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年前的八卦、莽撞和自由，制造 20 年后的中国｜1999 回忆录①

                
                 
本文作者： 孙今泾
          
中国商业今天的格局，基本上被 20 年前成立的企业塑造了，这一点谁也不会想到。
          
搜狐，1996 年 8 月成立。
网易，1997 年 6 月成立。
腾讯，1998 年 11 月 11 日成立。
新浪，1998 年 11 月 30 日成立。
阿里巴巴，1999 年 4 月成立。
携程，1999 年 5 月成立。
当当，1999 年 11 月成立。
盛大，1999 年 11 月成立
……
在 1999 年的互联网创业不完全版图上，我们能看到这些如今依然有影响力的公司：
网易是当时访问量最高的站点，邮箱和个人主页业务如火如荼。28 岁的丁磊从广州赶到北京领奖，4 年后，他将位列胡润富豪榜的榜首。
张朝阳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到北京，成为最出名的互联网创业家。他将公司改名“搜狐”，听起来和互联网创业传奇“雅虎”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志东被任命为新浪的总裁兼 CEO。此前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开发出了 Windows 中文平台系统，并创办以软件为主业的四通利方。现在他开始转向互联网业务，此时距离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不到一年。
腾讯推出了即时通讯软件 OICQ，也就是后来的 QQ。市面上叫类似名字的产品不只一家，它们都模仿一家以色列公司的 ICQ。起初 OICQ 很卡。两年后，在深圳华强北的办公室里，马化腾为融资苦恼。
马云从北京回到杭州，尽管阿里巴巴的业务尚未明晰，但他登上了次年《福布斯》的封面。人们对他最突出的印象是英语好。
    
                
                 
携程旅行网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几位联合创始人中有资本运作高手沈南鹏。
当当网模仿亚马逊，开始在线上销售图书。第二年，雷军担任总经理的金山软件将卓越网的主营业务也改为网上书店。
同一年的 12 月，盛大网络成立。两年后，盛大独家代理的韩国网络游戏《热血传奇》将会重新定义流行和沉迷。
这些企业背后，是形形色色消失和被遗忘的同业和竞争者。他们有的一时风头无两，最终归于沉寂；有的虽然改写游戏规则，但最终被又一轮创新者颠覆……
我们采访了几位最早的互联网记录者，希望通过他们还原那个时代。
他们中有人把它比作伍德斯托克，有人回忆起从未有过的自由、无限制的环境，有人赞美财富的积累有了全新的方式。
“勇气”“坚持”是最常被提到的词汇，甚至超过了“理想”。当然还有，“运气”。
但也有人认为，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在当时都觉得稀松平常；那些后来成为创业英雄和财富榜样的人，就是身边的普通人，那会儿你根本无法一眼认出他们来。
我们将会陆续刊发这些记录者的口述和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第一篇。
1994 年，洪波三十出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编导。谁都知道他喜欢文学，很快，他会凭借小说《鱼干》拿下文学杂志的短篇小说头等奖，不久之后，他又会对当一名作家彻底失去兴趣。
这年 4 月，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也是这一年，洪波第一次来到中关村，穿过像集贸市场一样的长排摊位，主板，机箱，硬盘，cpu，内存条，攒成第一台个人电脑。这么干能比品牌机便宜两三千块，可洪波还是花光了几乎全部积蓄。
通过电话线路拨号，洪波登上了 CFido，一个 BBS 电子布告栏，并成为站内为人熟知的核心用户。CFido 几个站点的站长，分别叫马化腾、丁磊和雷军，他们日后成了互联网行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站友结婚时，洪波和雷军合赠了一块搓衣板，套上漂亮的包装纸，看起来就像一块高级键盘。
两年后，洪波在互联网上点开第一个网站，成为中国当时二三十万网民中的一个，互联网取代文学，带给他难以言说的愉悦。“太好了”，他认定这是“可以托付一辈子的东西”。
yahoo.com——这是洪波点开的第一个网站。人们那时对网站所知甚少，雅虎是个例外。这个原名“杰瑞的网络指南”的信息搜索网站，由斯坦福的华人学生杰瑞·杨（杨致远）创建，1994 年年底点击量超过 1000 万，1996 年上市后市值飞速增长。“华人创业英雄杨致远是当时最火的互联网神话。”
    
                
                 
