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043

*摘录《规训与教化》P233

“群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生产的中心，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和群众化是联结在一起的。当个体化被现代教育分离出来后，每一个个体失去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个性，就变成了群众人，群众化连根拔除了优秀的自我，产生了牧群社会和平庸之人。群众文化所带来的文化的退化对教育、语言、理念和理智的判断力产生的影响力巨大。人们失去了改造社会和自我的能力、精神和勇气。因此，群众文化是一种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并因此极为廉价和平庸的文化。

“群众文化”使真正的精英不复存在，或者说精英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当然，精英的地位和身份还在被占据、被分派，精英的称号还在使用，但是精英失去了精神的抱负，没有了理想精神和健全的理智。他们仅仅是获得了占据更多利益的地位，而不见得具备优秀的人格品质和卓越的实践能力。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为社会、为他人，特别是为平民大众谋福祉的献身精神，没有为公共利益实践的抱负，他们没有引领社会的理想和能力。他们只是自以为是，以优越于他人为自豪，这种精英的虚荣感恰恰是那种为精英安排不公之利的社会养成的。所谓的文化精英，满口花言巧语，滥用文化字眼，实际上自满、肤浅、伪善和武断，自以为是引领芸芸众生的文化领袖，实际上是把群众引入到文化幻觉中。他们可能自诩或被叫做精英，但实际上，他们是野蛮人或者媚俗者，是伪精英。

真正的精英把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他们实现精神抱负的惟一途径，生活，运用一切有价值的力量来完善自身，对人性怀有深刻的尊重，在不断追求精神理想中培养健全的理智和美德。同时，努力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造就和提携才华出众、品格超群的同类，并且对民众具有一种广泛的关怀、尊重和热爱。

因此，精英并不是占有了某种地位的一种身份，而是品质优秀的象征，它们虚怀若谷，不以“私利”为转移，客观公正地思考，学习和传播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提高思想和文化境界，了解人类发展中永恒和根本的问题，以开放的、自由活跃的思想检视人们当前的所作所为以及思想根源，以完全的责任心和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审慎的实践智慧处理面对的各种事务，这不仅是健全理智，更是健全文化的原则。

如此看来，精英是真正有教养的人，也就是真正受过教化的人。这不意味着精英是享受特权地位的少数人，而是意味着一种接受过教化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这种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使人把幸福溶人道德高尚的生活之中。精英不仅具有卓越行动的能力，而且具有真正的美德；他能够明智地、公正地处理各种事务，能够从狭隘的功利中超越出来，追求更好的境界；他独立自主，不盲从于任何权威，更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他以全部的热情追求他所选择的生活理想，并且把他的生活理想与人类真正希望的善联系在一起；他具有敏锐的道德判断力，同时也具备真正的知识，他的知识与道德、品格与才能、理想与追求都将通过他的公共行动和社会合作，为他人和公益做出贡献。他可能没有占据显赫的位置，但他在平凡的生活和平凡的职业中追求着优异；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来克服种种来自自然和社会中的恶。他之所以是精英，仅仅是因为他在平凡中追求着伟大和崇高，他是平凡的，他才是精英，如果他认为自己不可一世，那可真正是野蛮人。

*摘录

《涂爾幹社會學引論》第47页

社會勞動分工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是一定社會結構的反映。在機械團結的社會裏，分工和社會分化未見端倪，個體之間差異甚微，集體意識極端濃厚，人的個性遭到扼殺，鎮壓性的法律佔統治地位。分工的發展導致社會分化，社會分化使機械團結的社會瓦解和有機團結的社會建立。在有機團結的社會裏，集體意識消亡，個體意識佔統治地位，個體各不相同，各司其職，互相補充，從而社會得以協調發展，但個體意識的增強也容易產生極端的自私主義，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恢復性或合作性的法律應運而生。社會勞動分工不僅產生社會團結，而且還創立法律和道德。

社會勞動分工既不能通過煩惱和追求幸福來解釋，也不能通過尋求快樂和提高集體生產的效率來理解，而作為社會現象的勞動分工，只能用其他社會現象即社會的道德和物質的密度及社會容量來解釋。

*摘录

《错误的决策思考 如何避开思维模式的陷阱》Dietrich Dorne 鄭明萱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1999 导言 P9 到底在“好意加愚策”，與“惡意加智舉”之間，那一樣對人世間帶來的災禍更重，實在也很難說！自以為出發點是一片好意的人，容易有當仁不讓的心態，對於自己的目標與手段較少猶疑。原本個人的無能，只屬無傷的小缺陷，結果卻可能因此造成危及眾人的愚舉。無能的好人，往往因為自認為出於好意而很少受自我責備。反之，聰明的壞人有時候卻因良心一時的自覺，反而少做一點壞事。因此我們若一味固執，認定自己的出發點一定都是好的——只要目的正當，手段必然正當—一則很容易有將明顯不良的手段，予以神聖正當化的危險。

因此善意善圖，實在不能保證什麼。回過來看看我們這兩位大學者，一心想為摩洛人打造幸福前景，結果呢？他們擬訂目標，執行目標，最後卻失敗了。原因何在？當然，他們誰都不可能認為責任在己，更不可能承認自己沒有遠慮，或對情況缺乏全面性的體認——怎麼可能是我不對呢？畢竟，我是一番好意？問題都出在“他”的身上，是他，把事情搞砸了！挖掘深井的笨主意，是他出的！不幸的是，實驗室裡闖了禍，可以重新來過，真實的人生，卻沒有“再來過”的奢侈。

*摘录《重构近代中国》P64 在蒋(廷黻)看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是任何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面临的最根本挑战；这个国家仍然为政治分裂和内战所困扰，因此与传统的“朝代国家”没什么不同—在传统时代，人们忠于自身、家庭和地方，而不是国家（蒋廷黻1933a:168）。因此，对中国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乃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足以“终结内战和动乱”并“维持全国安定”，并使所有省份都臣服于它；只有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政权之后，现代化方有可能(蒋廷黻1933e:173)。然而，統一中国并建立一强大国家，就必须依靠“个人专制”下的武装力量。蒋断言，在中国，这种专制是必须的，因为有很多“小专制”或军阀武装威胁着中国的统一；因此，以一个大专制去取代”小专制”将有益于人民。但是，统一的专制政权，应有别于历史上传统的专制政权。他写道；“现在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愿拒绝的。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同上176） 因此，蒋氏并不同意他的同事胡适(1891-1962)坚持用非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创建一个民主政府，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蒋看来，胡之中国采取自由议会政府的主张“太天真”，因为胡适未能充分认识到民主国家亦存在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诸问题，以及中国国会议员的选举丑闻和争夺私利（蒋廷黻1979：141-142）。蒋坚决主张，“民治在中国之不能实行，全由中国无适宜于民治之经济、社会及智识，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然产生矣。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蒋廷黻1932b:574）。 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重大问题上的观点，跟蒋廷黻基本上一样，也将政治分裂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他同意蒋廷黻的说法，认为军事行动和专制是实现政治统一的必须手段，而声名狼藉的民主则非必要之物。他解释道，“民主政治行于国外，有悠久之历史，中国先无基础，又无准备，一旦贸然采行，徒供政客操纵，劣绅把持”(陈恭禄1935:802-803)。但是他也建议，—旦统一的任务完成，政府须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并赋予人民以选举权（同上）。

