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一个符号叙述学研究

作者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P104-111页

摘要：梦因为过于缺乏形式规律，种类过多，很少是叙述学研究的对象。梦具有独特的文本性和叙述性，因此是一种叙述文本。它按叙述文本的规律，对梦材料进行选择和组合。但是梦者只是梦的受述者，梦的叙述者是大脑的另一部分，虽然对叙述的机制我们至今不甚了解，但是梦与虚构和幻想有极多的符号学与叙述学的相通之处。梦是人类在进化中继承下来的生理－心理功能，对人类保持幻想能力，增进叙述本领大有助益。

一、为什么叙述学应当研究梦

叙述是人类把世界“看出一个名堂、说出一个意义” (human being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by telling stories about it)的方式，［Bert O.States，“Dream，Art and Virtual Worldmaking，”Dreaming，Vol.13，No.1，March 2003.］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组织方式。［M.Mateas and P.Sengers，“Narrative Intelligence，”Proceedings of the 1998 AAAI Fall Symposium，Orlando:Florida.］甚至有学者认为“讲故事、听故事”是从“智人”阶段以来，人类生存的必然需要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必需物序列应当是“食－叙－性－住”。因为“许多人没有性，没有遮蔽，也活了下来，但几乎没有人能在沉默中生存，而一说话几乎立即引向情节叙述”。［Reynolds Price，A Palpable God，New York:Anthenum，1978，p.4.］

梦是人类接触最多的叙事。就人的生活本身而言，梦也远比一般想象的更为重要。平均每个人一昼夜要做梦两个小时，做六至七个梦，从几秒到20分钟不等，其中只有在REM(Rapid Eyes Movement）阶段头脑才活跃到能做出容易记住的梦。

梦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古人就已熟知，这从远古典籍中关于梦的记载之多就可看出。五千年前巴比伦楔形文字记录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中，那位古巴比伦国王就做了不少梦，他的母亲尼苏娜是详梦女神，为其解说即将发生的事。这是现存人类第一个详细的梦记录及其解读。中国早期古籍中梦记载数量极大，古文献集《逸周书》记载了大量文王、武王、周公的梦境，看来以梦为行政指导，是被认为治世有道。正因为梦的情节光怪陆离，神秘莫测，不符合人类文明生活的逻辑与常识，因此一直被视为了解神意的途径，至今被认为可以借此预知未来；而在现代，心理学者认为梦是窥见人的主体精神奥秘的钥匙。

因此，对于梦的好奇，是任何文化中关于人的思索之重要环节。但是梦始终没有成为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界对梦的“叙述性”及其形成机制至今不得其解。中国叙述学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更少，至今只读到龙迪勇十年前所作的《梦：时间与叙事”》一文。［龙迪勇:《梦:时间与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

梦是不是叙述？很多人认为梦是感知，本身并不是叙述，正如经验是感知而不是叙述，只有用某种媒介重述以后才成为叙述。吉尔罗就强调：“正在做的梦是经验，不是文本”，因为“文本有边界，形成整体结构”；她又进一步说明：“有的梦文本是叙述，并非全都是叙述。”［Patricia Kilroe，“The Dream as Text，The Dream as Narrative，”Dreaming，Vol.10，No.3，2000.］她的意思是，只有一部分梦是文本，而其中更少的一部分是叙述文本。研究梦的著名学者，例如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只把梦的再述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弗洛伊德明白再述会造成困扰：“梦的世界无法形诸于语言。”［Sigmund Freud，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New York:Avon，1965，p.10.］但是他们把梦再述看成研究梦本身的唯一途径，几乎从来不讨论这两者的区别。因为梦重述被 (语言、文字或图像)媒介化，获得了明显的文本性与叙述性，梦本身的叙述性就可以存而不论。

本文认为：梦本身就是叙述，本文将集中检查讨论梦的文本性与叙述性。

首先，梦是已经被媒介化的文本，梦由梦者的心像 (视像、语言、其他感觉)组成。经验面对的是实物世界，梦者面对的是被心像再现的世界。固然，心像载体缺乏通常符号载体的物质性，但是符号载体并不一定要有物质性，载体只是传送携带符号意义的感知，这种传送甚至藉物质的缺失来传送，即所谓“空符号”。

