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提尼改革：政治强人对民主改革的作用之分析（下）

克利斯提尼改革：政治强人对民主改革的作用之分析（下） 原创： 陈耕 克利斯提尼改革： 政治强人对民主改革的作用之分析（下） 作者｜陈耕 简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兴趣｜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 编辑｜黄麒瑄 编者志 　　本文为读者投书，分（上）（下）两篇，连续两天推送。“城与邦”欢迎各位读者投书写作，褒贬文章，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改革方式的多样化，愈使人该小心谨慎 三、政治强人如何影响改革：观念基础与制度选择 1. 改革的观念基础：‘平等’ 　　尽管被亚里士多德赞为民主[1]，但克利斯提尼不可能以‘民主（demokratia）’作为改革的观念基础——因为，具有‘民主’含义的相似叙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63年的埃斯库罗斯《乞援人》中：“根据大众投票、多数获胜的法律”[2]；而‘民主’以其为人所熟悉的构词形式被广泛使用、并获得生活方式和政体类型的含义，则要晚至伯里克利时代。那么伯里克利之前的改革者如何理解人民统治的政体？希罗多德在《历史》提示了，人民统治最开始是以‘平等（isonomy）’来理解的[3]： “ 人民的统治首先在于享有最美好的名声：平等。其次它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发生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公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4]。 ” 　　而‘平等’在雅典那里的滥觞直接与政治力量的均势相关。‘平等’首先意味着改善平民在社会处境和政治上的劣势，并且矛头指向僭主和寡头对权力的垄断。在梭伦时代，改革者十分重视弱势的平民获得足够的保障，在平民与权贵之间进行恰当的官职分配[5]；梭伦之后的僭主时期，‘平等’一词明确出现在文本中，并直接针对僭主对权力的垄断： “ 如哈莫迪斯和阿里斯托格吞 他们刺杀了僭主 并给雅典带来了平等[6] ” 　　同时期的一位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将‘力量的平等’（the isonomy of forces）理解为有机体的‘健康’；此处有机体既指身体，也引申为政治体（body politic）[7]。那么，在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前或同时，平等在雅典人的认知中已经具有了内在的价值；即便在雅典之外，平等也在相当重要的地方深入人心，如普鲁塔克的莱库古传中提到，由于阿戈斯（Argos）和迈锡尼（Messene）的国王不肯向人民让步，使绝大多数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导致了玉石俱焚的后果[8]。而在这一背景中进行改革的克利斯提尼将受到这一观念的深刻影响。以平等为出发点，可以看到克利斯提尼改革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系统性地瓦解了雅典的寡头体制。 　　克利斯提尼改革则针对寡头对权力的垄断。在他之前的部落体系中，贵族以其在领地内对宗教、兵役、税赋和公民身份登记的掌控，来构建不洛内的庇护关系，并由此垄断政治权威。在人类学研究中，庇护关系最初产生于传统乡村和部落社区，因此这些传统聚落的特征_资源匮乏和群体内部的权力不平等——是庇护关系的根源[9]。芬利认为：声望、领袖魅力、祖宗法度和对宗教事务的控制的确可能构成认同纽带，但庇护政治的真正基础是贵族对平民生存环境和公共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关键的还是贵族的财富以及花费财富的方式。平民的确期望获得无形的价值，比如秩序、安全和自由。但他们至少要能得到生存危机的保障”[10]。在克利斯提尼之前，部落贵族与平民构筑的庇护体系类似于芬利描述的情况：平民依赖贵族获得生活必需品（如土地、贷款；梭伦改革前后雅典社会就面临着人口增长、土地紧缺的长期生存压力；贫者不得不向富人寻求工作机会、土地或贷款）；而贵族利用平民的匮乏，向贫民索要高昂的价码（贫者被富人要求以土地或人身做抵押）[11]。平民以政治权利为代价换取生存，贵族则依靠顽固的部落制度和财富形成庇护网络，并盘踞在城邦权力的顶峰，平民的参与由此被排除在城邦之外。最终，寡头长期垄断的城邦政治难免呈现出党争不断和交替执政的景象。 　　由此，不难理解上文所述的选区重划之措施如何促进了雅典的民主发展：通过系统性地瓦解贵族仰赖的部落体系，将新的地理区划作为城邦政治的基层单位，克利斯提尼将平民从贵族垄断的政治、宗教生活中解脱出来，并由此削弱了贵族的力量。进一步，他通过确定平民参与政治的固定时间与场所，来提升平民话语的政治权威： “ 每届五百人议事会的任期是一年……设立常任的、指导性的委员会/部团。来自每个部落的50名议员在一年中都有一个部团期（Prytany），期间这五十人发挥着领导性的作用。各个部落所任职的部团期由抽签决定。指导委员会负责召集每天的会议以及适时召集公民大会。