* 摘录 《涂尔干社会学引论》P78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書（《论自杀》）中涂爾幹的中心思想：受其本能支配的人總是充滿著無限的慾望，這樣個體總是不滿足於現狀，並且總是試圖從社會中索取更多的東西，而他又總是對其在艱難的現實中找到的滿足表示失望，失望的表現之一就是自殺。自殺是一種個體現象，但其原因是社會的。 人是具有慾望的存在，社會和道德的最初需要就是紀律。人需要遵守一種至上的權威和友善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接受，而且只有社會本身才具有這種魔力。

*摘录

《规训与教化》P240

理想并不是现实有待于实现的模型，它是指导生活的“理念”，这种理念在现实中无法实在化，也是无法欲望化的。理想无法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目标，它意味着现实对永恒的一种理性指涉，通过这种指涉而期待现实生活的改善。理想虽然仅仅是一种理性的希望，但是对现实具有构成性力量，这种构成性力量仅仅是给予现实一种非实在的方向意识和期待意识，表现为人的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与其说理想在构成现实，不如说理想在教化现实，引导现实，理想在行使着教化人的作用，它是人超越现实的价值决断的根本基础。

理想的意义在于教化。人在理想的引导下，在自我超越中实现卓越。理想根本上是对绝对的应然也就是来自于“自然正当”的理性言说，怀有理想是对“自然正当”的不断回归，从而为人走向未来的可能性获得一种理性的指引。理想因此不属于现实，它不是有待于现实完成的终极目标，而是贯穿历史与实践的一种人对自我的价值期待和实践投射，人在理想中把自身抛入了未来之中，但理想不是一种理性的对未来目标的计算，而是整体性的人生期待。在这种回归中，人获得了存在的勇气，获得了对自我进行治理的价值准则，获得了对自己精神品质的培养。理想因此是一种“灵魂”的灌注，一种精神力量的赋予，理想使人之为人的过程具有了根本的灵魂。有了理想，人就成为有灵人。

*摘录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 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P154-155

定义有不同的类型，一般而言，我们划分这么几类：

． 报告性定义——报告一个词的常用意义。字典里常有这类定义。它的合适性在于是否准确地解释了词的正常意思。

． 规定性定义——规定一个新词的意义或一个词的新意义。每个人都有权去造一个新词或者给一个词规定一个新的意义，但是合适不合适需要批判和分析。

． 精确性定义——对一个模糊的词给出精确的意义，有时称为改造或者劝说性的定义精确性定义的一个合适性标准是符合原来概念的范围，将原来的核心用法保留，清除其他部分或模糊的边界部分。

*摘录

《学术与政治之间》P224-225

完成击溃中国中产阶级的任务的，是两个东西。一是由“孔宋财团”所代表的财政金融，一是由国民党内派系所表演的“派系政治”。“孔宋财团”，并不专指孔祥熙、宋子文两个人。凡在政府及在社会上，能做主要经济活动的，多半与他们直接间接有关，其活动的性质与方式也大约一致。尽管他们彼此之间，不是没有矛盾。同时，国内军阀官僚和大大小小的买办，搜刮来的大量金钱，也常常委托他们，在国外为其经纪。而在孔宋以前所形成的政学系财团，在本质上和他们并无分别，并且也渐降为附庸的地位。所以用“孔宋财团”四个字来概括经济的统治者，是大抵不差的。

……

派系政治，是在三民主义空头支票掩护之下，由各个人的封建自私所形成的。完全大公无私的政治家，历史上并不多见。但自私有自私的类型和特色，而此一集团自私的类型与特色，乃在其残余的封建性。各人以自己现实利害为中心，顺着血缘关系，由子女亲戚，推及于同乡、同学、学生，以及所谓“一手提拔之人”。每一有权力者所拿的尺度，都是与他自己亲疏厚薄的关系。凡没有私人关系的，便一律排斥于各派系之外，也就是排斥于政府之外。于是国民党之所谓“党”，变成了封建人事关系的许多小集团。但典型的封建社会，还有封建的道德加以维系。而现时的封建，毕竟是没落的东西，封建的道德，已扬弃而转向为新的形态。于是封建关系的本身，便没有任何真正可靠的道德观念之存在。所以每一小集团的内容，都空虚动摇，并无真正的团结性。当各派各系互争之际，不断地截取中山先生的遗教中的一言半句，或社会流行的名词口号，以拱卫自己，打击别人。实际，他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想，而只是想分得国家的权位。因为大家对国家的权位，只当作满足私人欲望的工具去追求，权位只对他的欲望负责，而不对国家的问题负责，所以追求到手以后，决不发生真实的责任感，而只感到分得不够。分了这，又想分那。纷纷扰扰，穷年累月不休。

*辨析

有一篇“外高考作文盘点:他们究竟考什么?”的文章

看了一下这里说的国外的“作文”，把里面列的归了一下类。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向他们看齐，然后才能谈如何看齐。

法国高考毕业会考作文题：哲学思辨类

英国A-LEVEL考试作文题：哲学思辨类

美国SAT测试作文题：社会价值类

美国SAT测试作文题：(2007年1月)社会价值类

日本东京大学入学考试作文题：生活沟通类

德国中学毕业会考作文题：文学欣赏类

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作文题：哲学思辨类

英国剑桥大学自主招生作文题：法学应用类

在这些作文中，除了日本的之外，其他的都和我们的不同。这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想，为什么我们是独特的？

*柏拉图主张回忆即是学习。中国传统中童年背诵下来的东西终身难忘，这不但是随身携带的语料库，而且直接达到随时随地终身学习的目标。

*正确合理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往往具备的只是理解和分析能力，至于是不是创新能力，恐怕还有待证明。如果不进行论证就划等号，那恐怕也不需要进行思辨了。而且即便思辨上行得通，也还要符合事实才行。

*大学教授深入中小学搞科研时，也应该注意：一些大学教授过于注重文学（或其他学问），而不顾中小学生语文学习的特殊性。他们的科研是在搞属于自己的科研，而不是真正服务于教学的科研。最后，有科研成果了吗？有。但能落实到一线教学了吗？能够长期运行了吗？就很难说了。

*摘录

《规训与教化》P245

乌托邦精神是人之超越的根本精神，实际上也是教化的根本精神。精神教化的根本是为人的价值性存在提供更宽广的视野，教化本身就是在超越的精神中进行的，这意味着教化对人性、对个体的品格具有“自然如此”、“理应如此”的期许和希望。教化开拓精神、培育人格，推动和激发人追求优秀和卓越的品格。如果说乌托邦精神是一种超越的精神，教化超越的特性是与乌托邦精神是相通的。教化以具体的交往行动意识和价值追求的理想，引导个体超越了当下的现实和自我的禁锢，从而使个体的精神进入一个更高尚、更丰富、更广阔、更卓越的世界中。因此，乌托邦精神是教化的灵魂。

不仅乌托邦精神与教化的精神相通，更为重要的是教化必须植根于乌托邦精神，教化必须以真正的乌托邦精神为依托。真正的乌托邦精神不是勾画实在化的社会工程蓝图，而是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理想。尽管这种真正的乌托邦在现实中无法实体化，但是它是一种期待和希望，这种期待和希望带来的是人的精神的变革与提升，正是这种希望和精神的变革为人带来精神活力，为社会的变革注入精神活力。乌托邦理想的精神价值就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产生。真正重要的是乌托邦给出了一种精神意境，一种理想和理念，确立了一种观察世界、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永恒的维度，为世界开辟了新的、更高的精神超越的希望，从而把精神带到了更高的世界。