心像 (最主要是视像和声像，但是也包括其他感官经验的心像)可以非常生动地再现世界的经验。经验中的感知，是纯粹直观的，并不是媒介化而携带意义的符号；梦的对象不是直观感知，而是符号，因此才组成梦叙述的符号文本。弗洛伊德说“梦里的每一个符号都可以被看作是代表另一个符号”，［Freud，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p.13.］这“另一个符号”就是原符号的解释，梦是由符号组成的叙述文本。

梦叙述有意义，但是意义不一定是人类现在的知识水平所能理解的。古代的详梦，现代的精神分析，当代的梦心理－生理研究，每个方法都扩大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至今学界还是无法解决梦释义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不是说梦没有意义，而是说梦并没有人类清醒的叙述活动的目的论意义：梦无法达到某种设计的意义传达，因为下面会讨论的“梦叙述者”，没有给它意图性。

维特根斯坦反对弗洛伊德理论，他认为“梦无特定目的，无本质，因为梦的种类如此之多”［Ludwig Wittgenstein，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edited by Cyril Barret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他的看法是对的：任何一种释梦理论只能解释一部分梦。从古至今有所谓“梦孵化术” (dream incubation)，即让人睡前接收某种暗示，这些方法，只能增加梦到某种内容的概率，却无法决定梦会得出某种意义。因此荣格把梦分成“小梦”与“大梦”，后者又称“有意义的梦” (significant dream)，据荣格说此类梦可以揭示许多重要内容，是“我们心理经验的宝贵财富”，经常是“终身难忘”［Carl Gustav Jung，“On the Nature of Dreams，”in R.F.Hull ed.，Dream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76.］。而“小梦”是没有记住的，无关紧要的，不值得作解释对象。吉尔罗的说法是：每个梦“都有内容，只是某些有信息”［Patricia Kilroe，“The Dream as Text，The Dream as Narrative，”Dreaming，Vol.10，No.3，2000，p.4.］。我个人认为，能否有可以解释的题材、主题、信息，不是叙述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带着意图 (主题意义)讲出的故事，甚至小说或戏剧，也有不少难以索解。叙述是再现一个卷入人物活动的变化，就此而言，任何梦都是叙述，是否“有意义”却取决于解释者的能力。

梦有形成文本性和叙述性的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即选择 (聚合轴操作)与组织 (组合轴操作)［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提出的的“浓缩”(condensation)与“置换”(displacement)两种修辞方式，要总结梦在聚合轴与组合轴上的复杂操作，远远不够］。梦的材料显然来源极广，并不一定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的欲望”。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个人过去经历的记忆，做梦时受到的刺激，混合着这些材料的想象［H.Hunt，The Multiplicity of Dreams:Memory，Imagination，and Consciousnes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这些记忆并不是都能进入梦，最近的、显著的 (例如心理学家称为“创伤”的记忆)材料相对优先。虽然我们至今不太了解这个选择过程，这个机制之存在却是明显的。梦的乱 (incoherence)、怪 (bizarreness)则是选择与组合共同起的作用。

关于梦的组织，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梦文本结构的一些重要特征，例如有开端、发展、高潮，却不一定有结局。荣格认为“有意义的梦”起承转合俱全，这是他对极个别梦(“大梦”)的要求［Jung，“On the Nature of Dreams，”pp.74 －75.］。大部分梦没有结局，因为在高潮时，梦者就很惊奇，此刻往往惊醒，或是梦境转向别的“线索”。而没有结局，是梦的模糊表意方式的重要特征，因为结局是清晰的目的论标志，总是携带者重大伦理意义：有结局的梦并不多。

就以上各点 (媒介再现、内容意义、文本结构)而言，梦不是初阶的经验或感知，梦是典型的再现叙述文本，具有明确的文本性和叙述性。梦者自己是梦叙述的主角，梦者自己是梦叙述必然卷入的人物之一。由此，无论我们能否解释出“意义”，任何梦都符合“再现卷入人物的事件”这个叙述文本的底线定义。

