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打麻将曾经是犯罪
王笛| 文，摘自《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
现在的成都，打麻将赌输赢无处不在，它成为市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不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国粹，玩麻将是自古亦然，是人们的自由选择。殊不知，这个大众娱乐活动，在20世纪初的成都，一度被政府定性为犯罪活动。
将打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
1902年成都一成立警察局，便采取措施禁鸦片和赌博，两者都被当作犯罪之后，相关活动就成了警方打击的重要对象。
晚清禁烟运动获得了一些成功，到1911年，鸦片的使用差不多就完全终止了。而禁赌则艰难得多。与吸食鸦片不同，以打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行为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它难以和其他娱乐形式严格区分开来。在晚清针对此问题的政令非常严格，警察挨家挨户及在街头巷尾展开搜查，尽可能搜集经营者、参与者和赌博组织的信息，并对违规者施行逮捕，加以罚款或体罚。
清末的成都有各种各样的赌博，如斗鸟、玩牌、打麻将等，这些活动经常在街头、巷尾、桥下、茶楼、烟馆、妓院等地方进行。改良者认为赌博危害甚大，由此造成的家庭纠纷和悲剧比比皆是，也因此扰乱了社会秩序。
警察经常揭露一些赌棍经常设置圈套，骗取没有经验的参赌者的钱财的事例。在20世纪初，改良者就呼吁警察将这些“著名害人之赌棍”送进监狱，警察局也颁布了规章制度来禁止此类行为，打麻将这一传统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社会改良者写了很多关于麻将使人堕落的文章来支持这项政策。例如，《通俗日报》刊登了以韵律诗形式写成的《麻雀十害歌》（晚清成都称麻将为“麻雀”）,每行四个字，便于理解和传诵：
麻雀之害， 多不胜述。 劳神伤财， 妨误正业。 习成贪很， 最坏心术。 一朝争闹， 亲友断绝。 长幼不分， 男女混杂。 深夜不休， 失火失窃。 流毒传染， 风驰电掣。 举国若狂， 老成饮泣。
然后罗列十个方面的危害，按职业分别描述了麻将怎样毁掉人们的健康、道德和家庭，参与赌博的官僚、士绅、学生、教师、商人、士兵和年轻妇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如官员打麻将赌博：
长官雀戏， 授下以隙。 僚属荒唐， 不能戒饬。 县官好赌， 懒检讼牒。 四乡莠民， 赌馆林立。
如果商人打麻将，后果则是：
商界好赌， 店规不立。 伙友偷盗， 难于觉察。 千金一掷， 资本消灭。 商务败坏， 店铺倒歇。
如果是妇女打麻将，则是：
儿女学赌， 不务正业。 家政不修， 害在眉睫。 淫盗生心， 门户不密。
在这个《麻雀十害歌》中，改良人士宣称消除赌博行为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甚至认为“赌博不除，宪法不立”，这即把赌博与国家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
他们努力推行流行于欧美国家的“健康”活动,提倡人民“打球练习，赛船赛马”，鼓励人们去“运动之场”、“练身之房”、“园林遨游”、“弹琴咏歌”、“围棋象棋”、“阅书报社”，认为这样才能“社会改良，务达目的”。
《通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宣讲禁止赌博白话”的文章，该文用日常口语描述了赌博的罪恶：提起这赌场中人来说，那（哪）一个是不聪明的，那（哪）一个是不狡猾的？他想到世间的，读诗书的人，做生意的人，做庄稼的人，做工艺的人，个个都想挣些银钱。个个却不能顷刻间，挣得许多银钱。惟有那赌场中，我的运气来了，雪白的好银子，横一堆，顺一堆，宝盒子一揭开，众人都落眉落眼，一齐输了，我就赢了。赢得好快当，赢得好快活，趁那时买些房屋，买些好衣服，一霎时就完阔起来了。岂不是赌场中，能够凑合人的好处吗？
因为如此，赌场中的朋友，个个讲究，要熟读宝经，懂得路子，怎么一定是归身宝，怎么一定是出门宝，怎么一定是要倒拐。要打处，怎么一定是连笨三，连笨四。据那大赌家说起来，真真有个道理。能够照那宝经上来压宝，就输了也值得。这个路道，惟有那著名的赌棍，抽头吃利，很熟很熟。连结多少党羽，买通多少衙门。每逢有那会场戏场，他们就要引诱些金娃娃，活荡些生毛子，安顿些造孽人。
在那赌钱的人，以为这是个发财窝窝，万万不肯丢他的。殊不知赌场中，那有个天天赌，天天都赢的道理？不输就赢，不赢就输，赢过了，就会要输。越输了，越望赢。一旦输干了，没法了，就便要糊（胡）思乱想，打些烂条，或纳些契约去抵押。再又输了，就不免或卖田地，或卖房屋，或卖家具，均是做得到的。
你们想一想道理，世间这些事你们说是有吗莫有？须知到世间的人，银子钱，那个又不想？你也想，我也想，不从那正业上想来，终久是不长远的。赢也赢得快，却输也输得快。由此看来，到底去赌得赌不得？人家说赌不得，我偏说赌也赌得，但看他是怎样赌法。读诗书的人，要在那学堂里，赌些好学问，赌些好本事。将来到那官场中，赌做一个好官，那赌场，是名成利就的，可以赌得。做生意的人，要在那商埠上，赌些好货物，赌些好买本，将来到赛会上，赌做个大商业家，那赌场是地大物博的，可以赌得。做庄稼的人，要在那田土里，赌些好粪料，赌些好籽种，将来到那试验场中赌做个大农业家，那赌场是价值物对的，可以赌得。除了这几们赌，我就要奉劝，切切的去赌不得。一家人有一个人赌，便惹出一家人，都吃那赌饭。吃惯这赌饭，正经事大家不肯做了，是赌之为害。不但害了自己，并且害了子孙。如何是好？我奉劝世间人，不但这压宝场中，万万不可去。……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警察大肆搜捕赌徒，收集赌窝和赌棍的有关信息，一旦发现，立即抓捕，或罚款，或体罚。
以前卖糖果、糕点、花生的小贩可以采用打赌或抽签的方式诱使小孩买他们的东西，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流行方式现在也被禁止。在这样严厉的措施之下，赌博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得到了一些控制。