不过在中国，关于互联网的财富故事尚未诞生。中关村最高的两栋楼还分别属于联想和四通利方，前者的主要营收来源是代理经销国外知名的电脑品牌；后者开始组建中文网站和论坛了，也就是日后新浪网的雏形，但人们认为它在当时是一家软件公司，网站和论坛的新业务也是为了更好地兜售它的 RichWin 中文平台软件。
对洪波们来说，一切才刚开始。“一上网，打开就是一个美国网站，这个感觉是特别神奇的。”几年前，人们获取境外信息的渠道少之又少，使用特别调试过的无线电收听“美国之音”之类的“敌台”广播是其中之一，尽管它带有宣传色彩可还是吸引人。互联网改变了局面：不再是接收宣传，而是主动获取，你永远不知道，从雅虎出发，一小时后会跳转到哪里；不再受到频率干扰，完全自由流畅，虽然带宽很窄，网速很慢。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在 1997 年成立。作为当时唯一可参考的统计来源，CNNIC 称，在最初的那几年，网民的数量每半年就翻一番。1997 年 10 月的上网用户数是 62 万，1998 年 7 月增长至 117.5 万。基础设施限制了增长速度，否则会更快。上网需要电话拨号，但电话在家庭中也尚未普及；因为电信向民营的 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收取高额的代理费，上网的费用一直降不下来。中文网站的内容也贫乏，虽说数量上千，但没几个是用户经常访问的。
洪波在 1998 年有了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keso 。在创建的个人网站“中国下载”上，洪波提供电脑软件的下载服务，并开设专栏“ keso 乱谈”。“keso” 的发音就像网络聊天室里的“咳嗽”提示声。
keso 对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发表看法，给用户提供建议，他代表了互联网上出现的这样一群人，“不是专业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者，是“一个行业的观察者，替大家来观察一些东西”。每天都有新的软件和网站出现，人们还不感兴趣是谁制造了它们，但想知道如何发现、使用、评价它们。在 1999 年的一次评选中，“中国下载”被选为“中国十大网站”。
keso 观察的内容不受限。在 1999 年，他提醒人们注意冲击波病毒，给出的建议无非就是不要随便下载软件、不要访问莫名其妙的网站、及时打 Windows 的补丁。几年后，当互联网公司日益发展壮大，“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成为时髦的商业、政府词汇，keso 在网络平台 DoNews 上讽刺 263 邮箱开始收费、赶走免费用户。另一篇产生影响力的文章《我不认识那个人》则批评陈天桥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引导一起商业纠纷的舆论：“他坐在台上。坐在聚光灯和闪光灯的包围中。我看不清他的嘴脸以及身后的牌坊。我必须尽快离开，因为我感到恶心。我一边后撤一边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不认识那个人。”
在这之间的那两年，互联网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创业者从来没有像这样备受瞩目。新浪、搜狐和网易终于在 2000 年加入了纳斯达克创业传奇俱乐部，但几乎是同时，股价和纳斯达克指数一齐跳水。2000 年 3 月到 2002 年 10 月整个美国 IT 行业的市值减少 5 万亿美元。雅虎的股价从 2000 年 1 月的 118.75 美元，跌至 2001 年 9 月的 8.11 美元，虽然事后人们发现有一半的公司还是活了下来，活过了 2004 年，但媒体在当时争相宣布末日来临。在中国，一本出版于 2001 年《烧.com》就断言，这将会是整个 21 世纪“中国最大经济泡沫”。如今看来当然牛头不对马嘴。
    
                
                 
