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间和城市的规划是资本主义开发的一部分

城市规划也曾借用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理解。理性的城规一开始隐含于、指称了马克思的思想中的。苏联和中国的中心化的、官僚化的和处方式的城规，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主义变种，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专门来讨论城市问题。但他向我们指明了生产方式与空间的关系：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空间，那一盛放这些产品的空间本身；商品生产必须使城市空间膨胀；商品价值是与这些同时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的价值连动的（房地产不光是卖房子，也带动附带商品的消费；消费空间也会连带消费其它产品）。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中国当代的城规和城市化过程。

也必须强调，列菲伏尔向我们指出，各种金融和其他技术方面的城规模式，陈述式城规、通过金融平衡表的城规、空间规划，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延伸出来（《国家、空间、世界》，154）。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启发了这些城市规划的最初倾向，但后来它们都被学科化，成为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研究和空间研究这样的具体门类。关于空间批判的理论出自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今天，就连战争、抵抗甚至批判也转化为GDP增长的一部分。空间批判成为空间生产的一部分。列菲伏尔指出，如果我们再去增加一门关于空间研究的科学，就太没必要的，已经有的也太多，被分得够细，啬一种空间研究学科，是在添乱（《空间生产》，360）。必须有一门总体地研究空间和城市的学科，那就是哲学，但哲学也只是来做助剂，最终也应该让位给社会实践和劳动阶级的城市斗争，后者才是真正的城市科学实践。

当时全身投入的列菲伏尔认为，1968年运动就是对于最新的全球性城市经验的体认。它在反对城市压迫的同时，也将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置入疑问（162）。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不是我们变了，而是世界变了。而在今天，我们又须重新这样去定位。这一次，我们遭遇了人类世，上下文全不一样了。怎样的一种新全球的全球城市经验正在逼迫我们在人类世中拿出城市斗争的新的策略?

但是，除了忘记了城规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源头，我们实际上至今也仍没有得到一种关于城规的基础认识论。说它是用碎片式科学来研究碎片式空间，也不无道理。城规视野中的空间的客观性和纯洁性，被当作了科学研究的对象，被认为具有一种中性的特征。空间被规划师看成无辜和清白的，也就是说不当它是策略式地政治的。关于空间的科学反而引起了很多城市问题，关于城市空间的各种社会运动和NGO运动也都走向了部落化。关于空间的社会实践和无产阶级的空间斗争同时被城规边缘化。　　　　

另外，如果空间科学研究的是人民的需要和要求，那就应聚焦到空间的内容而不是纯形式，最终须研究的是如何不要将保证空间内容的那些手段不被私有化。但是，如何确保人民和他们的需要能被放入这一空间之中，而不是被排斥?《雅典宪章》将人民在城市空间中的需要定义为对自由、创造性、独立的需要，对节奏、和谐、尊严甚至等级的需要。但这一宣言并没有发展出这些空间多样化的需要的内在结构，也并没有找出一个空间形式，来强加一个结构到那些功能性需要之上（《国家、空间、世界》，170）。今天的全球城市实践需要起草一个新的全球城市宣言。

我们必须与规划师划清界限：空间并不是一个被移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客观对象，不是平面几何的产物。它总是政治的因而是策略性的。如果说空间看上去是与其内容显得中立和冷淡的，是形式性的，具有理性抽象的本质，那恰恰是因为，空间总已经是被占领和被规划的，总已是过去的那些策略针对的焦点，我们往往不能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误以为直接可以接着用。空间总是被历史和自然元素所塑造，但总也是政治地被塑造的。空间是彻底头彻地政治的，总被意识形态定性。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产品，像一块切开待卖的蛋糕，不是设计师手中的纯洁的被抽象物。

总有一种关于空间的意识形态在统治着某个地方了。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出这一点?这是因为，空间总是显得同质，看上去像是客观整体，具有纯粹形式，可被我们确定的空间，似乎是一个标准的社会的产品。在对物的生产和对空间的生产之间，总是有联系的：空间是被生产出来，被管理和被用来剥削的。城规在处理的就已经是一个被投资的抽象空间，但它提供的总是一种“最糟的几何式抽象”，是勒柯布西埃式的关于直线、直角、一般之直的道德话语，再加上对自然的具体形式召唤（水、太阳、空气）（《空间生产》，316）”。

最高层的城规有三个层面：第一层的物质规划，对小麦、水泥和钢的可量化可测量的规划，属于政治性经济的分析工具：矩阵。第二层是金融规划，涉及整个城市的金融平衡表，要在最高层面来算出成本，仍属政治性经济的层面，但细化了。第三层是空间-时间式的。它假设我们能够确立本地化、商业、流动网架的知识，假设我们对生产和消费的中心的实地研究是客观的，但事实上并不这样（《国家、空间、世界》，171）。本来，城规应该有助于使协调空间的整体的同时性，但它并没有。它实际上总是分隔地继续。规划师只是将这些层面笼统地归在一起，等于是“将整个社会套上控制论的缰绳”（172）。