同时设定议题、议程。该机构还被赋予了很多专业职能，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如负责城邦内的合同与租约（Poletae），财政支出（Colecretae）和公共财政审核（Euthunoi）、海军战舰的修建及远征（Trieropoioi）[12]。 ” 　　五百人议事会主导了原本由贵族所辖之军事、财政，从而居城邦之首要。这一机构以及部落、徳谟层次的其他政治机构为平民提供更丰富的政治参与的机遇和经验。由此，克利斯提尼改革在制度上形成了贵族与平民共同参与政治的格局。伴随着私人祭祀的萎缩，由于公民加入了城邦的宗教和祭祀，摆脱了旧的宗社和部落，他们切实地感到自己是城邦团体的一员；从而开启了对城邦共同体的认同、对民主政治的自觉[13]。 　　在克利斯提尼之后，这一认同与自觉逐渐增强，因为阶层的平等巩固了民主政体的基础，而民主的生活方式日益改变了公民的气质：陶片放逐法的确立和熟稔的使用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亚里士多德将陶片放逐法较晚付梓归因于雅典人的宽容，但对僭主式人物的早期宽容其实表明了民主意识的不成熟；只有“人民真正开始变得自信之后”，才能充分甚至活跃地行使治权[14]。总之，就作为古代世界一种政体的‘民主’而言，城邦公民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力，有实现参与的政治机构，社会因素如家族关系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应被刨除[15]。克利斯提尼改革有意识地扭转平民与贵族的不平等地位，将平民置于城邦政治的台面上，从而奠定了雅典民主政体的基础。 ▲“平等”在古希腊的改革者那，被视为一项解决政治樽俎的重要观念。 2. 改革的制度基础：克利斯提尼的政体选择与制度创新 　　对古代希腊的城邦来说，传统和制度依赖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政治强人能够引导城邦走向突破性的变革，这也是古代世界十分重视立法者的原因，而克利斯提尼正是通过获得平民的支持并使自己的改革方案得以通过，从而产生诸多深远的影响。如果他确实影响了这场社会运动的走向，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作为阿尔克迈昂家族的首领，出于何种考虑而选择了提升平民阶层的政治分量，从而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尽管史料相对缺乏，但克利斯提尼在改革时面对的希腊诸城邦的氛围、改革前的雅典历史和阿尔克迈昂的家族传统可以帮助揣测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动机。 　　简单来看，当克利斯提尼拥有影响城邦制度发展走向的时候，他有三种选择：其一为建立僭主政权（Tyranny）。克利斯提尼在党争中以巧妙的手腕赢得了平民的信任，从而具备了成为新僭主的资源。其二为延续寡头（Oligarchy）统治。阿尔克迈昂家族之长希望看到自己家族地位的上升，这无可厚非。其三是增长平民的力量。克利斯提尼做出这一选择似乎成为了自己家族的背叛者，因为他不仅像梭伦那样适度照顾贫民的利益，而是整个颠覆了雅典的旧制度。然而，克利斯提尼所面对的环境要复杂的多[16]。 　　首先，僭主是 ‘非法’的——他没有拥有法定的职位或正式的头衔。普通的希腊人坚信他们不愿成为僭主的臣民[17]。当克列奥蒙尼尝试在雅典立伊萨格拉为僭主，并召开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以说服盟国进兵阿提卡地区时，一位科林斯人的发言表明，僭主在希腊世界普遍地不受欢迎： “ 拉栖代梦人啊，既然你们打算推翻希腊诸城邦中的自主政府，并且在他们那里建立僭主政治，那现在想必是太阳是从西边升起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像僭主政治那样不公正，那样残暴不仁的……我们以希腊共同诸神的名义恳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各城邦建立僭主政治[18]。 ” 　　希腊和雅典的历史也可以对克利斯提尼有所启发：僭主那无以节制的骄横及其权力过渡的乱局往往带来巨大的政治灾难[19]。此外，阿尔克迈昂家族与僭主素来相恶。根据希罗多德，梭伦改革后该族的墨加克勒斯曾两度驱逐庇西特拉图[20]；更早时又曾因处决库伦而受诅咒[21]。由此，克利斯提尼可能同时考虑了僭主政权得到认同的困难、家族的反僭主传统和雅典的政治稳定，而拒绝了僭主政治。 　　其次，寡头政体也已被证明是失败的。直到梭论改革前，平民都因债务和寡头垄断政治而境遇悲惨。同时，贵族党争使雅典时时处于反复、动荡乃至内战的危险中[22]。克利斯提尼可能观察到雅典贵族统治在平息冲突、增进稳定方面的失败而摒弃了寡头统治。尽管取代提桑德家族而主宰雅典可能对阿尔克迈昂的首领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当城邦陷入党争、混乱与悲惨时，寡头的任何利益都无从谈起，正如这个家族在之前历次党争中所经历的放逐和污名化所启示的那样。 　　由此，增加平民的政治权威看起来是唯一的选择。首先，大众统治在当时可能已经是引人注意的新现象。