keso 没有发表质疑互联网的评论，他也很少对早期的互联网创业者有过严厉指责。他多少有些怀念互联网在中国初生的那几年，一面惊喜地意识到自己对互联网怀有“极度的热情”，同时“大量的企业家把身家性命押在上面，更让你觉得是个很好的地方”。观察早期的中国互联网创业，keso 把它比作伍德斯托克、火人节。
半个月前，我们在北京见到 keso，他戴着标志性的崔健同款的红星帽。他有七八顶同样的帽子。如今他用自己的公众号写互联网观察，几乎每天更新。
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他，以下是他的口述
1996 年我开始上网。上网是通过电话拨号，拨号需要占一条电话线，你要先去申请一台电话。申请电话很贵，我记得那时候北京装一部座机，初装费就是 5000 块，上网按照市话收费。 那时我的工资还可以，大概是 5000 块。在 1996 年工资能达到 5000 块的人很少，但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光上网就能花到 4000 块，你想这是一个多大的开销。
这一年，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儿参与了一本杂志的改造。当时 IDG 投资了天津的一本《软件》杂志。IDG 今天我们都知道它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在当时它是一家投资计算机媒体的公司，他的全部业务都是这一块，它还投了《计算机世界》、《大众软件》。
《软件》创刊于 1970 年代初，当时只是发一些论文，IDG 投资后想把它改造成一本科技时尚类的杂志。因为他们看了当时在硅谷很热的《连线》杂志，想参照《连线》的模式普及计算机相关的文化。
当时没想这事有多难，觉得能做那就做做试试。我们把这本杂志做成了铜版纸全彩印，当时除了时尚之类的时尚杂志，《软件》是第一本全彩页的计算机类杂志。每一期杂志上附带一张光盘，光盘里是视频资料，题材牵扯得非常广。有一期，我们找到摄影师唐师曾要了一大堆照片，扫描之后放到光盘里，两伊战争时他在伊朗拍了很多照片。有一位华侨房地产商，用 3D 技术扫描卢浮宫的作品再把它打印出来，你能看到画作里这个地方有一笔刷子，这里有个凸起。我们也去拍了他。不见得是直接跟电脑相关，但是代表一种比较现代的观念，新的文化。杂志也没想去帮商业领袖说话。
当然做了一年之后发现做不下去。读者太少了，我们把互联网当成重头，但真正现实当中接触到互联网的人特别少。1997 年 6 月底做完最后一期，7 月份我们就离开了。
半年后我加入了中国网通，一家民营 ISP 公司。在美国，AOL 美国在线是最大的 ISP，大部分美国人是通过美国在线来上网。很多的中国的民营 ISP 都是奔着要做“中国的美国在线”去的。包括瀛海威，最早的民营互联网创业公司。
瀛海威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向公众普及互联网的概念，包括它在中关村南大门的白石桥路树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 1500 米”。1500 米之后，路边就有一个“瀛海威时空”，用户可以在那里去体验上网。我没有体验过，因为我自己当时就能上网，但我看过那个小门脸。1997 年我去深圳，因为到了深圳就没办法再拨号到北京来上网，要找一个当地的 ISP，我就买了瀛海威的账号。
    
                
                 
