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积明：《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序言

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全60册） 含书名索引、人名索引各1册 平装32开 定价1498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武英殿位於紫禁城內太和殿西側的熙和門與西華門之間，與東側的文華殿構成左輔右弼之勢，爲明初所建。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曾在此殿登基，但於次日即撤離北京。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武英殿開始作爲清朝的宮廷修書之所，初稱武英殿造辦處，隸屬於內務府，專司內府書籍的繕樣、刊刻、刷印與裝潢。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改爲修書處，直到清末。作爲宮廷御用出版機構，武英殿修書處在整個清代刊行各類殿本書籍達五百四十四種，五萬八千多卷，且用料考究，質地精良。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書曹文埴爲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刷印裝潢之事上奏： 臣曹文埴謹奏，爲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敬謹刷印裝潢，恭呈御覽事。 竊臣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刊刻《四庫全書總目》，仰蒙俞允，並繕寫式樣，呈覽在案。續因紀昀等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其中提要有須更改之處，是以停工未刻。今經紀昀將底本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謹刷印裝潢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覽。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塊，現交武英殿收貯。 再，紀昀曾知會臣於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兹一併印就，請飭交武英殿總裁照式裝潢，送四閣分貯。查是書便於翻閲，欲得之人自多，亦應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刷印，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伏祈睿鑒。謹奏。[1] 　　乾隆帝硃批：“知道了。”是爲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通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 　　殿本《總目》共二百卷，卷首四卷。雕版印刷。封面題簽“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部卷×”。卷首四卷：一、聖諭；二、進表、職名；三、凡例；四、門目。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次行縮進一格“經部總敘”，三行縮二格爲敘文，敘文之後縮一格“經部一”，次行縮二格“易類一”，另行縮三格爲易類小序，小序之後頂格題“子夏易傳十一卷”，次行縮進二格入《提要》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口鐫書名、卷數、部類、頁碼，有横綫[2]。 　　武英殿《總目》刊刻之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浙江署布政使司謝啓昆、署按察使司秦瀛、都轉鹽運使司阿林保等，因“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録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生員沈鳳樓等咸願輸資，鳩工蕆事，以廣流傳”[3]。乾隆六十年，工竣。是爲浙本《四庫全書總目》。晚清以來，學界普遍認爲“浙本出於殿本”。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崔富章致力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版本考證，他以一系列論文舉證，指出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翻刻之時，武英殿本尚未發放至各省，浙江士紳遂以文瀾閣本爲底本翻印[4]。因此，浙本《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全書總目》第一個刻本。此論一出，遂爲定讞。“浙本翻刻殿本”論至是被顛覆。 　　據崔富章考證，《總目》頒發至文瀾閣的時間當在乾隆五十七、五十八年之間。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即紀昀修訂“完竣”的稿本，刊竣刷印裝潢、呈送御覽的具體時間是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5]。在這個時間差中，《四庫全書總目》因某些書籍的抽出或補入，發現某些提要有違礙不妥文字，一直在校改增刪之中。因此，從浙本《四庫全書總目》到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其間呈現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思考斟酌修改的綫索，對於四庫學研究來説，具有極高的價值。由於殿本是紀昀進一步校勘修訂完竣的最後定本，因此，“考據益臻詳贍，文體亦復暢達”，是《四庫全書總目》的成熟形態[6]。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集中了乾嘉時期的一流學者。雖然國家意志的掌控和滲透決定了《四庫全書總目》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它的敏鋭透徹的學術眼光，卻穿透歷史，給予後來者以重要的學術指引。早在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三月《四庫全書總目》尚未刊刻之時，不同時好、孤傲自信的章學誠接觸到在外流傳的《四庫全書總目》鈔本，便有“頗有感會，增長新解”之感觸[7]。《四庫全書總目》一經問世，更引致同時代和後世學者的矚目與推揚。 　　與紀昀交誼甚篤的王昶評説道：“《提要》二百卷，使讀者展閲瞭然。蓋自列史藝文、經籍志及《七略》《七録》《崇文總目》諸書以來，未有閎博精審若此者。”[8]周中孚評價《總目》説：“竊謂自漢以後簿録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矣。”