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当代堂吉诃德”——“过时”的写作者
【编者按】：
七幕人生制作的中文版百老汇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即将于明年1月在北京保利剧院正式封箱。《我，堂吉诃德》以戏中戏的方式讲述了堂吉诃德为梦冒险的故事，即将售罄的封箱轮承载了太多工作人员和观众粉丝的情感，四年来，舞台上的堂吉诃德目睹了超过30万观众感动的泪水。
在和他说再见之际，我们开启了“寻找当代堂吉诃德”的系列人物访谈计划。我们寻找不同行业、不同背景，但是同样抱有骑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人，将他们的故事带到你们的身边。
你会发现，即使舞台上的堂吉诃德即将与我们告别，身边依旧存在着无数的追梦骑士。
这是系列专访的第一篇，我们采访到了建投书局总经理、前《新周刊》执行总编陈艳涛。
和陈艳涛聊天的整个下午，我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在这个速食时代，她身上温柔而坚定的气质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媒体人的样子。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陈艳涛很不“骑士”，也没有世俗眼光中女强人的样子。但从最初的记者，到现在的建投书店总经理，在这条路上，她做的最简单却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忠于自己。
“过时”的写作者
——“寻找当代堂吉诃德”陈艳涛篇
2009年，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陈艳涛被两位同事拉着谈心，急着回家的陈艳涛显得有点不耐烦，“我可以回家了吗？”，收到的回应却是“你答应了就可以。”
她们要陈艳涛答应的，并非其他，正是担任《新周刊》杂志主编一事。
“主编不是我主动争取来的”
当时的陈艳涛满心疑惑。
在那时的《新世纪周刊》，她是文化板块的负责人，另两位同事分别负责社会和财经，前主编离任后，投资人认为他们三个都是新任主编的候选人，然而陈艳涛对此却没有意图。
“我其实都没做过什么所谓的职业规划。”陈艳涛顿了顿又补充了句，“也可以说是害怕。”对于30岁要达到怎样的职位、40岁要达到多少年收入这些事，她感觉距离自己很遥远，实际上，对于更多其他的事情，她的选择都没有那么目标明确。
因此，“做主编”也压根不在她的计划之内。
“他俩资历都比我长，有专业能力，在杂志社的威信和人缘都比我要好，比我更适合接任主编。”陈艳涛显得更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复杂的管理和人情世故她不想也不太会参与。这之外，不愿意升任主编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这可能会改变她的生活节奏和状态。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另两位同事一致劝说她来接任主编。理由是他们认为陈艳涛对内容所坚持的纯粹程度，让他们自叹不如，而一本拥有坚硬内核的杂志必然需要一位内心坚定的主编——两位同事认为陈艳涛才是最适合的那个人选，觉得她能够做到把杂志内容保持在一个水准之上，而他们也愿意帮她做到这一点。
那次教堂前的聊天之后，陈艳涛接下了这个工作。
即使是在十年前，这样的任职过程也很少见。这似乎是最初做纸媒的那批人身上的共性，不管是记者还是编辑，“所以至今我都觉得这个行业有很多高尚的人，他们做出选择的判断标准完全出于公心。”
从《新世纪周刊》主编到《新周刊》执行总编，杂志成了陈艳涛身体中生长出来的一部分，后来，她更是把本就是媒体领域现象级的《新周刊》推向了另一个维度。
眼前的陈艳涛言语和缓，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着自己的故事，似乎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到任何极端的情绪。我断然以为这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和气质，但陈艳涛解释记者这个岗位也反哺了她。
任何做内容的工作都是功利不来的，即使在主编的位置上，她的心态也没有因此改变。“我愿意示弱。比如在财经和社会新闻上我不是行家里手，我就会直言跟同事说，你们要是不帮我我就会死。”陈艳涛一时间像孩子一样略带害羞地笑了，在同事的眼里，陈艳涛有很天真的一面，这也是他们很想保护的一面。
作为向世界提问的人，到底处于什么位置
成为记者属于机缘巧合的一步。陈艳涛在西北大学的研究生读的是历史专业，在一次和美国加州大学合作的项目中，她有机会对中国陕西农村进行经济调查。当时的她还只是作为加州大学博士的助手，跟着一起去到了陕北、陕南和关中的很多乡村。
陈艳涛主要负责完成一些个案的调查问卷，问题都是类似于“多少人口”的数据问题。过程中，她发现相对于冷冰冰的数字，自己更想了解的是背后的故事。
当时，一位17岁的新娘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住在窑洞里，还穿着红衣服，带着喜气。”这个新娘每天的日常是怎样的？她的婚姻生活怎样？这些问题缠绕着陈艳涛，促使她去了解这些别人可能会忽略掉的东西，并迫切地想要讲述出来。
陈艳涛笔下的故事成为了那次项目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当时带队的美国导师曾给陈艳涛发了封邮件，信中感谢她赋予了数据以温度和人情味，并认为她具有成为记者的潜力——对普通人的好奇心和讲好一件故事的能力。
那是陈艳涛第一次觉得记者这个行业并没有那么遥远。
在正式成为记者之后，这个岗位持续影响着她的方方面面，不管是看世界的角度还是处世的方式，陈艳涛感受到至今都在发生着作用。
平等，可能是最深刻的一点。从事记者工作以来，陈艳涛报道过很多重大事件，也采访过众多名人，但在她眼里，所有人都是值得真心交流的对象，没有阶级之分，在故事面前，每个人都独特而唯一。“我的概念里没有男神女神这种概念，也没有所谓重要的人这一说。”
