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红楼梦》在道路尽头的路标旁
徐秀荣新注《红楼梦》成，邮来一大箱稿子，见之肃然。
《红楼梦》乃我国第一妖书，读者常要发狂，或痴迷不已，或恨不得拉杂摧烧之。秀荣发此狠劲，校之注之，显然就是痴魔疯狂了的。
但东坡说得好：“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痴迷疯狂得深了，反而能得静者机，不会狂躁乱动。他先是花了几十年时间收集、整理、编印《红楼梦》的版本、注释与著述。自己研究，也为学界提供资粮。既而以《儒林外史》《老残述记》等小说试手，开注释章回小说之新局。渐渐才展布其注红大业，点染经营，“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山，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
故其作，用力甚勤而收功甚缓，心境竟甚似在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曹雪芹。
我在北京，尝辟西山承恩寺为书院，跟他说：“香山卧佛寺，有好事者建为曹雪芹故居。你何不找一天也来寺中注书？我请人刻石为记，曰‘徐少知校注红楼梦处’；搨为图画，广征师友诗文记录，也可为红学添一韵事。”他却不应，仍回家键户为之。
其家曰里仁馆。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插架不止万卷，刊本已遍十方，兼有析疑论难之乐。《红楼》中骨牌、命数、建筑、工艺、古琴等相关知识，非博与善知识交流诠证不能理解，故不能冷校残书于寒轩萧寺中也。
如是者经营数载，终于七校杀青，可喜可贺！
古人著述，以注解为大事。马融郑玄等大儒名家都要在此显其身手。郭璞注《尔雅》，后人甚至还为它建了“尔雅台”来纪念，屹立至今。可见注书乃是极重要，也极不容易的事，故值得尊敬。近世学风衰敝，夸视自撰、诩炫创新，而看轻了注释，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
但古人注释，以经传为主，诗文次之。小说戏曲，旧时不入士流品裁，因此也没什么人会去注。近世学风，受西方影响，瞩目民间、高抬白话，所以才渐有校注小说戏曲之例。这却是能拓展古来注释事业的，值得推广。
小说戏曲之所以须要校，是因这些材料古人夙不经意，传抄刊印都不讲究，坊肆射利，翻刻尤滥，因而版本猥杂，非仔细校对，难以究明其源流是非、勘正其鱼鲁豕亥之故。
它之所以须要注，是因其叙世情、记世相，涉及当时语言、食衣住行、社会制度、风俗旧例等。琐屑万端，非注难明。而这一些日常生活琐屑物事，又往往缺少文献记载，属于孔子所说“文献无征”的那种情况。所以比注解《十三经》《廿五史》还要难。
这些年，虽然小说戏曲已成显学，所谓“红学”更是军容壮盛，热闹劲和关注度远胜于经学，可实际上注解终究不多，就是这个缘故。
其中，《红楼梦》尤其难上加难。前文不是说它乃我国第一妖书吗？何以称为妖书？就因为它善于迷魅人，能令人昧惑。关于它的内容、主旨、来历、文本、指涉、寓意，从没有两个人看法是一样的。
红学专家们就争论得更厉害了。虽不至于都拳脚相向，但彼此啣恨不相下的情况却极普遍，谁也不能说服谁。
这就是我们红学界的实况。
而正因争论大、分歧多，所以在基本材料上都希望能更确定些。而偏偏《红楼梦》抄本、批本、排印本数量多且关系混乱，本身就需要厘清。其内容，上及天文，下包地理，纵摄满汉，外延番邦，更是名目复杂，常令人不明所以。因而好的、集大成的校注本，红学界久已望之如大旱之盼云霓。
过去当然已有许多前辈做过相关工作，皆可敬佩，然亦皆尚有可补正之处。所以徐秀荣才发愿为此不易为之事。
不易为，是因为校注不比论述，论述可以只讲我的意见，校注却需全面处理所有版本与文本。全面之外还要攻坚。前人注释中不尽不实之处，当然都是特别难的，他必须正面应敌，无从闪躲。这还不难吗？
幸而他做得极为扎实。一是诸本合校，然后提供一个最可靠且好用的版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但都不独尊，诸本合校，择善而从（剔除了靖应鹍藏本。我早年也有文章讨论过靖藏本，定为伪作）。二是重定批语。批语中有重复的、明显附益的，均已剔除。且标明墨色及批语位置。三是注释和绎。注是解释词语、物类、事情；通释前后、说明时世典制等；绎是对文中诗文赋诔判词等韵语做出绎意串读，不只是一般所谓的翻译。这些都劳绩可感，学力可观。
