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
11月14日，由腾讯网、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腾讯新闻、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香港大学、传媒杂志协办的“2008影响中国媒体论坛”在成都举行。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做客“深度对话”，以“发现现在”为主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2008年被无数的事情所充斥着，充满着戏剧性，充满着极端。对大事件可能引发的媒体变局，他这样说道：“一方面大的事件可能会改变、塑造或者重新来解构我们的媒体。另一方面，所有大的事件背后，我们的媒体有没有能力去作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作为是很重要的。”
那么“发现现在”对媒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李鸿谷说“过去的这一年，实际上我们都是共同走过来的。有一个一个的事件，也就有一个一个的“现在”。这些‘现在’在多数时候，在多数媒体那里，对于他人是被动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形成或发现‘现在’，其实是媒体有没有主动，有没有洞见，有没有思考，或者说是有没有智慧。
如果这四个新闻（华南虎、肖志军、许霆案、最牛钉子户）在今年的话，可能是一般媒体社会报道的最多是头条，不会成为全国媒体的报道和关注的焦点
三联书店创办者韬奋先生，也是当时《生活周刊》的主编，就是我们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前身。他所碰到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大的时代。他不是大事件，而是大时代：抗日战争
2008影响中国媒体论坛 早前对话 展江：“封口费”说明有媒体堕落了
李鸿谷与张晓虹对话
对话人物：李鸿谷 对话者：张晓虹 责任编辑：张晓虹 页面：vingie 摄影：李茂公 【我要说】
华南虎发生在今年还会成为头条么？
周正龙、钉子户、许霆案在今年顶多作为社会报道的头条
张晓虹：您在2008影响中国传媒论坛中要做一个叫“发现现在”的主题演讲，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发现现在”到底是表示什么？
李鸿谷：今年发生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年初有南方雪灾，后来有山东火车事件，然后是拉萨事件，后来还有瓮安事件，再后来地震，地震之后又有奥运会，奥运会之后还有神七，同时还有牛奶……
整个这一年是被无数的事件所充斥着，如果我们把今年做一个回顾的话，它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年份，它充满着戏剧性，充满着极端。
我记得我们去年做新闻的时候，我们做了几个好玩的新闻，一个是周正龙拍老虎，还有钉子户，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孕妇没有签字然后死亡的事。
张晓虹：肖志军案件。
李鸿谷：还有一个刷卡刷出来。
张晓虹：那是许霆案。
李鸿谷：其实去年这四个新闻几乎是每个媒体都介入了，如果比较一下，如果这四个新闻在今年的话，可能是一般媒体社会报道的最多是头条，不会成为全国媒体的报道和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今年发生的事件强度异乎寻常。
这种异乎寻常，我们跟今年比，或者我们跟前年或者和以前更长的时间比，比如我87年开始做新闻，有21年了，我觉得前21年的时间里没有这么密集的新闻在这个年度里面产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腾讯）进行一个年度总结，把大事件作为一个可讨论的对象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大事件本身我们可能分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大事件可能会重新的塑造媒体比如我们三联书店早期的韬奋先生。他是我们三联书店的创办者，也是当时《生活周刊》的主编，就是我们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前身。
他所碰到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大的时代。他不是大事件，而是大时代，是什么呢？抗日战争，然后这个媒体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我们这样来说，一方面大的事件可能会改变、塑造或者重新的来解构我们的媒体。另外一方面，所有大的事件背后，我们的媒体有没有能力去作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作为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媒体事实上一定是事件发生之后他去报道这样一个事件，媒体永远是时间的后点。无论是网络、通讯社、报纸或者周刊，有这个事情才有你的报道。
我记得阿城写过一篇小说叫《棋王》，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老师对一个小孩说你把砍树、砍竹子的事情写成作文了，然后我就奖一本字典给你。那个小孩在没有砍之前，就自己去砍竹子，然后就把它写下来了。老师说这个事件没发生，我不能把这个字典给你，虽然你写了作文，虽然你最早交作文，但是不能给你。
也就是说媒体一般是事件出来之后，他才能去做报道。这不意味着媒体通过事件、通过种种迹象去发现事件背后的我们说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则和规律。而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发现它的背后？
过去的这一年，实际上我们都是共同走过来的。有一个一个的事件，也就是有一个一个的“现在”。这些“现在”在多数时候，在多数媒体那里，对于他人是被动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形成或发现现在，其实是媒体有没有主动，有没有洞见，有没有思考，或者说是有没有智慧。
“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会成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符号
李鸿谷：今年有很多的事件，可能有两个会形成未来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一个是奥运会，一个是汶川地震，它一定会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很重要地两个符号。
