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

1.人生而自由，却又时时处在枷锁之中。自认为主宰一切的人，反而更像是一切的奴隶。

2.社会秩序是一项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3.人性首要的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了理智的年龄，能够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4.生来平等自由，为了利益转让自由。

5.公意永远是公正的，并且永远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但是并不能由此推出人民的考虑永远具有正确性的结论。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是总能看清楚幸福的真正意义。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只有当人们受到欺骗时，他们才愿意接受不好的东西。众意与公意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它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但是，把这些个别意志中的正负抵消掉，剩下的部分仍然是公意。

6.当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形成的时候，对它的成员来说，这种集团的意志就是公意，但是对国家来说，这种意志就是个别的意志；这时我们能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而不再和人数相等。虽然分歧的数量少了，但是所得出的结果并没有更符合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大到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结果就不再是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是一个唯一的大的分歧了。这时，占优势的意见便只是一种个别的意见了，公意也就不再有了。所以，为了让公意很好地表达出来，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存在派系，并且每个公民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伟大的莱格古士（传说中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的国王）的独特而高明的制度就是因为这个出现的。但如果存在了派系的话，就必须让派系的数量增加，并且要消除它们之间的不平等，

7.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人格，它的成员的结合就是它的生命所在。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么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来推动并安排它的各个部分向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向发展。自然赋予每个人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权利，同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利是绝对的。当这种权利受到公意的指导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它的名字就变成了主权。

8.意志之所以变成公意，是因为它以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作为标准，而不是把投票的数目作为标准；

9.但是如果全体人民对他们自己作出规定，考虑的便只是他们自己了；这时如果存在某种对比关系的话，只能是两个不同观点之下整个对象之间的对比，整体并没有什么分裂。这时的规定就是公共的，就好像意志是公意一样。我们将这种规定称为法律。我之所以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是因为法律考虑的是臣民的共同体和抽象的行为，而不是个别人和个别的行为。所以，法律可以规定各种特权，但是却不能把这种特权明确赋予任何一个人；

10.但是却不能规定个人是属于哪个等级的；法律可以确立一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却不能选定国王和王室。总之，立法权利中没有与个别对象有关的职能。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根据这一观念，关于谁来制定法律的问题已没有必要问了，因为法律是公意的代言；我们不用质疑君主是否高于法律，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我们也不用质疑法律的公正性，因为大家对自己都会是公正的。我们更不用问为什么人是自由的但是又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

11.人能够争取自由，却无法恢复自由。

12.社会的自由。至于“平等”这个名词，它所指的绝不是财富与权力的程度要绝对相等，而是说，对权力而言，它没有变成任何暴力的工具，而且只有法律与职位才能赋予行使权；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富有到可以购买另一个人。

13.除了所有人共同的准则之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隐含着某些原因，让它不得不用独特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且让它的立法只适合于自己。就是因为这样，古代的希伯来人和近代的阿拉伯人就以宗教为主要标准，罗德岛以航海，迦太基与梯尔以商业，斯巴达以战争，雅典人以文艺，而罗马则以道德。

14.整个共同体自身起的作用，也就是说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或者说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比率是由比例中项的那个比率组成的。对这种比率进行规定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倘若这种法律是明智的话，我们也有理由称之为根本法。

15.第二种关系则是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成员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就前者而言，这一比率应该要尽量地小，但就后者而言，则应该尽量地大。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公民对其他公民都拥有完全独立的地位，对城邦则非常依附。这永远是用相同的办法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国家的强制力才能使它的成员获得自由。这第二种比率产生了民法。

16.真正的宪法，即使以往的法律已经消亡，它或使它们复活，它可以使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继续保持，而且能不知不觉地用习惯的力量来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习俗、风尚，特别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不知道的，然而一切其他方面的成功都有赖于此。这正是伟大的立法家在秘密地专心致志从事的方面，尽管他把自己局限在制定单独的规章上，事实上这些规章都仅仅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只有成形缓慢的风尚才能最后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无法撼动的拱心石。

17.国家是因为其自身而存在的，然而，政府却只能是因为主权者而存在。因此，君主的统治意志便只能，或者应该和法律或公意相符合，他的力量只是集中在其身上的公共力量部分，一旦他想让自己获得某种独立的、绝对的行为，整体的联系便会开始涣散。最终，倘若君主拥有了一种比主权者的意志更为活跃的个别意志，而且他还令自己所掌握的公共力量服从于这种个别意志，以至于相当于有了两个主权者——一个是权力上的，一个是事实上的，那么，社会的结合便会在此时迅速解体，同时，政治体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18.共同体便必须拥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要求自我保存的固有意志，就必须有一个单独的“我”，有一种为其所有成员都共有的感情。这种单独的生存就要有审议权与决定权、大会、内阁会议、种种权利和称号以及属于君主所专有的各种特权，同时，要使行政官的地位能够随着他的职责更加艰巨而成比例地更加尊贵，而到底该以什么方式在整体之中安排这个附属的整体，让其在确定自己的体制时不至于变更总的体制，从而使他能够始终区别以保存国家为目的的公共力量和以保存自身为目的的个别力量。一言以蔽之，令其永远准备着为了人民而牺牲政府，而不是为了政府牺牲人民，以上便是困难存在的地方。

19.是这一流转过程既简捷又规划得好，那么不管人民所缴纳的税款为多少都没关系；人民总是会富有的，财政状况也总会良好。反过来，不管人民所纳之税有多么少，若是连这一点点也不能回到人民手中的话，那么如果不断地缴纳，人民不久就会资源枯竭。这样人民就永远都是贫困的，国家也永远不会富足。由此可见，政府与人民的距离越远，赋税负担就会越沉重。

