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仁微刊No.3|你身边有俞敏洪式思维的男人吗？
小时候，电视剧、小说等告诉我，女人对男人的盼头就是高富帅；长大后，当我有了一定的阅历，我对男人的盼头是三观一致；而最近这几天，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俞敏洪，俞老师突然告诉我们，女人对男人的盼头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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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查阅了一些数据：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7-2018）》针对18-25岁的在校学生进行了专项调查，他们大多数都是90后，结果还是有些出乎意料：
家庭在90后年轻人的心中分量很重，在几选项中，排名第一。
有趣的是，在择偶的考虑要素中，他们眼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温柔、体贴、有家庭观念，超越了颜值、才华，甚至经济条件。
这些数据反映出女性对于伴侣真正的期待要求明显与俞老师的想法是不相符的。
当然，俞老师在舆论的压力下道了歉。
但可以看出，他的观念没有本质的变化。根据俞老师的观点及逻辑，我画了一个图。
如图一，左图为俞老师的认知，在他的论述中女性是影响国家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右图是较为贴近事实的情况，影响国家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是每一个人。
以俞老师的身份和地位，他所站的高度及视野，都超过了一般大众。
为什么在他明显了解现实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忽视，而固守与事实不符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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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开始，人们就会产生对自我、他人以及世界的看法。而且人们认为这些信念是绝对真实和正确的，认为世界“本来就这样”（Beck,1987）。
在俞老师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母亲和妻子对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都是一直默默扮演着引导俞老师成功，可以随时“牺牲”的女人角色。
正如俞老师道歉中的核心思想“男性会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这就是他信念中既定的“事实”。
在俞老师言论里说到的女性，正是描绘了母亲和妻子这两个形象。只是他把个人的经验和信念，放大到了国家的层面。
现实情况中相反的情况，并不会影响他的核心信念。
因为他有坚持的信念，则会选择性的注意能证实自己核心信念的信息，忽略或削弱相反的信息。
比如出现“女方要求男方有车有房”、“女方要求男方买买买”等信息时就会激活核心信念；而出现“男方对女方的要求”时会被贬低为“是女方现要求的”，遇到“女方注重男方孝敬老人、健康、办事能力等”和“男女人格平等”等信息就会忽视。
这一切都是自动发生的。如图二就展示了这种信息加工的模型。
而在俞老师自身的经验中，母亲和妻子对他的引导，经常与自己拼搏事业联系在一起。
所以在观察其他人的时候，总是能够发现与自身情况一致的情况，并且认为这种特质的概率是很大的。
这种情况称为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也叫视网膜效应。
这种效应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比如你买了一辆红色的奔驰，后来发现大街小巷有很多辆红色的奔驰，你会认为最近买红色奔驰的人变多了，大家都变得更富有了。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其次从逻辑上来看，俞老师的逻辑存在很多问题。
根据Henel (1962)的研究表明，人们并没有对一般的概率推理和逻辑推理进行区分。
逻辑推理的典型标志是三段论：
大前提：动物都有刺，
小前提：猫是动物，
结论：所以猫有刺。
在这个推理中，推理有效，但结论不是真的。因为大前提不是真的。很多时候人们都会在推理中犯这个错误。
而概率推理，则是根据所观察到的概率性事件进行的概括和描述。
俞老师的论述看似是逻辑推理，实际是根源于自身认知偏差的概率推理。
Haward（1983）发现，我们通常会按照实用或概率的方式行事，而不一定按照逻辑来理解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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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俞老师又发表了道歉，至少是平息了一部分网络的情绪。
但情绪容易消散，认知难以改变。
不仅仅只有俞老师给女性下了定义，我浏览相关评论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相当多的男性都在强烈认同“俞老师”的言论。
网友的这一行为，可以说是主观验证（subjunctive validation）的体现，比如“美女都很温柔”这个命题，一个温柔又美丽的女孩子可能会比较赞同这个命题，因为这符合自己的性格，尽管“美女”和“温柔”没有必然联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点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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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抛开赞同的一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么多的男性会认为中国女性的最高追求是物质金钱呢？
总结起来，这些男性有三种很强的特质：
1.父权制的拥护者
留言中许多代表的言论称，女性就应当担负家庭内部事务的全部，说得好听点就是“相夫教子”。
而男性为了积累物质财富只用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
这样明确的分工明显是父权制的体现。
1969年凯特米利特在她撰写的《性的政治》中创造了“父权制”（Patriarchy）一词。
父权制是男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统治女性的一种社会结构，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两性生理上的不同，而是文明建设之初长久以来形成的（Millett，1999）。
资本主义父权制严格地规定了两性的性别角色分工，试图将两性在家庭和社会公共两个领域都限定在特定的分工中。
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照料者（nurturer）的父亲”的角色才被提出，父亲对孩子生活的参与的重要性也进入心理学研究的范围 (Lamb, 2004) 。
2.物化理论的代言人
支持俞老师论点的人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没有将中国女性看作是有独立思想的群体，他眼中的中国女性是家庭的配角、男性的附属物、整日围着灶台孩子转的保姆。
将女性降低为物而非人时，“贴标签”和居高临下的随意评价，就会成为理所应当的行为。
Fredrickson于1997年提出的物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表示，对女性的物化就是将女性降低为性物品，女性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
物化理论是从对女性外表过度关注的角度提出的，而物化这个词语本身在哲学领域早有提及。
Nussbaum（1995）用最明显的语言将物化定于为：将一个人更多地看成物品而不是完整的人，即去人性化。
Loughnan等人在2010年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关注女性的身体多于面部时，人们会赋予这个女性更少的智慧和道德准则；被性物化的人们会被赋予更少的共情。
这些研究都说明当女性被物化时，是被剥夺了人性的，这样的观念和态度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如性逼迫、性骚扰和性暴力，及受害者责难。
近些年来常提到的“荡妇侮辱”就是一个被物化观念影响的现实体现。
3.权威主义人格的执行者
“教育界、商界领袖”这个具有权威的角色，或许让俞老师以为，自己被赋予了一种可以任意评价他人的特权。