*摘录

《规训与教化》P254

生活世界的多元化本身为文化归属提供了一种复杂的背景，一方面，在同质化的技术文化和群众文化中，个人的精神越来越同质化，另一方面，文化的碎片化使得个体的生活风格难以获得共通性，生活精神处在游离和游移过程中。这说明，在现代性社会里，尽管文化似乎非常丰富，但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却存在着精神危机，因为他无法获得源自文化精神的支持，无法得到来自文化的精神培育。

文化认同或文化归属作为个体精神的一种培育或教化方式，意味着一个独特的具有精神理想的个人的生成过程。个人获得来自文化的教化力量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的人生理想，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创造性能够引导个体创造自己独特的人生。因此，文化认同就是精神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身的价值意蕴和精神内涵是关涉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健康与否的大问题，它涉及文化个体是否具有生活理念和精神动力，涉及是否能够培养出卓越的、创造性的、生机勃发的个体，涉及一种文化崇尚什么价值的精神取向，也就是文化把什么东西看做是这个社会最令人敬重的，最令人值得追求的。文化于是真正地关联着社会发展的价值决断。甚至，在整全的意义上说，文化本身就是价值决断，它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理念和精神取向，文化是一个民族努力追求的更高的精神境界，在其中，教化和培育才能真正地发生，否则，文化不仅不能培育人性，反而会败坏人性。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不能表现出追求优秀的理想，那么其成员的精神中就会体现出偏执、庸俗、放纵、贪婪的取向。因此，“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引导“什么样的生活”是文化的全部问题所在

*“概念”其实一直是开放的。语言文字，是认识的替代品，语言文字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很多只是对世界进行了简化的产物。简化是为了便于交流，但只从简化方面去认识世界，是不够的。语言文字呈现给了我们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复合世界。这是超出人类创造语言文字意图的。人类的创造物，似乎都有人类无法控制的副作用。（这一点，只是感觉，没有仔细思考过。）但一旦创造物超出人类的控制，就会反噬人类。这个副作用，是人类无法预期的，只能在付出代价后，再予以注意和纠正。而有时候，正是这些副作用导致了人类的焦虑。

*对基础教育提出无理要求的人太多了。其中不乏看中高考背后的利润者，不乏想借批评教育牟取声名者，还不乏思维片面却又偏激者。

在一个拆台的人多，搭台的人少的时代背景下，混乱才是有些人希望看到的。

这种缘木求鱼式的要求所造成的混乱，需要整个社会来埋单。

*摘录

《文本解读与语文教学新论》P364

读与写明显是两回事，它们又是相异的。其相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其取向完全相反，阅读、解读是面对…个文本、一部作品，要去破解它的艺术内核，写作是面对一堆素材、一张白纸，不仅要把它变为一部作品，而且首先要找到那个艺术内核。

第二，在能力层级上写作高于文本解读，更高于一般阅读。课标说，写作能力是语文能力的综合体现，实际上是最高体现。我们说，写作有求通与求好两种，求通者，一般阅读即可；求好者，会读才能会作，但会读不一定就会作，而会作者一般会读。当然，具体的文本解读又是另一门艺术，但一般而言，写作能力强的人，阅读能力、解读能力也较强；反之，阅读能力、解读能力强的人，写作能力不一定就强。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大作家的诗文点评、作品评论都极为精彩，就本书出现过的例子有歌德、鲁迅、叶圣陶、朱自清等，就当代文坛，人们熟悉的有王蒙、余秋雨、刘心武等，就古代的名例有苏东坡、李清照等。

第三，写作的劳动量远艰巨于阅读的劳动量，这是众所周知的。创作的劳动量，不光是时间的付出，还在于是对意志力的挑战。懒惰是人的天性，逃避写作，逃避揭秘式文本解读，逃避一般的文本解读，最后“躲”到一般阅读里，甚至稍多一点思考的阅读也懒于涉足，流连于浅阅读、快餐阅读中，这是比比皆是的社会现象。仅就此点，写作在塑造人的语文素养乃至人的总体素质上也高于阅读。但解读的成功，更不用说创作的成功，会带来愉悦快感、激发兴趣动力，进而战胜懒惰，补偿艰辛。在这个意义上，多作多改这一最朴实的传统法宝就有了崭新的意义。

*摘录

《学术与政治之间》

1、才能是表现在能把应做的事做好；识是能照见自己，也能了解他人；量是能容纳他人，也能安顿自己。305

政治中最坏的气质是阴狠、刚愎、忿厉。富有这种气质的人，一遇着与己意不合的时候，尤其是遇着古今中外政治上所必不可免的批评的时候，立刻引起反感，立刻加以恶意的推测，于是种种可以不必有的纠葛便因之而起。人的认识能力只有在感情平静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上述的气质不变化，则心中常蕴着一团阴霾，常蓄着一团风暴，心理容易离开正常的状态，认识自然不能清明。P307

第一，儒家思想乃建立于人性皆善的这一基本设准之上，故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互信互爱为基础。……

第二，就人君的地位来说，儒家虽然承认它是政治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君臣之间只是互相对待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合则留，不合则去”，人臣并不是人君的私人工具。并且在人君的上面，另外还要拿出一个“古”或“天”压在它头上，使人君不能自有其意志，必以“古”或“天”的意志为意志，否则不配作人君，而可来一套“革命”、“受命”的。在“古”和“天”的后面，揭穿了说，只是人民的好恶、利益。所以在儒家心目中的人君，绝不是使其恣肆于群生之上的绝对体。……

第三，儒家对我们民族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二千年以前即明白指出政治乃至人君是人民的工具，是为人民而存在；而人民不是政治乃至人君的工具，不是为政治乃至人君而存在。所以人君要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而不是人民以人君的好恶为好恶。在儒家思想中，每一个人都是人格的存在，所以特别尊重每一个人人格的成就。而政治的目的便是要助成这些人格的成就，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以开启一人文的世界。所以政治的本身即要求其人文化、人格化。此即德治、礼治的真意所在。……P309-311

*在QQ上与同行讨论教育绩效化的问题

绩效，其实是一种工业产量计算的结果，而教育不是工业。

工业面对的是产品，而教育面对的是人，也就是对广义上的生产者的培养，除非是有专门的标准，合格一个算一个，才能以绩效进行计算。而教育的周期长，又很难有专门的标准来衡量人。

搞专门的职业培训，可以以最终是否胜任某个岗位作为准则，而基础教育如何统计这些？

社会投入追求产出应该针对是物质，而不是人的教育。

把学生默认为具有稳定性的物品了。但学生所具有的属性，并不是单一的不可变的。反而是，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以及不确定性等方面都是未知的变量。

人与物是直接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可以用绩效衡量，老师与学生也是这种关系吗？

劳动，还要看具体行为不同性质和不同的关系的。这种抽象（只从一个概念的名词）的比较就是一种简化思维，但世界从来不是通过简化而建立起来的。

教育如果抛弃了伦理和道德，那和工业化生产就没有有什么区别了。二者的不可必性正在于此呀。只凭升学率来进行奖励的话，以前有地区老师帮学生子在高考中作弊，对这些老师和学生来说，这也是双赢。

道德与伦理在工业产中存在，这不假但存在程度只是在于与产品质量相关的责任上。而教育中伦理和道德的程度是单一的关系吗？

教育工作是一种复合型的工作呀，把这种工作往单一型工作上去引领，然后拿单一性工作的特征，去衡量复合型工作的成果，最后的结果，当然是“1元=1分”了。

*摘录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 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P165