20.国家的解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出现。首先是君主不再依据法律来管理国家而是篡夺主权权力。这时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是政府在收缩，而是整个国家在收缩。我是说，大的国家解体了，同时在内部又形成了另一个仅由政府的成员所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对其他人民来说，就只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和暴君。因而，从政府篡夺了主权的那一刻起，社会公约就已被破坏了，于是每个公民就又恢复了他们自然的自由，这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义务的了。当政府的某个成员篡夺了那种只能由他们集体才能行使的权力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它同样是违法的，而且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有多少个行政官就有多少个君主；同时，国家的分裂也不亚于政府的分裂，结果不是灭亡就是改变形式。当国家解体时，政府的滥用职权，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滥用职权，都统称为无政府状态。与此相异，民主制则蜕变为群氓制，贵族制则蜕变为寡头制。我还要补充说，王政就蜕变为暴君制；但是最后这个名词意义模糊，有必要加以解释。

21.暴君是一个违背法律、干预行政而又按照法律实行统治的人；专制主则是一个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所以，暴君不一定是专制主，但专制主则一定都是暴君。

22.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主权者就再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所以他们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又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述，所以唯有当人民聚集起来时，主权者才得以行动。人类的思想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狭隘。正是我们的弱点、罪过和偏见，将它们束缚住了。卑鄙的灵魂是一定不会信任伟大的人物的，卑贱的奴隶们则会带着讥讽的神情嘲笑着“自由”这个名词。

23.因为政治体的本质就在于服从与自由两者的一致，而臣民与主权者这两个名词乃是在同一意义下的相关语，这两种观念的结合就是公民这一名称。

24.即创建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依靠契约，而是依靠法律；行政权力的掌握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即可委任或撤换他们。对这些官员们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是服从的问题，并且在领受国家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已，并没有在条件上讨价还价的权利。

25.公意就是全体国家成员的经常意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是自由的公民。在人民大会上，当人们提议制定某项法律时，他们对人民提出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它是否符合公意，而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提议，产生的这个公意就是他们的意志。

26.法律虽然不能规范风尚，但是使风尚诞生的却是法律。在立法工作薄弱的时候，风尚也就会退化；而在这时候，法律的力量无法完成的事情也不能被监察官判断出来。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对保持风尚来说，监察官制是有用的，但是对重建风尚它却是完全无用的。你可以趁着法律权威旺盛的时候设置监察官；但是法律一旦丧失了力量，一切就走向绝望了；如果法律不再有力量，所有合法的东西也不会再拥有力量。

27.就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不管是一般，还是特殊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即人类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祭坛、没有仪式、没有庙宇，只限于对道德的永恒义务，以及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内心的崇拜；它是朴素而又纯粹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的神圣权利。后一种宗教写在国家的典册之中，它规定了这个国家特有守护者、这个国家自己的神。它有自己的宗教仪式、自己法定的崇拜方式、自己的教条。除了尊奉这种宗教的国家之外，其余所有国家在它看来全都是化外的、野蛮的、不敬神的；它仅仅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伸张到和它的神坛一样远的地方。一切民族的原始宗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积极的或公民的神圣权利。

28.第二种宗教的好处则在于它把对法律的热爱与对神明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并且因为它能使祖国变成公民崇拜的对象，从而教育他们效忠国家亦即是效忠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政体之下，除了君主之外人们决不能有其他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决不能有其他的牧师。于是为报效国家而死亦是慷慨殉道，而违犯法律亦是亵渎神明；让犯罪的人受到公众的诅咒，也就是让他承受神的震怒：Saceresto（让他去受诅咒吧）。但是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谎话与谬误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欺骗人民，使人民迷信、盲从，并且让人们对神明真正的崇拜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更糟糕的是，当它变为暴君制与排他性的时候，它就会使全民族变得毫不宽容和嗜血，然后它就只能靠屠杀和谋害才能够维持下去，并且还相信杀死异教徒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这就让这样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处于一种天然对立的战争状态，那样对它自身的安全是十分有害的。

29.人类这个字眼并不假定构成人类的个体之间有任何真正的结合，而只不过向精神提供了一个纯集体的观念。假如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补充这样一个假设：让我们想象作为一个道德人格的人类被赋予一种共同生存的情操，这便赋予他以个性并成为一个个体；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普遍的能为着一个与整体相关的总目标而把各个部分都发动起来的动力。

30.人与同类处于这一关系之中的这一体制将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将发现，和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自然法则（还不如称之为理性法则）只有当激情发展到使它那全部的教诫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开始发展起来。社会的进步会唤醒个人的利益却窒息内心里的人道。由此可以看出，大自然所颁布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条约，是一幕地道的幻景；因为它那些条件是无法实现的抑或是永远无法认识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抗拒它们或是漠视它们。（如果普遍社会不是存在于哲学家的体系里，而是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那么，正像我所说过的，它便会是一个道德的生命，与构成它的那些个体生命的品质截然不同，它有着自身固有的品质，就像是混合化合物的性质不是来自于任何一种成分。大自然教给一切人的，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神经中枢，可以用于所有部分之间的通信；应该有一种普遍的语言作为人们互相沟通的普遍工具。公共的利益就应该存在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联系之中；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像是在一种简单的集合体里那样；相联系的总和会大于那种单纯相加的总和；公共福祉将成为个体幸福的源泉，远不是公共福祉建立在个体的幸福之上。）

31.人们所创造的不平等和自然赋予人们的平等之时，不至于忽视其最高的智慧：在这个国家，这两者配合默契，完美地结合，以最有利于社会和最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来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民福祉。

32.人们彼此相知的那种愉悦风气使得人们不是将热爱领土而是将热爱公民当做爱国。

33.人们一旦适应了主人就很难离开他们，即使已经挣开枷锁，他们也只会离自由更远，因为他们误把那种与奴役对立的过度的放纵当成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