先说校。校不是平列地说某本如此、某本如彼，还须要许多判断。例如第七回焦大对贾蓉说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各本都点改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徐秀荣则依甲戌本脂批“是醉人口中文法”而判断仍应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这就是理校，可显文趣。七十九、八十回各本均分回，只有圣彼得堡本没分，秀荣也选择了这不分的办法，另做说明。
通过校对，也可以看出原作中抵牾失察之处。如二十七回、二十八回紫绡，各本或作紫绢、紫鹃，戚序本狄葆贤批认为错了，秀荣特予摘出以述其异。又，五十八回已说贾蓉续娶了许氏，九十二回又说她是胡老爷的女儿。七十六回，一些本子作冷月葬诗魂，一些作“冷月葬死魂”，一些作“冷月葬花魂”。他判断为葬花魂。这些都是涉及对全书之理解的。
此外，七十七回许多本子都有柳五儿，“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这句话，可是程高本八十七回柳五儿又活了。香菱已经夏金桂改名为秋菱了，一百回却仍称为香菱；前八十回中紫鹃与鹦哥为一人，一百回又二人同时出场；第三回已说鹦哥是贾母身边的二等丫鬟，这回又说她是小丫头，都是前后不符的。秀荣均予以指出而不妄改，以见稿子前后抵牾，可显示续书与前八十回不叶的状况。
注的部分。许多人常会说读小说干嘛还要注？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没注，也没谁看不懂了。其实那是囫囵吞枣还自鸣得意，连发现问题的能力都没有。《红楼梦》有许多地方真个是“非注不能明”的。
例如秦可卿出殡时，前头旗幡上大书“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何谓强寿？当时送殡的八公子孙都来，八公是什么？清宗室封爵共十等，则此八公何来？丧礼中传灯照亡、开金桥、引幢幡，模模糊糊当然都知道是丧礼仪式，但老北京或旗人于此如何辨理，恐怕就不晓得了吧！
反之，作寿，如怡红群芳开夜宴，芳官细细唱了一曲《赏花时》。这看来也没什么。但《红楼》中所有涉及戏曲处都不苟且，如《西厢》只用金圣叹本；听曲文宝玉悟禅时，《刘二当衣》唱的是沈采《裴度香山还带记》第十三出《刘二勒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唱的是丘园《虎囊弹》第四回《醉打山门》。后面这出，宝钗介绍道：“它是一套《点绛唇》”，乃是因为此崑曲全用北曲唱，以《点绛唇》为首，系仙吕套曲。小说刻意写及此曲，为的是引出其中第七支曲子《寄生草》。其词云：“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设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正是暗示宝玉后来景况的，其针缕之细密如此。而偏偏《赏花时》与汤显祖原著颇异，与乾隆时所编的唱本《缀白裘》也不同。为什么？徐秀荣找出曹寅诗来，告诉我们这曲是作者自己忆写的。其中可能刻意收用了曹寅诗的自注：“李青莲诗：闲为仙人扫落花”，这才令人豁然。
凡此之类，书中关涉戏曲者甚多，都唱的是什么戏，又属于什么腔，都有详细考证。这是过去许多专家都犯难且常弄错的，误弋阳为崑腔、不辨南北者，比比皆是。囫囵食枣，遂云知味。
其他历史典故、官制礼仪、地理经济、宗教术数、草木虫鱼、饮食服饰、谜语俗修、酒令博戏、器用工艺、医药养生、建筑园林，也多是无注不明的。许多一般人以为无足轻重之处，往往正是暗藏玄机之地。而且写小说，小说家的伎俩都在哪儿呢？读者通常只追着情节走，殊不知情节需要铺陈、故事须有场景，没那些衣食器用、典制仪轨、宗教术数、草木虫鱼等，就如唱《辕门射戟》的吕布头盔上少了翎毛、《空城计》的诸葛亮手上没有羽扇。场景气氛出不来，情节也很难铺层推进。《红楼梦》尤其在此特弄狡狯。黄华二牍、绛树两歌，言此意彼，而破译解谜，多在术数器用等看似琐末之物事上。因此对名物度数、典章仪制等等之理解非常重要。
像金陵十三钗册上图画及题诗、《红楼梦》十二曲子中涉及的许多命数之说，与八十六回、九十五回相呼应，就是红学家的兵家争锋之地。虎兔相逢大梦归、寅年卯月、日禄归时、飞天禄马云云，到底讲什么，非精于四柱推命者不能知。其他涉及骨牌、文王课等处，往往令人读之茫然，秀荣的注解却都十分精要。
这类好处，不能无限举例下去。他全书注解数千条，发前人所未发、考辨特精者不下数百条，我不能详述。但确实要请读者多予留意，勿轻易滑过。其中讨论老北京及满人习俗、清代典制、工法工序者尤多可观，能解决很多问题。
而除了服务于文本，做为津梁外，我觉得他本身也形成为一种“名物学”的风格。