论证，不光是论证，包括我们的其他交流，必须建立在具体、明确和细致 的概念上。在论证中，词语，要有具体所指；衡量，要有具体标准；比较，要有具体根据；范围，要有具体规定；意义，要有具体例证；抽象，要有具体的对 应；概括，要有具体的实例。具体保证了明确和细致。具体代表遵从实践的 精神。具体是陈述的内容。具体是理解的前提。具体是交流的基础。具体是认识的来源。具体是批判性思维的坐标原点。

比如你本来想说：“昨天我在太阳下长跑了两小时”，但你换了个说法： “我昨天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艰苦锻炼”。对你来说两个句子指的一个意思，对别人来说它们代表完全不同的理解状态。使用“长时间”、“艰苦”、“锻 炼”这样的模糊性和一般性的词，使别人难以明确你到底做了什么。几乎任何运动，比如登山、游泳、骑车或者练习拳击等，只要持续强度大的几个小 时，都可以算作“长时间的艰苦锻炼”。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满口模糊、晦涩、抽象术语的人不但表明他们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而且很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者是故作高深和炫耀，或者是逃避责任和掩盖失误。最好的判断是，如果一个人不能用明白具体的语言阐述他的观点，他很可能没有观点。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被抽象地支持，怀疑它的充分理由已经具备了。

*摘录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 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P174-175

虚假来源一：“说真话”者其实是说谎者

一般而言，虚假信息的第一个来源：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人有意造谣。说谎的不光有华尔街的金融家，还有专门制造、出版谣言的文化人。有的作家能数年如一日地编写一本又一本关于他从未见过的名人的“访问记”,并且毫无内疚感。在谣言泛滥的同时到处都听到“我说的是真话”的表白，而事实证明这既不能保证他说的观点是真的，也不能保证这句话本身是真的。大量自称“敢说真话”的人，后来证明都是有意地敢说假话。不说自己“敢讲真话”的骗子恐怕还不是成熟的骗子。一流的骗子即使已经屡次被揭穿，也依然在公众面前面不改色地说“我为真理把生死置之度外”。相信这样的人说真话比相信他是青蛙还要荒谬，但受骗的人依然前仆后继。八卦杂志上见到最多的词之一就是“真相”，虽然谎言一再被揭穿，杂志还是能以同样的方式办下去。

虚假来源二：人的本能和认识的局限

产生虚假信息的第二大原因是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大多数人无意做假、不想欺骗别人，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认为真的事实，其实包含错误。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但它其实是假的。希契柯克指出，任何下面这样的情况都可导致一个错误的陈述(Hitchcock,1983,p.202):

．对讨论的问题无知或者误解；

．对其所见所闻做出错误的解释；

．虽然了解事实但无意地进行自我欺骗（因为偏见、利益、意图等）；

．虽然了解事实但有意地进行自我欺骗（因为偏见、利益、意图和欺骗的历史等）；

·虽然了解事实但做出粗枝大叶或者不准确的表达。

*摘录

《学术与政治之间》

同时，由孔子在历史地位中之崇高化，使任何专制之主也知道除了自己的现实权力以外，还有一个在教化上、在道理上另有一种至高无上而使自己也不能不向之低头下拜的人物的存在。使一般的人们，除了皇帝的诏敕以外，还知道有一个对人类负责、决定人类价值的圣人，以作为人生的依恃，而不致被现实的政治盖天盖地地完全蒙得抬不起头，吐不出气。所以，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现实政治之外，还敞开了一条人人可以自己做主的自立生存之路。在最近的五十年以前，中国每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并不是由皇帝所决定，而是由圣人所决定，连皇帝自己的本身也是如此。因此，人们虽生存于专制政治之下，还可以过着互相教养、互相救助的人伦生活。虽有时政脉断绝于上，而教脉依然延续于下。我国民族不至随朝代的变更、夷狄的侵占而同归于尽，其关键全在于此。今人乃谓我国历代之尊孔纯出于维系专制之便利，果如此，则专制之主何不祷祝于商鞅、韩非、李斯之前？何不奉《商君书》、《韩非子》为经典？而乃崇奉主张为人民而政治，抑人君之好恶以伸张人民之好恶的孔子及其学派，何其颠倒若此？历史上出身于盗贼狙猾夷狄之君主，尚不敢抹煞天下万世之公是公非以自肆于孔子之上，这是说明权力向学术、向教化的低头，亦可由此以见人心之未曾全死。今日之知识分子，其无知识，其无忌惮，乃悍出于出身盗贼狙猾夷狄的君主之上，则今日的总溃灭、大黑暗，岂系偶然之事？P362

当时对中国文化真有研究的如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诸氏，都对现实政治或采取不同的观点，或保持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由此亦可窥见个中消息。

前年我在台北看到一位对西方哲学很有研究，和我很少交往的一位先生同我说：“我在书店里看到新印的《胡适文存》，里面说中国什么都不如人，充满了罪孽深重的口气。当时，我心里想，假定我是胡适之，便会用钉锤敲凹自己的眼睛，染上蓝颜色，干脆去当一个外国人。”

P407

科学方法并非如某些人脑子里所想象的，像一个印糕饼的固定模型，只要将原料向模型上一套便得。科学方法是要先顺着研究对象自身的生成构造的程序而得出其一定的规律，以将其再构造。我们研究宋明理学，我们不依用宋儒所以得出某种结论的方法，你如何能了解它？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所以一般人只站在一旁胡猜，反将这种胡猜套上科学方法的帽子，好像拿着一个糕饼模型来裁量万事万物，凡是模型套不上去的便说这是不科学的，是不值得研究的。愈是口头上喊科学方法的人，一沾到实际问题，便多胡说八道。而这种人东翻翻、西翻翻，便自以为是高出一切的万能博土。这正是今日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最大危机。P491

我的态度简括地说，五四应当尊重，也应当批评。尊重五四，并非把它当作一个偶像以为树立门户之资，批评它也并非等于否定科学民主。科学民主，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也不是五四的专利品。中国对科学民主的要求，并非始于五四，戊戌变法，便是追求科学民主的实际行动。但五四的可贵，在其对社会发生了远超过戊戌变法的启蒙运动的作用，而白话文学的成功，更有不朽的价值。这是值得尊重的。但值得尊重的东西，并非即是不可批评的东西。五四运动的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批评运动。批评运动的本身，却禁止旁人的批评，那才真是笑话。至于“现实权力”对五四批评的动机及其得失如何，自有“现实权力”负责；批评有其具体内容，不能因为某一部分人的批评不对而即认为凡是批评的都不对。P515

* 摘录

《信仰》

每个人都需要信

信仰是每个人最根本的精神支柱。它和物质不同，物质让我们解决了生存问题，并可以让你活得更舒适，但信仰却能解决你的发展问题，并帮助你活得更有价值。

一个人的信仰是他人生价值的反馈，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他的信仰将赋予他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这是一种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并包含着信仰者本身对美好未来以及构建美好未来的追求。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存有信仰，以及是否存有“正确的信仰”。失去了信仰，人就会失去掌握命运的巨大力量，他的发展就会陷入被动的被操控的局面，他甚至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走向。反之，一个富有理性信仰的人，他的理性信仰会指引他找到人生的目标，并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为实现目标而努力，他的精神世界也会因此而丰满、刚毅，他的事业发展也将更加全面和高效，

可是，即便你找对了信仰，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机遇，就像一个出口，来帮助他释放内心的能量，埋下梦想的种子。

P190

从大的社会层面上讲，信仰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的社会需要机会，国家也需要机会：如果高尚的信仰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能在积极的信仰作用下得到发展，去恪尽职守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投机取巧，不浮躁冲动，那么我们的社会形态也必然得到发展，我们的公司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一个人不但需要建立好的信仰，拥有好的分析能力，还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并且时刻积极地准备成功，抓住那些出现的机遇。如果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你仍然没有准备好，也只能遗憾地与成功失之交臂；只有你真正准备好了，拿出了绝佳的状态，你才能把它们牢牢地抓在手中。P194

