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时期的“新移民”

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因一部《叫魂》而被广大中国读者熟知。这两天在德州旅行，随身带了一本孔教授2008年出版的<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2016年被李明欢教授已成中文，《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引用译者的话，这部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刨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存；而后者同样也时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则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书名中的“近现代”以1567年作为开端(正是在这一年，朝廷正式下令解除海禁政策)，直到20世纪末j叶结束，研究的时间横跨五个世纪。在这一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海外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改开后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尽管如今全球化遭遇回潮，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作者从中国兼综世界过去五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来研究海外华人史，足见其眼界之开阔功力之深厚是着实不负盛名的。

读书笔记：

P238. 美、澳等移民国家摒弃种族性的排华法案，是随着相关国家对于族群和人权理念的逐渐改变而实现的。中国改变对毛以及马的态度，以资本主义威权政治（国家资本主义？）取而代之，这些变化是与中国更长时期的政治史相互吻合的。...... 中国对其海外侨民政策的改变，则是以中华帝国在海洋贸易上的实用主义转向为其前兆。

P329. 不过，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新移民"这一主题下，中国的国内移民（所谓的“流动人口"）和跨国移民被纳入统一考量，因为他们都是同一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劳务流动或家庭迁徙（这是一个在当下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去寻求经济生存的理性选择。

Other notes:

克罗齐耶在《官僚现象》中曾说：“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对中央集权的抗争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制度去适应环境的挑战，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某种制度刚性来保护自己。”中国君主制是一种独特的制度，皇帝既受到官僚制度的制约，但也有巨大的专制权力，官僚制度的制约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制度刚性”，即君主也无法轻易改变的惯例；而君主的专制权力表现为“督责之术”，可以通过监督、人事任免等手段最大程度的控制官僚体系。通俗的说，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君主也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必须遵守行政章程，但在安排何人来处理具体事务上，君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主在感受到官僚体系中“官官相护”“隐瞒不报”“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等行为，影响到他施展督责之术的问题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和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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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中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这些人从来就不相信、也不害怕所谓的“妖术”，他们对付妖术的方式还是行政命令或者官场惯例的那一套，但是真正令官僚体系感到无比恐惧的是暴民和君主的愤怒。在官僚体系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妖术”仅仅是一个“事件”，或者说一种“资源”。一方面它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凭借，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体系中其他官僚、治理辖区内的普通百姓展现权力的一个舞台。直白一点说，“妖术”对于职业官僚而言，就是可以被界定、被制造和被修改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务罢了。官僚对于“事件”的运作，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