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天地玄黄
2019.02.24
在重大历史的关口，大多数人无法选择，而有机会选择的，也只能从其后的命运回头看选择之对错…
1.而毛泽东由此引出的判断(毋宁说他指出的事实)却足以石破天惊:“这是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文章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 与转折一由 此引发的将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包括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文学艺术的巨变与转折，推到中国每一个阶级、 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个人的面前，逼迫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选择承担当时是难以预计的后果。1948年也因此永远深埋在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中国人(不论当时他们的年龄有多大)记忆的深处，并为后代人所注目:今天人们所关注的也正是那时不同集团与个人(本书所着重的是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的选择与后果。
2.茅盾在发表于1948年1月1日《华声报》上的文章中即表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这次必须一气完成，我们要有决心。革命事业如果为了缺乏决心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完成，而使后一代的仍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我们是对不起我们的子孙的!”他因此而祝福:“将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华民国的伟大建设!”这里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 为了“新中华民国的伟大建设”也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梦想)，人们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千百万人的牺牲。正是这样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许多知识分子在这历史的关头选择、接受了革命。另方面，在接受必要流血的革命的同时，却希都这是最后一次流血， 这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懂得，接受了一次流血， 就必会接受次又一-次的流血。
3.唐湜在《穆旦论》(连载于《中国新诗》第3、4朝)中也说程目“也许是中国诗人里最少绝对意识(而中国大多数诗人却义者)又最多辩证观念的个”， “它的思想与诗的意象重也最多生命辩证的对立”，在他的诗里，“自我分裂与它的克服-一个永无物组的过程，带着那么丰富的痛苦”。这里有一首当时曾成为两源争老点的穆旦的诗:《时感》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新点， 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作报复。 4. 萧军本与此事无关，他是偶然跟着别人去参加批判王实味大会，看到会场上多数人围攻王实-味个人，就当场喊了起来，在会后路上仍无顾忌地批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番话被汇报上去，就成了萧军“破坏批判大会”的罪名。萧军立刻写了说明真相、表明态度的《备忘录》，上交毛泽东， 还拿到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这就犯了众怒，据说有丁玲、周扬、陈学昭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了一场大舌战。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彼此多作自我批评吧!”萧军听了大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下你们的百分之- .....话未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我们一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萧军拍案大怒，说:“那好吧， 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依附你那个‘牛’;你那‘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 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喊完即拂而去。
5.这样，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或完成了皈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放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马。 6.在这个需要树立革命话语的其的时代化，轻则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在争夺话语领导权:天美归选不未权、个人主义着著军自然不会懂得、想到这一切但他却要为这不懂付出代价。 7.而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现在所要自觉捍卫的，正是五四传统。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即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对于国际文艺传统(高尔基的道路)和中国革命文艺传统(鲁迅的道路)的坚持和号召”;路翎在反驳《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时，也是尖锐地指责对方“取消了五四以来的斗争传统”。而他们所急于捍卫的五四传统，又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的。这首先是反封建的传统。针对在民族斗争中以民族解放的要求代替与取消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倾向，胡风强调，“并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在仅剩下了反帝，而是以反帝来规定并保证反封建”，因此，他一再提醒人们要警惕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掩盖着的封建主义的阴魂， 这警告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在1948年的这场论争中，个性解放的问题也许是更加引人注目的。争论的焦点是，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五四所提出的个性解放问题还有没有意义与价值?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如果因为资产阶级主张个性解放，就自动放弃了这一口号，那就会导致对实际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投降;
8.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最为注重的自然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胡风有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五四“以意识斗争为先锋的社会斗争，那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底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 自在的’状态进到‘ 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而现在，这样的启蒙传统却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的存在，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胡风一语道破实质:“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他指出，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一定要成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而将人民抽象化则是危险的:它容易为所谓“人民的代言人”(类似于上帝的代言人)提供机会，将人民崇拜变为人民的代言人崇拜，在人民的统治的名目下实行代言人专政。因此，胡风及其友人一再强调，- -定要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能“被动地”等待“人民代言人”来解放，这里显然是隐含着某种忧虑的。而当有人试图将人民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总要引起胡风们特别强烈的反应。胡风针锋相对地指出，“知识分子也是人民”，而且是“人民底先进”部分,他们掌握着体现了历史要求的时代先进思想，不但是新思想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传播者。路翎因此而尖锐地指出，“抹杀”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及前锋价值”，也就是在实质上“否认理论”(也即时代先进思想)“以及世界性的先进经验底领导”, 这就必然影响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绝不让步，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一直到晚年， 胡风与绿原谈起《论现实主义的路》.他还这样说:“我不过是为知识分子多说了几句话。真不知道十多年来为什么要那样轻视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离开五四精神越来越远。”这“不知道为什么” 里，又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辛酸!
9.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造实践，今天我们来看当年的这两种阐释，大概无须论证，即可断定:符合或接近泽东本意的，是批判者(邵荃麟们)，而绝非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这就意味着，胡风们当年所批判、反对的不仅仅是几个批判者，而是批判者所基本正确把握了的毛的思想与路线。在这一点上， 当年的批判者是不幸而言中了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实质上是在与毛本人“对抗”。但他们却少说了一点:这种“对抗”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对抗者在主观上还是真诚地要拥护甚至捍卫毛泽东的。这种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不仅充分显示了本书所要着重讨论的共和国文化的复杂性，而且本身即具有极大的悲剧性。胡风及其友人就这样在违背自己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以这么一种特殊的方式(心态，语言，等等)，扮演了一个公开在理论上与毛相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且，也同样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于胡风本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对周围的年轻人所形成的凝聚力，使得他们的这种对抗，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王实味、萧军等人，多少具有了某种集团的性质，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危险性。这都导致了最后的结局:由毛本人，以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胡风问题。 当胡风和他的年轻友人终于发现自己是在与谁对抗时(恐怕有的人至死也没能正视这- 点)，一切都已经晚了。
10.这类小说模式结构上的另一显著特征是，无-不是以斗争会作为顶点，小说一切描写、铺垫，都是为了推向这最后的高潮，也即群众性郁愤情绪总爆发的暴力行动，两部小说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人们都拥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 ’‘打死偿命!’”“人们只有一个感情一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从四方八面，角角落落，喊声像春天打雷似的往前面直涌”，“赵玉林和白玉山挂着钢枪，推着韩老六，走在前.....后面是一千多人，男男女女，叫着口号，唱着歌，打着锣鼓，吹着喇叭”(《暴风骤雨》)。这里，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一党的意 识形态就这样最终转化为新的美学原则。 11.如本书开头所说，赵树理在年初就参加了河北赵庄的土地改革，并根据他对农村现实的深刻了解，和对农民利益的特殊关注与敏感，很快就发现了在土改过程中农村各阶层处境与表现的复杂性:“①中农因循观望。②贫农中之积极分子和干部有-部分在分果实中占到便宜。③般贫农大体上也翻了身，只是政治上未被重视，多没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④有一部分贫农竟被遗忘，仍过他的穷苦生活。⑤流氓钻空子发了点横财，但在政治上则两面拉关系。” 这就是说，在土地改革中，尽管一般贫农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上)部分地翻了身，但主要得到好处的却是农村干部与流氓分子。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流氓混人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
12.31日这一天的《危楼日记》没有留下。半个多月以后，路翎写了这样一句话: 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