[9] 　　與張之洞合編《書目答問》的繆荃孫在《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志〉序》中盛贊《四庫全書總目》説：“至於考撰人之仕履，釋作書之宗旨，顯徵正史，僻采稗官，揚其所長，糾其不逮，《四庫提要》實集古今之大成。”[10] 　　積平生精力研讀《四庫全書總目》的余嘉錫全面肯定《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價值：“今《四庫提要》敘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别，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别録》以來纔有此書，非過論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鉅矣，用亦弘矣。”[11] 《四庫全書總目》不僅凝結了中國古代學術和思想文化的精粹，成爲國學經典著作，而且在目録學上也具有重要價值和地位。 　　目録學素有“門徑學”之稱。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稱：“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12]又説：“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録之學，目録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13]《四庫全書總目》以其檢閲乾隆以前中國古代學術的氣魄以及對中國古代學術源流、歷代著作要旨的概評，指示著士子讀書、研究的方向。龔自珍稱他讀《總目》是“平生爲目録之學之始”[14]。陳澧向張維屏請教讀書之法，張氏告以《四庫提要》，挈其綱領，千門萬户，可從此識其途徑，漸可升其堂奧[15]。張之洞在《輶軒語》中向讀書士子們宣稱：“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又説：“《四庫提要》爲讀群書之門徑。”[16]余嘉錫也認爲：“《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爲讀書之門徑，學者捨此，莫由問津。”[17]時至今日，《四庫全書總目》依然是學者和大衆研習國學基本典籍的指南。 　　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輯出版《國學基本典籍叢刊》，選入《四庫全書總目》的最後定本武英殿本，正是考慮到《四庫全書總目》兼具的國學基本典籍與國學典籍指南雙重價值，識見獨到。由於殿本《四庫全書總目》面世以來影印翻刻較爲有限，不如浙本廣泛，因此，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影印出版，爲《四庫全書總目》的系列增加了新的成員。 　　是爲序。 周積明 丁酉年八月初七 注釋： [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三七四—二七三五頁。《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三亦載曹文埴奏摺，但文字較簡略，時間爲十二月甲午（十七）日。 [2]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辨》，《文史》第三十五輯，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第一六一—一六二頁。 [3]（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一八三七頁。 [4]夏長樸認爲，浙本底本雖然非常可能是文瀾閣鈔本，但它似乎不是刊刻時的唯一依據。大致説來，浙江官民在刊刻《總目》的過程中，除了文瀾閣鈔本外，應該也參考了北京四庫全書館流出的《總目》較新的校訂稿本，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後，紀昀已經校訂卻未刊刻的稿本副本（《〈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於殿本”説的再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四十期，二○一三年三月。 [5]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六年第一期。 [6]司馬朝軍比較浙本和殿本，認爲殿本更加簡明、更加典雅、更加平實。見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殿本與浙本的比較》，《四川圖書館學報》二○○二年第六期。 [7]（清）章學誠：《與洪稚存博士書》，《章學誠遺書》卷二十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二二二頁。 [8]（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湖海詩傳》卷十六《紀昀》，清嘉慶癸亥（一八○三）三泖漁莊刻本。 [9]（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九年，第三六九頁。 [10]繆荃孫：《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志〉序》，《藝風堂文續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五七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二二六頁。 [11]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録》，中華書局一九八○年，第四八—四九頁。 [12]（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集解〉分八十卷》，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五年，第一頁。 [13]（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漢書敘例》，同上，第四五頁。 [14]（清）龔自珍：《己亥雜詩·自注》，《龔自珍全集》第十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五五一頁。 [15]轉引自胡楚生：《經生與烈士：試論陳蘭甫與朱鼎甫之爲學路向》，《書目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一九八二年；收入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八年。 [16]（清）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第二·通論讀書》。見：王樹楠編：《張文襄公全集》，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北平文華齋刻本。 [17]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録》，中華書局一九八○年，第五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