* 既然语文的实际教学内容是现代汉语，而其目地一开始就设定了通用语的目标，这就说明了它本质上是一种培训课程的性质。如果要想在它的这一属性上，增加内容，必然要对现有的语文学科进行改革。现代汉语当然有文学和文化部分，但是在传承上就不行了，或者说是底蕴部分上就差。

我们的现代汉语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重新开始的，所以现在的语文学科，从教师到学生，甚至整个社会，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失落。

对于这些文言文和古诗词的教学，要从大的方面来看教学方式是什么样的，目前最常见的方式是翻译，这其实就是以现代汉语的方式转述古代汉语，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对学生学习文言文和古诗词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考试要考的不过是现代汉语的内容，只要把现代汉语的内容背下来就行了，还管什么文言文和诗词的理解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写什么样的样话，能写什么样的作文，这只目标，而不是标准。从教学的角度上讲，要有衡量标准，即学生达到怎样的程度（标准），才符合“写什么样的样话”这一目标。

我们的课标表述，模糊的地方太多，而且每次语文课标的变动也要报不定，在众多学科之中语文是最乱的，我前面说的“茫然不知所措”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且语文性课改，从培训到教材，实在是不敢恭维。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语文。

教育要有独立性，但教育却又无法完全脱政治的影响

“教育、教学是遗憾的艺术”，这句话成立的前提在于，教育、教学的总体是成功的，所以留下点“缺憾”是正常的，因为学生作为人是一个不确定的变量。然而，如果拿“缺憾”当做总体上失败或大部分失败的挡箭牌，就不行了。

不能从个人角度去认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时，所谓的“当前的教育形势”并不一定是与教育宗旨相一致的呀。如果随波逐流当然有人可以被树立起来，但是这正是教育丧失独立性的表现。

*很多人总是拿民国说事，其实以语文来说，之所以目前语文不能教学生更多的文化内容，都是民国时期人们偏激盲动惹得祸。而一百年后，我们要承受他们行为所酿成的苦果。 卓越的努力，治学精神，其实并不在历史书写的那些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的身上，反而是一些被正史忽略的被隐身者

*市场化之后，什么不是以金钱为标的？教育市场化之后，教育就变得低俗了。昨天，有一位仁兄，大致说，这样是社会爆炸的节奏。差不多，整个教育界都弥漫着“边糊弄边圈钱”的乌烟瘴气。圈钱意味着不择手段，而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今日教育能“减少盲动，充分论证，谨慎行事”就阿弥陀佛了。

*逻辑要尊重事实，因为只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并不能认识事实，因为语言文字的表述有虚假的可能，对虚假的文字表述，只要符合形式逻辑推论规则的，形式逻辑也会承认其合理，这是语言文字产生的副作用和形式逻辑的局限。

*牛头马面，是语言表述，它只满足于人的想象，这种概念有一种名称，叫“空概念”。其实，民主，自由，平等，这些词语只能作用于人的欲望和情绪，它们从未在实际中真实出现过。

*缺乏客观公正的学术标准和权威的学术机构。骗子横行，层出不穷呀。

*中国教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规不规，矩不矩，自然乱象丛生。

*需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担负起教育社会大众的责任。

*很多人囿于己见，偏断偏执，这些人要比社会大众还要难以接受自己的错误。

*要让懂教育的人来组织教育教学工作。 我们目前的官本位办教育，以前的官水平高，还能略加指导，现在的官基本对教育一无所知，而且水平很低，只能听任别有用心的人忽悠。因为对教育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只能靠简单的经验移植来管理教育。

*考虑语言文字问题，关键是要赋予语言文字的独立地位。西方学者之所以现在才走到怀疑语言文字这个程度，是因为一直把语言神圣化，神圣得不容置疑。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文字要比发出声音的语言更有独立的价值。所以，更有机会解开“人、文字与世界”之谜。

*新，可能会无所依傍，电脑编程使用符号，创造虚拟世界，然而，任何一个不遵守规则不加验证的“新符号”并不一定能是已有的程序呈现出新面貌，而大多数时候会使原有的程序瘫痪，变成一堆乱码。

编程语言可以成就我们现在进行交流的虚拟世界，这正是发挥了符号自身独立的属性——虽然这背后有人的智慧在，而这部分智慧，正是人自身具备的空间的想象力。

其实是在生活中，我们面对真实的世界时，我们的想象力会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干扰。 然而，这种想象力也同样体现在我们创造的语言文字上，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创造语言文字，是为了实用，而这个实用既包含了对反应客观世界的认知需要，又包含了人对满足自己想象能力的需要。

*西方人强调的自由，其实是一种选择，不选择不能前进，但选择了就要有勇气承担后果。

*西方教学流派的更替其实一直是在尝试找到一套适合他们的教育方法，不过西方人大线性思维，不容易让他们走向圆融，只能是在更替中发展。

*规模小的国家是比较容易重视教育的，比如，芬兰、冰岛、以色列。

*中国的历史中对教育问题其实有过不间断的思考，我们现在面临的人的教育问题，其实和古人面临的大致相当。但我们已经放弃了从传统中汲取经验，这就造成了当代教育的茫然。

*中国的传统中的忧患意识，总是假设“今世”是不完满的，这就需要不断进取，而未来是不可知的，所以要以古鉴进，择其善择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样的未来，即便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这就是中庸之道。

*历史是延续的，而不是断裂的，一个人不能直接变成成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传承。认识上务虚和必然进化的幻想，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过去人作诗，并不比写一篇文章容易。唐人作诗的人多，说明文化发达的程度高。或者说，作诗也是训练学生体察生活炼字造句的重要形式。而我们目前的语文教学在这方面是阙如的。

*从小学就开始背范文，一直到高考宿构套构，当然不会写自己的文章。我不知道初中具体如何，但教材精简了很多。早已不成样子了。高中应用文已经绝迹了。这些年语文被弄的七零八落，不成样子。不接触不知道，一接触下一跳呀。

*高考题的考察点还是比较均衡的，高三的训练起很大作用。中文系的学生对这些内容肯定生疏了。前些天看一本认知学习的书，其中提到一种短时的“目的记忆”即完成目的之后，这段记忆会从大脑中被擦除。如果中文系的学生，以考大学为目的的话，那么高三那些训练，等上了大学之后，能剩下的恐怕就不多了，等到毕业了的时候，就更少了。

*有的高考题看似是表达题，但它的背后略有策略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答不好题，可能是没有关注这些内容。不过博士生研究高考命题甚至尝试一下命题还是一个不错的练习。

*语文阅读面对的是文本而不是作者的本意，除了要测试作者的表层意思之外，还要测试潜在的文字使用规律。而后者要比作者的表层意思更值得关注。

有的作者在写作时，可能注意内容，而没有注意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语言文字的表达规律，即便是面临自己的文章，他也答不上来的。

语文测试关注的是正是作者不知道的默会知识，而且追求使默会知识显性化的途径。

*目前语文教学混乱，但其实语文还是有个一部分训练内容的，只是这部分内容被窄化了，而且很多一线教师对这部分内容同样茫然无知，所以才造成了目前学生语文水平低下的原因。之所以，这些来时也不知道，这部分训练的内容的要求，是因为很多学校每年都让有经验的老师在高三把关，很多老师接触不到这部分内容，即便是知道了，也按惯性进行集中训练，而不是贯彻到平时之中。（话虽这样说，其实我也有这个弊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在《考试说明》才出现的。如果一个青年教师，总在高一高二教书，根本不接触《考试说明》，几年下来，他或她的课可能很花哨，但绝对不实用。