根据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地区发生了若干大众革命，如麦加拉（Magara）和雅典的北部邻邦优卑亚（Euboea）自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550年都发生了反对贵族的革命；科林斯（Colins）的殖民地安布雷亚（Ambracia）在公元前580年发生了平民联合僭主之敌而推翻僭主皮利安得（Periander）的事件[23]；这些历史距克利斯提尼仅半个世纪，从而有可能提供历史的参照。而更久远的事件可以追溯到上文所述的莱库古时代的迈锡尼和阿哥拉。诸城邦的历史可以向改革者克利斯提尼启示：寡头制、僭主制无法在雅典避免内乱和取得稳定；在不断的党争中，秩序与所有阶层的好处都受到剧烈的损耗；而政治秩序的稳定对平民、贵族和城邦全体都是有利的。 　　另一可能从正面促使克利斯提尼选择平民统治的历史启示是莱库古在斯巴达的立法经历。公元前8世纪，莱库古在公民间平均土地并废除了贵族的社会优越，并确定了公民意见的权威性，确定公民权力机关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以确保能够服兵役的公民数量。在斯巴达那里，居民认为彼此之间相似（homoioi），他们处于平等的立足点开始共同的生活。功绩成为获得荣誉和评判美德与善行的唯一途径。莱库古的平等主义改革使公民的力量更能得到发挥，并且充实了战争的人力资源[24]。这一效应，正如希罗多德后来所启示的： “ 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雅典人）就脱颖而出了……当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那是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力，一旦获得了自由，人人就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25]。 ” 　　当平民与贵族大致平等时，个体公民能凭借为公共事业献身而获得荣誉和奖励。那么，克利斯提尼提升平民力量的选择不仅是基于历史参照而得出的必然性，也是可欲的。以上所述的历史参照意味着，在缺乏史料的窘迫中做出‘克利斯提尼选择了民主制’这一判断并不有失于稳妥：因为这一判断并不等同于克利斯提尼凭空设想出新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在上文所述的具体的历史启发的基础上。也即，如果在改革者本人与其时代之间建立可靠的连续性，揣测改革者的意图就不是无根据的。希罗多德的另一记录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 克利斯提尼这样做（给十个部落新的名字），无非是在模仿他的外祖父，克利斯提尼的做法……他对西基昂人进行了嘲弄，因为他给他们新区的名字是源自猪、驴等词……[26] ” 　　僭主克利斯提尼将西基昂那里自己的部落命名为阿尔克拉奥依（Archelaoi，‘统治者’），将其他部落名为豚人（Swinemen），驴人（Assmen）等以示侮辱；无疑，部落重命名具有特殊的政治宣传含义。克利斯提尼设计的新部落体系有很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僭主克利斯提尼在重命名时是利用自己的僭主权力进行幼稚的侮辱和歧视，而改革者克利斯提尼本人则借此为城邦居民构造新的部落认同，促进新的政治格局的产生。因此，即便没有获得克利斯提尼的设计草图或文案，仍然可以从他的行动与历史事件的异同之间，察觉到他的继承与创新。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以克利斯提尼本人为核心的历史解读方法可以避免架空和断裂的嫌疑。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中，改革者的思想和意志的重要性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并且与对城邦的结构性观察共同构成了对改革的完整解读：公元前6世纪末的社会危机在雅典城邦中孕育了改革的环境；在公元前508至507年的变革中，克利斯提尼的承诺、领导和制度设计促进了平民的集体行动，并将其导向民主化的方向。那么，克利斯提尼本人在这场变革中，无疑拥有相当的分量。 ▲政治强人能够引导城邦走向突破性的变革，这也是古代世界十分重视立法者的原因。 四、改革的动机：政治强人分析中的复杂性 　　不论以古希腊人还是现代人的眼光，改革者始终要面对对其个人的政治野心的怀疑[27]。在总体上分散、随机以至于强烈打击了贵族势力的新部落体系中，克利斯提尼为阿尔克迈昂家族保留了一定的影响力，如连续的三一区，或若干三一区只由一个被该家族控制的徳谟构成，或西部属于阿尔克迈昂家族的三一区本来就是他们的‘领地’。这使克利斯提尼受到此种质疑[28]。 　　若以全面和长远的眼光视之，即使旧部落的利益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有所保留，相比于改革前寡头垄断政治的时代，也已相当微末；而平民的力量和民主意识的增长也将限制家族的政治权威。对克利斯提尼本人，这一趋势是可预见，但他仍然选择了尊重平民的权利。同为改革者，与梭伦相比，他的处境、选择和对他的毁谤是相似的——作为名门望族的首领，他可以借人民的信任成为僭主；但他仍放弃了寡头和僭主政治。