也许还有神七，也许还有拉萨，但是这两个事件，包括我们前面所列举的种种事件，我们媒体在报道它的时候，我们在思考它的时候，我们一定应该去问一个问题，这些事件对我们、对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我们有一个标准——这些事件、这些新闻能对我们的现在或未来的生活或者国家带来影响。（如果）这是一个标准，当我们在这个标准之下看到这样一些事件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些事件，还有一些也许隐而未彰的东西可能更重要？
三联书店创办者韬奋先生所碰到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大的时代：抗日战争
媒体应该整理出一个更有价值的“现在”
李鸿谷：比如说今年的股市如此衰落低迷，那么在一般的时刻、一般的年份，它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起伏，但是今年非常的特殊。
我们从年初的控制通胀到现在，三年前，刚刚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整个跟我们年初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动，这是第一。
第二个，四月份的时候，粮食危机，东南亚大米暴涨。然后之后8月底、9月份的越南危机，然后雷曼兄弟（破产）。这些事件，如果我们按照一般新闻规则来看，它可能比不过我们前面说的瓮安事件、火车事件、拉萨事件、牛奶事件……
但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了有一个标准，哪些事件它会改变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哪些会对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如果这个标准成立的话，那么也许股市或股市背后的经济的起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改变我们生活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我们把它命名为一个现在，这个现在是很多事情都在里面掺和着，在这个时候，作为媒体你有个能力把它理出一个更有价值的现在。
隐性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在”是重要的
张晓虹：透过现象看本质。
李鸿谷：对。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媒体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既定的东西。
比如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如果他很不幸生活在广西贵州或者湖南，那么他过年过节会非常不方便，他那种记忆会很深刻。
但是这个不方便相比这一年里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的起伏对他带来的影响可能要微观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事件下的媒体，我们刚才谈的是很多显性的大事件，但是隐性的我们是不是被忽略了。
其实更重要的今年一年对中国人真正形成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是这些东西。
也许这样讲的话可能会很过分，但是我们换一种策略来讲，那么你现在还能够像你三个月之前那样的跟奥运会有关系吗？或者说你现在还像你六个月之前跟地震有关系吗？
但是你在地震之前、地震之后或者地震的那一个时候，有一个东西你是一直没法摆脱的。
经济深刻变化着社会结构。但是这个东西它恰恰没有形成更为重要的现在。我们刚才讲了“现在”是被发现的，你怎么去“发现”现在，这是有差别的。
以下是李鸿谷主题演讲《发现现在》全文
感谢腾讯网，也感谢在座的各位。今天我会从相对技术的层面进入，技术是我们《三联生活周刊》追求的方向和方式。2008年讲到大事件我们可能得从2007年开始， 2007年有一个猪肉涨价。我们从这个提出一个问题：猪肉涨价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个问题实际是做这个新闻碰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后来找到答案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这份杂志从去年到今年整个面貌的新闻。
如果猪肉是个新闻的话，那去年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钉子户、周正龙，还有一个孕妇不签字死亡事件。当然去年的经济事件也很多，有房价上涨、股市，我们还做过三期关于股市的报道，当然还有政治事件，十七大等。这些事件里面大家有一个疑问，那么猪肉上涨是不是真的很重要，也许我要花一定时间解释猪肉对我们这个杂志对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意味什么。
媒体对猪肉上涨有一个原因性的报道，一般是按照经济学的规则供需关系寻找猪肉上涨的理由和原因。一般报道是三个方面，一是2005年四川发生了一个猪链球菌的瘟疫，这个瘟疫使我们供应链发生中断，这使整个猪肉数量下降，如果从供需看就是数量减少，价格上升；2005年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发生猪高热病，这些地区同样养猪数量减少，这也是一个供需关系中供给减少的现实。
我们回到这两个原因，一个是猪链球菌，一个是猪高热病，供求减少，价格上升。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真实的农民养猪里面，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疫情大大小小不断，每年的疫情事实上很快就回归到平衡。但是为什么这次猪肉上涨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且价格不断往上走？我们调查，猪从养到宰杀大概半年时间，但是我们猪肉涨价远远不是半年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供需关系是一个方式，是我们报道一般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可能要增加新的内容。那么我现在提供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我们供需关系是一个线性集，我们能不能把线性逻辑变成空间逻辑，也就是我们进入到猪肉很简单的事情探讨它深层的因素。
我们用三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经济学的比较效益原则，首先我们判断进城打工的农民还是不是农民？如果是我们就要有一个比较也就是养猪还是不养猪其实是跟打工进行收益比较，哪一个收益更高，农民就会选择哪一个，这也是经济学里面的理性假设。