1910年春，警察机关试图斩断赌博的根源，规定三天之内停止一切麻将器具的生产和销售，销毁所有储存的麻将用品，任何人如果再制造麻将产品，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从禁止赌博到禁止麻将，反映出改良者对赌博的深恶痛绝，同时，也是对成都最流行的休闲活动的否定。警察机关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没有杜绝赌博，反而引起了成都居民的强烈不满。
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依旧活跃，这类活动仍然随处可见。
赌徒也有许多对付地方当局的经验。望江楼和文殊院成为赌博聚点，因为这些安静的、环境优美的地方不在警察的监督范围之内。
而城墙上、城门外、河边、桥下也成为赌博的主要地点，那些地方也经常因赌博发生争端。例如，一次在东门城墙上，一个年轻人在赌博时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死。北门外的道路一度是名副其实的赌窝，赌摊沿道路两侧铺开。
西御河的沿河街道也是赌博的去处，一次警察突然降临，一群赌徒急速逃离，一位穿昂贵皮衣的男子翻过墙壁，忘了另一边是御河，直接掉进了肮脏的河水里。
有些人在城内街道上摆摊设点赌博，某年仅在春节的第一天，警察就在包家巷抓到五六十个赌徒，第二天又在罗公祠抓到四五十个。
虽然茶馆的经营者不敢公开支持不合法的活动，但是他们也从未积极加以制止。一名报纸的记者谈道，他在一些茶馆随处可见人们赌得热火朝天，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在进行。
无论警察怎样搜查，赌徒们总能与之周旋，躲过难关。例如打麻将的人将桌面上铺上绒布，以避免警察听到声音，闯进民居搜查。难怪改良者傅崇矩感叹道：“赌窟中人，皆有绝大本领，绝大神通。”
没有一种改革能够迅速改变已经存在多年的生活方式。因此，尽管警察从晚清起便不遗余力地禁赌，但直至民国初期，赌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仍然十分盛行。
晚清以来，地方当局尽了最大努力控制赌博，但是成果并不明显。原因很简单：赌博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它既是个人和家庭的休闲活动，也成为一项陌生人之间的公众娱乐。而且，很难将赌博与玩扑克、打麻将等流行的娱乐活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虽然地方当局投入了很多精力控制赌博，但他们似乎并未赢得这场与赌徒的较量。
这个禁赌的努力是由曾经留学日本的晚清改良者，后来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善培所发动的，他的此举遭到不少成都人的愤恨，更何况许多措施是强制性的，这使得人们的日常娱乐活动受到限制。这也是警察总办周善培在清王朝倒台前后，备受各方批评和痛恨的原因。由于他是秃头，人们骂他为“周秃子”。
经历了20世纪早期成都生活的郭沫若这样解释道：“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钉，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
警察的这一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禁赌的决心，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
麻将在民国时期依旧在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大为盛行，原因便是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漫游的感想之六》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他在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
胡适进而计算了人们浪费在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点七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胡适对人们打麻将真是非常愤愤然，他认为一个沉迷于麻将的民族，是没有长进的民族。甚至从国人对打麻将的迷恋，感觉到了民族的危机：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意识到了麻将在普罗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并未对麻将加以取缔，转而推行“卫生麻将”，指每次游戏不打超过四圈牌。这里的“卫生”应该理解为“健康”，即不牵涉赌博，而且不是长时间地玩。
其实，也有不少人为麻将辩护，认为它是有益于大脑的活动，也是社交的利器，更为那些玩不起高档娱乐的民众，提供了许多欢乐。
不过，为麻将辩护的声音，很快便淹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到1949年后，麻将甚至被划归为“旧社会”的残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被彻底摧毁。
然而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跨过这么多年之后的21世纪，麻将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胡适先生当年担心的，麻将可能是“亡国的大害”的情况非但没有出现，在全国一片麻将声声中，中国国力反而越来越强大，社会文化发展得越来越好。
作为中国传统娱乐的麻将，在现代化、全球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还能繁荣多久？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