尽管梭伦也曾遭诽谤，但如亚里士多德所断定的——从梭伦诗篇以及他‘在别的行动中是那样地谦逊而有从公精神，当他有机会……自为城市之僭主时，他仍然……视国家的荣誉和安全尤高于他自己的崇高地位’的表现来看，梭伦并未借改革之机攫取个人的政治利益[29]。那么对克利斯提尼，也可以做相同的赞誉[30]。 　　但克利斯提尼对家族利益的保留表明了，他并不是自己阶层的背叛者，更不是绝对纯洁地追随城邦的公共利益；相反，他的改革措施兼具对城邦共同利益、家族利益的考虑；而私人的好处在其中没有得到照顾。这种复杂性并没有削弱本文论证的力度，反而使对改革者克利斯提尼的推断和对改革图景的描绘更具真实性。遗憾的是，与其他古代希腊的人物相比，史家对克利斯提尼的记述几乎是最少的，他也不曾留下立言立功的笔迹。本文则试图从仅有的材料出发，更真实地还原关于他本人、他所领导的改革的图景。 五、结语 　　通过对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强人对改革的影响方式是复杂的，他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制度、观点，而必须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但政治强人可以根据已有的政治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做出突破性的选择，从而打破城邦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其次，政治强人影响改革的动机是复杂的：他的努力兼具对公共事业的关怀和对自己阶层的照顾。这种复杂性意味着真实性。对一场改革的解读，如果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如社会结构和集体行动）或个体影响力任何一者，都无法提供全面的解答。即使已有的史料可能无法提供坚实的支撑，也不应放弃推断的尝试。 作者志 十分感谢黄春高老师对本文提供的修改建议。在行文布局、标题、脚注和文本的运用方面，都得到了黄老师的指导。最重要的是，黄老师对我的关键想法的支持，使我获得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动力，并将写作与修改的成果呈现于此。 -Fin- 注释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30页 此章引用的悲剧原文：’Tell us what the final decision i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opular voting in which the majority prevails’. 克利斯提尼时代，民主一词的两个词根还未构成一个单词使用。Lévêque P, Vidal-Naquet P, Curtis D A. Cleisthenes the Athenian: an essa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Plato.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6， pp.18-22. Ibid, p.155 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irst of all bears the most beautiful names: isonomy. Lévêque P, Vidal-Naquet P, Curtis D A. Cleisthenes the Athenian: an essa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Plato.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6, pp.20. 亦见希罗多德，徐松岩，《历史》，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80-82.页 普鲁塔克，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164-165页 ‘Like Harmodius and Aristogiton, when they killed the tyrant, and rendered Athens Isonomous’. Ibid, p.21. 此处僭主指的是希帕库斯，即庇西特拉图之子。 Ibid, p. 21. 这位佚名作者只留下了若干残篇。在这些残篇中他自称对毕达哥拉斯十分熟悉；根据其遣词用句，似乎对医学也有研究。其所处时代应为公元前六世纪末，即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前夕。 普鲁塔克，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87-89页，梭伦传 陈尧，《庇护关系:一种政治交换的模式》，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2-59页 莫里斯，鲍威尔，陈恒，《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62-263页 全年共10个部团期，首四个36日，后六个35日. Buckley T. Aspects of Greek history [J]. 