我们用供需关系不能解释猪肉上涨的现实和背景的时候，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理性假设，如果打工可能的收益是超过了养猪，养猪的意愿会下降。第二个看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取向，农民打工的收入是否上升有一个一般的解释是来自社科院一个叫蔡仿（音）的研究员，他研究农民劳动力的供给不是无限度的，有一个平衡点。他认为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平衡点已经来临，同时最迟2009年这个供给平衡会终止。如果这个平衡一旦来临，城市里面的打工人数减少，那么打工的收入自然会上升，这也是一种供需关系。那么这种供需关系是否真的会影响农民养猪还是打工的选择呢？如果我们再增加另外的一个维度——中央政策。2004年到现在连续四年有一个中央的四号文件，这个文件讲的就是农民的收入，我们来看一下国务院的统计，60%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自进城务工，这样看简单的供需关系不能解释。我们看效益比较，劳动力的供求，还有政策的推动，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在快速增长。这里还有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材料，04年是6.8%，05年是11.4%，06年是11.7%，这样一个快速的增长一定会成为农民是否选择打工还是养猪的一个很核心的外力因素。
回到前面的猪肉上涨，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三联生活周刊的答案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是值得重视的。我们最简单地讲，结构性意味是全局性，农民收入结构性变化的表征我们可以通过猪肉的价格的异动来发现，我们推导社会结构是否发生变化，农民收入的变化，猪价的变化是否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答案是。
同样我们下来有一个逻辑性的游戏或者逻辑上的推导，有两个问题很关键。第一个对媒体而言一定要更新自己的方法论，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因果简单的供求关系，无法面对一个新闻，无法解释猪肉价格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词，组合的空间逻辑，而不是单纯的线性因果和线性逻辑。这个时候可能就有新的发现，有了新的发现就一定会建立你和你所在媒体判断的标尺。事实上这不是我们现在来讨论，而是去年三联做这个报道时必须要做出的判断。我们说这个国家结构性的变化已经开始，后来看到通胀啊，看到CPI很大程度紧缩，这个变化事实上通过猪肉价格可以看出来，你不知道猪肉价格上涨什么原因，你就没办法探讨结构发生变化，这个结构是三农而不是中国。
警惕我们的经验，警惕我们的偏见和常识 在警惕的同时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我这里写了两个方向，一个是指向未来一个是指向偏见和常识。这个回顾是对我们走过的路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路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怎么解释自己的道路，在解释中，我们怎么建立自己的判断和路径的发现，这很重要。
同样对新闻工作而言，我们的报道，我们的工作是每天、每周甚至每时每刻构成的。我们要对我们的报道进行判断，这个报道是不是可以做头条，这个报道是不是可以做封面故事，这个报道是不是可以滚动。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的判断可能会形成我们说的偏见或常识，如果我们用中性的词理解，它构成了我们经验的来源。我们的经验是以我们一般的框架去思考我们面临的新闻。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对经验的警惕？比如选择我们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经验当作一个可以校正或者可以反动的东西，我们进行判断的时候是否有这样的标准，这个新闻是指向未来还是指向我们的偏见和常识，是在我们经验之内或经验之外，如果在经验之外的新闻也许我们应该给予更充分的重视。
前面说了2007年很多新闻，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比如说猪价可能指向结构和未来，是我们无法在当时、当刻能够给予确凿地判断，它是结构变化还是偶然事件，我们当时没法判断，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报道才给予判断。但是钉子户、周正龙、孕妇事件，也许面对这个新闻的时候，成熟有经验的编辑会给予很迅速地判断，比如钉子户很可能的方向是个人利益政府关系，当然我这种界定不很准确，我们每个人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会很快判断，而周正龙可能是一个造假的政府合谋机制，这机制是什么，大家会感兴趣。孕妇事件指向医患关系，打工者在城市的现实。如果我们作个比较，我们刚才前面谈到我们要警惕我们的经验，警惕我们的偏见和常识，我们可能在警惕的同时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新闻如果是指向未来的，如果把这个作为标准，我们比较这个新闻，哪个新闻更重大可能我们就有一个答案。
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新闻究竟是指向未来，还是指向我们的经验和常识或者偏见，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命题，这个命题我不太想展开，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媒体的责任是什么，媒体的责任跟媒体的技术是不可分离的。你的技术决定你的责任，同时你的责任决定你技术创新的程度。那么同时我们用空间逻辑警惕我们的偏见，用我们把这个新闻指向未来判断新闻重要的标准，这个时候我们的功利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个人的判断是发现中国。其实中国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我们都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相信在座的或多或少都有经历，但是这种经历本身我们是否能够演说它，能够解释它，也许很难。但是作为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去发现，发现我们这个可能都共同经历却未必知道的中国。