权威主义人格的个体并不是抱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在追求权威，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盲从，会对那些不符合权威定义和传统文化的群体造成无端伤害和攻击。
对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是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开始的。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人们在这段时间里突破以往的道德底线，做出许多难以置信的大规模残忍行为。
Adorno等人通过对反犹太主义特质及其量表和种族中心主义特质及其量表进行了研究、整合、筛查，最终得出了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nality）量表。
他们把权威人格的特征分为以下三类：
1、因袭主义：顽固地坚持传统观念和习俗。
2、权威主义服从：屈从于当局，过度将内群体理想化。
3、权威主义攻击：提防、谴责、拒绝和惩罚那些违反传统价值观念的群体和行为。
鲁迅先生在《补白》中有一段话：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
妇孺是上不了台面的，然而一面要拜才女，捧神童。
虽然过去了快一百年，但这样的老先生还是一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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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老师通过真诚的道歉，平复了部分公众的情绪。
但评论区的人们如果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亲密关系，会怎样呢？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男性从家庭中的抽离，只负责赚钱，而将照顾老人的责任落在女性身上，对孩子的培养也变成了“丧偶式教育”，严重时甚至连男性出轨也怪罪到女性头上。
是不是很熟悉？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7.0%；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 万对，比上年增长5.2%。
对比近两年的数据，我们能够看到，结婚的人越来越少。
人们能在关系中感受到幸福和爱，而亲密关系则是这种愿望最集中的体现。
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课题。
1、尊重对方
尊重在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相互尊重能够构建出平等的关系。
尊重的态度是：当我告诉你，我看重你的不是钱而是你的品质。虽然你曾认为女性都是物质的，但会理解和接受我，而且在相处中会不断询问我的想法。
不尊重的态度则是：当我告诉你，我看重你的不是钱而是你的品质。虽然你曾认为女性都是物质的，但仍然会认为我在骗你，或者虽然说着相信，但依然用物质的方式和我相处。
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尊重是不以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别人身上，而是接受他人真实的想法和行为。
多问一句：你是怎么想的呢？
2、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要，询问对方的情绪和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矛盾的。
明明希望获得爱，却对别人十分冷漠。
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也没有察觉这种需要引发的情绪。
不知道在无情对待别人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期待，那是对关注和爱的需要。
当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具体需要，可以告诉对方：我希望你能在周末抽出半天陪伴我和孩子。
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探索情绪背后的需要，是我们为了找到自我做的功课。
其次是主动去观察和感受对方的情绪和需要。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可能会遇到先理解我们的人；但如果你爱的对方做不到，那么就需要努力去争取。
只有当我们先理解对方的时候，相互理解才更有可能发生。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一本书，是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
相信会对你有帮助。
3、亲密关系是独特的
每个人的亲密关系都是自己最核心的部分，没有一种理论或者方法是可以直接套用在自己的关系中。所谓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两个人的沟通问题，最后还是要两个人来解决，需要完全担负起在亲密关系中的沟通责任。
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逃避，不要忽视。勇敢的面对吧。
你们的身后还有我们。
References：
戴雪红.（2000）.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审视.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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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2015）.阿多诺对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及其中国意义.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74-77.
郑楠.(2017).权威主义人格对女性自我物化倾向的影响：威胁与社会服从的作用.
Beck,A.T.(1987).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panic disord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Elisabeth M. W.(1995).Das land, wo milch and honig fliesst : perspektiven einer feministischen theologie.
Friedrich, J. (1993). Primary error detection and minimization (PEDMIN) strategies in social cogni- 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confirmation bias phe- nomena.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298-319.
Hawkins,J.A.(Ed.).(1988).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New York:Blackwell.
Henel, M.(1962).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ogic and think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69, 36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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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 M. E. (Ed.). (2004). The role of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John Wiley & Sons.
Skinner, B. F. (1938). 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 Appleton-Century-Crofts New York NY.
Skinner, B. F. (1953).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Macmillan New York NY.
作者：微刊小组成员
编辑：虫虫怪
审校：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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