二、梦的叙述方式

梦的神秘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梦者对梦中所见无法指挥，无法躲避，似乎它们并不是梦者自己的头脑所产生的［Ernest Hartman，The Function of Sleep，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萨特也指出过，梦者的一大特征是“失去反思的警觉” (loss of self－reflective awareness)［Jean－Paul Sartre，The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Seracus，NJ:Citadal Press，1980.］，无法明白自己的存在的虚实。梦者既无处理环境的能力，也无能力检查或调节自身反应。王充《论衡·订鬼篇》中的描写很准确：“当其见，其人不自知觉与梦，故见其物不能知其鬼与人。”［王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45页］这局面与各种病态与药物所致幻觉相同，心理学家达马西奥描述癫痫病者的“失神”发作：“他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能在一定程度上听别人讲话，但是思想若即若离，……一个完全清醒的大脑瞬间失去自我意识。”而他把“意识”比作“大脑中的电影”，因此“失去自我意识”就是无法控制这个电影［转引自保罗·约翰·依金:《阅读自传时我们在读什么?》，《叙事》(中国版)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做梦也落入非常类似的“失神”局面，因此，梦者无主体性，他的自我意识不在场，他是梦叙述的被动接收者。

但是上文已经说过，梦的内容是经过选择和调整的，是叙述组织的产物。那么组织这些材料的是谁，哪里去找拥有主体性的“梦叙述者”呢？各种详梦师认为梦叙述另有主体：掌握命运神秘的某种力量，把梦植入梦者的头脑；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是梦者受自己的潜意识控制，梦在完成梦者清醒时未能实现的愿望。按弗洛伊德说，这种愿望源于爱欲与死亡本能，荣格则说是人类头脑中的原型意识。

当代梦研究的主要力量，已经从精神分析学转向神经生理学［J.F.Pagel et al，.“Definitions of Dream:A Paradigm for Comparing Field Descriptive Specific Studies of Dream，”Dreaming，Vol.11，No.4，Dec.2011，pp.195－202.］。霍布森是神经生理派的领袖。1977年霍布森与马卡里提出：梦是前脑 (forebrain)处理从脑干 (brain stem)发出的神经元信号的产物，由此他们提出“激活－综合假说”(activation－synthesis hypothesis)。此后梦研究者在这个方向上多有开拓［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张杰 (译音)教授进一步提出:梦是头脑把短期记忆转向长期记忆时引发刺激的后果］。但是，梦能够在清醒时加以分析，说明其内容不完全是生理的，而是生理与心理的复杂组合。霍布森在1990年代后的研究，带上强烈心理学色彩。他指出“做梦的头脑是一个自行组织的体系，无需一个高一层的控制”。梦的情景怪异，组织混乱，正是因为这种自我组织能力有限，很难把各种元素植入一个“前后一贯的叙述”［David Kahn and J.Allan Hobson，“Self－Organization Theory of Dreaming，”Dreaming，Vol.3，No.3，1993.］。梦叙述没有一个主体控制，因为控制组织梦的就是同一个头脑。他的绝妙比喻是，做梦就像一台电脑不工作时进入休眠状态，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同一台电脑生成的“屏保图像”(screensaver)［John Allan Hobson，The Dreaming Brain:How the Brain Creates both 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Dream，New York:Basic Books，1998.］。心理学家达马西奥也认为“大脑的故事没有讲述着，只有一个可以称为‘讲述者效应’(teller－effect)的东西，一个只能在叙事母体中出现并生存的自我”［转引自保罗·约翰·依金:《阅读自传时我们在读什么?》，《叙事》(中国版)第三辑，第67页］。也就是说，叙述者是自我的一部分，但是只能寄存于讲述之中，无法分离出来。

这个“自我组织”的理论，承认了叙述的发出者与接受者，是头脑的两个不同部分［对此，Solms提出生理学证据:大脑顶叶 (parietal lobe)受伤者，会不再做梦(Mark Solms，The Neuropsychology of Dreams，Mahwah NJ:Erlbaum，1997)］。任何叙述应当是一种符号传达，是一个主体把故事文本传送给另一个主体，但是在幻想、错觉、白日梦、梦境这样的自我符号中，是主体的一部分，把叙述文本传达给主体的另一部分。

因此，梦叙述是机制复杂的叙述，至少从追寻叙述者的角度来说是最复杂的。一方面，梦如看电影：梦者不是叙述者，而是受述者。梦叙述不是梦者的正常自我在起作用，而是自我的一部分主体(可以称为“心眼”)在感知。另一方面，我们又说自己在“做梦”，是因为梦的叙述者也在我们的主体之内：问题之复杂就在这里。在把这个复杂关系弄清楚之前，我们可以总结出梦叙述有以下两个特点：

