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女性的命运都与她有关
参考资料：罗婷 王芳.波伏娃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2004
大多数人是为了遵守现成的秩序而生的，而极少数人，生来就是要打破和重建某些默认化的秩序。冥冥之中，命运之神选中他们，就像《阿凡达》中伊娃选中萨里。波伏娃便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19岁的她就为自己发表了个人“独立宣言”，宣誓“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此后，她终身都在为此信仰而努力，追求个体自由，与社会固化的性别观念作斗争。她的著作《第二性》更是与伍尔夫的《A Room of One's Own》一起被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精神指导，开启了当代新女权运动的先河，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除此之外，她与萨特纠缠一生的“契约”式开放关系，更是让人深思。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她依旧是整个20世纪思想史上无法绕过去的人物。
作品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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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整个世界
她们备受人们的赞誉、诅咒、和诋毁
她们一样崇高神圣
一样凶残卑鄙 她们是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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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从生理、心理或者经济因素，没有任何的既定命运可以决定人类中的女性在社会中所表现的形象。决定这种有着所谓女性气质的人种的是整个文明体系。
▲波伏娃与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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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所谓的‘’特性‘’：乖张，世故和小心眼，对事实或精确度缺乏判断力，虚伪，做作，贪图私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真理的成分存在。但是我们唯一必须提到的是，这里所说的各种行为，没有一种是雌性荷尔蒙或女性大脑的先天结构强加给女人的: 它们是由她的处境如模子一般塑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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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直到开始感到自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才出现了像罗莎·卢森堡、居里夫人这样的例子。她们光辉地表明，不是女人的低下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了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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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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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家庭是“美满”的，就是说，夫妇达成妥协，他们彼此生活在一起，没有过分互相刁难，没有过分互相欺骗。可是，有一种不幸是他们很少摆脱得了的：这就是厌倦。不论丈夫成功地把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每个人龟缩在自己的天地里，过了几个月或几年，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了。夫妇是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失去了自主，却不能摆脱孤独；他们静止地互相同化，而不是互相维持生动活跃的关系；因此，在精神领域和肉体方面，他们什么也不能互相给予、互相交换。实际上，两个个体互相憎恨，又互相不能缺少，不是属于最真实、最动人的人类关系，而是属于最可怜的关系。
▲70年代起，波伏娃一直致力于女权运动，支持女性争取平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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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悲剧性在于它无法向女人许诺过的幸福（保障幸福这种事本来就不存在），而在于它摧残了他；它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如我们所见，女人头20年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她发现了世界，发现了自己的命运。她在20岁左右成为家庭主妇，此后便久久地受着丈夫和怀里孩子的束缚，她的生活实际上已经永远结束。真正的活动，真正的工作都是她丈夫的特权。她只能做些令人厌倦而永远不会完全令人满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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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对爱情的要求不是无时无刻的，但她要求在感到不安的时候爱情的在场，如果我回头你仍在注视我，我的世界就安然无恙，而如果每次我回头恰好是你心不在焉的时刻我便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努力下去。 “无论她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笑容都会立刻从她脸上消失。把她从‘不朽的珍珠般的光芒’下抛到寻常的黯淡光线中，只需要一刹那。”
▲小时候的波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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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是爱情的替代品，他们不能代替破碎生活的目的，他们不是用来填补生活空虚的物质，他们是一种责任，一种沉重的职责；他们是自由之爱的最高的花饰。他们既不是父母的玩物，也不是父母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不能实现的雄心的代用品、孩子，这是培养幸福的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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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
▲波伏娃与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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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处处感到的种种压抑，以及把她压倒的整个传统，使她无法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而这就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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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依然是，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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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个人的观点和兴趣上，女子间的交往，则是由于她们处于共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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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屈服于母亲，让妻子屈服于丈夫，就是在助长世界上的暴政。
▲波伏娃与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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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但在这之前，爱情以最动人的面貌，概括了压在封闭于女性世界中的女人、受伤害又不能自我满足的女人身上的诅咒。无数的爱情殉道者抗议命运的不公，因为它把荒凉的地狱当做最后的得救，提供给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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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对许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同时重塑外部世界和她们的内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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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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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还太年轻，不知道每个命运的馈赠背后，都在暗地里早早地标上了价格。
▲波伏娃（左）和闺蜜伊丽莎白·扎扎·马碧尔（Elizabeth “Zaza” Mabille），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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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徒有其表却无抱负和热情的平庸，一种周而复始重复着的漫无目的的日子，一种渐渐走向死亡却不问及其目的的生命——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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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要求女人奉献一切。当女人照此贡献一切并一生时，男人又会为不堪重荷而痛苦。
▲影片《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是波伏娃和萨特一生的传奇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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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一对情侣的每一方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又是对方；每一方都不会放弃超越性，也不会伤害自身；两者将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对这一方和那一方来说，爱情将通过奉献自身展示自己和丰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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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由此出发要预料她的未来时，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总体的事实。女人正是在这痛苦的处境中投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仍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客观形势对她依然是不利的。
“第二性”出版时，波伏娃曾乐观地表示：“希望这本书能尽快过时，女性的处境能好起来，不再是第二性。”
时至今日，妇女解放直至人类解放这一任务还远未完成。波伏娃及其女性主义理论还远非过时，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学的影响不会消失，而只会更加广泛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