惹怒了皇帝，就可能当场受刑，甚至被活活打死。在以前的朝代，皇帝和大臣之间还保持着相互的尊重，但在明朝，官僚系统很难对强大的皇权形成制衡。
明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后来又被清朝所继承。清朝以八旗武装力量为政权的基础，本质上是一个靠武力控制维持的政权。
清朝的权力核心，先是内阁，然后是军机处。基本结构都是皇帝自己掌握大权，加上一两位亲王作为帮手，再配合几位大臣，就组成了君主决策的中心。这个中心决定的事情，会直接交给政府各部门去执行，政府部门没有反驳的权力。汉代有廷议制约皇权，唐代有三省制制约皇权，这些制度在清代就完全消失了。
在作者看来，中国陷入皇权专制是因为元朝造成的恶劣影响。元朝是一个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之分。统治者对于人民，主要采取武力控制的方针。元朝也曾经实行科举制度，但录取的人数相比宋朝大为减少，导致汉人儒生无法承担起社会精英的功能，中国传统王朝中皇权与文官体系之间的相互制衡被打破了。
政治上的专制扼杀了社会的活力。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逐渐成为皇权的附庸，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创造力。甚至中国的艺术，在清代也只能墨守成规，比如清代的绘画几乎都是模仿过去的作品，而缺乏原创性。清朝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和京剧，而这些基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创作的作品，而与士大夫阶层无缘。一个僵化的社会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之时，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清朝的士大夫面对西方的先进科技，第一反应不是主动学习，而是盲目排斥。能够放下姿态，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只是凤毛麟角。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封闭和落后。
文化上的封闭和政治上的专制，都导致中国失去了天下国家的桂冠，以至于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入侵之际，失去了及时反应的能力。在西方的压力之下，天下国家成为了历史。现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国家，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国界，国界上也竖立了明确的界碑。而且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的时候，也更多关注它的特殊性，而不是普世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而不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十、最后总结
1.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也就是就是一个没有地理边界，只有文化边界的国家。这是由古代中国面临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的，在商周时期就露出了雏形。
2.天下国家在秦汉时期获得了发展，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在隋唐时期到达了它的巅峰，表现为制度无边界，文化无边界，外交无边界，在宋朝开始体现颓势。
3.中国进入明清时期走向僵化和保守，主要原因是程朱理学的出现导致文化走向保守，以及元朝的专制一直延续明清时期，甚至达到专制的巅峰状态，导致社会失去活力。
李俊
2019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