古代注解，本以名物度数为主，疏释草木鸟兽虫鱼，而后来又渐渐衍成专门，如陆玑之疏《诗》、郑玄之注《礼》，本身都开一传统。日本青木正儿曾由此发展为名物学，近年大陆也颇有扬之水等学者推阐之，但还没涉及小说。事实上，过去曾出版过的若干种《红楼梦辞典》也已有这种苗头了。只是苗而不秀。今徐秀荣之注则秀了。将来总括他注过的各种小说，料能为名物学开一局面，秀而且实。
但名物学并不容易讲，器物考证非常复杂，秀荣所考也不可能毫发无遗憾。
例如卷二十六说琵琶：“初名枇杷，见汉刘熙《释名》。此类乐器原流行于波斯、阿拉伯等地，汉代传入中国。几经改造，有四弦、十二弦。”实则刘熙所说是中国原有的，圆形；西方类似弹拨乐器传入中国后，就改称为阮咸，与西方那种水滴型琵琶不是同一种东西。西方传入，称为琵琶的，源于波斯的四弦曲项琵琶，和源于印度或龟兹的五弦琵琶也不同。他讲得简速，便可能产生误解。
又如第一回注乌帽为“乌纱帽，古代官员所戴”，也讲得太简了。我刚好跋过一则关于帽子的冠服笺，录于下：“昔者男子丁年即冠，本无帽字。仅曰头衣，后称元服，其后士庶皆戴帽。草桱为里，纱为表而漆之，故色黑。唯皇帝自晋以来，皆着高筒白纱帽。故宋邵博《闻见録》云《宣王姜后免冠谏图》宣王白帽。谓此六朝冠也。其余贵胄固仍乌纱与小民同。宋明帝时，司徒建安王休仁制乌纱帽，反抽帽裙，民间谓之司徒状，见于《宋史．五行志》。乃乌纱帽之新样式也，非谓乌纱帽起于此。隋唐以后，乌纱帽虽为正式官服之一端，而实贵贱通用。宋则加双翅，遂与民间通用者不同。元明而降，乃专指官爵云。”无帽有帽、黑帽白帽、由士庶通用之帽到官帽，他只讲个结论，未免欠详。
但名物考诠放在注里又不能太繁冗，所以很难。我并没有求全的意思，只是借此提醒读者：此中多苦辛，内涵也还大有可开展性。
当然校注与较具客观性的名物学终究不一样。注是附丽于文本的，乃是对文本的一种解释。表面上只铺陈事实，其实是伪装无害，以输出自己之观点。
秀荣的观点：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可以放松点看，但曹雪芹至少是主要编者。曹雪芹又为曹寅之孙，于是《红楼》不可避免与出身内务府包衣这个身分的家族关系密切。小说中叙事道物、生活方式、风俗习语，遂自然与老北京或满人相同相关。他那些满人风俗、北京惯习、清代典制之考释，均可辅助甚或强化他这一观点。其次是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切开，后面的乃是续作，故与前面原作及原初构想有许多矛盾或不协调。
在细部人物情节方面，他认为对袭人不应负面看待；香菱应是被夏金桂迫害致死；探春将远嫁海隅不归；湘云应嫁了卫若兰；妙玉流落，却未必就入了妓院；惜春后来出家乞食；王熙凤返死金陵；巧儿得刘姥姥相助，与板儿成亲；李纨晚年不幸，贾兰亦卒；贾芸在贾府衰败之后，曾有一番作为；宝玉的意淫不过是体贴人，与肌肤之亲无一定关系等等，跟续书和一部分红学家也不一样。
这些都是他新注的旨趣所在。一方面可为纷纭聚讼的红学定其是非，而另一面其实也是提供了一种新说，是通过翔实缜密的版本汇校和字句考察来确定文本及其涵义的“红楼一家言”。
我觉得他做得很精彩，但能否杜其他流派之口却还不敢说。
例如东鲁孔梅溪，他只注说是作者虚构人物，便忽略或避开了主张《红楼梦》与反清复明、吴梅村才是作者一类见解者在这个人物身上的设想。
他在许多地方考证出了语言物事的北京渊源，可是那许多江淮方言是怎么回事？颇有些人以书中多江淮方言、吴语等而认为作者应是冒辟疆、洪升等南方人呀！
秦可卿死时贾珍去找了一副棺材板，说是出在潢海铁网山上，原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用的，因他坏了事而没能用上。棺材板，如此讲究，其中必有寓意，义忠亲王坏的是什么事？秀荣说指因罪革职或被圈禁。恐怕回避了造反。潢海，最直接的涵义就是造反。而若指造反被杀，自亦可影射清初三藩或其他许多事，小说之故事就未必仍要扣在曹府上说（他七校时已说明了潢海意指造反）。
再者，依批语找线索，固为红学之正路，但批语，尤其是所谓脂批，近年也颇遭质疑。日前他的处理，未必遂能服质疑脂批者之心。因为有些批语固然看起来好像批书人跟作者编者很熟很亲昵，可是这种熟是现实中的熟还是读小说而形成的经验之熟呢？十九回庚辰本有一夹批就说：“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曾亲睹者”，可见批语中也多的是读者亲见亲知，与现实未必相干相涉，据之而论续书之是非，不如开放言圃，众声喧哔。
换言之，秀荣新校注，虽已网罗无遗，囊括一切，破囫囵为昭晰，汇文辞而定义矣，但网开一隙，犹有未来英雄可行之径。其他嘉惠学林、承前启后之处甚多，则不赘颂焉。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