所以说，总体式城规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我们需要用辩证的方式来分析空间在社会中和在社会实践之中的矛盾性，来冲破这种总体性的城规计划。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城规手中的空间先作出批判，就像培根绘画前要先驱赶事先就已留在画面上的纷乱的一切那。我们必须指出建筑师和规划师处理的是一个资本主义投资空间，其设计不是纯洁的。

空间批判有两种，左派的批判和右派的批判。右派的批判是对官僚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批判，说这些干预限制了“私人”个人的也就是资本的能动性。左派的同样对准官僚主义和国家干预，但说这一干预没有考虑到用户和社会实践，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城市实践，或者说考虑得不够（175）。右派的批判经常走向过时的卢梭主义，对风景的怀旧，对过去和失去的自然的哀叹。但是，如果依了他们，那么，对于剩下的自然区域的彻底公有化和管理（gestion collective）,对于自然的再生产 -空间、空气、水、光、和笼统说的稀缺物的再生产，会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吗?也正反映出他们的批判中的自我矛盾：照他们的口气是想要这样的，但他们自己是坚持不要这样的。如此惊人的污染，也仍不能激起他们的任何的不适。他们最终总是仍然站到了规划者一边。

右派的空间批判总是强调个人的住宅权利和私人的能动性，基于个人及其资本。这种批判是在比较哪一种方式是更好的投资，批判是要为这种投资扫清障碍。右派的空间批判的后面是一种智性恐怖主义：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艺术家、哲学、认识论都被用来研究空间的技术秩序。官僚层最喜欢这种批判，将这些批判人员当成智性恐怖主义者，在威慑人们服从。

对于空间的和自然的政策的批判，必须来自左派的批判。因为自然总是已被政治化，被嵌于直接或间接的策略之中。有一种关于空间的政治的，因为空间是政治的（il y a politique de l’espace, parce que l’espace est politique，174）。要改变生活，改变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先生产出一种被居有的空间，那就都是空谈（186）。不在被居有的空间里投入，什么都将被隔离，最终都将只成为符号和空洞的意涵。对空间的投入、投资、居有事关生和死。设计师是在将我们的生死或日常生活投注到他们所设计的空间之中（《空间生产》，417）。

要在概念上和在现实中生产出空间，只有在那个历史性的城市终于爆炸，社会走向普遍的城市化，空间组织出现了问题之后，才能做到。今天，我们已从空间生产走向了对空间本身的生产：房地产成为投资渠道。对于生产的现代计划正变成对于空间的规划城市规划和地域管理，成为空间规划的一部分，后果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

但是，空间是社会性的，涉及到将或多或少被居有的空间指派给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性别、年龄、特殊组织的生理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分工之中。社会空间无法通过自然、文化、和技术来被解释。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的，但它是隐含在财产尤其是土地占有的关系中的，也是隐含在这一土地具有的潜在的生产力之中的。空间中渗透着各种社会关系。它不光被生产关系支撑，而且也生产出了生产关系，也被它所生产出的生产关系所生产（《国家、空间和世界》，186）。

自然空间是不可还原地消失了。与此同时社会在其既定的生产关系框架中诞生，其所处的这一框架的内在特殊性又重新塑造了这一社会中的空间。空间实践在一种辩证的互动中定义了这一社会中的空间，也是这样提出它，预设它的。社会是一个社会产品。但是社会自己没有意识到是这样，还误以为是接受了、传输了自然空间。其实这一自然空间里的自然也包括了气候和地形，而今天的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也正在使这一自然空间成为灾害空间，如果它真有的话。自然空间是琡性的，拉图尔最近指出，因为，自然不是“在那里”的东西，而是根据我们各自的幸存标的来争夺后再各自认定的东西（《存在的各种模式》，182ff）。

空间是有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生产方式下和不同生产关系里，都会有不同的空间。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正是资本主义空间（列菲伏尔，《国家》，187）。1980年代末的纽约房地产繁荣后，我们更看清了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如何将空间当作金融衍生品的，紧接着，中国大陆学了香港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彻底走上了用住宅开发来扩大投资这一道路。新资本主义用货币的力量和国家的政治，来设计更多的抽象空间，来增加资本的泡沫，这是最近二十年来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这一资本主义抽象空间依赖巨大的银行和生产中心的网络，还依赖高速公路、机场和信息网架的空间干预，来重新组织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一新空间里，那一资本积累的摇篮、财富之地、历史的主体、历史空间的中心，也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终于爆炸了。

空间进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后，就被用来生产出剩余价值。地上、地下、空中甚至是光，都成为生产力，和可售产品。城市肌理、交通和信息的多重网络，也成了生产手段。城市和它的各种各样的装置，港口、火车站等，也都成了资本的一部分。

抽象空间是利用时间来动用其剥削和压迫的能力的。它将时间当作一种抽象排除出去。它只要劳动与工作有关的那一部分时间，要的是能生产出产品和剩余价值的时间，同时要将其它时间排除掉。时间反而被看作是对空间的约束：只是被当作日程表、绕了多少圈、穿越和承载（１８７）。因此，城市、城市空间、和城市现实都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货品的消费之地和对产品的生产之地的总和。一个城市、地区、国家和大陆都通过空间安排，来增加生产力量，正如工厂或一门生意中更好地安排设备和机械配置就能增加生产力一样，空间开发只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如此。我们使用空间就像使用机器一样（１８８），也使城市空间变成了装置空间。

