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6, 2019 The Hidden Children

最后一天寒假的假期。昨天晚上巴尼同学问我是不是今天要去一起吃巴尼香肠。我犹豫不仅仅是因为天气冷，还因为那家做兔肉香肠的德国餐厅，也做袋鼠肉，马鹿肉，雉鸡肉，还有狗肉香肠。我并不想去支持一家收购狗肉的餐厅，虽然吃狗和吃其他动物的肉原则上都是不对的，仅仅不吃狗最多是个人选择而不是道德选择。我目前给自己的解释大概是狗是伴侣动物，吃下去的感觉就更接近吃自己的同类，看别人吃也同理。我本来就对人类没有多少信心，并不想消耗剩下为数不多的热情。至于人类中心主义，我目前并看不到解构的希望。

晚上梦见孩子时的自己在吃鸵鸟肉。醒来努力回想什么时候发生过类似的事。想到四五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在东北的抚顺，我年轻的父母和同事带着两家的孩子去动物园玩，里面有个可以看鳄鱼表演的地方，入口有卖现做的鳄鱼肉。因为门票贵，我爸爸带着我们两个小孩进去，在我们的要求下给我们买了鳄鱼肉分食。当时两个人都非常兴奋，觉得吃到了少见的东西。但外面几个大人嘲弄的表情和彼此的示意，都在告诉我们这更可能是羊肉牛肉，我们只是天真好骗而已，而他们虽然知道这是假的，还是慷慨地满足了我们幼稚的幻想。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愤怒。为什么大人——特别是我的父亲——要这样做呢？为了同时显示他们的聪明和宽容，从彼此之间获得共鸣和满足感吗？如果换做是我，我应该会告诉那个童年的自己，在看完鳄鱼表演之后吃他们的肉是非常残忍的事情（虽然我还要费点心思想怎么来解释吃牛羊和植物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我就干脆成全她吃到鳄鱼的幻想。这是她在那个黯淡的小城，和父亲聚少离多的童年里一件值得兴奋的小事。我的父亲那时和现在的我差不多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学校教书。他没有理由看不到这些。他明显是爱我的，也舍得满足他认为毫无价值的孩子的愿望，但我无法因为这些而完全原谅他的自以为是。（孩子真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存在，他们记得太多小事，并在长大之后回溯性地将它们放大，赋予隐喻性的意义。）

我在这个周末开始了一个新的论文章节，关于二战当中被保护的犹太孩子。我committee里的历史学家提醒过我很多次，孩子是Holocaust 拯救叙事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特别因为他们是80-90年代主要开始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他们的父母大多在有生之年保持了沉默）。但是我拖了很久都没有触碰这个话题，因为我对孩子没有什么兴趣。这种印象强烈地来自于Fragments这种从儿童视角写的二战流行文学，最大程度上强化受害者的无辜和施害者的暴行，同时具有情感上的煽动性和缺乏反思的深度。我一拖再拖直到拖不下去了，才开始找Hidden Children (HC)相关的书来看，竟然发现大概HC是我目前读到的最接近当下普遍经验的一类书。这个领域关心的时期主要是战后，讲当时被藏在不同基督教家庭或者修道院的犹太儿童，他们战争中的经验如何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战后作为成年人的意识。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最常引用的标语是“战争结束了，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这些书一步步地分析那些孩子在童年的每个阶段里缺席的情感需求，被忽视的感受和迎合他人的需要如何形成了他们的基本应对方式，而成年后的他们又如何试图来面对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从过去延伸而来的自己。家庭是一个深渊，无论战后原生家庭的父母是否存活下来，都是灾难性的结果，无论留在养父母家和跟随亲生父母，怎么选都是错，何况大多数时候选择权都不在孩子手里，而是战后重建机构的决定。至于同时拥有两个家庭，两种宗教和两份爱这种理论上可能存在的皆大欢喜的结局，一个实际的例子都没有见到。最悲惨的常见情况是母亲活下来，从领养家庭要回孩子再组建新的犹太家庭，而孩子在新的家庭中受到继父的性骚扰直到成年。总体来说，这类回忆录和口述不属于读者最熟悉的那类集中营幸存者控诉纳粹的诉苦文学，德国人出现的次数很少，更直接被表达的是在原生家庭和寄养家庭当中的日常生活和委曲求全。战后的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去适应自己的过去，没有一个人放弃自己，甚至很多人都获得了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与此同时他们大多数都缺乏安全感，对生存的意义保持高度怀疑，并且对此非常坦诚。

我不是想说我有一个像被咬坏的苹果一样很悲惨的《狗十三》那样的成长史。我觉得我的童年大概再普通不过，但再普通不过的童年里也有某些东西永远缺席了，这大概恰恰是它普通的原因。这些缺席的部分和Hidden Children的经验遥相呼应，让我和我面对的文本有更深层的隐秘的对话。HC大概是最近十年里Holocaust Studies里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现在的我对此毫不惊讶。第一代和部分第二代Holocaust scholars大多数是大屠杀的亲历者，而第三代学者之后最多是幸存者的孩子，他们很难从经验的层面跟他们的研究对象直接共鸣，往往要借助于专业领域提供的方法和知识。HC大概是唯一的特例了，相关研究也不是纯对象的，更像是作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