• 首先，梦者不是梦的叙述者，而是梦叙述的接收者、感知者。梦叙述必然是这个主体单独接受，任何人无法代替或窥见别人的梦境。梦者只具有感觉到梦叙述的意识，因此梦者是梦叙述的受述者。通常梦者并未意识到自己处于做梦状态，有时候梦者感觉到自己在做梦 (在所谓“透明的梦”之中)，但是依然无法控制这个梦中的任何情节，因为这部分意识只是梦叙述的受述人。这部分意识不可能用任何梦修辞改变梦叙述的内容。梦者醒来后对梦做二次叙述，只能是尽可能回忆并复述这部分意识的感知，而由精神医生来处理与第一层次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我梦见”是自我矛盾的，应当改为“当现实之我完全让位于虚构之我时，后者感知到”。［高松:《梦意识现象学初探:关于想象与梦与超越现象学》，《现代哲学》2007年第6期。］
• 其次，梦的叙述源头，弗洛伊德称为“梦工作”(dream work)的梦意识，是梦者自身意识的一部分。因此，梦叙述是一种自身叙述，即意识的一个部分，把故事演示给意识的另一部分看。但是我们对梦叙述的发出意识了解最少，因为无法直接观察。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形成实际上是两种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一种力量择取了梦材料，另一种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这一过程很像电影制作班子，对大量拍摄的材料所做的剪辑加工。其结果是梦者感觉到的梦或幻觉经常是扭曲的，不连贯的，使用了各种“修辞手法”，虽然不一定全都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审查”压制过分暴露的性内容。一位梦者告诉笔者，她在某件广泛报道的公交车火灾灾难之后，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落在燃烧的车里，但是燃烧之中，意识似乎跳了出来，从空中看到这辆燃烧的车，然后又回到车里，直到把自己吓醒。显然这位梦者是受到事件报道的惊吓，而且报上的照片给她的印象很深。害怕身陷火灾是欲望，加工的方式却并不一定是压制变形替代，相反，可以是更加显豁清晰。

这种“梦叙述”，与梦的再次叙述很不相同：梦者醒来后对别人讲梦境 (例如对精神医生)，或对自己讲梦境 (例如回忆或日记)，也不包括别的叙述样式 (如小说、电影)情节涉及人物的梦境。所有这些叙述方式，都可以说是梦的“再次叙述”。再次叙述失去了梦叙述的许多重要特征，实际上除了“内容”外，媒介已经变换。文本已经换了一个叙述者人格，叙述已经归入其他体裁。对精神医生说梦的人，与其他自述者无异；日记记述梦的人，与其他记日记者无异。因此，《红楼梦》小说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依然是“石兄”让空空道人抄下的故事的一部分；而《红楼梦》电影描写梦游，则是电影框架叙述的一部分。

正因为梦是叙述加工的结果，它不是自然的经验流程，而是被叙述过程加工过的文本。因此从远古起，详梦就是一个重要的窥见秘密的孔眼——不管想看到的是什么秘密。这也就是为什么梦叙述，与白日梦，与幻觉 (包括伤病致幻、临终感觉、药物致幻、灵感致幻、精神病者的感觉等)非常相似。此时清醒的意识主体被悬置了，虽然难以完全隔绝清醒意识：做梦时往往卷入意识感知到的经验，例如周围环境的声音 (风雨或人声呼喊)，例如冷暖和触觉。但是梦无法用清醒意识理解之，只能激发出相应的幻象，如《列子·周穆王篇》中所言：“阴气壮，则梦涉大水，阳气壮，则梦涉大火。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列子全集》，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年，第46页。］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说梦话的人说‘下雨了’，哪怕真的是在下雨，而且他受到雨声的影响才做这样的梦，他依然没有说出真相。”［Norman Malcolm，A Memoir，Oxford University Press，p.79 ff.］因为梦叙述不是事实性叙述，客观世界正好下雨只是巧合，“非事实性”是梦叙述的体裁规定性。梦者的反应还包括一些肌肉动感 (包括口腔动感造成的“谵语”)，这种动作是对梦境中自己行动的内模仿，不是清醒意识的产物。