2010. 亚里士多德，颜一，秦典华，《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319b 20-35；普鲁塔克，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87-89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XXII-XXIII, 第29-31页 Raaflaub, Kurt, J. Ober, R.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170 这一部分的推断受到了柯特·拉夫劳勃（Kurt Raaflaub）的启发。他也采取了制度选择的视角理解克利斯提尼改革，但是他为克利斯提尼提供的选项是僭主、立法者和宪政改革、大众革命与自治；本文认为，应当从当时流行的三种主要政体分别推敲克利斯提尼选择的可能性，才能推断改革者本人的选择依据。Ibid, pp.51-52 A•安德鲁斯，《希腊僭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页 希罗多德，徐松岩，《历史》，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V92, 第290-293页 如库伦、庇西特拉图和希帕库斯时期的雅典；库伦试图成为僭主，但被阿尔克迈昂家族处决；庇西特拉图的上位无疑经历过数次党争；而希帕库斯的残暴更是使城邦居民对于他遇刺感到欢欣鼓舞。见注第1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XIII-XV，第19-22页 ‘雅典的那些被诅咒的人（阿尔克迈昂家族），他们的罪名是这样得来的，有一位雅典人叫库轮（Cylon），他雄心勃勃，很想成为一名君主，他的同伴……集结在一起，试图占领雅典卫城，但是他们的行动都失败了，于是库隆来到神像前寻求庇护。（当时在雅典掌握统治的人们）引诱这些求庇者离开，答应决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是这些求庇者全都被杀死了，而此事就被归咎于阿尔克迈昂家族’，希罗多德，徐松岩，《历史》，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V70，第283页 如墨加克勒斯曾在庇西特拉图初次尝试建立僭主政权时，联合另一派将其驱逐，但随后就因为厌恶党争而将比庇西特拉图召回并使女儿与之成婚。但因为庇西特拉图不肯与其女正常地交往，他又将庇西特拉图赶出雅典。阿尔克迈昂家族似乎一直与僭主有龃龉。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XV，第20页 Raaflaub, Kurt, J. Ober, R.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49 Raaflaub, Kurt, J. Ober, R.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36, 37, 39；普鲁塔克，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莱库古传，第79页 希罗多德，徐松岩，《历史》，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V78，第286页 希罗多德，徐松岩，《历史》，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V67-68，第281-282页. 改革者克利斯提尼和他的祖父同名；而后者曾是西基昂的僭主，并且实行了积极的种族区分政策。 如梭伦曾经被指责利用解放债务而牟取土地和财产，据说他的朋友在解放债务之前就已得到消息，因此趁机借了很多债务并利用脱债变得十分富有。亚里士多德认为，借政治牟利对梭伦而言是十分幼稚愚蠢的行为；因为梭伦在有可能掌握权力时放弃了机会，这种牺牲表明梭伦的格局已经超越了上文所述的庸俗质疑。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VI，第10，16-17页 Lewis D M. Cleisthenes and Attica.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963 使亚里士多德做出如此判断的可能是梭伦评价庇西特拉图僭政的诗句：‘因为你们自己给他们以支持，使他们成了大人物，而且这就是你们何以沦为不幸的努力的原因’。诗中的‘他们’指庇西特拉图的卫士；相关的事件是庇西特拉图的第一次夺权。A•安德鲁斯，《希腊僭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2页。同样的，普鲁塔克也认为从梭伦的早期诗歌中可以咯看出他对权势的拒绝。普鲁塔克，席代岳，《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160-163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VI，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