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下）
（一）
人的认识始终不能远超过时代规定的范畴，陈旭麓先生自然也是如此。近几十年来，近现代史有了长足的进步，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人才层出不穷，在不少重大的历史问题上有了与传统不相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当然，这并不能丝毫减弱陈旭麓先生及其著作的光辉，新的观点与看法对于前者同样是一场新陈代谢，这是历史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更是陈先生于九泉之下所乐于看到的。笔者不揣冒昧，特就两个重要历史问题阐述一下新的研究与结论。
1、 康有为相关问题（公车上书、围院杀后）
多年以来，康有为的历史形象因戊戌变法的悲剧及其师徒著作而始终成为正义的化身。如“公车上书”成了康有为一手策划并因此震动全国的杰作，戊戌政变则是西太后的翻脸无情，至于袁世凯日后所写的《戊戌日记》更是反动分子的一派胡言，编造历史。然而，随着姜鸣、茅海建等先生的大量资料梳理与文献考证，证明了康梁师徒的著作（如《戊戌奏稿》、《戊戌政变记》、《康南海自编年谱》）存在极其严重的作伪成分，过分夸大康派子弟的势力功劳，对其自身跋扈嚣张乃至种种失策避而不谈，营造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宿命与悲情意识。事实上，“公车上书”一事岂能是一介举人所能达成？其背后是不愿意签署马关条约的翁同龢等人有意泄露内幕，激发文廷式官员爱国之心，从而鼓动基层知识分子，形成了这么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康有为在其中不过扮演了配角而已。况且，公车上交的文书从未被官员阻碍，反而早已因朝廷的准许而源源不断地从军机处递交两宫，只不过其中的建议离实际国情相差太大，又怎能付诸实践，只不过展现民气可用罢了。
再如备受史家关注的戊戌政变一事，多年来，诸多史学家包括陈先生均相信了康梁师徒的一面之辞，认定了袁世凯的无耻叛变以及慈溪太后的残忍昏庸的结论，殊不知康梁等人从未说出他们“围园杀后”的惊天计划，屡称“袁之密谕，亦无废后之事”。然而，随着杨天石先生从日本档案馆获得核心史料——毕永年《诡谋直记》，事情的真相终于露出了水面，康梁等人竟真如袁世凯所言，瞒过光绪帝暗中策划了大逆不道的擒杀西后的计划。
根据毕永年记载，此事皆康梁等人策划，希望利用袁世凯起兵，让毕本人渗入袁世凯军中，等其围园之际，一举诛杀西太后。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对毕说：“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八月一日，更是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初三日，毕永年的同乡钱维骥更是急告毕氏：“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而袁世凯的态度也绝非肯定，“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半也”，这样的态度自然表明是难以同意，泄密是必然的，因而毕永年连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随后初六日便匆匆离京，政变便爆发了。
从毕永年的论述来看，康梁等人完全是肆意妄为，将帝后之间的本已存在矛盾推向不可调和的地步，竟寻求诛杀太后这样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行为（在当时标准下），这就难怪西太后知晓此事会发动政变，诛杀维新党人并恼怒光绪（认为其参与此事），将其囚禁甚至试图废掉了。在政变失败后，康梁等人枉顾事实，肆意编造历史，极大地误导了中外历史学者，而在政变十八年后公布的《戊戌日记》中，袁世凯的种种可靠记载反到成了篡改历史的铁证了。
2、 袁世凯的相关问题（出卖维新派、刺杀宋教仁）
袁世凯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的内名声极差，根本原因还是其帝制自为，最终失败逊位导致身败名裂。戊戌时期，他本是热情的改革者，相当程度上卷入了维新派的各种活动，并因此让康有为视为王牌与依靠。然而，康梁等人所计划的“围园杀后”在他（恐怕包括绝大多数清廷官员）看来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实力悬殊，成败早已注定，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岂是虚言？倘若拖延观望，一旦阴谋泄露，不仅维新党人身死族灭，袁本人也是在劫难逃，在这种情况下，告密之事着实迫不得已，又何能苛责于他？
至于刺杀宋教仁一事，长久以来均认为是袁世凯、赵秉钧蓄意为之，为的是排斥异己，独揽大权。随着材料的增加，参与者的庞杂，又有了陈其美主谋一说。然而，尚小明先生历时多年，将宋案涉及的完整史料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梳理，重新讨论了事情本末，还原了此案真实面目。
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关系完全谈不上恶劣，国民党人也不能对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产生威胁，赵秉钧更是早已不愿出任总理，他们二人本无杀宋的动机。更何况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根本反对政治暗杀的做法，认为此举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惹祸上身，遭受骂名。在尚先生看来，刺杀宋教仁不过是错综复杂的“宋案”的一部分，它起源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上海共进会会长应夔丞二人的勾结利用，希望通过陷害国民党人来谋求好处（金钱爵位）。在这其中，袁、赵二人的确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但只不过是限于利用个人作风（男女关系、金钱问题）问题去败坏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名声，从无杀宋的指令。反倒是洪述祖无法得到其个人作风证据后，自作主张，诓骗应夔丞，暗示袁、赵授意除掉宋教仁。应夔丞因而认定此事来自最高指示，因而买通枪手武士英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刺宋一案。纵览此案，袁世凯试图通过个人问题制造宣传热点以构陷国民党有之，指示手下刺杀宋教仁则无。然而百年来，诸多史家根据有罪推论以及国民党的宣传，始终未能发掘出历史的真相。
（二）