考试说明要比课标具体，但因为它只涉及能以考试的方式考察的内容，所以只能是语文的一部分内容。而一大部分的内容，则在语文实际教学中消失了。这消失的部分就包括前面丁教授说的写信等方面的训练。初中教师，往往对单句的结构不注意，对词性什么的不注意，因为不好好讲这些，学生也能毕业，也能升入高中，而很多高中教师不知道要强调这个，最后学生很多是稀里糊涂地逛进了大学，几年下来，语文课上的教的东西，所剩无几。

*小学可能教写信，但会教使用符合身份的敬语、适合不同季节的问候语吗？

课程没有要求，这就是问题所在，课程标准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还能说是语文老师要负责吗？

我比较过我们的课标和日本的课标，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课标，直接要求孩子们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日本的课标中则要求孩子们尊重本国的语言文字，这二者的区别，在于热爱很难，但可以装出热爱的样子心里却可以不把它当回事，而尊重则就是尊重，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装出来的。

说我们的语文千疮百孔也不为过，这还只是说的是现代汉语教学的部分。

教材、教法、教师，三方面全都是问题重重，更何况前面还有一个不知所云的课标，后面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高考。

我们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对教育及教育工作者的尊重，更别提引导学生尊重语言文字了。

*摘录

《教育哲学 本土教育哲学的建构》377

因應後現代和全球化最大的力量，不是科技、不是策略、不是行動，而是思維和價值觀的改變，因此，教育需要含蘊開放心胸和批判能力，教育工作者若有心為人類真善美的生活而投入，下列的教育方向，或有助於教育工作者建立自己的教育價值典範，並鍥而不捨地散發教育的光和熟：

第一，積極培養學生接受新思維的能力。

第二，提升學生解決和意識到問題的能力。

第三，協助學生往真善美的方向擴展自己的視野，建構更多元的生活面向。

第四，激發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適切地規範自己的需求和慾望，避免淪為科技奴隸。

第五，培養學生開闊的心胸，尊重他人的文化，並能理性地融合「他者」文化的素養。

*我自己对《论语》的阅读经历。最早读整本的《论语》应该是在工作后不久，学校图书馆里有一本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反复借过几次——起码借书证上的记录上是如此。后来认真读过一阵，是把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朱熹的《论语集注》　，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放在一起齐头并进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当时有一个记录，回头贴一下。钱逊先生解的论语，买过一本，但还没有通读，最近在看蒋伯潜先生的《四书读本》中关于论语的解说。《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所谈人伦部分确为后世的轨范，但只凭儒家的思想尚不足以构成整个的社会的面貌。例如“子不语”的内容其实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论语》（或传统文化）我们也不妨用孔子“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态度，“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可以了。

*摘录

《规训与教化》204-205

理想的失落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文化理想的失落，二是个人理想的失落。这两个方面的失落实际上迫使精神教化完全落入困境，从而使精神教育和理想教育在教育世界中退场。教育既失去了促生个人精神理想的目的，又失去了赖以产生教化意义的文化的价值基础。这使得教育深深地陷入虚无主义之中。个人生活的虚无主义导致人生不再具有目的感，生命中不再有终极的抱负，而仅仅是在希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生活在平庸和狭隘之中。现代人不再认为道德高尚的生活具有内在的普遍的价值。

*话语有虚假的一面，也有真实的一面，所以才要事实和具体的行动来分辨话语的可信度。孔子的“听其言，观其行”，即是为了避免限于话语的牢笼。庄子的“非言非默，议有所极”是说明话语的限度，而禅宗的“不立文字”也是要破除人们对文字的执迷，孟子则是教我们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对话语有所警惕。

*中国哲学的底蕴是以人的生存为标的的，而且也因为存在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所以中国哲学一切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追求征服自然和单纯的享乐。

*在很多人的思维中，其实没有传统，他们对传统的认识是一片空白，而那片空白下面只有一个“保守主义”的标签。

*一些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脑，思维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样式去进行思考。所以，把一些西方人士的论断，奉为圭臬。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尚未走出百年前的中国落后论。故此，很多人认为中国缺这缺那，其实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恰恰缺乏对历史的认识和对自己既有认识的审视。

*不理解不同时期秩序建立的不同标准，分辨不清自己反对的到底是标准还是秩序，轻言打倒，正是陷于话语的虚假之中的表现。

*有的人害怕复古，但我们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有哪一个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呢？有的人极力反对传统，其中恐怕是因为，按照传统学者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人的话，这些人就再也混不下去了。

*

摘录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现代人一想到礼，就想到理性规范、外在教化、道德意识、压抑情欲、礼教吃人等等。其实古人所说的礼并不是如此的。上文曾引用一个术语：“持”或“持养”。礼出于情，亦所以养欲。通过持养，才能令其适当而有美感。自然天生的才性情欲就是质，予以修饰教化则是文，所以礼文就是要求“情欲的适当化”。如能适当，就能产生美感，否则则有过文或过质之病。唯此种调节疏导，不能只仰赖个人的修养，而更应依靠一套制度，那就是礼制。礼制，对人生的各种欲望希求作了分别。长幼、贵贱、贫富各色人等，其所养耳目口鼻身体威望者各不相等，故其服饰饮食房舍声乐亦各有等差，以满足不同程度的欲求。所以礼以养欲，其所以能养，便在于它的“分”、它的“别”。

一个社会如果毫无礼制、无所分别，人人依自己的欲望去争去求，那就是个以原始气力情欲流动的世界，所谓“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荀子·非十二子篇》），亦可说是没有文化、椎鲁不文的世界。因此，礼文的含义，即是与“禽兽行”相对称的“人文”。P91-93

*摘录

《批判性思维：思维、沟通、写作、应变、解决问题的根本技巧》P69 主动谬误指吸收并主动运用的错误信息，虽然我们以为它是正确的。哲学家笛卡儿坚信，动物没有真正的感情，不过是没有头脑的机器。正是这种主动谬误，使他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并把它们的痛苦叫声仅仅看作噪音而已。 由于主动谬误，很多人自以为了解一些事情，他们按照这些错误的想法和概念行事，结果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痛苦。主动谬误有时造成大规模的行动（想想纳粹分子的思想造成的后果吧），有时只使个人做出有限的事情。不管主动谬误在何地生根，都很危险。 因此，关键是要检查我们自己的认识，特别是它有可能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折磨时。有理由相信，人人都会有些认识属于主动谬误，那么尽可能去除这些错误认识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如果汽车司机坚信自己在喝醉时也能安全开车，人们坚信抽烟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摘录

《涂爾幹社會學引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涂爾幹的宗教思想歸納如下：宗教的本質在於世俗世界和神聖世界的區分。澳大利亞部落的圖騰崇拜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分析、研究這種最簡單、最原始的宗教形式有利於理解現代各種複雜宗教的本質。圖騰崇拜的主要特徵就是對某一種植物、或動物及植物或動物的象徵的崇拜，從而出現了一個神聖的世界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宗教實踐活動，故宗教包括信仰和禮儀兩個方面。另外，涂爾幹指在兩種情況下有利於宗教的產生，一是澳大利亞部落裏的瘋狂的群情激奮的節日儀式，二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熱潮的高潮。因此，涂爾幹認為在現代社會裹，如果一旦類似的情況產生，新的宗教也會應運而生。同時，涂爾幹強調指出社會是宗教產生的根源，社會是宗教的創造者，社會本身就是宗教信仰崇拜的對象，而社會的發展又離不開宗教。P104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涂爾幹認為毫無疑問教育的作用就是告訴兒童各種義務，使兒童具有特殊的美德，培養兒童的一般道德能力和作為道德生活基礎的基本立場，把兒童訓練成一個具有道德的人。