当时的民营 ISP 创业者都觉得互联网是一个真正没有束缚的、全新的领域。你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些传统势力，传统势力有很强大的影响力。比方说你想做纺织，传统的纺织业都是大国企，你想做就挺难的。互联网是没有的，什么都没有，而且监管者也并不懂，这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觉得互联网特别好就在这。它没有任何的规矩，没有任何的束缚，也没有任何监管的限制，你能想到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去做试验。大家说深圳特区中央特批出了一个地方，你在这边可以突破，有一些政策上的限制，法律上的限制。互联网其实比那个突破的还要大，几乎就没有任何限制。
但后来这些 ISP 公司很少再被提及，因为做 ISP，这件事的方向就不对。因为中国的 ISP 实际上是做了电信的代理商，电信把带宽批发给你，你来做用户上网接入经销商，但是电信同时自己也在做，而且它做的成本比你低得多。 他批给你的带宽可能是每两兆带宽上百万一个月的费用（后来民营 ISP 去交涉，把费用降下来，降到了一个月四十多万）。今天我们一百兆带宽都没多少钱，那时候两兆带宽可能意味着，有 2000 人在上网，共享这两兆带宽。2000 人如果挣不回四十多万，你连付给电信带宽的费用都不够。但对电信来说，这个费用是零，是它自己的东西。最后的实际情况就是，民营 ISP 没有办法再降价了，因为要保证上网的费用能覆盖带宽的支出。 但电信可以不断地降。所以民营 ISP 都死掉了。
在早期很多年，被提及最多的是张朝阳。很多年他都是互联网的第一代言人。直到后来有了 BAT，有了盛大陈天桥，他才慢慢地退下去了。他是早期做互联网的这批人当中留美的，王志东、丁磊都没留过学；搜狐又是最早的三大门户之一；他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的布道者，普及了比方风险投资的一些观念，让大家对互联网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知；再加上他个人风格上比较张扬外露，也喜欢去见记者。可能丁磊都没有多少见记者的机会，记者都没见过丁磊，但是大家都见过张朝阳。媒体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物，张朝阳也喜欢去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他站出来了。
倒不是说是只有张朝阳可以代表互联网。能够给互联网代言的人很多，只不过很多人可能不想站出来。比方说马化腾，很多年大家都没有在媒体上见过他，甚至在十几年后，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QQ 背后那个人是谁。而有的人就是天生高调。大家都不知道阿里巴巴做什么的时候，马云就在杭州搞了一个“西湖论剑”，请的都是当时互联网上一时风头无两的那种人。
如果和传统 IT 企业家相比，这一代创业者的不同是挺明显的。前者更多是从体制内出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些有勇气有见识的企业家能第一波感受到这样一个机会，就出来了。但他们人生的前半段是在体制内，比如说柳传志，是在中科院计算所。北大方正是北大校企，清华紫光是清华的校企。
后来的创业者大多时候跟体制就没有关系了。比方说，雷军大学毕业就加入了金山，金山就不是一家体制内的公司，金山就是一家民营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有没有经过体制内这一个过程还是挺关键的，传统 IT 企业家要突破的束缚比后边的人大得多，因为不知道这个允许不允许、那个允许不允许，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你都不知道，你要去探这个路，后边就比较省事了。
但到了互联网的时候，可能又有新的问题。
比方说政府对互联网投资的限制，外资的限制怎么去突破？ 怎么去规避这种限制？既保证了所谓的国内互联网公司的不被外资干涉，又能够拿到外边的钱。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历史遗留观念的束缚，比方说姓资姓社的问题；股比一占高了，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很多想法今天想起来都很奇怪的，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互联网行业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直到今天为止，尤其你拿外国投资，基本上仍然是有这个问题，你必须设计一个 VIE 结构——境内运营实体是一个纯内资公司，拿各种政府的牌照，没有外资成本，但是它通过协议的方式，要把利润转给外资公司。 大家都要做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为了规避这个法律。
新浪在当年上市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政策上的雷区，需要有人趟过去，探明哪些地方是没有雷的，哪些地方是不能走的。要有人去做这件事，这个就耽误了很多时间。新浪实际上拖了很久，一直拖到纳斯达克都已经快要崩盘了。到后来搜狐、网易上的时候，就已经是处在崩盘的时候，他们的上市就号称“流血上市”。有一些可能就完全耽误了，比方说当时做电商的 8848 就没有成功，没上市，后来就死掉了。当然死掉有很多的原因，但也跟没有获得审批有一定的关系。互联网公司确实要突破各种各样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限制。
早年，政府当中有人认为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有人认为是个威胁，内部也是看法不一。实际上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还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所以很多人说像胡启恒推动了互联网在中国的这个民用化，功莫大焉（注：胡启恒在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94 年 4 月在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上，胡启恒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重申连入 Internet 的要求，得到认可。）。 因为他们说服了一部分政府官员，同意开了这个口子。政府一开始对互联网的了解也不多，一些行业人士就跟政府说这个互联网有什么样的好处。政府听着也挺心动的，也希望知识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实实在在地看到好处，其实还是很多年之后的事儿。但很快就看到了坏处。过去行之有效的资讯管制失效了，你需要有一套新的东西去应对忽然被打开的国门。之前是没有屏蔽国外网站的技术的，也没有这个想法，但后来很快就有了，而且这套系统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强大。
所以后来其实政府就不再担心了。如果一个东西，我能够控制它，我就不用担心它。1990 年代刚刚起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有点未知。我自己没有直接跟这些官员打交道的经验，也一点兴趣都没有。
2001 年互联网泡沫破掉之后，我觉得很多媒体其实有点兴灾乐祸，“你看你们吹这么大的泡沫破了”“本来你们做事我就觉得那个挺不靠谱的”。实际上，当时的泡沫在今天看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你现在看纳斯达克，今天是 7500 多点，最高的时候是 7900，当年这个时候只有 4000 多点。
    
                
                 
泡沫破了，好像什么都没留下——其实不是。对，泡沫是破了，是烧了很多的钱，但是它留下了很多东西。第一点，网民留下了。 因为“繁荣”吸引来的网民留下了，他们一直在用互联网；很多的基础设施留下来，就像当时 Google 买的 dark fiber 黑光纤（所谓黑光纤就是没启用的光纤），人们发现黑光纤用不上了，Google 就很便宜地买了来，后来用在了 Google 的宽带业务。 这些基础设施可能几年几十年都会受益。还有一些技术留下来，训练出来的人才留下来。
当然，泡沫不破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那时候你甚至什么都不用做，就把公司改名叫什么.com，就能拿到一大笔钱，这种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
虽然媒体喜欢说“互联网投机的破灭”，但我认为主要是投资者的投机——投资者说互联网很热，我要去投互联网。 跟创业者关系不大。
当时创业者的投机还是比较少。就像伍德斯托克、现在的火人节，其实没有太多的商业企图，更多是一种放纵自我。它不太需要去承载某个商业的东西，更多的是要承载大家那个理想中想要的东西。
    