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空间是整体地被用作生产手段的，正如工业厂房、场地、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被用于生产一样。去海边和山上时，我们是在消费空间。当工业化过程中的欧洲人都跑到地中海沿岸时，他们是在消费地中海，将它当作休闲空间来消费。他们从生产空间穿越到了消费空间。他们在消费空间里生产空间，生产出利润。

空间已成了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通过空间来确保政治空间内的等级和同质，又使各部分之间分隔。它在行政上是被控制的，甚至也是一个被警治的空间。空间中的等级等于社会阶级。到目前为止，城市只是回应了个人的需求，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被消费社会。那个本身被控制被管理的消费的官僚层掌管的社会（波德里亚《消费社会》中所描述的那一个），被当作一介前景提出来了，尽管还没真正实现，而且前景至少很灰暗。个人的社会需求，也就是安全感、敞开性、确定性和冒险，对工作的和游戏的组织，对于相似性的差异的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对于孤立和偶遇的需要，交换和投入，对于独立（甚至是孤单）和交往，对于直接和长远的前景的组织，是我们这个文明的集体的跨个人化的目标，仍需要被继续关怀。而我们显然看到了，在今天的城市空间里，这些需要求在消费社会的管理和操纵体系中，是更难被满足了。

在城市中，人积累能量又耗费它，甚至故意浪费它，将它置入游戏。他们需要看、听、触和摸，在“某个世界“中去集结自己的知觉。平台资本主义的大数据经济里，这些本来需要被社会地精炼的需要，也越来越难被满足了。直到今天为止的城市规划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类需求，或者说城市规划只以推动更好的消费来作为自己的城市改造目标。

自1968年以来，激进的城市主义所提出的创造和发明自己的需要这一城市规划目标非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是被我们越来越抛在脑后，尤其是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的一种更激进的造城运动，几乎是在建筑师和规划者都明知故犯地重复着上一代城市思想家们反复警告过我们的那些后果。可以说，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运动就是以促进最大程度的消费，以空间消费来进一步扩大内需作为建城目标的，房地产开发本身就成了最大的内需，其对于个人消费的挤占，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倾向本身自相矛盾。

从人类学对于人的基本需求的定位来考虑，除了这种消费所能满足的需要，个人还有什么另外的需要，是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所要满足的呢?列菲伏尔举出了下面这些：创造性活动、做成产品和消费物品的需要，对作品的需要（需要作品，也需要去做出自己的作品），对于信息（生产出自己的活做思的新知识）、象征活动、想象和游戏的需要。因为，只有这些需要被满足，个人的根本欲望才能存活，他们的游戏、性生活、像体育、创造式行动、艺术和新知识才能去表达出这一根本的欲望，才能成为城市新空间的生成契机，才能克服由劳动分工和消费活动造成的个人的任务的碎化（就如本雅明和阿甘本所说，电影院是为从工厂和办公室下班的劳动者准备的，通过观看电影中的大明星的诗意姿态，为他们修补姿势）。

城市规划是要为这些人类需要寻找表达空间。我们做到了没有?我们设计出了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合格的空间，那些同时性和偶遇害之地，使交流不会被商品交换篡夺，不会被商业活动架空，不为谋利而执行的空间了吗?城市规划帮助我们更容易找到偶遇和交换的时间和空间了吗?在今天，社交媒体抢夺传统的城市消费渠道，成为城市的新的动脉，城市规划者们以前的任务未有开始，也就此撒手不管，对于这一手机城市的现状准备怎么对待?

城市规划在反思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本身的知识和行动瓶颈的同时，必须思考它的新的层面上的任务。所谓的城市科学是以城市为对象。它分析了城市现象，但如何综合它?除了策略式地加以系统化和程序化?而且作为研究对象的最高现实，城市本身也正在崩解。城市作为一个社会文本也没有了一贯性的规范，其象征的风格也失去了时间上的细分的意涵。这一文本正在漂移到不知什么地方。城市作为社会或历史文本成了文件、展览或博物馆（148）。被历史地建构的城市不可以再说是被我们活过的了，所以，我们也无法在今天的实践中理解它。它只是那些急切地想要沉迷于对景观和景色着迷的游客、唯美主义者的文化消费对象。如何让城市里的一切重新成为我们人人的日常生活的道具呢？

是的，可以说，今天的城市性落在了一个散乱和异化的实在之中，只留下一个空核，也许已处于虚拟状态之中。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城市废墟中看到的，最多只是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下的一个未来的对象（148）。要从中想象老城的重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与其想象对今天的城市的重建，我们不如去想象在新的地基上，在新的尺度上，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在另一个社会里对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

这时就出现悖论：建新的城市，还是先建新的社会?城市社会是工业化完成后城市性走向完善后出现的。我们是通过建新的城市来建新的社会，还是先建新的社会，还是对冲着这两者地同时进行?在这同时，人类世已笼罩着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