涂爾幹也指出了道德的三個基本要素：守紀律的精神，忘我精神和自立精神。守紀律的精神是指對合法性的判斷和辨別力，限制慾望的判斷和鑒別力及遵守規則；而忘我精神是由道德的力量培養的。

……

自立精神即接受規則的意志態度，因為具有自立精神的人從理性的高度認識到規則是合理的。P116-1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涂爾幹的教育思想歸納如下：教育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教育是一種成年人對年輕一代施加的的一種行為，其目的在於使年輕一代更加地適應他們將要生存的社會環境。因此，教育就是使青年一代社會化的行動。教育起源於社會的需要，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特殊的教育，教育制度是由社會環境、政治形式、宗教信仰和道德規範決定的。

人生來就具有自私的本能並且具有無窮的慾望。因此必須對人進行教育，限制其本能和慾望。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習慣於遵守社會紀律，尊重權威，使人明確貢獻和守紀律的必要性。

總而言之，同解釋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涂爾幹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解釋教育的：作為環境的社會影響教育制度，而所有的教育制度又表現社會，並且滿足社會需要。作為原因的社會結構決定教育體系的結構，而教育的目的是使個體與集體相聯繫，並使個體相信必須尊重社會本身。 P124

*摘录

《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

1、 罗斯蒙特在一篇极有洞见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中国字中的音素和义素之间的区别对于决定书面语言的性质以及它和

口头语言的关系可能完全没有作用，由于标音符号的多样性使人们能够选择字母结构中指示意义的标音符号，故表音符的功能就

不限于表示字母的声音。这种合理主张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古汉语的书面形式不只是口头语言的机械记录。P195

2、交流有两个根本目的。第一，说出某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第二，建议、比喻、暗示或者提及。第一种是表达的活动，第二种则是暗指。参指的语言具有文字的基础，可以表达呈现或者缺场。在参指的语言中，概念优于意象，无法精确地说出某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被认为是这种语言的不足之处。暗指的语言由于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参指，因而就没有文字的基础。这种语言的功能主要是激发。比喻和意象是交流的主要工具，但并不是从代替文字概念的意义上说的。

以上两种语言的对立就是逻辑秩序和美学秩序的对立。逻辑秩序只能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命名描述对象、概念、词，以及它们的类型和关系；被看作真实的或者约定的一般概念是这种语言的基础。而以美学秩序为特点的语言并不是建立在一般类型或表达为名词的逻辑形式之上的。

暗指的语言是隐喻的，但暗指的隐喻同文字的表达并不矛盾；它们构成了语词表达的独立中介。文字表达的隐喻是“表达的”隐喻，而暗指的隐喻是用语言“暗示”、“提醒”或者“提示”各种特殊。暗指语言的“提醒”是为交流服务的，它唤起交流者的特定情感，这种情感构成了此种语言的“参指对象”。

暗指语言是间接的。这是因为，表达语言允许通过与抽象名词相联系的概括这个中介来传达意思，而暗指却“参指”特殊对象，对这种对象难以概括或分类。在暗指语言中，一般陈述不能为真，其概括不能用于特殊。一般的关系陈述式的自然律、普遍的道德原则等都是表达语言的功能，表达语言是支持“呈现语言”和“缺场语言”的。暗指语言实际上是寓言的语言、讲故事的语言，其“参指”的不是世间的事物，而是由事物所引发的感情。它的“真”是在交流者中实现的。“让有耳朵的人自己去听”。正是唤起作用和内心领会保障了“真”，或更恰当地说，保障了陈述的效用。P229

3、古汉语中的一个字就是一个名词。如果认为某个名词是贴切的，就要去实践它。语言是意向的，“正名”就是正意向。客观的或逻辑的参指并不能决定命题的语义。语言的思维活动是意向活动，它包含作出区别的意向，以便产生适当的“名”，并根据这些“名”的意向行事。

……

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依赖推理或类推理的陈述，因为他们不强调命题。因而，中国的实用主义理论不会由于被认为不能表达“内容”而受到威胁。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更有力地捍卫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口号：“知就是行”。

……

那么，名词命名什么呢？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讲，它们并不命名对象，甚至不命名事件或行动，并不把对象、事件或行动看作是原因或结果。它们命名“意向”，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名词参指意向，从而认为参指物是独立于名词的。“名”的最精确的意思是“意向行动”；具有内容的‘名”，就是意向。P230

*摘录

《错误的决策思考 如何避开思维模式的陷阱》

第62页

布萊希特( Brecht)晚年會有感：那些鼓吹進步的人士，往往瞧不起原本已經存在的事物。換言之，當我們升火出發，準備改變世界的時候，往往不肯多花時間，想一下我們並不打算改變的東西。暫停腳步，清點一下，那些是應該保留的事物，事實上，也是讓隱性目標現身的唯一機會。如此，才能防止“斬一頭生兩頭”的“九頭怪”( Hydra)問題，也就是解決一個問題，卻冒出更多新問題的棘手現象。

第66页

心理學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曾創出"水流經驗"(flow experience) 一词，形容在過程之中，不斷出現的中等難度挑戰所帶乘的迷醉快感(fascination)。外科醫生，棋手、登山家、滑翔機駕駛，以及其他從事各種艱難任務卻能有所斬獲的人士，都會感染上這種水流情況。在一個水流情狀裡，壓力不斷積增，然後忽然一下子全部解除，其間個人經歷著一波又一波的酸甜苦辣：害怕會失敗的恐懼感、克服障礙後的勝利情緒、然後又是再一次的耽心害怕、又一回的勝利，如此來回反復。

*语文，一个被过高期待的学科

2013年《语文建设》杂志发起了一场关于“真语文”的大讨论，很多语文教师、教研员和课程专家发表了自己对“真语文”的认识和看法。然而，时至今日，关于“真语文”这次讨论，到底能在语文认识上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尚且是个未知数——恐怕对一线教师来说，会产生一种“热闹是他们”的错觉。在笔者看来，大多参加“真语文”讨论的参与者把他们的眼光聚焦在对“真”的阐释上，而把本来应该放在中心的“语文”边缘化了。

抛开对“真”的理解和阐释，单说关于“语文”的讨论，就已经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迷雾重重了，其讨论之众多，指责之严厉，著述之繁杂，可以说是唯语文学科所独有现象。如果不认真对作为学科的语文予以厘清，那么即便在语文之前加上个“真”也恐怕无济于事。对于语文学科的定义，在1994年出版的《语文教育学》⑴中，就已经列举了13种之多，而时隔二十年之后，对“语文”二字的商榷更达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的研究者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定义“语文”的内涵，有的研究者开始使用 “母语”来替代原有的“语文”的，还有人从对外汉语的角度主张统一为“汉语”或“华语”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众多的研究者并未达到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的共识，反而是在基于“视界偏差”的研究道路上，渐行渐远。