                
                 
一方面，他们和传统的 IT 公司不同。比如联想，联想是个挺有意思的公司。在我看来，联想是中关村代表性的公司，但它并不是家科技公司。联想主要是一家贸易公司，当时它是 AST、Compaq 最大的代理商，后来把代理业务分拆出去，联想自己做了 PC 。但 PC 产业在美国其实都不算是高科技产业了，它就是一个制造业。
2000 年 4 月联想做了一个网站叫 fm365，实际上它是一个没做成的东西，但联想确实挣到钱了——因为做 fm365，它在香港股市上圈了好多钱。 股民很认互联网的概念，李泽楷、李嘉诚做了个 tom.com，什么都没有，咣咣咣就在股市上圈了好多钱。既然互联网概念这么热，为什么不利用互联网去融资呢？
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路径，做互联网就只是做互联网，不是拿互联网圈一笔钱去做别的。相对来说比较纯粹。
一些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够做出一个软件卖一笔钱。像丁磊，会觉得他通过卖邮箱软件是可以赚钱的，而且这个软件其实很简单，他也不需要做多少开发，更多的是把一个国外的开源软件去做汉化，做一些适合本地的改动，就可以拿出去卖钱，而且一卖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今天看起来那钱都不算什么，但当时觉得万元户都是很多钱了。
像马化腾，做了个软件，他想卖给润迅做寻呼机。当时 QQ 就叫 OICQ 网络寻呼机，他说可以在线把信息发到寻呼机上。 结果润迅和 tom.com 说这个东西它不需要，他们就只能自己去坚持，然后去想办法找到买主。
除了卖掉，人们完全想不出这个行业怎么能够挣钱。其实当时大家对于创业还是有很多的恐惧。 所以这样说起来，那些真正的投身的敢去创业的人，具有超凡的勇气，不太简单。你看不到这个赚钱的机会在哪儿。你就知道在新浪上看新闻很好，用网易的邮箱也很好，但他们怎么活着？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所以到 2000 年泡沫破灭之后，一下子没有其他的外部投资，必须得开始自己挣钱，这时候才发现他们根本不会挣钱。他们中的一些成功上市了，确实让人发现互联网可以带来巨大的个人财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也会激励后来者一波接一波地涌进来。但第一代互联网公司上市本身好像是一个挺风光的事，上市之后很多年都是个灰头土脸的状态。 从他们上市的那个刹那开始，这个泡沫就破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当时幸亏中国移动推出了“移动梦网”。“移动梦网”救了他们。彩铃业务，手机的壁纸，定制短信……网易推出了“同城约会”，通过手机短信可以跟同城的其他人去约会——很多非互联网业务拯救了互联网公司。
和那之后的互联网创业者相比，第一代互联网公司的气质性格也非常不一样。当时大家说，互联网就像田园时代，那是互联网的田园牧歌。之后的互联网创业者就是找风口、抓机会，而不是说是我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我更喜欢原创的、在没有找到退路时就冲进来的那个人，而不是觉得这里边存在着大量的机会、可以融到资的时候才进来的人。
前者最关键的是得相信自己做的这件事是有价值的。马化腾一开始就相信这件事有价值，每天能看见用户在增长，用户的使用量在增加，你就不会觉得这东西它没有价值。更多的人呢，他觉得如果没有融资的渠道，没有变现的手段，就不相信这个东西的价值。当时做 ICQ 的人很多，包括新浪、搜狐也都做过 ICQ，网易也做，都没有坚持下来，其实就是自己放弃。只有腾讯一直在坚持，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他坚持做，一直做到大家都看好了，再做就没有机会了。
洪波
又名 keso。1994 年拥有第一台个人电脑，1996 年开始上网。1998 年在个人网站“中国下载”设专栏“keso 乱谈”，对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发表看法。在 DoNews 上的博客“对牛乱弹琴”有很大影响力，目前在公众号“keso 怎么看”继续互联网观察。曾参与《软件》杂志的改版，曾任职于中国网通和 IT 网站 ChinaByte。
题图来自Markus Spiske,Markus Spisk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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