梦者的主体实际上分裂成两个部分，同居一个大脑。与清醒时、尤其理性主导时，主体的合一状态不同，此时它们互相难以沟通：梦叙述的叙述者，可能非常人格化，因而每人梦不同。但是这个叙述者人格却隐而不显。这并不是因为学界研究得不够，而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格”本质上是无法探查的：探查的意识本身就改变了这个无意识叙述源的构成。

对这样一个“梦内叙述者”的存在，弗洛伊德倒是有所理解。他把梦分成“显梦”与“隐梦”，认为显梦 (即显示给梦者的梦)是隐梦变形的产物。“在梦中，有个心理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量创造了表面的连接，从而对梦工作创造的材料进行经过‘再度加工’(secondary revision)”［Freud，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p.486.］。显梦是经过叙述加工的，其过程类似于再述梦境时进行的整理，即在材料中建立文本所需要的序列与整体感［Freud，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p.537.］。既然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已经有叙述加工，弗洛伊德对梦的再述之可能的扭曲也就不再担心。近年梦生理学的进展，似乎揭示了这样一个梦加工器官的存在，索尔姆斯发现，脑顶叶 (parietal lobe)受损伤者不再做梦。［Solms，The Neuropsychology of Dreams，p.34.］

三、梦与虚构想象

梦与讲故事的虚构，相似的地方很多。弗洛伊德称作家的创作过程类似做白日梦［Sigmund Freud，“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见赵毅衡等编:《现代西方批评理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4－101页］。斯台茨认为用形象连接成为故事，是人的内在能力，用回忆中的经验材料组成情节，却因人而异，因此是外在能力，做梦与讲故事实际上是同一种活动的不同类型，讲故事只是另一种条件下的做梦。［Bert O.States，“Authorship in Dream and Fiction，”Dreaming，Vol.4，No.4，Dec 1994，pp.237 －253.］

梦的内容，有个重大特点，就是“负面题材”占绝大多数。加菲尔德曾经调查统计全世界各民族从古至今的梦记录，发现都有12种最常见的共同题材，而且都是不愉快的：被追打；跌落淹水；落入盘陀路找不到方向；被剥光；伤病死亡；灾难临头；考验失败；误船、误机走不脱；丢失财物；设备失灵；被鬼魂追逼［Patricia Garfield，The Universal Dream Key:The 12 Most Common Dream Themes Around the World，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1.］。另一位研究者发明了一台“电脑梦机器”，八个频道，只有一个频道是“快乐”，其余都是苦恼［Sean E.Voisen，Computational Generation of Dream－like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the Uncanny Dream Machine，ProLLC，NOOK study eTextbook，Barnes＆ Noble.］。东汉王符《潜夫论·梦列篇》列出梦十种：“阴雨之梦，使人厌迷；阳旱之梦，使人乱离；大寒之梦，使人怨悲；大风之梦，使人飘飞。春梦发生，夏梦高明，秋冬梦熟藏。阴病梦寒，阳病梦热，内病梦乱，外病梦发。”［王符:《潜夫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动因各异，但是大部分梦境的确是不愉快的。

斯台茨认为这些负面题材不是“主题”，而是“情节素”(motif)，因为不一定是整个梦说一件事。但是这些的确是人类梦的共同“原情节”(ur－plot)，可以称为梦的原型。斯台茨进一步作出结论：“梦的专门领域，就是不愉快经验”，梦有一种“明显的负面性”(pronounced negativity)［Bert O.States，“Dream，Art and Virtual Worldmaking，”Dreaming，Vol.13，No.1，March 2003.］。梦之所以对人类如此重要，上百万年的进化史，并没有能把梦从人类机体中清除出去，甚至没有能弱化这个机能，肯定有其积极功用。但是梦究竟在人的生命中起什么功用，却是人言言殊，至今不知其详。斯台茨猜测这功用就是警示危险： “由于梦中终无大碍的反复灾难演习，人们才不至于开车冲出悬崖。”