的确，语文这个科目的名称，从其出现之始就有着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的问题。叶圣陶先生曾反复对“语文”进行过解释“什么叫语文？平时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⑵这个解释的出现其实就是为解决广大一线教师对“语文”的困惑，作为一个回答，叶圣陶先生的说法只是从语言文字存在的不同样式的角度阐释了“语文”的外在呈现状态。但这样的阐释只揭示了“语文”作为一个学科内容的外部呈现特征，而没有从学科内部给出符合规范的定义——虽然叶圣陶先生并不是有意如此，但这样的做法却无意中产生了两个不良的倾向：（一）以对学科名称的分析代替对学科内容的实质性考察。以至于，有的学者，以“学科”的概念为基点，从学术分类和中国语言文学门类出发，试图梳理出语文作为学科的脉络，结果却发现，在二者的子门类中均没有“语文”的位置。⑶因为，对语文名称的分析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可资参考的内容。而这种名称分析的方式，正是产生“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的源头。（二）无视学科具体内容，而试图以外部宽泛的概念定义语文学科或用抽象的话语揭示语文科学的属性。一方面，有的研究者忽略了“书面”和“口头”的限制与强调，只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文进行阐释。所以，就有人主张“语文就是语言，‘语’是口头语言，‘文’是书面语言，‘语文’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⑷ “语文科是语言学科，同时也是思维学科”⑸，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中小学的语文课，岂不就要改成“语言课”或“思维课”了？但是问题在于，“口头”和“书面”并不是语言学内部的概念划分原则，语文也根本不是语言学的下位概念。因此，如果按照这种定义的话，同样会遭遇“无法在相关体系中定位语文学科”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语文是试图从抽象的层面把握语文学科的属性。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自语文学科出现以来的各种对语文学科属性的描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基础性、思想性，还是工具性、人文性，抑或是知识性、文学性，以至于语言运用都不是来自于对语文学科具体教学内容的分析——即便这些关于语文学科属性的判断，都是从不同侧面对语文学科的反映，但是由于缺少了必要的来自学科教学内容的限定性描述，使得这些判断处于了高高的云端而无法与语文教学的实际接轨。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如果按照分析语文名称的方式去思考，很难得出对语文学科的正确认识，而要想准确地定位语文学科的功能和属性必然要从语文学科教学内容事实的出发，来认识语文更能厘清语文学科的真实面目。所以，我们应该追问一下“口头”和“书面”的具体内容。

我国学校教育自小学起开设语文课。一名小学生，在进入学校后，在“口头”上学习的是普通话，在“书面”上学习的是简化字，“普通话+简化字”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读音和书写方面的主要内容。查找相关辞书，关于“汉语”一词的的解释是这样的“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 ⑹而对于“普通话”的解释则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⑺

也就是说，语文学科的主体教学内容是现代汉语，是一种共同语、规范语。下面我们就以“现代汉语”“共同语”“规范语”这些厘定语文教学范围的词语来审视一下，其他主张，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一、语文不是抽象的语言

从广义角度来说，语言学是一门涵盖非常广的的学科，语文学科中的语言文字知识往往是语言学中的基础部分（具体的汉语言的话又是更小的一部分），同时语文学科中的这部分内容达不到语言研究所要求的深度和广度——这是由语文学科的基础性所决定的。此外，语言学所研究的内容偏重于静态的语言文字知识，这使语言学更过多地关注于已经发生过的语言现象，这样就使得语言学缺少些许温情，增添了诸多刻板。而语文学科固然离不开对静态语言文字知识的研究与分析，但语文学科基于人生活的需要，还包含着涵养人文精神的作用。另外，“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可能是语文学科进行直接教学的内容。语文学科所面对的只能是具体的字词语句篇章作品，而不能直接传授作为整体性的“语言”。所以，把语文学科作为语言科或者语言学的子学科，无疑与语文学科的实际教学范围不符。

二、语文不是母语

去年，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潘涌先生撰写了《积极语用——21世纪中国母语教育新观念》一文，在文中潘先生提到“母语是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无时不用、无处不在的法定民族共同语。”和“即在纵向反思和横向比较的过程中对大陆母语课程的名称作出名实相符、且与世界母语课程名称同步化的再命名——还母语课程以个性鲜明的中国特色。”等相关描述和建议⑻。但如果结合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和实际情况来看，语文教学决不能等同于母语教学。因为“母语”是“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种方言。” ⑼而语文学科因为是一个门共同语、规范语的教学，再加上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方言多样等原因。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后，所学到的其实只是一种另类的“方言”，而不是母语习得。

无独有偶，近日，北京高考阅卷组语文组组长漆永祥先生颇受世人关注的一段话，漆先生说：“孩子写作文，就应该是，东北的学生写出来就是黑土味儿，陕西的学生写出来的就是黄土味儿，江南的学生写出来就是烟雨蒙蒙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我看到大部分作文，八个字：不辨男女，不说人话。” ⑽我们可以理解漆先生语文教学的期望，但漆先生明显忽略了，语文教学本质上是共同语和规范语教育的事实。学生受所学内容的限制，当然不可能出现使用各自的方言语汇来作文的情况，所以“黑土味儿，黄土味儿”这些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另外，如果漆老师指向的是内容和风格，那么他对语文学科的基础功能的期望就太高了。不过，漆先生所表达的内容正可以代表目前很多人，对“语文”和“母语”在认识上混淆的状况。

三、因学科自身范围的限制，无法承担过大的文化目标

张志公先生曾经说过，“普通话是适用于全民族的标准的语言。”“在联合国，汉语就是正式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在那里发言，制定文件，汉语是共同使用，共同承认的工作语言之一。那所谓汉语，也指的是标准汉语，也就是普通话。” ⑾而根据上文给出的普通话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默认的情况下汉语的应用范围其实等同于现代汉语。另外，张志公还指出汉语是“共同理解的交际工具”这无疑从实质的角度指出了现代汉语的实质其实就是“雅言（官话）”，而语文教学育的实质就相当于官话教育。刘半农曾说过“所谓普及，是说从前说官话的人，只是少数人，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普及于一般人。”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刘半农先生的愿望可以说是实现了，但是如果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功能性的局限，就会对语文教学提出过高的期望。

也就是说，按目前语文科学的设置来说，其所能成载的文化内容，既受到“现代”的限制，又在教学范围上沿袭了只以简单沟通为目的的交流功能的限制，所以语文学科无法达到“负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承传着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文化精神”的高度。⒀因此上，把语文学科改为“汉语”和“华语”的提议，也会遭到相类的困境。

综上所述，通过对语文学科教育内容和应用范围的厘定，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语文学科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门学科，它最初基本的功能只是进行共同语和规范语的教育。而目前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人群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语文学科既有的目标设定，而对语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语文学科教育教学的具体范围，也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了。也正是本着促进语文学科发展的目的，笔者不揣冒昧草拟了这篇文章，抛砖引玉，以期方家斧正。

*有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个人风格，他们只是从公共的语汇中选取某一个词语，然后围绕这个词语展开他们的作文能力——不做概念界定，虚化源流传承，言词肯定价值，虚拟未来愿景——当这一切完成之后，呈现给人的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圆满样貌。

语文训练部分被虚化了，怎么办？那只好引入语文学科之外的东西来作为填充。所以，很多课堂就成了一些教师宣扬个人主张和偏好的场所，甚至有人把课堂变成了布道的厅堂！更有一些才子，风流倜傥，吟风挽月，挥斥方遒，但其实离开了语文教师这个身份，他们无处安放他们的才情。

*宏观的不切实的言词，总能左右逢源，极端化的推理也能为不正当东西争取到一席之地。当用比喻偷换了概念后，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但可能永远不会变成愿景中的样貌。保持物种多样性，是不是就能允许外来物种入侵，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