因为这样一个念头也因为刚才前面讲的从猪肉价格开始我们一系列的演变，三联去年10月份就有一个决心，把日常的跟踪新闻，也就是大家说的大事件，进入大事件这样一个新闻的惯性或者说新闻的原罪做一个校正，抽离出来。至少用封面故事做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如果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全局性变化，那么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全局性的变化它会怎么发生，怎么进行，又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正好有奥运会，所以我们用《奥运改变中国》这样一个栏目，做了七期的封面故事。探讨了城市、道路、食品安全、污染、金融、制造业这些一系列问题在结构性的变化里面出现了什么。
最初的设想非常简单，我们认为2008年是一个奥运年，这个奥运一定是奥运连着一切，一定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2009年我们结构性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清晰的变化，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结构一定会发生我们现在难以预料的剧变。可能就是我们的预期过于保守，不是2009年，而是今年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比如股市，比如全球的经济，粮食危机，越南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雷曼（兄弟破产）等等，如果我们前面有一个认定假设是成立的，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看前面的股市，我们看后面的全球，也许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中国，而是这个星球或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因为今年发生了众多重大事件，那么也许我们回顾一下，我是87年从事这个职业，在21年的工作时间里面我觉得没有超过今年的这么多重大事件，还有汶川大地震，这些事件一定会成为我们未来回忆2008年或者新世纪的前十年不可以往的记忆来源。
我们提出来一个假设，结构性的变化，有奥运会又有汶川地震，同时还有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事件里面，这样如此众多的事件和这个结构和全局性的变化里面，什么样的新闻，什么样的事实它可能是指向未来？而不是仅仅指向我们的经验、常识和偏见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判断。
我个人对媒体有个定义，如果重新回顾这个时代，需要一个有别于我们惯常的判断。我觉得媒体的基本定义一个是理解，第二个是帮助，形成是“现在”。“现在”是媒体进入了解、理解然后完成他的报道之后形成现在不是一个天然的东西，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现在”是被媒体被大家被你被我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它一定不是天然的。
我们要讲“现在”它可能是你的发现，你发现之后你才制造它。
由“现在”这个东西再回过头，我们前面所推导的一系列由猪肉开始的事件——今年的股市、奥运会、汶川地震，还有今年的种种事件，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样的“现在”你认定的你发现的，你制造的“现在”，是真实的有价值的“现在”？
新闻应打破人为概念的约束和壁垒
前面讲得一系列可能偏离了我们对新闻的基本认识，刚才讲得大事件基本上讲的是社会事件，而刚才讲的猪肉变化可能是从经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但是对新闻而言我们是否一定应该被这是社会事件，这是经济事件，这是政治事件这样人为的概念约束呢，也许我们应该打破这样的壁垒和屏障，我们来界定什么样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
也许我们再回顾一下，经济成为了我们今年压迫性和压倒性的重任，那么至少经济、经济结构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性的变化，它跟我们未来一定会形成集体记忆的奥运会和汶川地震它可能是并行的。也许对于有的媒体而言，奥运会、汶川地震是更重要，而有的媒体可能这种结构的变化是更重要的。现在这个没有对错的不同，只有对“现在”的理解的不同，而这种现在理解在媒体竞争之后一定有一个结果。
对中国经济最有力量的解释来自林毅夫和张五常 但是现在正在失效
我们讲什么样的现在，我在这里想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个人读经济学的论著里面，我发现对中国经济最有力量的解释是两个人，第一个人是林毅夫。他解释重要经济奇迹的基本原由，他的解释我简单重复一下，对中国经济作用力的关键是什么，第一个是土地，第二个是劳动力，第三个是资本。那么中国在78年的时候整个变化资本是最稀缺的，但是土地和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这个时候林毅夫使用了“比较优势原则”，我们把劳动力，把土地作为我们经济腾飞最重要，可持续利用的材料，然后中国经济起飞了，有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是他认为中国用比较优势原则启动了国家的经济，然后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这个理论它可能正在面临失效，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土地，我们的房地产越来越贵，我们18亿亩耕地的红线越来越严厉，土地的优势正在失去。前面讲的猪价，事实上是讲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又意味着我们另外一个低成本的优势，劳动力也在丧失。
这个时候相反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外币储备有如此之多，我们传统的比较优势里面的劳动力低廉和土地稀缺是否正在发生转型，而传统（优势）的林毅夫的解释是否面临挑战。
另外一个问题，张五常在今年年初写了一个中国经济制度分析，他把政府作为经济实体，而且他明确指出一个县城是经济实体最大的细胞。我们传统看到中国长三角的兴起，他的理论给予了非常好的解释。如果林毅夫、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他们在某些时刻是准确的话，现在正在失效，这是现实的问题。
现在全球性的救市里面有一个国有化的倾向，但是这个倾向是有趋向的，有一个时间表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全球讨论，这两个方式的变化可能带来什么。市场经济一旦成为原教主义，这一切可能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最简单讲其实现在是什么，它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