除了相关史实随着研究深入不断新陈代谢外，笔者在阅读过程中还隐约感觉到了陈旭麓先生在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中所遇到的疑惑与无奈。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尤其是历史分期上采用的是线性发展模式，即历史永远是进步的，总是从低级到高级，新事物从旧事物破壳而出并最终取代旧事物。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必将从原始社会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陈先生在历史论述中采纳这种线性观点，这就使其论述中充满着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如革命派、新文化派乃至日后的最终成功全都是必然的、不可逆转，而立宪派、调和派乃至国民党的失败自然成为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双方各自的成败早在出现时便已被历史做出了选择，这样的论述在笔者看来极容易滑向宿命论，是“天命在吾”在今日的翻版，最终变成论述当下权威合理性的依据，反而并不能更好地了解事情的真相。陈旭麓先生一方面作为唯物史观的发扬者，其论述自然采取这种论调，然而他又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其本人对历史有着丰富的研究与思考，也对线性发展产生不小的困惑，因而在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出这种矛盾与困惑。而在全书附录《浮想录》中，笔者更是感受到陈先生不同于正文论述的独特心态。
这种矛盾突出地反映在了论述清末立宪派（包括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行动与地位问题。
根据革命史观，清末的清廷早已是不可救药，改良也好、立宪也罢都不能挽救其命运，革命党人则是时代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陈先生在论述时也不可避免地采纳了这种说法，“‘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革命代表了民主共和对封建专制的历史否定，但革命在20世纪开始之后成为时代的主流。”（p198）“如果说19世纪最后几年的时代象征是康有为，那么到了20世纪初年则进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时代。”（p260页）明显，陈先生认为二十世纪后就是革命党人的时代，是最新的事物，是对改良派的新陈代谢。同样，在率先论述清末新政的种种进步性后，陈先生依旧肯定清末新政加速自身的灭亡，“所有这一切，都走向了清政府预想的反面”。
然而，陈先生对立宪派却也进行了大篇幅的影响，公正地指出了其在20世纪初年拥有巨大影响，事实上是革命党人的竞争对手，而且其主张与革命党人相似者多，冲突者少，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如“立宪党由少数人的局部的立宪活动，至1910年末发展为数十万人一再签名的全国大请愿”（p264）“对立着的双方都在为沉沦中的中国寻求新的出路，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近代化的制度、国家和社会，因而又具有同一性。”（p270）“无论革命还是立宪，其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清朝卖国，都具有极大的同一性。”等等。
这样的论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既然立宪党人力量雄厚足以与革命党人比肩，观点理想先进，与革命党人具有高度同一性，均为建设现代民主国家而奋斗，不过是手段、政体形式有所区别。这样又怎能轻易下定20世纪初便是革命的世纪、孙中山取代康有为成为时代代表呢？这难道不是从事后的结果去论述历史的发展吗？事实上，20世纪的前十年，改良派、立宪派的力量极为强大，甚至成了开明士绅、知识分子、革新官员的共识，留日学生、各省新军革命者有之、改良者更有之，反倒是革命党人是事实上的少数。更何况革命党本身存在重大弱点，在革命前夕甚至自身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况。清廷的倒台相当程度上是其自毁长城，迟迟不能够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反倒是设立“皇族内阁”，故步自封，丧失了大多数的支持，最终导致立宪党人、开明士绅乃至相当部分的满人都倒向了革命，致使其土崩瓦解。历史本来没有如果，然而历史作为过去的现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改良道路确实有其自身成功的可能，纵览历史的发展是以革命告终，我们也不应“成王败寇”，简单地认为革命从一开始便是历史主流、时代的选择，这样的论断势必是将历史绝对化、简单化而忽视了其中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三）
那么，陈先生当真意识不到这样论述的矛盾性吗？笔者认为不然，陈旭麓先生在其《浮想录》中有其更深入的思考，或许他早已意识到问题所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继续坚持这种绝对化的历史论述。陈先生在《浮想录》中谈论历史与现实时称：“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现实总是受历史支配的，而历史又都是受现实支配的人写的。”多么睿智犀利的评价啊！现实总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决策者无时无刻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每一种选择都可能倒向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果。那么历史作为过去了的现实，必然也是存在无数的可能性，我们又怎能以最后的结果去抹杀曾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呢？现实是受历史支配的，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然而研究历史、著述论说之人又岂能不受现实影响？陈先生在读《汨罗怀古》便谈到：“‘楚怀若纳贤臣谏，千古无人吊汨罗！’此亦设想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在此，陈先生吐露出了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历史总是有各种可能，又岂能真是线性发展，全按规律？只可惜近现代史研究者有太多的无奈，陈先生的著作无论是史论还是史识都足以是算为时代先锋，而其于正文附录中展现的质疑精神、理性思维更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