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 | "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

“死使我想起中国人”，这句话出自村上春树早期的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

“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

我把这句话定格在脑海里，开始考虑我这个人的存在和我必须走下去的路，考虑这种思考必然到达的一点——死。至少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

《去中国的小船》

村上春树著 | 林少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2

在这篇小说里，村上描写了“我”与几位中国人的短暂会面。相识经历各异，但都无疾而终，恰是日本人口中的“一期一会”。

而上述段落的出现，是因为“我”在于棒球赛上弄出脑震荡后，便患有记忆障碍。虽记不清事故发生的经过，但被朋友告知，事后自己说出了“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

为什么这句话会与“死”联系到一起，又使“我”想起中国人呢？小说语言本身是晦涩难明的，在文末，村上写道：

“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需乘坐飞机。”

因为这样的表述，日本评论家黑谷一夫认为，小说里的“中国”只是一个隐喻，就算换成“俄罗斯”或“美国”也无妨，村上只是借此隐喻来表达他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感慨。至于为什么提到中国，并不那么紧要。

但学界仍存在另一种观点，那就是“中国”对村上实际有着特殊性。

如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在他看来，《去中国的小船》“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

《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杰·鲁宾著 | 冯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6

身为日本人的村上，为什么会赋予故事主人公这种负罪感？这可能与他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

来自战争的“症结”

一方面，村上从小生长在有“小上海”之称的神户，那里住有大批的华侨。村上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采访时说，他生活的周围一直都有中国人，中国人对他而言是很自然的存在。

另一方面，村上的父亲曾经上过日军在中国的战场。村上小时候，父亲每日早饭前一定要在佛龛前长时间祈祷，并且说是为了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因为父亲讲述的事件太过悲惨，村上听了甚至不愿再吃中国菜。

“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演讲稿

电影《人间的条件》截图

因此，中国人，对村上来说既熟悉，又是典型的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战争——在另一次美国媒体的采访中，村上曾表示，“关于战争这样的东西，我一直考虑着写点什么”。至于为什么想写，他提到了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固然来自父亲昔日的战争经历；第二个原因则是基于战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丧失感”。

出生在战后的日本、又承继了父辈的体验，战争在村上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无可规避；同时，战争作为最极端的暴力，也是致力于同体制抗争、获取人灵魂之自由的村上意欲书写的话题。

电影《人间的条件》截图

起初，村上就曾暗中借用故事里时间和人物的设定，以阐释他对越南战争及战后日美关系的认识。在之后的创作中，村上更运用隐喻手法，将满蒙开拓团、诺门罕战役、南京大屠杀、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日本人不愿面对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动声色地嵌入到小说故事中。

在创作后期，村上愈发意识到写作之意义，以及作家应该承担的职责。他这样说过：小说家对于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的文化拥有一种严肃的责任。

可以说，身为小说家的村上，在其作品中，从未丢失对历史和战争的关注。

当村上谈战争时，他谈些什么

村上的早期作品中对战争的言说并不突出，但总也藏着影子。

如在处女作《且听风吟》（1979）的结尾处，主人公“我”在和酒吧的中国人老板“杰”告别时，聊起了战争结束后死在中国上海郊外的叔叔，“杰”感叹：“死了很多人呢，可大家都是兄弟呀！”

《且听风吟》

村上春树著 | 林少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1

在《寻羊冒险记》（1982）中，笔锋直指明治政府制定的绵羊养殖政策，其本质是为了服务于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尽管此时，村上关于战争认识的笔墨仍是星星点点、欲言又止，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文坛，毕竟是不多见的。

《寻羊冒险记》

村上春树著 | 林少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1

直至20世纪90年代，《奇鸟行状录》（也译为发条鸟年代记）的出现，标志着村上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该作在1996年2月获得第47届“读卖”文学奖，并因终于放弃“被动姿态”而开始采取积极面对日本战争问题的“能动姿态”而得到评委大江健三郎的褒奖。

《奇鸟行状录》

村上春树著 | 林少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2

在《奇鸟行状录》里出现的“战争”，是于1939年5月11日爆发的“诺门罕事件”的一段“前史”（即谍报、侦察活动），同时也是日本大规模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一环（据黑谷一夫所述）。其中不乏对战争惨烈场面的描述。

纪录片《被遗忘的战场：诺门罕战役》截图

在出版《奇鸟行状录》第一部和第二部之后，村上曾应杂志之邀，去内蒙和外蒙参观了诺门罕战役的遗迹，那是在1994年6月，回来之后他就续写了第三部。令他惊讶的是，战争的痕迹几乎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

后来，他写了一篇随笔——《诺门罕钢铁墓场》，更真实地表达了他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感受。他说，这场战役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他越查资料，越对当时帝国陆军运作系统的粗糙与愚蠢，几乎无言以对。

