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学在当代如何复兴

按传统来理解，儒家是以”仁“为核心的，我们在现代语境中，依旧基于这种核心，并对其进行了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等等的解读方向，但是这种多角度的解读方向实际上是西方的研究思路。在中国，其实儒家和其余的春秋各家一样都是作为一种治国理政之道出现的，但是现代很多人对儒家的认知往往停留在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方面，将它视为一种伦理之学，而非它原初意义上的治国之学。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儒家本身就是一种由道德伦理阐发的政治学说。我们不可否认儒家中包含着道德伦理的思想，但如果我们将这种道德伦理思想视为儒家最终的价值旨归则是对儒家大大的误解，有断章取义之嫌。

儒家在创立之初，是由孔子周游列国讲学而发展壮大的。孔子身为人师，他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像私塾里的老先生一样传授知识，仅仅做到传道受业解惑，他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公知显然是带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孔子谈”仁”，教人要追求仁，它是需要靠礼作为手段辅助实现的。“克己复礼为仁”，对礼的实现和维护在孔子看来就是仁者最重要的体现。但是，“克己复礼为仁”之说并不仅仅将克己复礼的结果及目的视为仁，“仁”仅仅是一个表面的结果或者说是目的。

那么，人为什么要为“仁”呢？儒家似乎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似乎就像一个先验命令一样存在，让人趋之若鹜。私以为，儒家虽然所谈的是伦理道德，但是他最终要维护的实际上是政治国家的有序。“家国同构”的思想是儒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重要影响的一个体现。孔子不仅谈作为一国之主该如何治理天下，还谈寻常百姓该如何成为仁人、君子，表面看似是一种涉及多主体的伦理之学，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秩序的统一的治国之道。此治国之道绝非仅供于帝王，而是授于全体国民的。作为天子有其要求，作为臣子有其要求，作为百姓尚有其要求。每个人都被视为政治参与的主体，以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而维护“家国”的秩序，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一种“共治”。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否认孔子、颜回个人所追求的那种至上境界的崇高性，如果认为孔子、颜回的境界仅仅停留于对政治秩序的维护，那么这就是对上述言说的误解了。孔子、颜回所追求的境界不局限于社会生活之中，而是远高于社会生活之上的，但是，他们的境界却不脱离这个社会。儒家学说要求整个国家都遵从仁道，百姓为实现仁，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服从三纲五常的约束；对于君主而言则有上天作为约束，整个国家统一于一个严密的伦理体系中，这种伦理体系实现了家国同构，从而上升为一种政治体系。儒家能在中国长存两千年之久，并长期被奉为国学的原因，与儒家“家国同构”的这种治国之思所带来的国家成员内部的黏性密不可分。同样，我也不是否认了儒家思想中包含着的宗教学、伦理学、人类学等意义，而是认为儒家思想，至少是说从整体的思想体系来看，它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性的。

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实际上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但是在现代生活中，儒家却在走向衰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的所要求的社会基础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不匹配。

儒学作为一种伦理学化的政治体系，之所以使得国家具有高度的黏性，是因为它理论核心实则是“同”。“同”并不是对“仁”的否定，实际上“同”是“仁”的目的。家族内部需要“同”给予家族向心力，使得家族成员“同”而“和”，才能让古代的家族内部团结、和谐，具有凝聚力。家族内部的这种“同”，在儒家看来就是通过血缘关系实现。而在国家中，君主被要求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里的“好”、“恶”，不能以简单的喜好、厌恶去理解，而应该理解为“同”。因为人的好恶之情不是人主观能够控制的，并且是十分个人化的，不能简单说要去喜好、厌恶某物就能做到喜好、厌恶的。这句话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君主要重视民的喜好、厌恶，做到换位思考，将自己放在民的位置上去斟酌政策的制定。因此，”与民同乐“实际上也不是说君主和人民一起感受快乐，这句话的重点是”同“，而非”乐“。君主能不能感受到快乐实际上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君与民在民所乐之事上与民表现为同属于一个立场。因此，君与民同乐的实现是君主做到君与民在政策制定上与国民的切身体验相同。从上述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在封建时代所追求的“同”实际上是一种“小同”，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对君主的严苛要求，甚至于整个儒家思想主宰社会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严格要求来看，都是十分封闭的、狭隘的、保守的，人性在这种时代中受到了压制。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要求的严苛性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却是极其有效的。古代时期，由于社会基础的要求儒家所要去追求的那种“小同”，在政治上是为了去适应封建君主专制的。

因此，我们现在就不难理解儒家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会走向衰败了。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民主化思想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而传入，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受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冲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盛行使得人成为了原子化的个体，人们所维护的政体也从封闭、保守的封建制度转变为了民主制。古代社会的人之间由于政治、文化的保守性，人民生活的步调基本一致，差异微乎其微，“同”远多于“异”。而到了现代，每个个体处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异”大大增加，甚至是“异”多于“同”，这就完全不同于封闭的古代社会下的人民状况。古代的社会基础与儒家思想相辅相成，而到了现代，人类理性被发现，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儒家思想内含的政治目的却依旧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这种离心化趋势完全就与儒家所要求的”同“完全地背道而驰了。但难道这就意味着儒家在现代必然要走向灭亡吗？在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儒家意识到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国家内部成员步调的高度一致是极其重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与人民的同质化现象成为必然要求，因此，儒家在当时所追求的“小同”在当时便很好地契合了这一需要。

儒家这种以道德理论进行申发的政治学说，它是具体的政治制度，也是具体的道德规范，内化于整个中国文化之中，即便是在没有法律的制约下，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也会有意思做到慎独，用仁道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人在这种道德背景之下，道德既是个人之事，又是涉及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的。人在追求道德的过程中不是盲目的、孤独的，而是在彼此的参照中自我反思、相互激励的。而当代中国，一方面儒家的伦理道德在崩塌，另一方面虽然西方的法治文明引入，但是对于个人的法律约束范围之外的道德行为就变成无人管辖的处境。西方有宗教，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底线进行约束，同时也指向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中国虽然开启了法治文明，但却失去了传统的道德规范。

虽然现代社会基础的发生了改变，国家统一不再要求国家内部具有高度一致性，人民需要同样也被赋予了高度的自由，以不损害国家统一为前提的异质化趋势成为了社会主流。但是，并不是说现代新儒家如果要走向复兴要放弃“同”，如若这样儒家就不再能称为儒家了，恰恰相反，新儒家应该更加重视“同”，对“同”进行一种现代性的阐释。因为现代社会下的个人虽然信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但这种原子化的状态实际上也是被人们所厌恶的。这种海德格尔式的孤独的被抛状态并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这种状态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被迫的选择。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实际就是一种混乱状态，这就使得处身其中的人逃离不了被迷茫感、孤独感所笼罩。现代人同样被认为包含着“同”，但是这种“同”往往是抽象的“同”，例如平等、自由等等之类的模糊概念，这使得人在面对现实的具体道德情境时完全是迷茫的，最终做出的道德行为也常常是因人而异，这就使得现代社会充满着混乱。

综上，传统的适应于古代社会现实的“小同”思想由于对现代人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启蒙思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此，要化解这种冲突，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混乱问题从“同”的思想从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阐释，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同时又生发于现代社会的基础，以民主制的要求为最终导向，才能使儒家思想产生出现代性的生机。