同样，虚构故事的大部分题材，也是悲剧性的，是对各种危险的警示。巴尔特《叙述结构分析导论》的最后一句说得很隽永：“差不多在相同时间 (约三岁左右)，幼小的人类‘发明’了句子，叙述，俄狄浦斯故事。”［罗兰·巴尔特:《叙述结构分析导言》，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本文由慧田哲学推送］他的意思是原始人类发明叙述是为了平复心理创伤；中国人耽于历史叙述，司马迁说《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书中所记载的，的确大部分是坏事；至今新闻中大部分报道的也是灾祸。叙述对灾难似乎有特别的关系：有学者调查，社会性的大灾难之后，“梦像”更为紧张［Ernst Hartman and Robert Basile，“Dream Imagery Becomes More Intense After 911/01，”Dreaming，Vol.13，No.2，2003.］。叙述也增多了，历史、新闻、小说、电影等都热衷于把灾难作为题材。

但是我们读到的故事，大部分都有惩恶扬善的报应结果，这样的《春秋》写法，才能让“乱臣贼子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研究表明，主人公“陷入圈套”、 “被追捕”、 “面对难题”，是民间故事必有的“功能”，并且最后总能战而胜之；格雷马斯的情节行动元模式论也揭示出，主人公必然面对“反对者”及其帮凶，最后总能完成人生使命。这是因为讲故事与梦不同，讲故事是一种“社群文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群责任，首先要让听者能懂、能感兴趣，要让听者得出伦理结论，要尊崇社群的规范与期待，故事的结局是这种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而梦是完全个人性的，无须付任何群体责任，因此无须用一个结局来惩恶扬善提供善恶报应。荣格已经说到梦的结尾经常付诸阙如［Carl G.Jung，Dreams，fr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R.F.C.Hull tra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80.］。斯台茨总结梦叙述的结构：梦总是“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 beginning)，展开中充满了难以解释的错落断裂，最后没有结尾就结束，有“结尾”也是无结论的不结之结 (inconclusive ending)［Bert O.States，Dream and Storytelling，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75.］。

虽然现实生活永不落幕，讲故事却始终沾沾自喜于它的幕落得如何精彩。尽管生活老是在反抗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在叙述作品中依然可以设法取得控制权。现代文学叙述有强烈的破坏叙述结构的冲动，因为现代作家明白结构是作品强加于生活之上的。要破坏结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破坏结尾。这就形成了“开放结尾”小说的潮流。例如劳伦斯·杜勒尔的《亚历山大利亚四重奏》四部曲，每个部分结束时都有一个附录，称为“写作提示”，写出“小说之后读者处置本书人物的各种方式”。叙述本无须结尾，结局是社会意识附加给叙述的，不是叙述的本有逻辑，只是群体需要一个克默德妙称为“结尾的感觉”的镇纸压住结尾。［Frank Kermode，The Sense of an End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讲故事必须得有一定规矩，而做梦不负社会责任，这就构成两个极端。而处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幻想：幻想没有付诸文字言辞，因此尚未被文化所完全规范，幻想时头脑处于清醒状态，因而情节比较连贯，接近于讲故事；但是其媒介则是心像，因此接近于梦。讲故事－幻想－梦，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人的“叙述连续带”。哈特曼建议把人的“认知意识”分成四阶： “清醒思考” (focused waking thought)，“清醒暇思”(loose waking thought)，“幻觉与白日梦 “(reveries and daydreaming)，“梦”(dreaming)，进一步把“幻想”分成两个阶段［Ernest Hartmann，“Outline for a Theory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Dreaming，”Dreaming，Vol.6，No.2，1996.］。这个说法的好处，是把白日梦看作是“非清醒”，笔者认为白日梦开始脱离语言，转向心像，这个媒介变换才是关键。

梦者实际上是主体分裂后的产物：在梦中，梦者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梦，在梦的世界中，“我”实际上并不在做梦。而在幻想中，主体也是分裂的：“现实世界的我”并不进入幻想，亦即正在幻想的我，无法进入幻想。分裂出来的“第一人称我”，在幻想中，不可能意识到“我”是在一个被上层主体“我”创造出来的世界中经历幻想。