村上近乎愤怒地说：

“我们相信活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人的基本权利被保证。真是这样吗？从表面剥去一层皮，那么，那里不是还活着和以前同样封闭的国家或理念吗？我读了很多有关诺门罕战役的书籍，大概一直感觉的是那样的恐怖，我们不是离这场五十五年前的小小的战争没多远吗？我们承受的某种很厉害的封闭性，会不会又以猛烈之势向哪里喷出过剩的压力呢？”

这恐怕是我们中国人全然感受不到，也难以认识到的。我们总在夸日本的有序，而看不出村上话里的，那种“日本式”有序之中的无序。

在诺门罕的时侯，村上还曾感慨：

“似乎越往远处去，我们在那里发现的越只是我们自身，狼、旧炮弹、停电的昏暗的博物馆，最终都只是自身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被我发现，至少我绝不会忘记他们在那里。曾经在那里，不忘记，此外恐怕我什么也不能做。”

纪录片《被遗忘的战场：诺门罕战役》截图

而在近几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里，村上也将南京大屠杀事件借助两位主人公的对话表现出来：

“是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经过一番激战后，日本军占领了南京市内，并在那里杀了很多人。在被杀的人群中，有的是和战争相关的，也有激战结束后杀的。当时，日本军因没有余力来管理战俘，于是便杀死了大量的投降士兵和普通百姓。尽管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的问题，历史学家之间还存在着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数被迫卷入这场战争的市民们，也都被无辜地杀害了。有人说死难者人数是四十万，也有说是十万的，可是这四十万和十万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刺杀骑士团长》

村上春树著 | 林少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8

这段书写，理所应当地引起了一些日本右翼人士的不满和攻击。在2017年2月28日播放的《深入真相·虎门新闻》的对谈节目中，作家百田尚树隔空挑衅村上：“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你又给增加了十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知识，你是在哪儿学的？”

连这次对谈的主持人都公开讽刺村上：“村上君描写南京大屠杀，是为了让自己的小说在中国大卖，或者是希望中国能支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吧？”

但另一面，支援的声音也有着不少。如文艺评论家川村凑表示：“在这部作品的背后，隐藏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肆虐屠杀、南京大屠杀和东日本大地震所导致的无数人惨死的悲剧……我们确实在维也纳、在南京、在日本的东北地方见识了‘地狱’。”

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也认为：“村上春树通过免色涉（小说主角）的叙述，表现出了现代日本人的良知。”

在高墙下呼唤和平

似乎一贯在中国人的心中，村上都是一个勇于承认历史的正面形象。村上曾明确地公开表示，“必须传达正确的战争历史”，并且抨击那些试图回避历史、抹杀历史的人。

事实上，关于村上的战争书写，始终存在诸多争议。一部分人认为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战争问题与历史本身，而是试图通过历史去思考现实以及当今日本人的出路问题；也有人认为，村上笔下的人物，更专注于对自身伤痛的抚慰，而非对自身恶行的反省，如此反战姿态，是在有意无意间逃避了加害的责任。

电影《不毛地带》截图

争议无从回避，小说本身的虚构性，也使得这一辩题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准确的答案。

但若引用马尔库塞的一段话：“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

因而，纵使存在一定局限性，至少村上在“避免忘却”一事上做出了努力。

电影《战争与青春》截图

2009年，村上在领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了一番演讲（日后题名“高墙与鸡蛋”），其中将“轰炸机、坦克、白磷弹”比作高墙，而“被其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则是鸡蛋。再往上延伸，高墙即是体制，鸡蛋则对应着普通人。他最后说：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碰就碎的鸡蛋。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假如我们有类似希望那样的东西，只能来自于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暖地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活着的灵魂，而体制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上述发言或许可以表达村上的一种“立场”，那就是，他真正试图“声援”的，始终都是「人」。

“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作为一个小说家，这就是村上春树的坚持。

参考文献：

黑谷一夫著，秦刚、王海蓝译，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 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杰·鲁宾著，冯涛译. 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村上春树：要传达正确的日本战争历史给年轻一代，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9/0301/c35421-30952379.html

村上春树演讲：高墙与鸡蛋，http://www.lifeweek.com.cn/2013/0618/41129.shtml

尚一鸥，村上春树的战争书写——读《刺杀骑士团长》. 《读书》，2018年07期

王海蓝，论村上春树的战争观——由“死使我想起中国人”谈起. 《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04期

卜瑞晓，村上春树战争观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本文部分观点和资料来源于豆瓣时间专栏

《12文豪——围绕日本文学的冒险》

主讲人：李长声

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被誉为“文化知日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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