曾经也是名记者的我深知，新闻事件发生时，当事人就是所有人都在追逐的对象，当事人就站在世界中央。这是命运所给予生命的最大的公平。
谈及这个行业中的人物，类似于法拉奇，或者阿科斯塔这样的记者形象，由于咄咄逼人和剑拔弩张的工作风格，他们的事迹可能更容易传播并被大众歌颂和追捧，同时也成为一众记者的偶像。
但陈艳涛对此不以为意。
似乎不管干什么事情，陈艳涛都不愿意带着太强的目的性，她害怕什么东西一刻意为之，就变味了。“我没想过要把什么写得惊天动地。”她是一个叙述者，叙述被记录者的故事，尊重故事和主人公本身，它们不应该沦为噱头。
忠实，这是陈艳涛用以描述她写作过程的词，又何尝不是形容她本人的词汇。写作这件看起来是向外输出的过程，实际上理应像陈艳涛所讲，是向内的修行。
去年，陈艳涛来到了建投书局担任总经理。
当《新周刊》主编离职，去了出版行业，外界开始唏嘘了，有关媒体衰落的说法又开始发酵，但只有陈艳涛自己知道，她的离开，甚至是其他任何一位媒体人的离开，都不是因为这个行业的衰落。
去年，《新周刊》不得不面临被新管理层改造的命运。编辑被边缘化、甚至编辑制度被取消，对于任何一本编辑中心制的杂志来说，都无疑是本质上的改革。
陈艳涛无法接受这一切，所以选择离开，以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方式维持一个媒体人内心世界的平衡和执念，不可谓不疯狂。
疯狂到她也不确定自己的这个选择对错与否。
“到今天为止，我都不敢说这个决定我做对了，到现在还有很多矛盾和挣扎的地方。”最让陈艳涛头疼的可能是从文化内容生产者到零售业运营者的转变，相比于前者，后者大多数时候是在“算账”，“现在可能都称不上是在做内容了吧。”所以陈艳涛有时会想，专业写作和运营管理也许是相互消磨的，尤其是对写作者来说，大多数日常管理当中的琐事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种消耗，同样的时间段内必然会顾此失彼。
陈艳涛在新工作适应了一段时间以来，逐渐找到了和谐的方式——努力把白天和夜晚分开。
“我不是为了投奔更好的未来而离开《新周刊》的。”相反，陈艳涛其实是在用离职维护自己对内容的坚持，而此时刚好有一个机会出现在她的面前，是她过往所做的所有事情的总和。
《新周刊》是她的一场梦，现在的建投书局更是。
在老东家《新周刊》，她带领团队创办了新周刊（广州）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开辟了媒体融合的新路子，还推出了《新周刊二十年精选》（三册）、《新周刊口述史》以及《新周刊》观点供应商丛书六册，这些对于陈艳涛都是纪念。
而建投书局作为中国建银投资旗下的文化出版产业平台，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一个书店的角色，更多的是综合文化空间，甚至城市的文化地标，书店和杂志一样，作为传统传播媒介，在当下速食时代，都被新一代消费者推着变革。陈艳涛觉得她要做的还有太多了。
陈艳涛笑称自己是过时的人，觉得自己和堂吉诃德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过时感”，但我并不觉得她是在自嘲，相反的，这是值得被珍惜的一点。
“可能很多人都过于跟着时代跑，什么有热度就做什么。”在陈艳涛眼里，堂吉诃德被人嘲笑和不理解，也许只是因为在人人都懂得明智选择的社会里，执拗和一根筋都被看成是人群中的异类。
陈艳涛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不到“别人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谓的“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洁癖，他们外表展现出来的或许疯狂或许冷漠，却鲜少有人理解他们其实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心里的那一点执念。
“人真正的个性其实不是体现在表面上的桀骜不驯，而是在骨子里你真正能抵抗什么以及坚持什么。”
从陈艳涛当记者入行以来，到现在，好像她想写的文章、想做的事情，甚至她的性格，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职场和人情世故的改造在她这里失灵了，大概就是多亏了这份坚持和执拗。
“从我办公室看出去，天明天暗特别明显。”那时临近黄昏，陈艳涛透过落地窗看着外面的一切熙熙攘攘，好像又慢慢切换到了从前某个时间点上的记者陈艳涛。
【人物寄语】：
陈艳涛：“对那些刚进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少一点“应该怎么样”，而是“想要怎么样”，不要太在意这个时代或者旁人的评价。所谓的“见天地、见众生”，其实最难的还是“见自己”。
【投稿邀请】：
我们深知身边更多沉默的普通人同样有着骑士故事，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七幕，通过“寻找当代堂吉诃德”的契机，让这些人的故事都可以被看到。
所以欢迎任何读者在后台留言，讲述你自己或者身边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珍视。
我们等着听。
建投书店投资有限公司专注于文化产业经营，致力于整合优秀内容生产和输出能力，打造中国领先的产业经营品牌，向中国“高知、中产”阶层提供高品质文化消费服务。公司旗下现有文化品牌、图书出版品牌“建投书局”，文创品牌“此处生活；自媒体品牌“拾貳象岛”、“JIC书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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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
《我，堂吉诃德》
封箱轮
1月24日-1月27日
北京·保利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