如果对于半清醒意识的幻想，这一点还比较难于理解的话，对于梦，这一点就是常识：做梦的“我”实际上没有看到梦，而梦中的“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做梦，“我”被“我”自己的分裂隔成两半。我们把后者称为“梦者”，这个“我”不是清醒的我，“我”是梦世界中的存在。这里就可以用上《庄子·齐物论》中那个尽人皆知的典故：“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在虚构中，在幻想中，都有这种自我分裂的情况，“必有分矣”，只不过没有梦叙述那么激烈清晰。

这是叙述主体的普遍规律，笔者称之为“二我差”。二我差典型地表现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尤其是描写成长经历的小说：我说的故事，是一连串的“我”的经历。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似乎是一个人，因此叙述言语主体与经验主体似乎合一。这二者是不同主体：叙述者“我”成熟，饱经风霜，愤世嫉俗；人物“我”经常是幼稚天真，等着渐渐长大。前者的语言犀利尖刻，后者的心理生动亲切。一个成熟的“我”，回忆少不更事的“我”在人世的风雨中经受磨炼认识到人生真谛的经过，成熟的我作为叙述者当然有权也有必要，对这成长过程作评论。在第一人称小说式的格局中，“二我差”最终会渐渐合拢、消失，因为人物渐渐成熟，渐渐接近叙述者“我”。任何虚构－幻想－做梦，都是在二我差中进行的，此我非彼我。彼我是另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中的我，此我无法进入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只存在彼我。此我只能做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

这就牵涉到梦的特殊时间性问题。梦与幻想，与讲故事不同：讲故事是事后回溯，因此其情节在过去展开，讲述事件必在故事之后；幻想与梦，并不是事后的回顾记忆，而是此时此刻感知当场发生的事件，因此其时间永远是此刻，正如演出叙述 (戏剧、电影等)，其事件永远是此地此刻。甲骨文的“梦”作形，是人在床上以手指目。按皮尔斯的说法，手指是“目的只在引发注意”的指示符号：梦总是此刻的再现构成事件，心像永远处于现在时。梦的情节是绵延的此刻心像再现的组合。心像不能存储，不能记录，它不能回溯 (除非梦中人物讲故事)，也无法预言 (除非梦中人物做预言)。只有当梦的情节“跳断” (这是梦中经常发生的事)，或者是梦者自己另做一梦做，即“二阶梦”(像电影《盗梦空间》那样)，但是这时候梦者依然不能判断自己是否回溯到过去。［龙迪勇《梦:时间与叙事》是中国叙述学者中详细讨论梦叙述的第一文，笔者得益匪浅。但是此文认为“像其他叙事一样，梦也呈过去时态，它也是对失去的时间的追寻，因为只有过去才能让人切切实实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这个论断可能需要商榷。］

正因为梦是许多此刻组合而成，心像的一个大特点，是空间感觉比时间感觉分明的多。梦的开场经常是个场面，常被称为“语境化形象”(contextualizing images)［Ernest Hartmann，“Contextualizing Images in Dreams:More Intense after Abuse and Trauma，”Dreaming，Vol.11，No.3，Sep.2001.］。此后情节的推进，依然空间感比较清晰，这与想象或错觉相当一致。我们可以说：时间是清醒意识叙述的主要特征，在语言叙述中，时间是主要维度，因为语言的本质是记录性的。如果用有时态的语言来描述当前的梦境的话 (即是说，梦者说起话来讲述)必定是用现在时，正如人物在舞台上活在电影里描述情景，也是用的现在时。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推进，用语言才能清晰表达，用基于语言的思维才能清晰分析。

梦创造“现实之外”可能世界的本领使人惊叹，而且让我们随时可以造访，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在梦中，我们具体地触摸到我们存在的边界，因此看到控制不住的“潜意识”世界，看到超凡入圣的超越世界，看到与所在世界平行的世界。没有梦，人类就没有艺术，没有宗教，也不会讲述故事。

有了梦，以及几乎在模拟梦的幻想，人类就不仅仅拘谨守成于只看到眼前的“脚踏实地”的两足动物。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中，梦作为一个重要生理－心理功能保留下来，必定有一个原因，梦的研究至今找不出这个原因。本文行文至此，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难题：

人类在进化中之所以没有淘汰梦的原因，是梦有力地加强了人讲故事的能力。梦帮助人类向越过日常所需的层次，朝虚构探出身去，让人似乎无须作特别努力，“自动”地对自己讲故事，在幻想中超越人卑微庸常的在场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